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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日盟约”及相关的“盟约案”“小池信”经日本学者藤井昇三披露后，其真伪问题一直有很大争议。本文以《谢持日记未刊稿》和日本海军省档案中的“王统密报”为主要材料，对若干关键环节进行补证，发现谢持1915年3月日记中的部分情节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所见“盟约案”“小池信”的内容、时间均有相合之处，可谨慎推定“盟约案”为真。据“王统密报”所提示的人物关系，“盟约”最初当为日本海军省人物起草，藤井披露的2月5日版本是否为真及其与“盟约案”的确切关系尚存疑问。“盟约案”送达后，外务省在3月14日表达过“若有意、若无意”的态度，但最终未签约，更未提供过援助。这一时期流传的孙中山因密约而得巨款的消息，是不实之词。 1913年8月，孙中山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1916年4月才回国。其间，为继续从事反袁斗争，孙中山曾提出“联日”主张，与日本各界进行广泛联络。这些经历牵出近代史上的一大悬案，即1915年的“中日盟约”问题(以下简称“盟约”或“盟约案”)。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藤井昇三披露了三份文件，指出“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孙中山曾经与日本人签署过一个密约，其内容比“二十一条”更有损中国主权。此说在学界轰动一时，有些学者认同藤井的说法，认为三份文件真实可信；但也有学者认为文件疑点重重，很可能是伪造的。杜继东在2005年对双方争论做过详尽回顾，兹不赘述。① 近10年来，大众媒体对这一问题的热情不减，时而出现各种“揭秘”；但学界的讨论似乎归于沉寂，新研究难得一见。②“盟约”到底真实与否，仍悬而未决。最近，笔者偶尔发现曾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副部长的谢持在日记中对此事有所记述，字里行间隐约透露出“盟约案”的真实存在。目前学界对这一材料较少留意。鉴于此，笔者以谢持所记为主要材料，结合日本外务省、海军省档案，对“盟约”问题的若干关键环节进行补证。不当之处，请前辈方家指正。 一 《谢持日记》所见日本军方的活动 谢持(1876-1939)，字惠生，四川富顺人，1907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与策划重庆独立，任军政府总务处处长。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宋教仁案”发生后，与宋教仁秘书周予觉、川籍革命党人黄复生等谋刺袁世凯，事泄被捕，继而遭袁追杀，9月避居日本，化名“王静一”。③1914年8月8日，谢持在孙中山、陈其美力邀之下加入中华革命党，8月29日出任总务部副部长。④ 在创建中华革命党过程中，原国民党领导层陷于分裂。黄兴、柏文蔚、李烈钧等人先后离去；陈其美则始终追随孙中山，为筹建新党不遗余力，赢得了孙中山的高度信任。故建置中华革命党之时，由陈其美担任部长的总务部权势最重。党内的财务收支、人事变动、对外交涉等大权，皆由总务部主之。⑤由于执掌最多，总务部人员与孙中山的联络也最密。据日本警视厅的《孙文动静》，陈其美几乎每天都要去和孙中山会面，有时甚至一天数次。⑥谢持担任副部长以后，亦是如此。在他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去孙中山住地“灵南坂”的文字非常多见，或是办理孙中山日常嘱件，或是参加高层各种会议等。凡此种种，均有机会与闻党内机要。 在革命党内，陈其美一向是有争议的人物。共事之初，谢持与陈也不亲近。但随着时日推移，两人关系迅速升温，除了公务上的往来，彼此也会倾吐许多生活私密之事。比如，陈其美曾动情地向谢持说起过自己的委屈： 中山先生以款属我，我自信款事率时只有亏吾私，不能益吾私也。然欲我一钱不错，我则不能。我光复后纳妾已生子矣。第二次失败，我使自谋。告之曰“有钱将以济同志图再举”。去年秋末始知其不给，改适他人。吾家强留其孩而养之。又曰：吾自信破坏时尚能有用，建设则非我所能，以我无根底但略有天事耳。然中山能见其大。必能建设。故民怨皆以我当之。盖成而后可无我，不可无中山也。斯言而信，可以感矣。⑦ 用款问题是陈其美在党内招谤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流亡在日本的党员大多生活困难，孙中山曾让总务部予以接济。但东京总部财政支绌，遂成僧多粥少之局面，得不到救济者对陈大肆攻击。所谓“民怨皆以我当之”，主要是由此而发。除此之外，陈其美与黄兴一派的恩怨，以及陈与日方接近等因素也导致党内对他的不满。何天炯、凌钺等人多次扬言必去陈其美。⑧作为副手，谢持对陈的做法虽非全部认同，但由于朝夕接触，也能深刻理解陈的苦衷。党内的矛盾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陈其美的孤立，但也拉近了他与副手谢持的心理距离。因之，由于总务部在党内的特殊地位，以及与陈其美的亲密关系，谢持比居正、胡汉民等高层干部更多了解党内机要。这是该时期《谢持日记》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本文在考察“盟约”问题前要交待的一点。 1913年东渡之后，孙中山在革命问题上持“急进”主义，在外交问题上持“联日”主张，试图借助日方的支持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为此，在“盟约”问题出现之前，他就与日本政界、军界、商界进行过广泛联络。对此，《谢持日记》有不少记载，其中的大部分史事亦见诸其他材料，早经李吉奎、俞辛焞等研究者揭示，⑨但也有一些为早前的研究所未注意。最可留意者即日本军方的活动。在中华革命党建立前夕，日本参谋部曾经联络陈其美，且行事十分诡秘。1914年5月28日，谢持记：“闻日本参谋部有晤英士谭事而(黄)复生通译也。前日即传说海陆参各部皆愿助吾党。然是举有关国家前途，未可轻掉之。”29日，谢持就此事询问黄复生，黄未加以否认，但也未告详情。当日日记谓：“省复生病，始悉日本人丁宁秘密也。”6月10日又记：“贞白以所闻告曰：凡与英士商者皆日本海陆军部之侦探。盖彼得袁世凯将以外兵御第三次革命，而日本无与焉，故欲探民党以自利。则吾用之不可不注意也。吾以言于复生，复生据列强均势之局，以为袁不能借外兵。且姑记之，观于后也。”⑩ “英士”即陈其美；“贞白”即李贞白，云南革命党人。陈不懂日语，故与日方的会面由黄复生翻译。黄与谢持系同乡好友，曾一同出生入死，寻常事情必不相瞒，但29日既以“日本人丁宁秘密”推辞，可知密商之事关系匪浅。同时，这一表态也等于间接肯定了“参谋部有晤英士”一节确有其事。袁世凯“将以外兵御第三次革命”一事于史无据，或是李贞白所闻不实，或是日本人夸大其辞，但李对日本人“探民党以自利”之居心判断准确。日本军方的帮助不会是无偿，必然伴随着某种条件，这很可能就是日方“丁宁秘密”的原因。 争取日本军方援助是孙中山东渡之后一大心愿。早在1913年9月，他就与“日本精神团”主持人饭野吉三郎(曾任职于陆军部)签订过一份“誓约书”，其中承诺了若干利益。经过饭野的介绍，陆军省经理局长辻村楠造与孙中山进行过会晤，但事后没有提供实质帮助，孙于1914年1月收回“誓约书”并有意离开日本。(11)其后，至护国运动前夕(1915年8月)，孙中山与日本军方的联系湮没无闻，不见于之前的研究。故谢持上述记载提示出两点重要信息：其一，1月之后，双方的联络并未中断；其二，五六月间，日本军方向革命党传递过“帮助”之意。并且，从日记语气推断，这次“帮助”很可能是日本军方主动提出，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野心。虽然此处不能断定其野心何在，但可见日本军方的这类活动不是仅此一次，从随后的政情能更清楚地看到其手段和居心。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孙中山认为第三次革命的时机已成熟，亟需资金和武器。8月24日，他在会见日本国民党领袖犬养毅时甚至表示，若对方能为中国革命筹措到资金，可以附加“任何条件”。(12)同一时期，柏文蔚、何海鸣等“缓进派”也跃跃欲试，打算借日本力量举事。革命党急于求援的心理，使日本军方及周围浪人感到有机可乘，于是在八九月间，他们又提出了所谓的“帮助”。据何海鸣一派的张尧卿记述： 九月，某国一个巨商谋求接近革命党人，先是和谭人凤一派接触；在长江地区又和孙文一派接触；在广东又和韩X等人接触；在江北又和我、刘艺舟接触，其图谋是在山东举事。其中，与我之接触尤为积极，并且最初是以商人的名义交涉，后来政界人物XX和XX两人的内信(主要人物)出现，并开始了多次的谈判。其要如下：以步枪三千支、机关枪四千支、大炮十八门、军费五十万元，首先在山东起事；随后的方法是，激起支那军队与日本方面爆发冲突，日本定会以此为口实极力采取大的动作，云云。 当时正是青岛问题风起云涌之际，我等思量再三，此种举动不过是党人逞一时之快……最后，此一密商就中止了。(13) 所谓“青岛问题风起云涌”，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为攫取山东利益，于8月23日对德宣战，以及为此与袁政府和英国政府所进行的外交谈判。袁政府同意在青岛地区划定“中立区”，对日本出兵不予干涉。从文中推测，日本军方某些野心家不满足于已有利益，试图采取更大的动作。 张尧卿，又名光曦，湖南长沙人。二次革命中曾被推举为南京都督。“二十一条”交涉时期，与何海鸣、刘艺舟等人向袁世凯政府“自首”。这段记载发表于张自首之后的1915年3月22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报告外务省，因此不排除有抹黑革命党的可能。不过，文中的“巨商”在与张尧卿会面后不久又与柏文蔚进行过联络，日本外务省关于这次联络的报告揭示了更详细的内情，可证张尧卿所记大体可信： 中国革命党员柏文蔚、谭人风、白逾桓、谢介僧、谢复等五人，昨二十三日午后二时访问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经理辻嘉六……会见约二小时。 辻嘉六言称，先前与张尧卿、刘艺舟二人谈过，曾想通过众议院书记官长林田去探听明石参谋次长的意向。但林田与内田康哉关系密切，所以和林田相商就必然要泄露给内田，而内田就有将此事传给外务省和大隈伯爵的危险。因此没有这样做，而改由某人(未透露姓名，可能是对华同志会的有势力者)去探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意向。大岛陆军次官对革命党没有见解，其意向不可知。明石参谋次长似对革命党抱有热烈的同情，估计可以从陆军内部得到一些枪械。至于军用资金，如彼等要求少量金额，通过各种办法能得到的话，那么我将更加按照彼等委托，决心予以尽力，目前正在奔走之中。(14) 据此，辻嘉六与柏文蔚等人的谈话发生在1914年9月23日，辻嘉六又亲口道出不久前与张尧卿进行过联络，这与张尧卿所记“九月”的时间点基本吻合。同时辻嘉六在与柏文蔚谈话中，“帮助”内容也是资金50万元、枪械若干支、大炮若干门等，这与张尧卿所记谈判内容几乎相同。辻嘉六请“某人”做中介去探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意向”，此人必与陆军省、参谋本部人物关系密切，这与张尧卿所记“政界人物XX和XX两人的内信出现”亦有相合之处，“某人”与“内信”当是同一人，“政界人物”当是泛称，其实是军界人物。主要情节既能对得上，则张尧卿所记当属实情：9月间，日本军方与革命党又有过联络，其中包括与孙中山一派的联络。由此再看谢持五六月所记，更觉可信。日本人彼时叮咛的“秘密”当类似于9月间的山东之事。李贞白所谓“日本海陆军部之侦探”，当是与日本海陆军有交情的一些浪人，类似于辻嘉六所请的“某人”。 以上两例说明除了学界已注意到的与政界、商界的联络外，孙中山1914年与日本军方也时有联络。并且有时是日本军方主动联络，其目的是利用革命党实现侵华野心。不过，截至1914年底，无论是军方、政府还是商界，都没有给孙中山以实质援助。(15)李吉奎分析认为：概而言之，大隈内阁上台后，担任外相的加藤高明强调内阁对外交的主导权而排斥军方的参与。因“日英联盟”的存在以及加藤对满蒙、福建等地利益的重视，日本政府1914年的对华外交思想是选择以袁世凯为外交伙伴，拿取缔“革命党”去与袁讨价还价。日本军方人物虽有心利用革命党实现更大野心，但迫于内阁的强势，不敢放手大干(辻嘉六与日本军方的联络之所以要有意避开外务省，原因正在此)。 因为争取日援屡屡受挫，孙中山第三次革命的计划不得不一拖再拖、一改再改。1914年底，革命形势已经陷于停滞。谢持12月12日记：“赴灵南坂……终日碌碌，无大计划。皆衣食之议也。”30日又记：“晚过英士及灵南坂。同志无以卒岁，而公家又窘于钱。”(16)31日，孙中山在致咸马里夫人的信中也承认：“我们的事业进展甚为缓慢，几无新情况可以奉告。”(17)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孙中山与日方的接触也不是毫无收获。最晚在1915年1月初，孙中山与日本海军省达成了某种合作，具体内容不得其详，但一定包括情报方面的合作。据《谢持日记》所见，1915年1月之后中华革命党多次从日本海军省获得情报，而日本海军省也从中华革命党一方获得过情报。联络双方的中间人物即“盟约”问题的主角之一王统一。 二 关于“盟约案”的蛛丝马迹 “盟约”问题涉及三份重要文件：其一是藤井所披露的“中日盟约”，署名双方是孙中山、陈其美和日本民间人士犬塚信太郎、山田纯三郎，所署时间是1915年2月5日。其二是外务省档案中孙中山致政务局长小池张造书信。其三是随同书信递交的“盟约草案”。送达时间是1915年3月14日。围绕这两个关键时间点，笔者对《谢持日记》1915年1-3月间的内容做了反复梳理，所见政情如下： 其一，1月初国内革命形势出现转机。元旦这天，日本报纸报道四川革命党人举事，杀死将军胡景伊、巡按使陈廷杰。(18)当时正值中国农历年底，在孙中山等领导人之前的预判中，“中国革命的好时机是在秋收时或阴历十二月前后”。(19)因此，四川的举事让他们十分振奋。随后中华革命党高层多次开会，讨论国内的起义计划。军事部提出，必须造成其他二三省同时响应，方能让袁军大乱阵脚。(20)河南、山东等省的党人跃跃欲试，着手回国策划起义。(21)从这些记载看，孙中山等领导人打算抓住国内出现的转机，趁农历新年掀起一轮革命高潮。 其二，东京总部已入不敷出。谢持1月6日记：“亮工奇窘而我亦将典衣。如何、如何?月露之下相语穷况耳。”19日又记：“往者黎萼以党人之鬻子者告。今日周哲谋以党人之鬻女于烟花窟者告。”(22)7日军事部在答复上海同志时亦称：“旅申各同志呼救之声，日盈于耳。平均计算，每日必有告急手书十数通……刻虽四处张罗，仍无实在着落。”(23)这些文字触目惊心，反映出东京总部的财政困难极为严峻。2月1日，总务部向新成立的财务部移交账目，各项收支相抵，已不敷500余元。(24) 这样一来，1915年1月的局势变化将东京总部置于十分焦躁的境地：一方面，国内局势有机可乘，急欲掀起革命高潮；另一方面，本部财政山穷水尽，无力支持各地起义。因此，党内比任何时候都渴盼大笔入款的到来。这一时期，孙中山忧心忡忡，但也有一丝特有的乐观。谢持1月4日记当天会议情形： 赴灵南坂决进行大计，而四川外实未与一言。财少而分多，吾以为非胜算也。以吾所理想裁兵之办法告中山，而中山遂举财政之易为。如铁道收入、矿税、地价、水电经营、市政诸端。以愚见，着手固不易也。中山又谓，国乏才可资外人，以日本、暹罗为例。而吾则兢兢焉。盖用外人者，往往反为人用，吾国是矣。(25) 孙中山所谓“铁道收入”等，显是指革命成功后而言，但远水不解近渴。眼前办法虽未明说，但结合接下来关于人才的论说，可知仍是借助“外人”。这当中，包含着对日本的期待。自东渡以来，孙中山在联日筹款问题上屡屡碰壁，截至当时，从日本人手中实际得到的款项不过17000元左右，(26)令人绝望。但以当时局势而言，孙中山又不能不指望日本。其中道理，如许崇智1月7日所言： 此间现无公私经济之收入可资挹注，又非有政府名义，招人信任。虽南洋各埠，赖当事者以精诚文字相感，曾稍有策应，类皆虚湿濡沫之为。(27) 中华革命党成立以来，主要入款是靠本党同志在华侨中募捐，至1915年1月，共计收到20多万元。数目本就不多，又是零星到来，故只能敷衍日常支出，不足以支持各地举事，所谓“虚湿濡沫”即此意。除此之外，革命党还发行过公债，但因没有“政府名义”，几无效果可言。靠党内筹款不可能发动革命，不能不指望“外人”。而当时欧美各大国均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自顾不暇，所以日本就是唯一的指望。革命党急于进行“大计”，只好重拾屡屡碰壁的联日途径。从《孙文动静》看，1月间孙中山大量会晤日人，其中当包含筹款的活动。当时来访最频的日本人即“盟约”问题当事人之一山田纯三郎，共计14次。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的王统一来访频率也很高，共计17次。 孙中山这一轮筹款努力取得一定收获。据藤井昇三从早稻田大学洞富雄处看到的借条，孙在1月13日得到了一笔13万元的借款，借款人正是“盟约”问题另一个当事人犬塚信太郎。犬塚与山田纯三郎曾同任职于三井公司，彼此早有往来。据山田回忆，犬塚同情中国革命，1914年曾帮助陈其美在大连活动。(28)对于犬塚13万元的借款，论者以往均未提出质疑，不过，笔者认为，1月13日借条虽然存在，但犬塚并未立即支付这笔款项。(29)其一，2月间总务部向财务部移交款项时，曾将1914年7月30日—1915年1月31日的账目制成一个“收支数目清册”，对其间的每一笔入款都有记录，其中并没有1月13日这一笔。其二，陈其美4月间(时在上海)致谢持书信曾切盼犬塚之款，很可能是截至当时犬塚借款仍未全部到位。其三，革命党1月后急于借款举事，若有13万元这样的数目，当会有所发动，但据谢持日记及孙中山书信，直至二三月间，革命党的起义计划仍困于款，并且总部的财政困境更为恶化。(30)综合这些材料，似可推定1月13日犬塚只是同意借款13万元，至于如何支付，双方当另有约定。以日本人的常见做法，出借巨款往往是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决定借款的落实。本文进一步推测，犬塚的13万元必是分期支付，而支付的时间和数目，则视革命党所能给予的实际利益而定。不管怎样，犬塚借款已是这一轮借款中最大的收获，除此之外，孙中山在1-3月间很可能并未从其他日本人手中得到任何款项。即便有，数目也十分微小。 当孙中山努力筹款之时，中日关系风云突变。1月18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随即引起巨大政潮。至迟在1月底，孙中山已经得知此事，不过他最初的态度如何，目前尚不清楚。(31)从《孙文动静》看，进入2月之后，他加快了会晤日本人的节奏，2月1日—3日，与山田纯三郎会晤4次。其中2日这天，山田带来了2万元的款项。这笔入款，孙中山出具了收条，谢持当天记：“赴灵南坂得汇票如约。”(32)若“汇票”即是指山田之款，则“如约”二字值得重视：这2万元或许就是之前犬塚13万借款的一部分。在得到这2万元后，孙中山第二天(3日)打电话让陈其美“速来”，山田在这一天也来了两次。双方当是围绕这2万元有过商议。5日上午11时，山田再次来访；11时10分孙中山打电话“请陈其美持印速来”，11时48分陈来到孙宅。随后三人同在一起约两个小时。(33)孙、陈、山田都是“中日盟约”上的署名人，这一天他们又同时在场，藤井昇三遂推测，三人当天在“盟约”上“签名盖章了”。(34)这些情节是藤井教授认为“盟约”为真的重要证据。对此，俞辛焞、王耿雄、陈在俊均提出过疑义。其一，孙请陈“持印速来”不一定是在“盟约”上签名盖章，也可能是为了签署委任状或军火合同之用。其二，盟约上的另一个署名人犬塚信太郎当天不在场，此人又是何时签名的?(35)对于这些争论，笔者不能提供新的材料。“中日盟约”是否为真，又是否在2月5日这天签署，此处只好存疑。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以往判断犬塚不在场是依据《孙文动静》，但验之以《谢持日记》可知，《孙文动静》所记并非来访者的全部，有百密一疏之处。如1月3日，谢持陪同卢师谛(四川革命党人)到中山处“详述川状”，《孙文动静》却未见两人来访。(36)简言之，《孙文动静》中有记载者当必有，无记载者却未必无。 2月初，“二十一条”政潮在迅速发酵，革命党也已牵扯其中。2月4日，《申报》等刊发刘师培《告旧中国同盟会诸同志书》，要求革命党勿趁“二十一条”祸乱“宗邦”。文字含沙射影，攻击革命党有“引外力以覆祖国”之谋，“所资外力……不过某国一二浪人”。(37)其后，革命党联日卖国之说甚嚣尘上，流传版本越来越多。(38)对此，孙中山的反应异常平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公开表态，《谢持日记》中也未见党内就此商议。俞辛焞判断，孙中山当时的态度是“避免正式言及‘二十一条’”，继续专注于1月以来的反袁斗争。(39)笔者认为这是可信的。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孙中山虽有意避开，但局势的变化却出乎他的意料，中华革命党在“二十一条”风潮中越陷越深，无法一直沉默下去。其一，2月中旬之后，黄兴、陈炯明、钮永建、熊克武等“缓进派”领导人陆续发表通电，呼吁革命党人“停止革命、一致对外”。又含蓄指出党内有“借异虐同之举，引狼拒虎之谋”。(40)其二，2月底，何海鸣、张尧卿等党人向袁世凯政府“自首”，其通电亦指责党内“有一二人步李完用之后尘”。(41)这些来自党内的攻击其实都指向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中华革命党的名誉遭遇严峻危机。而更大的危机则来自日本政府。2月间，北京的“二十一条”谈判陷于僵局。为诱使袁政府早日就范，2月3日和12日，加藤高明会见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提出如果袁政府让步，日后“遇有革命纷扰之事，日政府自应中政府之希望，尽力援助”。(42)在此之前，袁政府曾多次要求日本政府驱逐或引渡革命党人。此时，日本既同意“尽力援助”，显有取缔革命党的可能。果然，在这两次会谈后，中华革命党很快感受到了日方的“干涉”。因此，若不尽快对日袁之间的交易拿出对策，革命党的处境将十分险恶。在以上两大因素作用下，到2月底，中华革命党无法再对“二十一条”问题继续回避。《谢持日记》中出现了高层就此的会议以及私下的争论，由此牵出了“盟约”问题的部分真相。 2月27日，谢持记“赴灵南坂议事”。(43)在场者还有陈其美、胡汉民、居正、廖仲恺、戴季陶、丁仁杰、田桐、王统一等高级干部。会议内容没有记载。但3月1日，戴季陶发表了一次公开谈话，可推测27日的主要议题是“二十一条”。戴的谈话主要表达了三点：一是承认东京学生的反日活动中确有中华革命党党员，但这些学生是以个人名义活动，不代表中华革命党。二是批驳黄兴、何海鸣一派“停止革命、一致对外”的论调；三是辩解中华革命党“卖国”传言，称是袁政府的污蔑(但未举证)。(44)这是“二十一条”交涉发生后，中华革命党最早的公开表态。(45)释放的信息可归结为两大要点：一是中华革命党不会停止革命，将继续反袁。二是对日本传达善意，撇清中华革命党与学生反日运动的联系。总之，此时中华革命党虽已背负联日卖国的骂名，但其对日立场仍是“联日”，不是“反日”。 然而，在日本政府方面，却并未因中华革命党传递的善意而报以友好。其外交重心仍在“二十一条”。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继续以干预革命党为诱饵，引诱袁世凯让步。3月4日，谢持记：“过英士，日本竟干涉吾党之进行。与英士论最晰。”日本如何“干涉”，此处未做详记，但从“最晰”一词推测，革命党必是得到了可靠的情报，并且意识到局势险恶。日本政府的“干涉”对于坚持“联日”的中华革命党来说，犹如一盆冷水，惊醒了部分党人的幻想。于是革命党高层的对日态度发生了分化。谢持、丁人杰、萧萱等人认为“联日”已经无望，革命党再居留日本，害多而利少，遂建议孙中山离开日本。谢持当日记载：“景梁(丁人杰)、釼光(萧萱)皆主中山先生之去日本，正与吾同。然吾党进行之费不继，可浩叹。”这表明即使有心抛弃“联日”主张者，态度也不坚决。因为孙中山离开日本，筹款问题将受影响。由此推断，孙中山正与日方进行着某种筹款努力，有希望但还无结果；一旦离开，可能前功尽弃。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犬塚那13万元借款。 不过在一番权衡之后，谢持仍坚持“离日”之说，他3月5日写道： 过英士，又言吾党之去日本，于国家及吾党名誉、吾党进行皆有百利而无害。于此次吾国与日本交涉，或能得较好之影响。其意似略韪吾言者，乃告我以他事关系。吾谓思而后言。于路思之，仍以去此为得。(46) 此处所谓革命党离日于“吾党名誉”有利，是针对当时盛传的“卖国”一说而言。如革命党去日，则这种传言不攻自破。所谓“于此次吾国与日本交涉”能得较好之影响，是针对“二十一条”而言。日本在二三月的谈判中，拿“革命党”问题去诱使或要挟袁政府，革命党去日，日本便无法施此伎俩。陈其美“告以他事关系”，很可能是以筹款立言。这陈认为“离日”之说有其道理，但不赞成。3月6日，谢持又去找其他高层商议。当日记载：“赴灵南坂，以中山宜离日本之说告仲恺、汉民。”同时，试图继续说服陈其美。不过，陈的反应十分奇怪： (英士)闲话时忽曰吾人孰宜任驻日公使者。吾亟以乱以谈诡之论。乃又曰“君是内地将来最重要之一人”。吾遂不敢闻其语矣。此何时耶?徒使闻者笑矣。(47) 陈之语气近于玩笑，但背后当有深意。“驻日公使”一语，当是针对谢持昨日持论而发。谢提出“离日”的一个重要考量，是有助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是以国家利益立言。故谢任公使必能维护中国利益。谓谢为“将来最重要之人”，是敬佩谢的爱国热忱。但所有这些以玩笑语气道之，则表明陈虽然敬佩谢的爱国初衷，却不认同他的“离日”主张。同时也表明，他在对日问题上已另有办法，否则不会有心思开此玩笑。果然，在3月7日这天，陈便道出了一个重要计划： 过英士，一事未说，遂赴高山。以英所告告沧伯。所谓“外交互相通知彼国人”，曷以须此之急计?其目光所注似是事且在海陆之上也。(48) “沧伯”即杨庶堪，政治部副部长，谢持同乡好友。“高山”为杨住地。“英所告告沧伯”，虽不得其详，但只看后面一句即可知所关甚重。因为“外交互相通知彼国人”，正是“中日盟约”和“盟约案”中的内容。对照藤井所披露的“盟约”及“盟约案”可知，其开宗明义第一条皆为：“日中两国提携，对于其它外国有关东亚之重要外交事件，先行互相通知之协定事项。”(49)由此可推，陈其美“所告”的不是别事，正是“盟约”问题。“海陆”一语，是指革命党在内地和海军中策划的起义计划。“是事且在海陆之上”说明该问题万分紧迫，陈其美正就此进行紧锣密鼓的联络。 3月8日，谢持继续记此事的进展：“遇英士略商，渠以前所告我者敂我，我答曰：‘未见全文，不敢赞一词也。’”“未见全文”一语，说明陈借以与日方联络者是一个书面文本。陈其美未以“全文”告谢持，说明此事极为秘密。另一方面，陈暗中从事此事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又想与对方倾诉一二。从“未敢赞一词”及7日“曷以须此之急计”来看，谢持对陈其美正在从事的举动不赞同，仍抱定“离日”主张。9日，谢持就此直接建言孙中山。日记略谓： 赴灵南坂……吾意中山以游美国表示决绝日本为宜。内可祛国人之疑，树吾党之信。外可戢日本野心而促其东亚和平之念。且吾党居是邦，其政府为利用之资，其国民不能举臂助之实。中山离此，一呼二三十万金不难立至，而吾党义旗举矣。 中山曰，日本苟加干涉，则吾党断无成。当思抵抗之策，然美国不能。(50) 这段记载透露的信息量很大。“祛国人之疑”指革命党卖国嫌疑；“日本野心”指“二十一条”。“其政府为利用之资”一语，可做实革命党已得知日本在“二十一条”交涉中的阴谋：以“干涉”民党去与袁政府讨价还价。“其国民不能举臂助之实”说明截至当时几乎没有得到日本人的任何帮助。这一点绝非意气之辞，当时孙中山身边的日本人中虽不乏真正同情中国革命者，但大多是配合日本侵略野心的浪人，他们所谓的“帮助”极具欺骗性，往往附加着险恶用心。用心达不到，其“帮助”总停留于空头支票。谢持长期执掌出纳，对此必有真切体会。另外，“日本苟加干涉”一语也需注意，据此，日本的实际干涉尚未到来，革命党还有努力的余地。以当时处境而论，可用的“抵抗之策”无非有二：或是如谢持所说离开日本，日本政府即无从干涉；如果留在日本，则只能设法破坏日袁交易，让日政府由“亲袁”转为“亲革命党”。这就要有比“二十一条”更大的诱惑去说服日本外交部门。孙中山当日的表态还看不出他如何取舍。不过谢持随后的记载很快揭晓了答案。10日，谢又赴灵南坂，但“今日不议”。11日会议情形如下： 朝赴灵南坂，谭次及中日交涉。万一袁政府屈于日本要求，缔约宣布，则国家主权、土地丧失颇巨，国人必如梦初醒，信袁氏之不足为。吾党于此当如何准备，因人心而用之?中山默然。遂言及吾国之强，期以十年。日本海军当局一力求扩张其国势于南洋，以其国发展海军，颇易。发展陆军，则难。故欲倚中国为大陆之守而取攻势于南洋。苟欲灭中国者，陆军之力不足以守之，财力尤虞不给。灭中国者不啻自灭也。(51) 其中最可玩味者是“中山默然”。以当时国内外“反二十一条运动”之风起云涌，若袁缔约，必大失人心，这正是反袁斗争的绝佳时机。但在讨论如何利用这一点时，孙中山选择了“默然”。对一直鼓吹“反袁”的孙中山来说，这当然是反常的。而在一番沉默之后，其表态更让人意外，他并没有直接回应“反袁”的问题，却顾左右而言他，辩称日本不会灭亡中国。孙中山的谈话反映出两点：其一，利用“二十一条”反袁的问题让他很为难，一时不好作答。其二，他此时仍对日本心存好感，相信日本不至于“灭中国”。而这两点之间互为因果。以当时的“人心”而论，主流的“人心”即是“反日”。所以革命党要利用“人心”，只有一同“反日”。孙中山对此沉默，表明他内心不赞成“反日”。进而推之，仍偏“联日”。是以后面有日本不会灭亡中国的言论。但当时日本已有“干涉”迹象，对革命党更加凶恶，孙中山有何新的办法能让日方呼应其“联日”主张?似乎只能推定为向日方提出更丰厚的条件。若此，它是不是就是传闻中的“盟约案”?对此，谢持日记12、13日均无相关素材。 3月14日在“盟约”问题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据藤井的研究，孙中山就是在这一天致信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盟约草案”作为书信的附件一同送达，该草案与2月5日的“中日盟约”高度一致。3月14日，谢持日记载：“夜过英士，渠述菊池之言，加藤外交官若有意、若无意也。”(52) 文字虽短，揭示的信息却很重要。“菊池”，即菊池良一，日本参议院议员，宋庆龄称其为孙中山“忠诚的朋友”，(53)3月12日曾到访孙宅。(54)“加藤外交官”，即前文提及的加藤高明，日本外务大臣。加藤上台之后对革命党一向冷淡，该时期为达到“二十一条”野心，更是竭力与革命党划清界线。3月5日，日本政府控制的《顺天时报》刊登报道，一再辩解日方没有资助乱党“破坏邦交”的举动。(55)在这种背景下，加藤与革命党之间有联络(虽是间接联络)是不同寻常的，能让他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徘徊更是不同寻常的。此处虽不能确切断定加藤之表态是针对“盟约案”而言，但这种可能性非常大。试想，若非与“二十一条”性质接近的巨大利益，还有什么因素能让加藤有此破例举动?更重要的是这段记载出现的时间，“盟约草案”是作为孙中山致小池书信的附件一同递送，书信上有“3月14日”字样，有一个“王统一”的打印体名片别在书信上，名片上也有手书“大正四年三月十四日王统一持交”字样(见图1)。(56)谢持记载的加藤表态也出现在3月14日，这三者断难认为是巧合。假设如有的论者所说，“书信”和“盟约案”都是伪造的，就等于说革命党这一天事实上没有联络日本外务省，那么3月14日出现的“加藤”的表态又是针对什么而发?他会凭空对革命党传递这样的信息? 考察至此，似可作两点小结：其一，谢持3月7日所记“外交互相通知”一语与藤井所披露的“盟约”和“盟约草案”第一条相合。其二，谢持3月14日所记加藤一语与藤井所揭“盟约案”送达外务省时间一致。这两点大大增加了“盟约案”的真实性，似可谨慎推定为“盟约案”真实存在。它与“盟约”的关系则有待进一步考察。 三 王统一和“王统密报” 王统一的名片既然与“盟约案”一同出现在外务省，他必然知晓其中内情。诚如王耿雄所言，弄清王统一这个人的背景，将有助于弄清“中日盟约”“盟约案”以及“小池信”的真相。但到目前为止，关于王的记载稀少而零碎，无法呈现关键环节。据已经揭示的情况，王统一又名王统，浙江永嘉人，早年曾留学日本，习海军。(57)辛亥革命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大臣副官”。(58)“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化名“津田良夫”，时年29岁。(59)1914年参与筹备中华革命党，任中华革命军海军总司令。王统一精通日语，时常担任孙中山的日语翻译。其妻是日本人，偶尔也参与革命党的活动。 在谢持日记中，王统一出现的次数亦少，不过提示的信息却很重要。1915年1月11日，谢持记：“笺蕴南嘱速张维，新〔亲〕来日本。王统一相遇于英士家，所托我者也。”(60)这是日记中第一次提及王统一，文字太简，不知原委，但从之后的记述看，王当天到来应该与前一句中的“蕴南”有关。“蕴南”即余际唐(1888-1964)，四川荣县人，熊克武部下，时在国内策划四川起义，1月初谢持得知四川暴动后遂促其前来谋划。余到达日本不久，即发生了“二十一条”风潮，革命党高层进一步分裂。2月11日，熊克武响应黄兴等人“停止革命”通电，拟离开日本前往南洋。17日，余际唐向谢持提出，拟追随熊克武而去。谢当天记载：“蕴南夜来，谓将偕锦帆赴南洋云，吾欲留之，而未知[王]统一所经营者。”锦帆，即熊克武，时在东京。从这句判断，余的去向部分取决于王统一的活动，至于王的活动为何，谢持亦不清楚。18日又记：“以蕴南行事征沧伯意见，午后得复书，当竭诚留也。商于英士，亦以统一未归，始以一星期为率，待王统一也。” 杨庶堪和陈其美均有挽留余之意，但最终办法却需等王统一归来相商。为此，陈提出再等一周。从中可推想王统一从事的活动非同小可。20日，王统一归，陈其美急邀其前来： 英士邀统一言，蕴南业支去数百金而与谋议，今欲去，只得听之。词若甚不满者。吾闻之，难处。以友谊、乡谊及患难关系与夫吾之爱蕴南之心，义当斩然止之而加以责备，而势不可。(61) 余际唐来日，主要为商量四川起义。其支去数百金，当是策划起义的花费。从这句推断，王统一前几天的活动或是为在四川(及其他地区)起义筹款。若得款，余即可回国发动，不必去南洋。但从当天情形看，王未能得款，余是去是留只得听其自便。想及他已花费不少，陈其美又颇有不满。这些推论与实情或有出入，但有两点可以坐实：谢持属党内高层，但对王统一的活动有不知内情者，可知王在党内也是一个神秘人物，其事多涉高级机密；其二，余际唐随熊克武离去是党内的一件大事，陈其美为此要等待王统一意见并且宁等一周，可知王正在从事的活动关涉重大。总之，王统一在党内的能量通过此事即可体现一二。 其后的记载更体现其能量。5月22日，谢持记：“夜九时，青岛来电：‘尤超凡等五十余人被逮于日本水上宪兵’。遂偕纫秋往谒中山。嘱我持电寻王统办理。”23日一早，谢持冒雨急寻王统一，24日得到消息，“青岛同仁或不至引渡”。(62)日本军队逮捕青岛党人而中山嘱王统办理，可推孙中山必是知道王在日本方面有门路。此处虽未详记，但日方能干预此事者不多，除了日本政府就是日本军方。逮捕者“日本水上宪兵”属日本海军，王统一又有海军经历，可能是通过日本海军省营救?总之，这则记载提示：王与日本海军可能有某种联系。随后谢持的其他记载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报载龙济光惨死。遂访王统一，使赴日本海军省探之。”(63)时在7月19日。两天前，革命党人钟明光炸弹袭击广东将军龙济光，当时传闻不一，故谢持让王统一去找日本海军省核实。龙济光是否惨死，在日本军方虽未必属于机要，但海军省却没有义务告诉王统一。何况，日本官方与革命党联络并非小事，可能引起袁政府的外交抗议；其时“二十一条”交涉结束未久，日方对革命党穷凶极恶，不愿接近。在这一背景下，王统一与海军之间的联络必不会是因为人情，应当是有条件的，双方可能有着某种合作。笔者在日本海军省文件中发现了蹊跷。5月8日，海军省从王统一一方收到一份情报(图2)，全文如下： 王统密报。 一、据北京总统府内同志今早(八日)发来的电报，总统府对日本最后通牒中的内容非常满意，甚至认为是支那外交上的成功。不过，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军人却认为这是国耻，十分愤慨。 二、吴淞敷设了少数旧式水雷，都是十分古老的东西，谈不上有何作用。大炮的弹药准备得也不充分。不过，江阴的炮台和水雷比较有力，准备得充分。机械式水雷大约有150个。 三、支那海军使用的火药大部分贮藏在芝罘，有洋人定期检查。如果第一时间占领该火药库，支那海军的战斗物资即被切断。”(64) 当时正值“二十一条”交涉千钧一发，日本于前一天(7日)提出“最后通牒”，命令海陆军进入战备状态，战争一触即发。海军省恰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得到王统一的“密报”绝非巧合，在此之前应当已有合作。再查谢持日记，1月7日有如下记载：“日本海军司令部中人言，则永川以上电线不通也。”如此一来，革命党与日本海军的关系更清楚了几分：至晚从1915年1月起，双方已有情报往来。这种关系很可能是通过王统一建立起来，平常亦以王为中介。总之，中华革命党与日本军方的关系要比以往揭示得要密切。(65)由此再回头看犬塚这条线索，“盟约”问题或许有一些新的启发： 1月间，中华革命党急于筹款，既有海军省这条门路，不会不有所尝试。另一方面，如上文所指出，上年以来，日本军方也在密切注视着革命党，时而打算加以利用。此时革命党切盼得款更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正属有机可乘。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很可能围绕筹款问题有过联络。而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1月13日的犬塚借条，这很难说是偶然。据三井物产社的芳川宽治回忆，犬塚与日本海军省军务局长秋山真之关系亲密，是“极好的相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芳川、犬塚、秋山三人“几乎每日相聚，讨论时局之进展”。(66)山田纯三郎也在1939年回忆，犬塚多次通过秋山为革命党筹款，如1914年初陈其美、刘大同、蒋介石等人在东北活动之际，犬塚曾“设法凑足三十多万元给孙文”。为了再满足孙文等筹款需要，犬塚连续9天拜访秋山将军，促使秋山终于答应。”(67)已有学者指出，山田回忆录有不实之处，此处也未敢据为信史。但结合芳川的记载，犬塚与秋山往来密切当能坐实。据此，犬塚与革命党的联络未必是个人行为，很可能来自海军省的授意；13万元借款也未必是他本人之款，很可能由海军省或秋山个人提供。再从张尧卿一事判断，日本军方的“帮助”有两个特征，一是见机而动，二是别有用心。这13万元一定有着某种条件。1月13日出具借条之后，与犬塚相熟的山田纯三郎频繁访问孙宅，2月2日带来2万元现金，次日就有孙中山召陈其美迅速前来之举，5日又嘱咐陈其美“持印速来”，这些是不是条件谈妥的标志?若干年后，藤井发现了2月5日山田、犬塚联合签署的“中日盟约”，它是不是就是借款的条件?从内容看，“盟约”11条与孙中山与饭野缔结的“誓约书”有相似之处，均体现出日本军方的野心，它是不是海军省起草而借犬塚之手提出?2月中旬王统一一度秘密进行着某项活动，陈其美、谢持都在等待王的结果而决定四川的起义计划，王的活动会不会与犬塚尚有余款未付有关?3月14日，革命党将“盟约案”送达外务省，第二天犬塚又送来日金5000元(有孙中山收条)，(68)这5000元又是何意?与“盟约”和“盟约案”是何关联? 围绕这些疑问反复推敲，似可这样设想“盟约”和“盟约案”的出现：1月初革命党听到四川动乱的消息，急于筹款发动，遂向有交往的日本海军省求助。海军省的某些野心家(如秋山之徒)看到革命党求款心切，乃提出一个全面控制中国内政外交的“盟约”为条件，交由犬塚出面联络。1月13日，犬塚向孙中山表达了有条件借款13万元的意向，但故意隐瞒了真实条件(或者说，只透露了“盟约”中的部分内容)。孙当即出示借条以示接受。但犬塚随后不但未按借条实际支付，反倒适时抛出“中日盟约”全文，孙对此无法接受。双方遂以山田为中介多次就商改“盟约”进行会谈，但迟迟未取得一致。1月下旬，“二十一条”消息传来，日本若与袁政府缔约，革命党处境必然恶化，由此孙中山加快了与犬塚的联络，求款更切。2月2日，犬塚先支付了2万元，既是对孙的安慰，也是引诱革命党早日答应“盟约”。孙中山得款后，3日与陈其美相商，下定了最后决心，5日约山田、犬塚签字。但此时恰值“二十一条”谈判在北京开始，日本政府的注意力全在袁政府，在这种背景下，海军方面也有所收敛，未支付革命党余款。是以2月间四川等地的起义计划仍无法发动。为落实款项，陈其美派王统一再联络犬塚，仍未能得款，四川起义也就无望，不得不让余际唐自便。2月底以后，革命党处境雪上加霜，陈其美已探听到日本政府“干涉”的危险。阻止日袁联盟已经压倒各地的起义计划，成为第一急务。为此，党内3月初开始着手运动日本政府，7日前后孙中山起草了致小池张造书信，提出中日“同盟”设想；又以“盟约”为蓝本起草“盟约案”，让日本政府看到利益所在。两份文件交由王统一出面联络。王通过犬塚—秋山—小池张造这条途径于14日持交外务省。当天外务省对“盟约案”进行了讨论，形成了一个很狡猾的态度：“若有意、若无意”。次日，犬塚支付5000元，数额微小又不失合作之意，实与外务省态度一唱一和。 这些情节都属作者反复设问之余的大胆想象，要证实或证伪，还要做大量考证。略作陈述或有助于学界的讨论。真相也可能大相径庭。 四 “盟约”和“借款” 3月14日“盟约案”递交外务省后，理论上当有下文。对此，日本和革命党方面已揭示的史料反映不多，但在当时报刊上却流传着许多版本，大意均谓孙中山因签订“密约”而得“巨款”若干。(69)此说虽不易证伪，但有明显破绽。从逻辑上说：革命党要想得款，必须以日政府有意合作为前提。(70)14日当天，加藤对“盟约案”的态度在“有意”与“无意”之间，随后会不会倾向于“有意”?会不会真如报刊所说，给革命党以支持?日方档案中虽无明确记载，但革命党14日之后的处境即可说明。 19日，孙中山致康德黎夫人函称： 目前尚不能按计划开始我们的行动。由于英国政府的干预及其保守影响，日本政府未敢给我们以友好支持。我们正不靠外援，独立工作，深信必能成功。(71) 自1月以来，革命党就在忙碌于各地的起义计划。“二十一条”风潮之后，国内局势动荡，起义机会更佳。但截至当时，各地仍不能发动，其难仍在于筹款。孙中山谓日本态度为英国干预所致，显然不够准确，但可据此断定日政府尚未给予支持，进而可断定外务省未对“盟约案”表示“有意”。这时孙中山近于绝望，不敢将下一步行动寄托于日援之上，决心“独立行动”。具体的行动计划，在《谢持日记》中有反映。22日，谢持记：“党中财力益难，将不支矣。非速图成功恐无以善后。”23日又记：“本党力争沿海及京汉、津浦两路破釜沉舟，全力以图之。”(72) 早在1月间，总部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二三月间未有大笔入款，此时愈加困难。若不趁最后的财力做破釜沉舟之举，久而久之，必因无款而自乱。因此，总部提出一个十分冒险的计划：暂缓其他地区起义计划，在江浙一带做最后一搏。为了实施这个计划，陈其美离日赴沪，亲自领导；丁人杰等重要干部也被派回国内。革命党孤注一掷之决心于此可见。谢持记陈其美动身之际之自白： 英士来议论之余，谓果能归者当尽瘁为之，不幸而败，实无面目再亡外国。绝命时必以书贻同志，激励其心。又谓克强诸人皆不知己，以为陈其美亦图苟活怕死者云云。又谓党人莫不口言为国，其实九十五人皆为己也。吾固有慨于此，故并识之。 又谓： 晚复过英士，送之登车。可敬，而决死之志尤可感也。(73) 陈是孙中山最重要的左右手，也是“盟约案”的主要操办之人。孙中山既允陈带着必死之志回国，显示出他此时对“盟约案”已不抱期望，只有靠本党最后的力量放手一搏。24日，陈其美启程归国。(74)其后，孙中山一直为之惴惴。上海是中华革命军总部所在，亦是国内革命活动的总枢纽。以后果而论，陈此行只能成功、不容失败。若不幸失败，全党精华必付之一炬，且无力再举。4月6日，谢持记： 中山略言吾党收束办法，不幸江浙又败，则吾党非再待三年不能图再举，而财力复竭，难久持。计唯先散不能自活之党员，继将机关解散。留三数人居日本，余皆他行。而问我之所向，则上海与南洋耳。中山则美国也。(75) 此时，孙中山已在考虑解散总部，离日赴美。以中山联日之心热，若此时日方稍有支持，何至于此?该时期革命党是否因“密约”而得款，何待多言? 但即便到了这个地步，孙中山对日本政府尚未完全绝望。其一，3月14日加藤表态虽模棱两可，但毕竟保留了“有意”的可能。其二，1914年12月，日本内阁与议会的矛盾白热化，大隈重信宣布解散议会，于1915年3月25日重新选举议员。(76)故3月底4月初，日本政局走向也处于十字路口，日政府对华态度同样有可能变化。由此，孙中山决定再做一次尝试。4月7日，他接受太阳通讯社社长波多野春房采访时表示：“目下正通过某日本人(姓名秘而不宣)谋求日本政府之援助，正在活动中。倘若日本政府不应允予之要求，予当赴美求援，那时将用一年余时间在美国各地游说。”(77)孙中山如此坦陈谋求日援，并非急不择言，而是有其深意。以当时“二十一条”之交涉局面，日政府不愿看到孙中山离开日本。且截至3月中旬，黄兴、李烈钧、熊克武等领导人都已表示过“一致对外”的态度，并且都已不在日本。在此情况下，孙中山一派若也有同样行动，日本就没办法利用革命党去与袁讨价还价。所以该时期日政府对革命党虽不支持，但也避免决绝之举(其3月14日表态狡猾之处即在此)。对日方的居心，孙中山不会不知情，其高调表示“赴美游说”其实是借此向日方施压。不过，老辣的日本政府不会轻易就范。同一时期，陈其美也对日方残存着期望。4月7日前后，陈其美致谢持函切盼犬塚之款，并且还曾嘱托廖仲恺(时为财务部副部长)再做联络。谢持4月13日记载：“犬塚事，仲恺曰：‘直可谓绝望矣’。提笔怅然，不审英士得之作若何也。”15日又记：“英士犹待某君，以为能行。嗟夫，革命之难也!安知彼人已以无望谢我耶?”(78) 由此可知，在14日前后，犬塚已明确拒绝为革命党筹款。但是，陈其美仍不甘心，19日又派津久居回日本再做争取，其当日信曰： 犬君之款，非津久居君面陈此间情状，伊逆料事有成功希望，方肯再筹。否则，真相未知，或恐虚掷钜款，于事无济，于已受累，故决定请津君一行，今晚首途。(79) “方肯再筹”一语说明犬塚之前提供过款项。很可能就是2月2日的2万元和3月15日的5000元。陈之所以屡屡碰壁仍指望犬塚，是否因为1月13日13万元仍有余款?此处暂时存疑。“事有成功希望方肯再筹”一语更说明犬塚之款附加有条件，绝非藤井揭示的那般慷慨!(80) 综上，4月初孙、陈的尝试继续碰壁，局势还在继续恶化。4月9日，东京总部得到情报，梁启超出逃上海，这一消息让党内大为震动。谢持11日记： 今晨梁启超中日交涉袁世凯早有成竹，四月二十二日必全体解决之说又见于新闻，皆将帝之蛛丝马迹也。 革命党人早前推测，梁是因帝制而不容于袁氏，出京正是袁氏决意称帝之信号。这样，袁就“二十一条”与日本缔约的可能性大增。而一旦双方缔约，日本徇袁之请必对革命党有所不利。由是，孙中山做了最坏的准备，4月12日，他嘱谢持将党内紧要函件全部销毁。谢当天记：“中日交涉将解决，袁世凯将称帝，吾党事务所当特别警戒，今日检要紧函片付之一炬。”(81) 其后的政情恰恰落入孙中山担心的节奏：5月9日，袁世凯果然答应了“二十一条”的大部分要求，日本对革命党的态度随之大变。在此之前，日政府虽然拒绝援助但尚未加以迫害，如今革命党既失去利用价值，遂凶相毕露。陆征祥(袁政府外交总长)答复书墨迹未干，日本驻沪领事即有驱逐陈其美之举。谢持18日记载：“上海日领事竟使人促英士之日本，谓留沪破坏东亚和平。可恨哉!”5月22日又有前述日本海军逮捕青岛党人之举。6月1日，东京总部又得到情报：“日本政府竟欲允袁氏之求捕党人而交之。遂电吴佐州、孙桂林、尹锡五远离青岛。”(82)从中均能看到日本政府之穷凶极恶，与3月中旬的模棱两可判若两途。5月底，孙中山在答复陈其美时表示，万一因日方驱逐而“居住不稳”，则“唯走南洋，日本则断不能来也”。(83)可以想知东京本部之处境也万分危险。 由于日方的迫害，中华革命党5月9日之后处在最为困难的时期，近于奄奄一息。首先是本部款项难以为继，党员离心离德。4月30日，谢持记：“党中阅三月不得一钱”，“索钱者麕集而议论尤不中听者”。(84)至5月间，原来为数甚微的一点接济，总部也难以承受。5月12日，经孙中山同意，党员生活维持费一律停止，次日即有部分党员聚集闹事，要求“改良党务”，个别党员恼羞成怒“暴毁器物”，不久即有中华革命党“解散”传言。(85)其次，这一时期国内风云激荡，孙中山认为革命时机好于清末保路风潮，但由于无款，包括上海在内的起义均无力发动，这同样加剧党内矛盾。5月23日，刘大同致函孙中山，批评总部无所作为，“不特涣散，抑难维持”。(86) 由是观之，3月14日以来，革命党无日不在艰难困苦之中，且呈每况愈下之势。5月9日前，日本政府不曾因“盟约案”而借款，5月9日后更未借款且屡加迫害。其外交之进退，全视侵华利益之所在。“盟约案”尺度虽大，但凶狠狡黠之日政府从未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在野党身上。 日本政府机关算尽，但毕竟有其不能控制者。5月9日“二十一条”交涉结束后，中国的反袁浪潮出乎其意料，这让日本军政要人对袁政府和革命党的态度进一步分化。(87)在这一背景下，五六月间日政府虽有一系列迫害举动，但未对革命党加以取缔。7月底，大隈内阁卷入一桩腐败案而被迫改组。不久，主导对华政策的加藤高明辞职。8月间，袁世凯炮制筹安会，加快称帝步伐，国内反袁浪潮又高一浪，最晚在10月底，之前支持帝制的日政府已考虑抛弃袁氏。由于这两大因素，中华革命党终于在10月后迎来了柳暗花明的转机。12月，日本军方正式与孙中山进行接触，准备予以援助。(88)恰在这一时期，在《孙文动静》中已消失数月之久的犬塚信太郎又出现了，21日这天，他和菊池良一、山田纯三郎造访了孙宅，之后来访十分频繁。(89)据山田回忆，1916年3月孙中山得到“久原借款”100万元(实际是70万)即有犬塚的功劳。(90)此事真假不属于本文考察范畴，但需注意的是犬塚出现的时机。其或隐或现，与日本军方的对华方针配合得十分一致。由此，其13万元借款的来源、目的就更值得怀疑!并且，21日来访的山田纯三郎是在“盟约”上一同署名之人，菊池良一是“盟约案”的知情之人，三人同一天到来，难道又是一次巧合?会不会是“盟约”将他们串联到一起? “盟约”问题涉及多个文件、多个当事人和复杂的外交关系，存在很多疑点。要一一解开这些疑点进而还原整个事件的真相，注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本文所揭示的“谢持日记”“王统密报”等虽有助于说明个别问题，却不足以澄清几个最为关键的环节。谨就稍有把握者总结两点如下： 第一，谢持3月7日所记“外交互相通知”一语与“盟约案”第一条内容相合，3月14日出现的加藤表态与“盟约案”送达外务省的时间一致。这两则记载作为革命党一方的旁证，与外务省档案中保存的“盟约案”“小池信”形成了证据链条，大大增加了“盟约案”的真实性。可谨慎推定“盟约案”为真物而非伪造。第二，“盟约案”送达外务省后，日本政府未因此而改变对华方针，也未提供过援助。报刊上喧嚣一时的革命党因“密约”得款之说属污蔑之辞。换言之，“盟约案”并非双方共同认可的有效文件，未产生过有损中国主权的事实。 至于2月5日“中日盟约”的真伪，本文无法确定。不过，从谢持1914年五六月日记和“王统密报”来看，中华革命党与日本军方(尤其海军省)的联系比以往揭示的要密切，并且这种联系是双向的。革命党期待得到日本军方的支持，日本军方也想利用革命党。后者的做法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往往伪装成“帮助”见机而动，这一点在张尧卿一事中体现得特别明显。考虑到日方的这一常见伎俩，笔者赞同松本英纪的推断：“盟约”是由海军省的秋山起草，借“援助革命”名义而提出的交换条件。通过对犬塚活动的考察，本文就此做进一步推论：日本军方提出“援助”的时间是1915年1月，当时他们看到革命党入不敷出而又急于发动，遂断定有机可乘；具体联络交由与秋山相熟的犬塚操办。1月13日犬塚13万元借款即是日方提出的“帮助”内容，交换条件即是“中日盟约”最初的草稿。2月2日，犬塚通过山田先行支付2万元，孙中山因急于得款，大体同意了这个“盟约”，5日以目前可见的版本签署了“盟约”。总之，日后“盟约”若能被进一步证明为真，它必是日本海军省和犬塚所策划的一场骗局。 最后，本文还想谈一谈“盟约”牵扯出的“爱国”问题。自藤井研究在大陆揭布以来，社会公众常以之指摘孙中山“不爱国”，甚至比较他和袁世凯谁更“卖国”。其不当之处，早经段云章、杨奎松等学者指出，这里还要补充一个情节：“盟约”问题出现之前，陈其美就多次表达过聘请日本人做警察和军官之类的话。(91)以有损主权而论，无疑也属“卖国”范畴，但是即便当时攻击陈其美媚日的何海鸣也不曾否认陈的言论有“爱国”初衷。据其亲耳所闻，陈说：“中国十年内必须听从日本之言，虽丧权力不惜。十年后兴教育办实业，二十年后中国强富，即能握东亚之霸权。”(92)由此，“丧权力”绝非无条件，这个条件不是袁世凯的帝制自为，而是“中国富强”，这才是落脚点。换言之，革命党人在方法上或有权变，却从未背叛“爱国”的归宿。以此推论，“盟约案”“小池信”均约以十年，一定不是偶然的，这十年正包含着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抱负。历史当事人的“爱国”常常只有十分有限的选择。孙中山的选择有冒险之处，很难实现方法和目的的统一，但其归宿所在，后人却不可不谅。 注释： ①参见杜继东：《中国大陆地区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回顾》，《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②笔者检索有关数据库，发现杨奎松《孙中山到底爱国不爱国》一文(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对该问题有所讨论，但未对“盟约”的真伪问题进行认定。除此之外，近10年来未见相关研究。 ③这些经历均参见谢持：《天风海涛馆六十自述》，谢幼田整理《谢持日记未刊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册，第408-429页。 ④分别见谢持1914年8月8日、29日日记，《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242、252页。 ⑤参见《中华革命党总章》，1914年7月8日公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7页。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居觉生先生全集》上册，台北1954年印行，第157页。财务最初由总务部执掌，1915年2月财政部组建后方移交。 ⑥参见俞辛焞、王振锁等译《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1914年8月—12月部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⑦《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2月1日，第1册，第355页。 ⑧谢持1914年12月16日记：“何晓柳以迫英士辞职告我。”20日又记：“豫湘东三省党人攻讦英士。”24日再记：“张肇基以凌钺之意来告，必去英士、觉生(居正)。”，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12、315、316页。 ⑨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422页；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190页。 ⑩这三则记载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202、203、210页。 (11)关于此事的原委可参看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408页。 (12)《犬养毅与孙文会见之事》，1914年8月27日(报告时间)，《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688页。 (1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0080600、戦前期外務省記録·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十六巻·2大正四年3月8日から大正四年3月27日。張尧卿ノ革命党内幕二関スル談話譯送ノ件(1915年3月22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原文为日文，赵正超译(下同)。 (14)《有关中国革命之事》，1914年9月24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702页。 (15)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397-402、420页。本文所说的“实质帮助”是指孙中山最亟需的资金和武器。 (16)《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10、319页。 (17)《致咸马里夫人函》，1914年12月31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8页。 (18)《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1月1日，第1册，第324页。 (19)《孙的秘书某人之谈》，约1914年1月中旬，《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608页。 (20)见军事部部长许崇智等2月1日给孙中山的呈文，内称：“四川省起义以来，各省志士咸思追效……当此千钧一发，若非他省二三处同时响应，遥相控制，则贼军得全力以图川。”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版，第4册，第2551页。 (21)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28页。 (22)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29、342页。亮工，即夏之时，四川革命党员；黎萼，湖南革命党员；周哲谋，即周应时，江苏崇明(今属上海)人，中华革命党军事部副部长。 (23)《军事部覆谭天钟告经济困难情形》，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4册，第2522页。 (24)《总务部收支数目清册》，1915年2月20日，黄季陆编《革命文献》第45辑《中华革命党史料》，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53页。 (25)《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27页。 (26)见《总务部收支数目清册》，1915年2月20日，黄季陆编《革命文献》第45辑《中华革命党史料》，第53页。又，谢持日记3月9日记日本国民“不能举臂助之实”，也可证从日本人手中得款不多。 (27)《军事部覆谭天钟告经济困难情形》，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4册，第2522页。 (28)山田与犬塚的关系可参见藤井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中山和“中日盟约”》，陈明译，《岭南文史》1986年第2期；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417页。 (29)藤井在引用借条时，只说借条上有孙中山的“签名盖章”，却对借条如何措辞只字未提(参见藤井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中山和“中日盟约”(续)》，陈明译，《岭南文史》1987年第1期)，实际上，借条作何措辞十分重要。笔者拟有机会见到洞富雄保管的借条后再做申论。 (30)河南、山东是本轮起义计划中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1月间孙中山多次会见河南支部领导人宋拼三(参见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进行部署，但二三月间一直未能发动，谢持2月28日记载，宋以款项不支为由请求将起义时间推迟到“阴历六月”。2月26日还曾记载“大事之款有变，颇可虑也”(《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82、380页)，不难发现各地起义仍困于款。为筹款发动起义，3月中旬孙中山派许崇智等到南洋筹款，出发之际甚至无力负担这些同志的旅费，总部之困难可见一斑(见孙中山3月14日《致邓泽如函》，《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163页)。这些都显示革命党1月来未曾有大笔入款。 (31)1月22日，《朝日新闻》以号外形式刊发了“二十一条”的部分内容，次日该报记者来采访孙中山，孙谢绝会见(见当日《孙文动静》)。2月3日，孙中山就“二十一条”问题发表过一个谈话(日本外务省文书，大正四年2月3日)，表明他在此之前已注意到此事。 (32)《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2月2日，第1册，第356页。 (33)《孙文动静》，1915年2月2日—5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322-325页。 (34)藤井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中山和“中日盟约”》，《岭南文史》1986年第2期。 (35)参见王耿雄：《孙中山与“中日盟约”的真相》，《历史档案》1997年第3期；俞辛焞：《孙中山的中日盟约问题辨析》，《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6)参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26页；以及当日《孙文动静》(《《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325页)。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孙文动静》或由于保存原因有多日缺失，如1915年1月24日、28日均不可见，或许犬塚恰巧在这两天来访也未可知。 (37)《难得此党人之言》，《申报》1915年2月4日，第11版，当天系选登；2月6—7日连载了全文。 (38)比如《申报》2月18日所刊《泣告同志书》，称革命党“借外援以谋乱”；2月24日所刊《自由谈之自由谈》中有“日本将助革命党来相恫吓”一语。此外，这一时期《孙文小史》《国贼孙文》等小册子也广泛流传，对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进行诋毁，参见《申报》1915年2月18日所刊《传播痛骂党魁之印刷品》。 (39)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第197页。 (40)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7卷，第2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344页。 (4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0081000、戦前期外務省記録·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十六巻·5大正四年3月18日から〔大正四年〕4月12日·何海鳴最近ノ宣告(引文发表于1915年3月7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42)转引自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66年，第392页。 (43)《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81页。 (44)《中国流亡者戴天仇的谈话》，1915年3月1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717页。 (45)在此之前，孙中山2月3日发表了一个谈话，见于《日本外交文书》，场合不明，但应该不是公开谈话。 (46)谢持3月4日至5日的记载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86、387页。 (47)《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88页。 (48)《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89页。引文中的下点是笔者所加。“一事未说”一语，如从字面意思看，双方未做交谈，这与下文“英士所告”有矛盾之处。结合过往情形，谢持平日去见陈其美，主要是商议公事。笔者推测，谢当天必是有公事请示，但陈其美有更重要的临时事务，没商谈公事，只简单告诉了手头急务的若干内容。 (49)藤井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中山和“中日盟约”》，《岭南文史》1986年第2期。 (50)3月8日和9日的引文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90、391页。 (51)《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92-393页。下点为笔者所加。 (52)《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96页。 (53)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编《宋耀如生平档案文献汇编》，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129页。 (54)见当日《孙文动静》，《《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350页。 (55)《关于日人资助乱党之辩诬》，《顺天时报》1915年3月5日，第2版。 (56)王耿雄说，王统一“自知情虚”，“仓促之间在自己名片上把送交月份误为‘二月十四日’”(《孙中山与“中日盟约”的真相》，《历史档案》1997年第3期)。段云章也说王统一名片上的日期是“大正四年二月十四日”，见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2页。这其实是辨认有误，名片上的“三”因为与上面的“年”字连笔，看上去像是“二”。 (57)《各省重要人物一览表》，黄季陆编《革命文献》第45辑《中华革命党史料》，第94页。 (58)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2082555200、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在支帝国専管居留地関係雑件/南京之部·第二十九号(1912年1月20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原文“海军大臣”应为“海军总长”之误。 (59)《在东京的中国流亡者名单》，《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755页。 (60)《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34页。 (61)2月17、18、20日记载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371页、372、374页。 (62)5月22-24日的记载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2册，第45-47页。 (63)《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7月19日，第2册，第103页。 (64)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0128391700、海軍省公文備考·大正3年～9年大正戦役戦時書類巻166新支那事件·対支最後通牒の件·王統密報(1915年5月8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65)此处还有一个问题，王统一向日方提供“密报”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孙中山对此知不知情?在笔者看来，“个人行为”这种可能性很小。从日记来看，孙中山、谢持对王统一与日本海军省有联系是知情的，甚至还通过王统一从海军省获取情报。孙、谢都是革命家，理应知道这种情报不会无偿获得，而是有来有往。换言之，孙、谢既然通过王统一获取海军省的情报，他们应预见到王统一也会向日方提供情报。所以，王统一与日方的情报交换，应是中华革命党知情并认可的。 (66)秋山真之会编《秋山真之》，第261页，转引自松本英纪：《二十一条问题与孙中山》，《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51页。 (67)《协和杂志》，第248-249号，转引自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第436页。 (68)该收条藤井见过，洞富雄保管。 (69)如《申报》1915年4月21日第2版《专电》中引北京来电，称孙中山与犬养毅签订密约二十条，紧接着又有一电，称孙中山从日本富商手中得款300万元，暗示二者有因果联系。22日又转载北京报纸报道，称孙中山“与日本人订有密约十五条款”，双方签字后，日方“付款四十万元”。类似的传言当时还有很多。 (70)当时报纸上的报道一般对借款的日本一方说得很含混，未明确说是日本政府还是民间人士。但当时即便是日本民间人士的借款行为，也要视日本政府对革命党的态度而定，所以关键还在于日本政府的态度。 (71)《孙中山全集》第3册，第163页。 (72)《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404、405页。 (73)《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404、406页。 (74)关于陈其美启程回国的时间，徐詠平《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94页)谓“2月底”；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谓“2月13日”。实际上是3月24日，参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406页。 (75)《谢持日记未刊稿》，第1册，第419页。 (76)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二号·1月1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303页。 (77)《孙文之谈话》，1915年4月8日(报告时间)，《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719页。 (78)《谢持日记未刊稿》，第2册，第6页、第8页。 (79)《陈其美致孙中山函》，1915年5月19日，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42页。 (80)藤井谓：“犬塚把自己满铁辞职时领到的全部退职金……送了30万日元，虽然孙先生写了借条，但犬塚若无其事的样子，把借条撕碎放进火炉里烧掉了。”又谓犬塚对孙中山的金钱援助准确数额已经“不清楚了”，“但可以说总数在60万日元以至100万日元的”。藤井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中山和“中日盟约”》，《岭南文史》1986年第2期。 (81)4月11、12日记载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2册，第4、5页。 (82)5月18日、6月1日记载分别见《谢持日记未刊稿》，第2册，第41、55页。 (83)《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5月21日，第2册，第44页。 (84)《谢持日记未刊稿》，第2册，第23页。由此可进一步断定，二三月间中华革命党无大笔入款。 (85)参见《谢持日记未刊稿》，1915年5月12日、13日记载，第2册，第35-36页。亦可参考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947-948页。 (86)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4册，第2608页。 (87)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411页。 (88)参见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第464页。 (89)见《孙文动静》，1915年12月21日—1916年3月1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496-540页。 (90)参见俞辛焞《孙中山的中日盟约问题辨析》一文对此事的考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91)《中国流亡者陈其美之谈话》，1914年9月12日，《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第690页。 (9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0081000、戦前期外務省記録·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十六巻·5大正四年3月18日から〔大正四年〕4月12日·何海鳴最近ノ宣告(引文发表于1915年3月7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