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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是國家近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大學制度源於西方，中國舊式教育資源不足以爲近代型的高等教育提供範本。而那時，能夠補此缺陷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源便是來自西方的基督教士，他們走那個時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傳教士对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多有創議，諸如對西洋學制的介紹；對創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機構的籲請；對設辦中國國立大學的地點、人選、章程、學制的籌劃等等。西方教士介入中國的新教育體制，引領西學東漸，主體上值得正面評價。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瑞之日，正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勃興之時，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在如何利用西方教士問題上存有糾結：西洋性與民族性如何因應？近代化與西化之間是否要晝等號？傳統資源與西化資源如何交融，何者爲主？所以，傳教士在中國國立大學佔據高位的頂點，也是其衰退的起點。隨着國人對西學的逐步掌握，西人特別是教士在中國國立大學中的地位式微。教會方面自然不甘心從高等教育這一新興重要領域中退出，於是傾力在華自辦大學，此乃 “華化”抑或“西化” 的又一輪角力。20世紀初葉，是教會大學創建期，在隨後的二十多年裏，經演化組合，最後定型的有十九所教會大學。“西化”並非就是完整歷史意義上的“近代化”，既效法西方又必須擺脫西方的控制。由是，在中國近代的特殊環境下，教會學校面臨兩種處境：一方面，中國近代的學制、學科等多仿自西制、西學，即中國教育體系特別是高等教育體系的近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西化過程；另一方面，中國近代又是一個民族主義張揚的激烈抵制西方物事人文的時代。如此一來，追步西方變成了抗拒西方，西制留下，西人離開。教會在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機構從初建到完結，正值西方列強在華勢力從鼎盛到淡出。中國化抑或西方化，以此落幕。 关 键 词：中國化；西方化；近代化；高等教育；教會學校 截至20世紀40年代末，中國大陸共計存有十九所教會大學，其中的十六所是由新教教會創辦的，另外三所則是由天主教會所辦。從這一狀況上說，基督新教教會在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歷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國社會近代化轉型的背景下，教會學校當時面臨着兩種處境：一方面，中國近代的學制、學位、學科、教員錄用標準、學術評價體系、教學研究方法等，多仿自西方、西制、西學，即中國教育體系特別是高等教育體系的近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追慕西方的西化過程；另一方面，中國近代又是一個以抵抗外國侵略、爭取民族解放、獲得國家完全獨立爲主調的時代，是一個激烈泛化抵制西方物事人文捍衛中華傳統的時段——在列強對華侵略不斷加深、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形勢下，誰反帝最堅決、最徹底，誰就能最大程度地喚起民衆、贏得人心。如此一來，追步西方變成了抗拒西方，與西洋化相偕並進、糾纏不休的是中國化的強調凸顯；在西化色彩最濃鬱的高等教育領域，受西方影響最深的新式知識分子群同時又是中華民族獨立運動的先知先覺領導者。個中顯示出的中與西、內與外、我與他之間的莫大矛盾糾結，使得歷史在這種抵牾中逶迤前行。 一 西化先聲：來華教士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創議 大學制度源於歐洲(儘管有學者認爲，中國古代的“太學”等亦是世界最早的大學，但其與近現代傳續下來的大學仍有較大區別)，最早出現在12世紀的意大利和法國，以波倫那大學和巴黎大學爲代表。其後，流行於歐美各重要國家。它與中國傳統教育體制區別甚大，中國舊式教育資源不足以爲近代型的高等教育提供範本。而那時，能夠補此缺陷不可多得的資源便是來自西方的基督教士，他們是那個時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創議多出自西方在華教士，因其瞭解外域，多有大學經歷，故在此領域有較多的話語權。較早對西洋學制特別是高等教育體制進行介紹的是德國教士花之安(E.Faber,1839-1899)。他1858年考入巴門神學院，在此入禮賢會，有志於海外傳教；先後赴巴賽爾大學、圖賓根大學進修①，又獲耶那大學神學博士學位②；1864年9月11日，受差會委派前來中國，是來華西士中頗具理論研究深度和熟悉中國古典文化的哲人。③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他出版《德國學校論略》④一書，是論述近代西方教育制度的漢語開山作；翌年，他將書中的重要論點刊發於《教會新報》，使之傳播範圍更廣。在論著中，他以中國人容易理解的言詞介紹了西方學制：初等教育機構是“鄉塾”；中等教育機構是“郡學院”；高等教育機構則分爲三種：一種是“技藝院”，專重基礎學科，類於綜合性“大學”(university)；再一種是“格致院”，類似於專業“學院”(college)，如工學院、“農政院”等；還有一種是“仕學院”，是培養從政者的專業院校。由於後者與中國科考官吏養成所的書院功能相似，故花氏又詳爲介紹：仕學院“意在干祿者，必須從仕學院學習方能出膺民社。此院所學以拉丁、希利尼(希臘)話爲最要……外此則猶須學古羅馬、希臘歷代群書，與各經之大略者。另須學本國及法國之語言、文字來歷，萬國地理、圖誌，格物略論、本國詩書略論、書畫法格”。⑤隨着近代工業社會的到來，勞動部門的漸次分工細化，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分枝散葉，近代型大學很重要的特點便是學科專業的不斷精細劃分。花氏著述在這方面爲中國人打開了觀看世界的門扉。 美國北長老會士狄考文(C.W.Mateer,1836-1908)也是較早向中國介紹西方教育的人士。他於1863年(清同治二年)來華；1865年，在登州創辦“文會館”，即齊魯大學的前身。在1877年(清光緒三年)的基督教來華差會代表大會上，他多次發表議論，認爲基督教教育的目的，不僅在培養低層次的本土教士，更重要的任務是要培育高級人才，再由這些享有社會聲望的教會華人領袖將西方的優秀理念轉承傳播，方纔易於華人受衆接納。因此，他呼籲必須將教會學校的水平提升到高等教育層次。⑥這是來華教士中較早提出在中國創辦高等教育者。1881年(清光緒七年)，他在《萬國公報》連載四期《振興學校論》，從創建近代學科的角度，提出中國應該建立“實學”，抨擊中國的傳統教育太狹窄不實用，認爲教育的內容與範圍應該擴大充實，特別是在經世致用的“實學”領域，使受教者知道“日月起落之故，氣機生力之源”，也就是要學習自然科學和新技術科學，建立包容面廣泛的近代學科體系。⑦也是在1881年，他向美國差會總部提交了要求把文會館升格爲大學的計劃書，準備率先探索在中國發展近代高等教育的路徑。⑧狄考文提出，應結合中西來制定中國自身的新學，“察泰西諸國用以興學校之法，大同小異，然爲中國計，不能全以西法代之，衹可隨勢變通而已”。⑨不完全照搬西學，而是根據中國國情來有選擇地學習西方，引進西學的同時不廢中學，導入近世的同時不棄傳統，此見識在當時來華西人中明顯高出一籌，也易被中國人接受。其所設計的學校體系是：基礎教育曰“公學”；高等專科教育曰“特學”，“即醫學、律學、道學，此外尚有樂學、礦學及兵法學等”；將各門特學總合便是“總學”，也稱“大學房”⑩，即綜合大學。後來，狄考文上總署書中提出的總學堂，其實早有背書。 甲午戰後，因中國敗於“蕞爾小國” 日本，民族危機空前，亟圖尋求新方以救。傳教士也乘緣而起，疾呼改造中國，其中的重要議題便是改革中國的舊教育制度，仿照西方模式創建新教育制度。僅在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僅在教會創辦的《萬國公報》一個刊物上，教士們就相當集中地闡說了中國新式教育西學東漸的問題。那個時期，該刊的每一期都有文論談及此。1895年12月至1896年4月，美國監理會士林樂知(Y.J.Allen,1836-1907)連載文章，提出“變通之道當以育才爲本”(11)，而中國教育“依然前代遺風，桎梏其形骸，拘攣其手足”，舊知識已明顯不適於新處境，傳統學問已無法挽救當下中國，“爲問今之華士，能通轉輸之路，廣貿易之經，興物產之菁華，辨人工之良苦，使商人榷三倍之利乎？”中國傳統社會奉行“士農工商”的結構序列，士是四維社會之首，而結果是“士一無所能矣”。(12)舊狀不容延續，新制必須速建，賴何而建，便是西方的教育制度，“按照西塾中通行常例，由幼學入大書院，由總學而分專門各家”，即“大書院”是從初級到高級的縱向來說，“總學”則從包羅各學科的廣度來論。(13)還是在1896年的1月，美國長老會士李佳白(R.Gilbert,1857-1927)陳言，應着手在全中國建立成龍配套的教育體系，即在各府、州、縣建“蒙學館”和“中學堂”，在省會建“大學堂”，在北京設“總學堂”。(14)同年8月，美國教士衛道生(J.E.Williams,1871-1927)也撰文提出創辦新學的主張(15)；9月，美教士福開森(J.C.Ferguson,1866-1945)撰文，深究富強中國的本源在於學習西學(16)；11月，英國教士甘霖(Q.T.Gaudlin)建言，中國應模仿西方廣立學校(17)。這些文章詞異意同，皆力圖探討中國積弱根源，又無不開出引入西學的救世藥方；但又不僅僅是西學，還要引入西制，從學術層面遞進到制度層面，從單個領域延擴到各個領域，就是全盤引入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制度(其實，“西學”在中國自來便是一個泛化概念，不局限學問，而蘊涵西方值得國人學習的一切。但保守人士試圖縮小限制其範圍，傳教士卻力圖盡可能擴大其涵蓋)，其中首先是教育制度，就是效仿創建新式(西式)的教育制度。而在首都創建中國最高學堂的聲息，雖說是衆說紛紜，卻已翕然可聞。 到1897年，教會的呼籲更大張旗鼓，不僅個人廣發文論，還以團體名義聯名上書清廷的權要部門。其中，動靜最大的是“益智書會”(不同時期以“文學會”“中國教育會”的名義出現)“廣學會”等團體的上書。遵照“益智書會”的公議，狄考文於5月份交卷，呈遞總理衙門。該擬議明確提出，在京師創設總學堂。其分量所在，已不是起草人的自我看法，而是經教會團體討論過的見解，代表來華差會的共識。之前，“廣學會”也向總署呈遞了《速興學校議》。此外，還有李佳白於1897年刊發的《擬請京師創設總學堂議》，亦與京師大學堂的成立有直接關聯。(18)團體與“公議”異口同聲，主題就是呼籲興辦大學。他們對教育先行、高教優先的認知可謂切要。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中國若要與西方發達國家比肩，實現國家的近代化，最要緊的事體便是教育的近代化，衹有受教育的人成爲“近代人”，社會纔能實現近代轉型，而高等教育的近代化又是國家社會近代化的要件，西方的大學和大學培養的人在國家近代化進程中所起的作用便是顯例。因而，在甲午以降瓜分大禍迫在眉睫的危局下，要救亡，必得啓蒙；而發蒙之人必具新知；新知群體又是新教育體系方能造就，如此一來，救國與啓蒙之間，新“智識”與新教育之間，乃至教育的近代化與挽救國家危亡之間便有了歷史的和邏輯的關聯，成爲時不我待的要事：“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爲適然而莫之救也。……今之大人君子，有轉移風會之責。”(19) 二 離合進退：由高調介入到黯然被黜 西方國家的教士不僅大力鼓吹在華創建大學，還對中國國立大學的設辦提出了相當具體的藍圖，所言所論詳細而具可操作性，尤其在以下五個方面有深入研判： 其一，設辦地點。中外人士的看法比較一致，就是設在中國的首都北京。傳教士有諸多申論：“故京都必先立一總學堂，以爲通國之倡，乃可以號召直省，而翕然從風。”(20)即首善之區應該首先成爲文教新風鼎盛之地，成爲故國舊都向近代都市率先轉型之區，爲國民樹一榜樣，爲外省標舉樣板。總學堂設在北京的理由，李佳白從國際情勢上說得尤顯明澈：“立總學堂於京師，不但能擴衆人之才智，尊朝廷之體統已也，亦可揚國家之聲名。方今泰西各國，因中國不願學各等學問，亦不肯廣設學堂，使入學各等學問，遂致咸生輕視之心。若總學堂既設，由中及外，由近及遠，人才輩出，國勢日強，西國將尊之、敬之、愛之、畏之之不暇，安有輕視哉？”(21)以教育聳立國威，以大學提升國格，大學堂的功能被放大，且緊扣時代的兩大主題——民族主義與近代化相連接，不使列強輕瞧的宣傳頗易使處在危難關頭的中國人動心動容。近代國家，首都多爲政治文化中心，多以名校存世揚名。故其後清帝頒諭設辦大學堂，即在地點上明確爲“京師”，聯稱“京師大學堂”，並有“爲各行省之倡”的話語。傳教士的建言，或爲出處語源之一。中國第一所近代型國立大學的設辦地點至此初定。 其二，設辦專業。西國教士主張，完全按照西方近代學科體系和學術譜系來設置。由於教會在華學校早已設置相關學科，因此，西國教士對此自然是熟手前驅。狄考文等也考慮到西方新學與中國傳統教育資源的接駁共處，所列學科特標示出“經史”等門類，以示西學爲主，不廢中學，顯示出關照中國民族情結的考量。爲了打消朝野的疑慮，教士們大講特講學術的專門化、學科的專業化、人才的專家化是近代學科與傳統學科的重要區別，“西國最重專門之學”，“中國則不然，今日談兵’明日析獄；昨猶議禮，後又考工。學校本不分明，用人遂無把握”；還舉例，前有出洋學生在歐洲學習陸軍三年，歸國後卻“自請兼習海軍戰法”，成爲國際笑柄，“僨事在一朝，騰笑及四遠”。所以，京師大學堂既要注重綜合教養，更要注重專業學習，“宜選其尤要，分科各立專門學堂(最要者如律法、政事、格致、礦學、工程、農政、醫學、博文)之類，固宜設專門學堂”，提出建設近代範式的各種專科，這些學科與近代西方學科接軌。(22)李佳白也強調，術有專攻是近代大學的必要，“故總學堂之內，必設各等專門學堂。……皆是就學者才之所長，性之所近，入一專門學堂，各盡心力以學之，務造其極而止”(23)，即在大學內設置各專業院系。此議爲後來中國官方所採納或由此受到啓發，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9月6日，管學大臣孫家鼐(1827-1909)“奏請設醫學堂”，因爲“醫學一門，關係至重，亟應另設醫學堂，考求中西醫理，歸大學堂兼轄”。(24) 其三，權界職能。教會人士提出兩種方案：一是英國浸禮會士李提摩太(T.Richard,1845-1919)的設立專管機構的方案，就是設教育部作爲中國教育管理機構。1889年，他就提議：“國家必須先設一教育部，以專責成。”(25)1896年，他再提此案，名目也由西學味道較濃鬱的“教育部”改稱中國傳統意味更濃厚的“學部”。(26)李佳白也有類似建議：“必須於京都立一學部，專管各省學校之事。”(27)但戊戌(1898年)時並沒有採取二李的建議，因爲在中央政府另立部門茲事體大，特別是要突破傳統的六部制，更會引發爭議，所以，清朝的學部直到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纔建立。而在1898年實際執行的是第二套方案，即狄考文的方案，由總學堂即京師大學堂代行中央教育部的職能：“總學堂之總字，賅有二義：一謂爲群學總匯之區，一謂爲通國總會之所……則全國學堂，自必受管攝於京都之總學堂。”(28)此案頗堪注意，此一來，新成立的京師大學堂不僅是一所大學，還承負管理全國新式學堂的職能。這就兼具了兩種功能：一是教育機構——國立大學；二是新式教育管理機構——中央教育部(學部)。此乃傳統與近代部制的合璧。 其四，師資人員。傳教上所措意的主要是教會人員在中國高等教育體系內能扮演什麽角色。狄考文爲此提出了“借材”之議：“爲借材應急之法。擬先由國家延訂西國精通文學素工教授之名人，俾充總辦教習之選。”(29)意即興辦的是新學，更接近於西學，係中華自古所無，西方教士卻有獨得優勢，中國向其“借材”也是自然而然。這的確是能夠言之成理的巧妙措詞。李佳白也有同樣意思：“無論學問之出於何人，來自何邦，但視於人有益，皆當採用。”(30)借材中極重要的是西學總教習的人選。1896年8月，光緒皇帝諭令就“京師建立大學堂一節”，要求大臣“議復”，以帝師孫家鼐的回奏值得關注，提出聘用國人和西人分任中西總教習的設計(31)。但大學堂成立時，關於延聘西人總教習卻有歧義。1898年7月3日，總理衙門呈遞由梁啓超(1873-1929)代爲起草的《京師大學堂章程》，對前此同文館等多以西人爲總教習的做法不以爲然，認爲總教習衹須聘“中國通人”即可，理由是大學堂“既中西並重，華人容有兼通西學者，西人必無兼通中學者”；“即專就西文而論：英、法、俄、德諸文並用，無論任聘何國之人，皆不能節制他種文字之教習”。故提出，衹“設總教習一員”。梁啓超還打出尊崇體制的堂皇招牌：“故必擇中國通人，學貫中西，能見其大者爲總教習，然後可以崇體制而收實效。”(32)此議隱含民族主義的潛意，認爲中國的大學，理應由中國人掌控；標示中國國立大學籌建之初，便與生俱來地存在着西化與中制的較勁。這種中西爭衡，彌漫在中國社會近代化的全過程。7月3日，光緒任命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家鼐出任管學大臣，孫“主持風會，領導群倫”(33)，是一時之選。上諭還概略規定：“至總教習總司功課，尤須選擇學賅中外之士，奏請簡派。”(34)實際上是否決了總署剛剛呈遞的京師大學堂衹選“中國通人”的建議，而提出選擇“中外之士”，其職缺設計和具體人選則由管學大臣奏請。這樣，孫家鼐在總教習問題上就有了較大的發言權。8月9日，孫家鼐上摺，堅持分設西學總教習；朝廷表示尊重，設西學總教習遂成定局。1898年8月9日，孫家鼐提名西學總教習，並就與總署意見不符有所解釋：“西學宜設總教習也。查原奏有中總教習，無西總教習。立法之意，原欲以中學統西學，惟是聘用西人，其學問太淺者，於人才無所裨益，其學問較深者，又不甘小就。即如丁題良曾在總理衙門充總教習多年，今若任爲分教習，則彼不願。臣擬用丁韪良爲總教習，總理西學。”(35)同文館總教習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成爲不二人選。同日，光緒諭令：“派充西學總教習丁題良，據孫家鼐面奏，請加鼓勵，着賞給二品頂戴，以示殊榮。”(36)中學總教習則委工部侍郎許景澄(1845-1900)。在來華教士中，丁氏的主要經歷在中國官辦教育領域，又與清廷高層多有接觸，由其出任大學堂職任，比較順乎情理。丁也確實發揮了一些作用：大學堂籌備伊始，丁即提出廢除膏火制(37)，又負責西學教員的遴選(38)。開學時，作爲傳教士的丁韪良親率全體西教習向孔子牌位鞠躬行禮(39)，表示對中國傳統禮教的理解和尊重。西方傳教土也因此在京師大學堂內部扮演着較重要的角色。 其五，章程規劃。1898年2月6日，清帝頒旨，京師大學堂“詳細章程，着軍機大臣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籌具奏”(40)。章程爲辦學的憲綱，顯示朝廷的重視，由此開始擬定工作。但是隨後，總署王大臣遵旨奏上的《京師大學堂章程》內容的相當部分與傳教士起草的“擬議”等多有相合(41)。這種事說來也不奇怪，大學堂章程的起草人梁啓超曾選錄廣學會出版的書籍二十二種，便有傳教士編纂的《泰西新史覽要》《萬國公報》《中東戰紀本末》《列國變通興盛記》《西國學校》《文學與國策》《七國新學備要》等，其中相當部分涉及教育改革，梁受教會人士的影響自在意中。同時，參考各國制度來擬定中國的大學章程，也是朝廷旨意。在那個時代的梁啓超輩，尚無能力直接參酌外國的制度，衹能借助來華教士這支拐杖，“章程參用泰西學規，綱舉目張，尚屬周備，即着照所議辦理”(42)。 傳教士在中國國立大學佔據高位的頂點，也是其衰退的起點。雖然外國教士在京師大學堂初期的人事構成中扮演了要角，但大學堂之成立本身即寓救亡圖存、育才強國的主旨。中國面對的是西方侵略，卻又以西人爲師，內中已是矛盾衝突，也是中國社會近代化進程中一個凸顯的現實。並且，這還牽扯到國家的教育主權；在那個時代，這是更敏感的問題。隨着國人對西學的逐步掌握，西人特別是教士在大學堂中的地位漸次式微乃至邊緣化便是很自然的了。 教士退出大學堂風波的導因是庚子事變。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8月，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大學堂被俄、德侵略軍盤踞，被迫停辦。1901年9月7日，《辛丑和約》簽訂；20日，丁韪良便急切致函主持北京朝政的慶親王奕劻：“學堂爲中外注意，亟應振刷精神，從速規復。”(43)丁函是大學堂停辦後最早的復校籲請，卻也暗藏私心。1902年1月10日，即庚子避難在外的帝后剛剛返回北京後的第三天，大學堂宣佈復校，朝廷任命張百熙(1847-1907)出任新管學大臣；丁認爲機會已到，12日，丁將西學教習名單開送張百熙和清政府，並就補薪事展開交涉，但出乎其意料，交涉進行得並不順利，張百熙將薪水事推向外務部和以前的管學大臣；27日，丁以總教習名義領銜聯合英、法、德、俄等國聘任教習向外務部遞呈：“今該學堂既派有大臣管理，教習等束脩即應由該大臣給發。”(44)在張百熙看來，財政緊張，且又停學，洋教習並沒有承擔工作，停薪有其道理；在洋教習看來，停課並非他們的原因，且後任者不能對前任事項置之不理。 索薪風波不局限於遞送公文，洋教習還徑直與清朝外務部展開面對面交涉。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1月28日，美國北長老會士醫學教習滿樂道(R.Coltman,1862-1931)赴外務部面談要求補薪。 次日，丁韪良親赴外務部，聲辯學堂停辦與洋教習無關，強調既然海關中的洋員照發薪水，就不應對學校裏的洋教習厚此薄彼；又搬出西方的契約原則，聲明洋教習與中國訂有合同，中方不該違約；最後，丁韪良威脅：“此事如不照辦，各國欽差必差人交涉事件。”(45)在外人追索下，外務部於2月5日致函張百熙，提議補發欠薪。(46)張百熙接手職任即遇到洋教習的要脅，加重了張百熙的惡感，就此解聘洋教習也開始醞釀。13日，張入奏朝廷，明確表示不再續聘傳教士，拒聘理由也非常充分，這些傳教士出身的具兼職性質的教習不能專職掌握日新月異的新知，也就不能勝任中國國立大學的教職。(47)這是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前此傳教士正因爲掌握了西學新知的“獨門秘技”，纔能在中國的大學堂佔有一席之地，而張百熙正從此建言，根本顛覆，傳教士在大學堂中的地位動搖。 除舊佈新，但迎新需在除舊前安排妥當。也是在2月13日，張百熙對若干重要職任進行改動，推薦“詳悉中外”的直隸知州吳汝綸(1840-1903)爲總教習；保舉“淹貫中西”的湖南試用道張鶴齡任副總教習。值得注意的是，爲防止預設的反對者由西學一面立論，張百熙所薦人員均強調不但通中學而且通西學。朝廷當即批准。對新人事有所佈局後，張百熙再回復外務部，報告對欠薪事的處理，特別提出對所有西洋教習“一概辭退”的原則，決定按照合同補發洋教習的欠薪，另給三個月的脩金並川資百兩，辭退程序隨即啓動。爲防止丁韪良等仍去找外務部或朝廷要員轉圜留任，又特別聲明，解聘是得到外務部和慶親王同意的，以絕後路。(48) 對洋教習的全盤解聘委實是重大舉動，自此，西學總教習一職被取消，西方傳教士對大學堂的直接介預，或從同文館起對中國最高官辦教育機構的直接干預，至此告終。此舉並非完全因爲經費問題，因張百熙在解聘西洋教習的同時又聘請了新教習。根底上，是抗禦西人長期以來干涉中國內政的反應，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心結使然。此一更迭轉換饒有意味，不僅實現摒除西人干預的局面，而且初步開始了京師大學堂聘請外國教習和學習外國路徑由西到東，即由歐美而日本的轉變。1902年的人事糾葛是拐點，西方傳教士在京師大學堂中的地位不再，轉由日本教習擔綱——日本文學博士服部宇之吉、法學博士岩谷孫藏及經濟學教習杉榮三郎等三十餘名日本舉習陸續受聘大學堂。這並非京師大學堂獨然，聘請日本教習和日籍顧問是此間中國諸多機構常見的時髦做法，是20世紀初葉西學東漸由日本轉手的時代背景的表現，也是中國社會近代化師事他人的一個變化——主要不是直接學習西方，而是轉手學習專制色彩較濃郁的東方國家(日本、蘇聯其後對中國的近現代歷史都影響甚大)。個中變局，除了日本在華影響日益坐大的因素外，另方面的因由在於，國人認爲日本受中華文化影響很深，與中國同文同種，屬於與西方文化圈有異的東方文化圈乃至儒學文明圈，中日之間有着文化同源本體的感覺，引入日人轉手日本也因此带有闡釋東方化抵制西方化的意味，內中潛藏深埋着的是效法大和民族振興中華民族的熾熱情懷。由此也纔能體會到，20世紀初葉到日本求學的中國留學生成爲了民族主義情緒最爲張揚的群體；而日俄戰爭時期，中國朝野反倒對十年前在甲午戰爭期間擊敗中國且逼迫中國簽訂空前屈辱的《馬關條約》的日本表示支持，樂見日俄戰爭的結果爲黃種人擊敗白種人，東方擊敗西方的勝利；日本居然成了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重要策源地。但是，西洋傳教士雖被解聘，其所設定的西方學制和教育體系仍然延續，並在此後於中國發揚光大，漸成主流定制。那時的中國國立大學實行的是：西人不需要，西制留下來——人事牽扯到西人對中國干涉的抵禦，制式涉及了中國的發展進步。中國化抑或西方化，民族化抑或近代化，思路本身即有“剪不斷，理還亂”的糾葛。 三 獨自辦學：“西化”抑或“華化”的又一輪角力 中國的大學本是教會最早在華鼓吹，又多方參與籌建，現在居然被排除在外(不僅是京師大學堂，庚子事變後，李提摩太等還參與了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的創辦，也不久退出)(49)，教會方面自然不甘心從中國近代高等教育這一新興重要部門並有獨到優勢資源的領域中退出，於是傾力在華自辦大學。此乃“西方”抑或“華化”的又一輪角力。 進入20世紀，社會環境爲中國近代型高等教育的發生發展提供了良好氛圍，其中尤爲重要的是1905年9月廢除了在中國綿延千年的科舉制，使中國的教育制度發生了根本性巨變，是中國教育近代化的一個具有標誌意義的里程碑。在教育功能上，它從前此的官吏培養轉成國民教育；在學科體制上，它使西方的學制和學科體系(不再是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等綜合型分科，而是按照西方的文史哲、數理化等適合近代學術和勞動分工專業型分科)定於一尊。這一切，都是向西制靠攏，與西學聯結。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某種程度上便是西化；中國的高等教育也成爲近代化的先發領域，成爲西化程度最高的社會界別。 20世紀初葉，是新教教會在華自辦大學的鼎盛期，中國所有的教會大學幾乎都是在此期間創辦，一直延續到19世紀20年代中期的“收回教育權運動”截止。嗣後，便不再有教會大學的設辦。在這二十多年間裏，中國前後出現過近百所教會大學，有些徒具其名，很不正規(50)。後幾經演化組合，最後定型的有十九所，除了天主教會的三所以外，均由新教教會設辦。它們是：1901年建校的東吳大學(51)，1905年定名的聖約翰大學，1905年由教會創建後由洛克菲勒基金會接辦的北京協和醫學堂，1910年建校的金陵、華西、華中大學，1914年創校的湘雅、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和杭州之江文理學院，1915年建校的嶺南、滬江、金陵女子文理學院，1916年建校的燕京大學，1917年定名的齊魯大學，1918年建校的福州協和大學，還有1924年建校的上海基督教女子醫學院。(52)這些學校大多存有前身，並非成立於20世紀初葉，但其“升格”爲正規大學、進入高等教育的正式譜系是在20世紀初。到1920年代，它們已基業穩立，卓然可觀。在中國的大學序列中，教會大學無疑是西化程度最高的，是西學西制的堡壘據點和發散源泉，是西人西教爲中國高等教育樹立的樣板。 因爲新教教會組織體制使然，各差會之間平行獨立，創辦規模完備的大學，體量太大，單個差會很難獨立完成。於是，教會大學多由幾個差會和教會團體合作設辦，退出中國的國立大學；同時，在教會內部實現了力量整合。例如，中國第一所聯合設辦的蘇州東吳大學，雖由美國監理會一個差會創建，卻是由蘇州(“官巷中西書院”“天賜莊博習書院”等)、上海(“上海中西書院”等)的多所教育機構合成；燕京大學同樣如此，不僅是由公理會、倫敦會、美以美會、北長老會聯合創辦，還是由“匯文大學”“華北協和大學”“華北協和女子大學”“華北協和神學院”四所院校合併而成；而山東齊魯大學的參辦者則包括了美國南、北長老會，公理會，循道會，英國浸禮會，挪威信義會，加拿大長老會等十四個差會，可謂一支“多國聯隊”；廣州嶺南大學也是由美國長老會、英國倫敦會和獨立宣教師聯合會等合創。又如，南京金陵大學以類似入股的方式初建，由基督會、長老會、美以美會等參與單位提供相當於四萬美元的土地、房屋、設備或現金，再加上教師合夥建立，參辦單位每年還要再出資兩千四百美元作爲常年經費；爾後，浸禮會、長老會也加入其中。位於成都的華西協和大學則別具一格，作爲在中國西南地區創辦的教會最高學府，它不僅是合辦的產物，而且是由差會自建校園樓宇並管理各學舍，如“華美學舍”由美以美會興建管理，“廣義學舍”屬於公誼會等。參辦單位的多元，是想加大力量，形成陣勢，在“華化”之外固守展示“西化”成果，賴此長久聳立異域。20世紀初葉的“合作辦大學運動”在異教國度中，既適合新教內部差會林立組織平行的架構體制，又顯示出差會互相“抱團取暖”的群體效應——西方教會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勢單力孤，“團隊”的組合力量畢竟要大得多。 在一個飽受欺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很難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民族的近代化，因此，受壓迫國家政府獨立性的增強是至關重要的。而外來教會與中國政府的關係，遂成爲牽一髮動全身的關鍵。清末教會在中國官辦大學的淡出，除了當時世界範圍內盛行的政教、學教分離的言論鼓吹外，還與中國本身政權大於教權的傳統文化有關，更與此期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勃興和“教會自立運動”“非基督教運動”有關。從20世紀初葉開始，外來教會與中國政府之間的博弈有所易勢，即後者愈益取得支配地位。對高等教育來說，關聯尤深的是1920年代的“收回教育權運動”，政府挾民衆之勢，對教會學校推出一系列約束性的法令法規，規定教會學校必須向中國政府註冊纔能取得承認和合法地位。但註冊需具備資格，就大學而言，應開出一門以上的外國語，大學(“university”而不是“college”)必須至少有三個學院，神學院還不能包括在內；取消強制性的宗教課和宗教儀式；平等對待中外籍教師，董事會必須有三分之二的中國人，校長應由中國人擔任，教職員須以中國人爲主；有必要的圖書、設備和校舍。也就是說，註冊標準涵括了三方面內容：一是符合世界通用的各項大學近代化的標準；二是世俗化的標準，貫徹政教、學教分離的精神，不允許實行帶有強制性的宗教教育；三是民族主義的標準，即提高教會大學中的“中國因素”。(53)在那時的中國朝野來看，後項標準更重要。另外，註冊的過程也成了中外博弈轉勢的過程。前此設在中國土地上的教會大學均在外國註冊，如東吳大學在美國田納西州政府註冊，齊魯大學的托事部設在加拿大多倫多。而在1929-1931年，除了聖約翰等個別大學外，教會大學均向中國當局完成註冊報備。通過註冊，教會大學至少在表面上開始接受中國政府的某種管轄。“收回教育權運動”是國人和政府反對外國教會對中國教育權侵奪的一場帶有近代民族意識覺醒性質的運動，北京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在民衆推動下對運動表正面的呼應和支持，並適時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條文，使中國教育權的收回在法權上具有了可操作性和實踐性，表明中國政府對高等教育自主化的管理水平有了質的提升，標誌“華化”與“西化”的爭奪有了根本轉變。不過，教會高等教育機構往往在向中國政府註冊的同時，也繼續保留原先向國外當局註冊的有效性，進而具有雙重身份，但“中國化”“本土化”的色彩在日漸加深，此乃在華教會大學的轉型特質。 身處中國的教會大學，必須要實現與所在國的國情盡可能靠攏接觸，方有可能在異地生根開花、發揚光大，用教會的說法便是“本土化”“本色化”。燕京大學的定名過程就是一例。其改變了合併院校沿用己名的舊例，由中國一位基督教重量級人物誠靜怡(1881-1939)另起新名：燕京大學，既標明了地理位置，又包含了中國的傳統韻味。而教會大學那些發展最好的專業也恰恰多爲具有強烈“中國色彩”的系科，如燕京大學的三大王牌專業——國文系和漢學研究、新聞系、社會學系，金陵大學的農科(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等等。 新中國建立後，外國教會在中國大陸經營的各類教育機構，要麽迅速解體，要麽由人民政府接辦改造。通過1952年的院系調整，教會大學不復存在，被併入其他大學。教會大學在中國大陸的被裁撤，除了朝鮮戰爭引出的中美之間的敵對狀態(兩國宣佈停限與對方國的金融往來，教會學校的經濟來源不濟；政治生態改變，反美成爲新中國外交的主調，美國又恰是教會大學的主要支持國，共產主義與基督教義之間的水火衝突)外，還與近代以來中國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帝愛國鬥爭相關。中國共產黨既以徹底反帝爲職任，對於西方教會在華學校予以改造撤廢乃題中應有之義。不過，教會大學儘管不存，但其遺留下來的師資學生、校園設備、系科專業，乃至某些辦學理念，仍對中國社會的近代化發揮着持續的影響。實際上，中國高等教育的近代發展，始終是在國際交流日漸密切的大背景下展開，先後受到西方教會以及日本、美國，續後是蘇聯等的影響，其中固然有糾結衝突，但也有效法師事、取長補短、汰舊習新，還有和諧交往。 四 近代化：效法西方又須擺脱西方控制 西方教士介入中國的新教育體制，主觀原因出於基督教“中華歸主”的理念——教育是培養人的事業，教會也做“人”的事業，如能得人心，對福音傳播有益無害，亦與基督教義的普世宗旨吻合。丁韙良的言辭就頗能說明教會的這一基本命題：“科學如矢之翼，而宗教則如矢之的”(54)；比較起來，“新學，末也；道學(基督教)，本也”(55)。花之安也強調：“基督教在華教育事業應做到具備宗教性、道德性、知識性與技巧性”(56)，將宗教列爲首項。顯見，教會學校的宗教背景和終極旨歸不應忽略，這是教中人士辦學施教的出發點和歸宿點。1898年，狄考文於第二次山東傳教士大會上提出培養華籍牧師的重要性，學校正是最主要的培養機構。(57)個中蘊涵着學校爲傳教服務的理念。還有，一些教會人士熱衷於中國的高等教育，也想就此厠身中國政壇，取得客卿地位，“因爲變法須有新人，新人須由新教育來培植；新政的實施與成就，繫於新教育的成敗”(58)。那麽，教育就不僅僅是學習問題，還直接與國家人才及變法大業關聯，“故爲今日計，當視教習一項差使，實尤要於練兵、徵税各差使”(59)。國人借用西人辦新式教育，客觀原因是西方教士在新學領域佔有先機優勢。自1830年代起，教會人士就在澳門等地創辦新式學堂，他們是中國教育西化的先鋒。近代型的高等教育爲中國自古所無，中國的高等教育標舉兼採中學與西學，衹能相當程度上倚重從事“文化”的教會。傳教士熱心中國的新式教育，引領西學東漸，主體上值得正面評價，也受到中外朝野的普遍讚揚。1898年，林樂知回國，中國友人行前贈言：“三萬里來遊中國，著書立說牖斯民。……更具大志興中土，樹人百年化時雨。”(60)其逝世後，蘇州東吳大學新建鐘樓，遂以“林堂”命名紀念。 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端之日，正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勃興之時，傳教士部分掌控中國大學的狀況畢竟與此相悖。作爲中國的國立大學，是國家教育自主權所在和中外觀瞻所繫，決不會允許外人過多染指。所以，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出現伊始，就在如何利用西方教士問題上存有糾結：西洋性與民族性如何因應？近代化與西化之間是否要畫等號？客觀上說，近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範式爲標準，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經文教納入西方的秩序範圍。但近代化又是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過程，一個大國若無獨立自主，要步入近代國家也是無從談起。還有，在中國這樣一個有着數千年深厚傳統沿襲的國家，在近代化進程中如何保存民族化？傳統資源與西化資源如何交融，何者爲主？說到底，是中國化和西方化孰輕孰重的問題。1902年10月27日，山東巡撫週馥(1837-1921)在同意德國主教安治泰在濟寧創立“義學”時就規定，該校衹爲輔助中國的“官學”：“其立學本意，與中國國家學堂大致相同，以忠君孝親立身行善爲主，以開通智慧，博學多聞爲要。”(61)仍是洋務運動時期就已流行的“中體西用”“中本西末”的原則大要。在以中爲主的問題上，中國絕大部分官紳的認識是一致的，即便受傳教士影響很深並曾任李提摩太中文秘書的梁啓超也對西方教士出任中國教習有過嚴厲批評：“半屬無賴之工匠，不學之教士”，經手訓練的中國學生“僅爲洋人廣蓄買辦之才”，並歸結這是中國“數十年變法之所以無效”的原因之一。(62)言論中，民族主義的情結立見。同樣鑒於此，1898年任命丁韪良時就與他“訂明權限，非其所應辦之事，概不與聞”(63)，使用中留有制約的本意。庚子事變後，民族主義的理念更盛，時論對受教者也多有檢點，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入奏：“同文館之設，所以廣方言儲譯才也。前歲洋兵入京，此輩半爲所用……國家歲糜鉅款，培植多方，而所得人才乃至於此，殊堪痛恨。”(64)自鴉片戰爭以後的年代，中國有一個從傳統民族觀念向近代民族主義的轉捩，就是從古代的“用夏變夷”“天朝至尊”“宗藩關係”轉變爲國家獨立、民族平等、人民解放的新理念。緣此適逢民族主義的轉變期，便有舊腔新調的雜陳。 所以，以國人來替換洋人，以中國的教育專家來替代非專業的教士，既是提高教育素質的必然，也是民族獨立在教育領域中的貫徹。狄考文對此有預見性的設計：“凡事初創不得不假手於人，繼而力能自爲，仍復權歸於己，往往然也。……豈終假手他人哉!”(65)狄氏設身處地爲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劃出大致路向，也給傳教士在中國高等教育中所扮演角色設置了限期。借西方之才衹是臨時性的舉措，衹有在完成中外人才的替代，實現教育主權完歸的基礎上，纔能真正完成新舊教育的更迭；各項步驟的終極，是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化”。由於同樣原因，張百熙任上，對中國留學生多有期盼，“當所選之留學生放洋時，百熙至京師前門車站，躬送登車，勉以救國大業，肫誠懇摯，感人至深”(66)。 效法西方又必須擺脱西方的控制，“西化”並非就是完整歷史意義上的“近代化”。其中言說或有矛盾，但歷史正是在解決矛盾的進程中演進。在以西方範式爲價值體系的近代高等教育領域中，中國的知識精英也有思考。早期，因爲中國自身沒有資源，衹得全盤襲用外洋，時人把這個階段稱作是“以西洋譚西洋”，“斯純乎以夷人譚夷地也”，(67)也就是完全抄襲。待引進到了一定階段，具備了相應基礎歷練和消化吸收，便進入“道在反求”的新境界(68)，即進入到結合本國文教傳統和社情民意進行自覺反思的新階段，使“西方教育”有機地系統地融進“中國教育”之中，化“他人”爲“己用”，變“複製”爲“創制”，從而創造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近代“新教育”，使中西教育整合在新框架內。教會在華高等教育機構從初建到完結，也正值西方列強在華勢力從鼎盛到淡出。“華化”抑或“西化”，以此而有似完未完的落幕；而如何在保留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同時，廣泛汲取世界各民族的優長(不僅是器物層面，還有制度層面及至文化教育層面)，以使中國步入全面的現代化，卻又是一個來日方長的話題。 作者附記：本文第一稿寄出後，《南國學術》編輯部邀請匿名評審專家對文稿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見，謹致謝意! 註釋： ①E.Faber,"In Memorian",The Chinese Recorder & Missionary Journal 12(1899):583. ②黄昭弘：《清末寓華西教士之政論及其影響》(臺北：宇宙光傳播中心出版社，1993)，第57頁。 ③李提摩太留下這樣的記述：“花之安是中國文學的最卓越的學生，用德文、英文、中文撰寫了多種著作。1899年秋，他在青島英年早逝。他的主要作品《自西徂東》是一部論述人類文明的巨製，意義重大。”[英]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李憲堂、侯林莉譯，第200頁。] ④梁啓超：“讀西學書法”，《戊戌變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中國史學會主編，第1冊，第455頁。 ⑤[德]花之安：“選德國學校略論書中”，《教會新報》，第218-246頁。 ⑥Ro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Shanghai:1877),160-203. ⑦[美]狄考文：“振興學校論”，《萬國公報》(光緒七年閏七月初三日至閏七月二十四日)。 ⑧Daniel W.Fisher,Calvin Wilson Mateer: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China:a biography(Philadelphia:the Westminster Press,1911),207-208. ⑨[美]狄考文：《擬請京師創設總學堂議呈譯署王大臣》，《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三年四月)，第100期。 ⑩[美]狄考文：“講求新法論”，《萬國公報》(光緒十五年五月)，第53期。 (11)[美]林樂知：“險語對中下”，《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二年三月)，第87期。 (12)[美]林樂知：“險語對中中”，《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第84期。 (13)[美]林樂知：“險語對中上”，《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第83期。 (14)[美]李佳白：“創設學校議”，《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第83期。 (15)[美]衛道生：“論中國保民至要之法”，《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二年七月)，第91期。 (16)[美]福開森：“強華本源論”，《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二年八月)，第92期。 (17)[英]甘霖：“中國新策”，《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二年九月)，第94期。 (18)(21)[美]李佳白：“擬請京師創設總學堂議”，《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三年七月)，第103期。該文收入《經世文編》中索性將題目改成“擬請京師創設大學堂議”，使其与京師大學堂更有關聯。 (19)(20)[美]狄考文：“擬請京師創設總學堂議呈譯署王大臣”，《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三年四月)，第100期。 (22)[美]狄考文：“擬請京師創設總學堂議呈譯署王大臣”，《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三年四月)，第100期；《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三年五月)，第101期。 (23)[美]李佳白：“擬請京師創設總學堂議”，《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三年七月)，第103期。 (24)[清]陳寶琛等纂修：《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57冊，第573頁。 (25)[英]李提摩太：“新學八章”，《萬國公報》(光緒十五年二月)，第2期。 (26)[英]李提摩太：“新政策”，《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二年三月)，第87期。 (27)[美]李佳白：“創設學校議”，《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第83期。 (28)(29)[美]狄考文：“續擬請京師創設總學堂議”，《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三年五月)，第101期。 (30)[美]李佳白：“擬請京師創設總學堂議”，《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三年七月)，第103期。 (31)[清]孫家鼐：“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摺”，《皇朝經世文新編·學校上》(上海：上海書局，1898)，第6冊，第17-20頁。 (32)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2冊，第410-412頁。 (33)周邦道：《近代教育先進傳略初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1)，第124頁。 (34)(36)(42)[清]陳寶琛等纂修：《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第57冊，第497，532，497頁。 (35)(40)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58)，第4冊，第4155-4157，4041頁。 (37)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1898-08-20. (38)"Chinese Imperial University/Dr.W.A.P.Martin,an American,Appointed Its president",New York Times,1898-11-23. (39)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1899-07-07. (41)黃昭弘：《清末寓華西教士之政論及其影響》，第174頁。 (43)“大學堂總教習丁韪良爲請派大臣歸復大學堂事致慶親王申呈”，《京師大學堂檔案選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第92頁。 (44)大學堂總教習丁韪良等爲呈請補發脩金事”，《京師大學堂檔案選編》，第98頁。 (45)(48)北京大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京師大學堂檔案選編》，第90-100、111-115頁。 (46)“外務部爲請將各洋教習脩金按照合同補發事致大學堂諮”，《京師大學堂檔案選編》，第101頁。 (47)“管學大臣張百熙奏陳籌辦大學堂情形摺”，《京師大學堂檔案選編》，第105頁。 (49)R.C.Forsyth,Shantung,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12),210. (50)郭衛東主編：《近代外國在華文化機構綜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51)東吳大學於1901年3月正式開學，但關於成立年代有1900年與1901年兩種意見[李凱：“也談東吳成立及校名問題”， 《蘇州大學校史研究文選》(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8)，第472-474頁]。 (52)郭衛東：《中土基督》(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245-246頁。 (53)於此，教會中的先進早有認知，東吳大學的創辦人孫樂文(A.D.Lawrence,1850-1911)在清末就提出：“非但以後教育，將歸華人結伴，即教會事業，亦當歸華人經理。”[嵇長康：“東吳大學校監校孫公傳”，《東方雜誌》10(1913)。] (54)W.A.P.Martin,"Western Science As Auxiliary To the Spread of Gospel",The Chinese Recorder(Mar.,1897),XXVIII；後又發表於Th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New Series X(Oct,1897). (55)丁韙良：“格物以造物爲宗論”，《新學月報》5(1897)。 (56)Records of the First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2-4,1893(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3),12-15. (57)Records of the Second Shantung Missionary Conference,at Wei-Hien,1898(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9),122-128. (58)王樹槐：《外人舆戊戌變法》(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第66、68-69頁。 (59)[美]狄考文：“續擬請京師創設總學堂議”，《萬國公報》(光绪二十三年五月)，第101期。 (60)徐少範：“送林榮章先生暂歸美國”，《萬國公報》，1898年2月。 (6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編：《清末教案》(北京：中華書局，1996)，第3冊，第496-498頁。 (62)梁啓超：“學校餘論”、“論師範”，《梁啓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1冊，第42、29頁。 (63)朱壽朋編：《光绪朝東華錄》，第4冊，第4155-4157頁。 (64)“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請飭張百熙妥定同文館章程片”，《京師大學堂檔案選編》，第119頁。 (65)[美]狄考文：“續擬請京師創設總學堂議”，《萬國公報》(光緒三十三年五月)，第101期。 (66)周邦道：《近代教育先進傳略初集》，第213頁。 (67)[清]魏源：《海國圖志·大西洋》(長沙：嶽麓書社，1998)，卷39。 (68)[清]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制洋器議”，《戊戌變法》，第1冊，第30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