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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组织纪律涣散等客观因素，云南籍同盟会会员的入会具体规模与时间等均较难考证，初期入会者主要是留日学生，而后逐步发展到省城学校、讲武学校的青年师生及官兵。虽然云南籍志士先后在东京或其它地方入会，并呈逐年增多之趋势，但其在云南的根基并不牢固。在同盟会的积极宣传下，不仅省城昆明，河口、干崖、腾越等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革命活动亦十分积极。云南籍同盟会志士不仅参与省内革命活动，也积极支持云南省外的革命事业。由于组织对会员的约束力不强，加以权位争端、政治倾向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民国建立后云南同盟会的组织发展并不顺利，成为其后国民党在云南组织发展脆弱的先声。 关键词：同盟会；云南；组织；边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南京国民政府与滇川黔地方关系研究》（14CZS0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913年，孙中山曾言：“中华民国以人民为本位，而人民之凭藉则在政党。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①]民国建立后，不论是北京政府中央权柄的不断更迭，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步构建的以党治国体制，政党在政治演进历程中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孙中山之言，正是这一景象的另一种表述。同盟会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之角色，学术界对此研究相当丰富。[②]然而，限于各种因素，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虽论及同盟会在云南等地组织的革命活动，但对同盟会在云南的组织发展历程却较少有专题论述，而即使是关涉这一问题的相关成果，在一些内容的论述上亦含混不清、不够精准。云南虽然地属边疆，但一度却是同盟会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民国建立后由同盟会组织嬗变而形成的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等的相关活动，仍对云南地方社会政治造成相当之影响，护国、护法运动在云南的首兴，莫不与革命党人的活动有关。基于这一观察，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同盟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演变进行梳理。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同盟会的云南籍会员及其组织（1905－1911） 清末以来，“云南以近感缅越亡国之惨痛，父兄子弟相诏朂，惟亡国是惧，民心激昂，悲愤久矣。只苦交通阻滞，民气闭塞不審，所以自立解脱之道，迨癸卯甲辰间陆续资送日本与河内留学生先后计二百余人，又适值日俄战事，我同盟会亦于是成立，留学生中十九加入，亟谋所以革命独立”。[③]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云南留学生虽然倾向革命，但加入同盟会者并不为多。 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召开筹备会议。有学者将冯自由《革命逸史》、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五本文献中关于此次会议的相关记载的异同进行罗列比较，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记载了唐继尧、吕志伊、李根源当日参与此会，而《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则记载吕志伊、李根源并未在当日加盟，吕志伊是9月9日加盟，李根源是1906年6月16日才加盟，故二人可能并未参加此会。虽然《武昌革命真史》中记载唐继尧参与此会，但缺乏其他有力证据，故唐继尧亦可能并未参与此会。[④]不过，吕志伊的外孙叶祖荫则言，吕志伊参加了7月30日的筹备会议，即日就宣誓参加了筹备中的中国同盟会。[⑤]而参加过辛亥云南腾越起义的张天放等人则言，7月30日筹备会议参加的云南籍志士为杨振鸿、李根源、吕志伊、赵伸、张华澜5人。[⑥]张天放还言，在1905年8月13日，云南傣族刀安仁在听了孙中山的演讲后，当场表示要加入同盟会。[⑦]李根源则这样回忆：于1905年4月在东京见到黄兴；6月则与杨振鸿、罗佩金与孙中山在横滨相见，在座者有陈天华、匡一、刘揆一、宫崎寅藏等人；7月，“同盟会成立（应为筹备会议，引者），我即加入”，并忝列同盟会第一次开会签名单的37人之列。[⑧]也有论者认为，“云南留日学生之入同盟会者，以志伊及张朝甲、张华澜（儒澜）、杨振鸿为先导焉”。[⑨]也有资料认为张儒澜是云南“首先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四人中之一”。[⑩]吕志伊在1913年所撰写的《杨君振鸿事略》中则言，“乙巳秋，留东志士与孙文、黄兴等倡设中国同盟会，为革命之总机关。滇人中惟志伊与君（指杨振鸿，引者）实先与焉”。[11]吕志伊此处没有言明是同盟会筹备大会或成立大会时的情况，但强调他与杨振鸿是云南籍最早参与同盟会的人员。吕氏所言并非孤立，另有人亦明言“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吕志伊与焉。为滇人入同盟会之始”。[12]另有资料在统计7月30日参与同盟会筹备会议会员的省籍构成时，并没有将云南罗列在内。[13]《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所记载的名单中，云南无人在7月30日参加了筹备会。综合上述各家之言，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云南籍志士参与同盟会筹备大会的具体情况。 虽然云南籍志士是否参加，或者何人参加了筹备会还不能完全确定，但云南的革命运动却在展开，同盟会在当时的确是吸引青年志士的革命团体。8月20日，同盟会正式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宋教仁谓出席此次会议者“约百人”[14]，冯自由则认为有“三百余人”[15]。张玉法经过对文献记载的罗列对比，认为开成立大会的主旨是讨论章程、选举机构负责人，当日入会者仅裴钢、谢光显、董修武3人，其他与会者应是此前已加盟的人，“不超过二百五十人”。[16]同盟会成立当日，通过了章程，选举产生了执行、司法、评议各部成员，同时选举出了各省分会负责人，云南分部的负责人（主盟人）为吕志伊。吕志伊本人在1913年的《同盟会琐录》中也言东京同盟会云南省支部长是其本人。[17]有资料认为，参加此次正式大会的人员“籍贯包括全国十有七省”，惟甘肃省因此时尚无留学生而没有人参与。[18]根据张玉法的研究，各省区的主盟人多系在东京指定的，他们或自东京前往各地发展会务，或已在各地从事革命活动。[19]叶祖荫回忆吕志伊在同盟会成立当日当选为评议部评议，应属有误。[20]可能将吕志伊在1912年同盟会在南京改组时当选评议部议员的事情前置了。在1912年3月3日的同盟会“全体大会”上，与吕志伊同时当选评议部议员的云南籍会员还有张耀曾、张大义、黄嘉梁三人。[21] 笔者目前所阅资料尚不能完全确定7月30日的筹备会议及8月20日正式成立大会时云南籍志士加入的具体情况。但有资料显示，在同盟会成立的1905年，云南籍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仅8人，即吕志伊（云南思茅人，9月9日加盟）、杨振鸿（昆明人，9月22日加盟，主盟人为黄兴）、张儒澜（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张华澜，石屏人，9月25日加盟）、张朝甲（保山人，9月22日加盟）、殷飞云（曲靖，9月19日加盟，主盟人为黄兴）、庾荷生（墨江人，10月1日加盟）、罗震（澄江人，10月初一加盟）、李纯禧（普洱人，10月8日加盟）。[22]另有认为，“丙午年（1906）一月，同盟会开会，会毕，刘揆一、匡一两君约云南革命党人杨秋帆（振鸿）、赵直斋（伸）、罗镕先（佩金）、吕志伊（天民）与根源五人暂留，谓孙、黄两先生有事相谈”。[23]同盟会开会，这5人在场，并被约谈，或可以说明这5人为同盟会会员，至少应该与同盟会联系非常密切。但这与前引1905年有云南籍8人入会情况就有出入。罗震其人尚不知道其具体情况（或是指罗佩金，笔者掌握资料尚无法准确判断），李根源、赵伸并不在8人之中。同盟会在1905年8月通过的《中国同盟会章程草案》规定了本部设总理一人，另设执行、议事、司法三部；在基层建设方面，规定在国内和国外分别设立5个及4个总支部，国内即西部（于重庆，包括四川、贵州、甘肃、新疆、西藏）、东部（于上海，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中部（于汉口，包括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南部（于香港，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北部（于烟台，包括山东、山西、直隶、陕西、蒙古、东三省），国外即南洋、欧洲、美洲、檀岛。云南属南部支部，由胡汉民为支部负责人。不过，有研究表明，除南方支部于1909年在香港设立外，其他各支部都未能建立。同盟会章程还规定，本部所在地会员可按省籍设立分会，推举主盟人（分会长），以推动各省同盟会组织的筹建，云南的主盟人为吕志伊。[24]这至少表明，吕志伊应该是较早接触同盟会的云南籍人士当无疑义，并且其可能参与了同盟会的筹建或成立大会。李根源也曾言：吕志伊参加了同盟会筹组过程的有关工作，“与香山孙公，善仙黄公三十余人歃血慷慨，驱鞑虏，建汉帜”。[25]《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是对同盟会早期会员发展情况记载较清楚的原始资料之一。在该名册中，1906年在东京加入的云南籍同盟会会员，除孙中山、胡衍鸿为主盟人外，吕志伊也是主盟人，这应表明吕志伊是同盟会云南支部的负责人。[26]当然，对于该名册的名单，1939年就有老同盟会会员致函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张继，对名单提出疑议，认为遗漏了多名会员。[27]前述云南籍同盟会会员记载的差别也不能排除这一原因。 事实上，关于同盟会早期成员，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所附的《乙丙丁三年会员人名录》（实际与《革命逸史》、《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为同一史料）确有遗漏。198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就根据相关文献资料，辑录了一些前述史料所没列入的会员名单及事迹。云南籍者，主要有5人：李学诗，云南腾越人，1906年由杨振鸿介绍入盟；吴品芳，早年与黄毓英、杜韩甫一起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由杨振鸿主盟，加入同盟会；张文光，同盟会倡导革命于滇边时，由杨振鸿介绍入盟，应该大致在1907或1908年间；张成清，1908年参加死绝会；赵伸，1904年留学日本，1906年云南留日同乡会办《云南》杂志，被推为经理，加入同盟会。[28]当然，这也并不一定能够完全精准地把云南籍同盟会会员的情况表现出来。《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显示最初两年（1905、1906）云南籍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会员有21人。[29]而有资料则言，“自丙午（1906年，引者）至戊申（1908年，引者，由其（吕志伊，引者）介绍入党者，先后达百余人）”。[30]这一数据虽非完全精准，但表现出同盟会成立后，云南籍人士入盟者逐渐增多。 对于云南籍志士最早加入同盟会的状况，民国时期已经修篡完成但未付印的《续云南通志长编》有如下记载：同盟会成立后，各省留学生相继入会，皆相约以各自力量推动本省之革命运动。云南吕志伊、张华澜、张开甲（应为张朝甲，原文如此）、杨振鸿加入最先，其后留学生陆续入会者有李根源、赵伸、罗佩金、殷承瓛、叶荃、赵复祥、唐继尧、李万祥、张子贞、黄毓成、张开儒、庾恩旸、周德荣、林春华、李伯庚、姜梅龄、赵钟奇、沈钟、黄嘉梁、黄毓英、杜钟琦、言道一、胡正芳、李春醲、李燮羲、张含英、李曰琪、李植生、张乃良、唐允义、刘九畴、王毓嵩、邓绍湘、张邦翰、张大义、何伟伯、李光鼎、杨若、段宽、李大忠、何汉、丁怀瑾、杨名遂、张鑫三、王武、李金牛、杨鸿章、陇高贤、钱世禄、禄国藩、王九龄、杨大铸、邓泰中、苏澄、陈凤鸣、赵家珍、李自梅、李莲芳、彭仲伦、罗为桓、曾鲁光、郗安仁等。[31]这是关于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的云南留学生的名单，这66人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尤其是该资料仅言在日留学生相继加入，没有详细说明加入的时间、地点，无法判定一些细节内容，不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云南籍同盟会人员在东京的大致情况。至于留学生回国后发展同盟会会员的情况，《续云南通志长编》所记更略，仅言：“回国之留学生，在昆明、腾越、缅甸介绍入会者约三百余人，以张文光、张成清为首”。[32]上述资料中的会员，有的是在东京加入，有的也可能是在其他地方。如李宗黄就是于1911年在天津参加同盟会的。[33]这一情况的产生，或与同盟会的组织松散有关。由于同盟会组织松散、对会员的制度性约束不严，因此要考察清楚云南籍同盟会的具体名单、数量等，是较为不易的。然而，同盟会的成立，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推动，“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间表者矣”[34]。在同盟会成立之后，云南的革命运动确实取得了很大发展。 二、云南籍同盟会会员的革命活动 同盟会成立之前，革命风气已经在云南传播。有资料显示，1904年游学日本的昆明人杨振鸿，将《告滇中父老》一书寄回云南，引起了热血学生的强烈反响，“读杨书，发指眦裂，痛恨满清断送滇省”。其后，李伯东、李鸿翔、何瑛、李治、谢树琼、李伟、杨洛图诸人，秘密结合成立了誓死会，其意“誓与满清皆亡”，于是“云南革命，发韧于此”。而云南留学日本之人渐多，且“多濡染革命之说，革命人才，因此辈出”。1905年杨振鸿又将《革命军》一书寄至誓死会，李伯东、李治等暗中宣传，“排满思想，遂以日炽。李伯东且乘机联络志士，为革命运动 。然尚秘密进行，未敢公然表示”。[35]革命思想在云南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云南的这一情况是与全国相似的，此时清廷仍统治着全国，诸多革命活动均系秘密进行。同盟会成立后，云南籍同盟会会员积极组织参与了云南地方革命政治活动。1906年，杨振鸿从日本归来，与李伯东“密与订交，约入同盟会，劝李组织机关，担任滇省革命事务”；李伯东则慨然同意，与许恒昌、杨洛图等设立兴汉会，订立章程，并从日本购“民报”等革命报刊，进行革命宣传；李伯东还著《新云南》一书，主张独立；李伯东还联络各校学生组织敢死会，高朗、何瑛、范石生、普善、董承志、王九龄、徐濂、施为章、马明远、杨大用、李莲芬、李治、周从锡、段纯一、许景升等，均系“党中强健分子”。[36]而1906年，同盟会开会后，孙中山、黄兴即约杨振鸿、赵伸、李根源、吕志伊等谈话，表示：“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的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云南总督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体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都把云南当作侵略的目标”，云南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希望云南革命青年，筹办一份宣传革命的刊物”。于是，云南籍革命同志创办了《云南》杂志。[37]《云南》杂志鼓吹云南处英、法“鹰瞵虎视，各争要区”之下，号召“兴师罪政府”、“鸣鼓攻官吏”，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38]在革命风气高涨的背景下，云南革命志士先后组织或成立了一批团体或机构，如保地会、天足会、公学会、兴汉会、文明常说会、筹滇协会等。[39] 云南的留学生是云南革命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及宣传者。在同盟会成立之前，留日的云南籍学生即思革命独立，在东京的云南籍士官生罗佩金、李根源、叶荃、唐继尧等20余人，曾密约计划成立一丈夫会，意谓“对于革命宗旨，始终不变，有取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义”。《云南》杂志创办后，很快即成为“传播革命机关，河内留学生即为转输书报之介绍者”，故有“当时之留学界，实以云南学生为最激烈”之誉。由于云南留日学生革命活动激烈，清政府出面干涉，吕志伊、赵伸、杨振鸿等被学校除名。此后，云南留学生“遂不得不铤而走险，渐渐加入，实行革命运动”。[40] 云南籍同盟会志士不仅参与省内的革命政治活动，也积极参与省外进行的革命政治活动。孙中山在沿海革命活动不断失败后修改了自己的判断，认为：“沿海岸各省区，决不能作革命根据地，否则打起仗来成为背水之战；又中原地带四面受敌，只有云南形势，地处边远，高山峻岭，天然屏障，且与安南、暹罗、缅甸接壤，与国际交通并无阻碍。而且杜文秀起义虽然失败，但应尽力唤醒其殉难子孙，来参与革命运动”。孙中山到仰光时曾专访杜文秀之甥杨惠亭，吸引他参加革命运动，并由其组织宣传活动，并“以武定大西村回人马云汉为小组长，马彩成付（副，引者）之，组员六人，由腾越入永昌”，后被清政府拘捕入狱数月后再被驱逐出境，仍转回仰光。[41]吴玉章曾言“同盟会在云南有一些工作基础，所以孙中山先生和黄兴才决定在那里举事”，[42]应该是认为同盟会在云南的活动取得较好的进展。1907年，孙中山决定组织力量在西南边境实行反清武装起义，设立粤桂滇武装起义总机关，云南也先后发生了河口起义、永昌起义两次武装反清活动。1908年，黄兴、居正、吕志伊等同盟会领导潜入云南甘崖（亦干崖，今云南德宏），与土司刀安仁结为同志[43]，经刀安仁介绍，哥老会首领张文光等一部分人士也加入同盟（与前述《续云南通志长编》所记载时间顺序上相吻合），并密谋起义，但未果而终。同年，同盟会决定在河口发动起义，此次起义的决策机关设于越南河内，云南留学生积极参与，在河内的留学生张邦翰、张翼枢等加入了黄兴率领的各省同志华侨200余人进攻河口的队伍，在省的有吴传声、杨振鸿、杨友棠等为内应。[44]而后，清廷认为“河内学生为云南革命之中枢，乃交涉将巴维学校解散”，导致“云南同志失去置办书报之必要机关”。其时，革命志士李文治在镇雄鼓吹革命，被革职查办；许旭东在普洱因鼓吹革命，入狱卒之。[45]而杨振鸿从日本回国后，“在省创办一体操队（指云南体操专修科（师范性）学校，杨任监督。引者），广引同志，颇招官吏之忌，乃改委以西防管带（即西防腾永巡防队管带。引者），远充之于土司边地”，杨在当地宣传革命、策划进行永昌起义。[46]1908年，杨振鸿先集敢死队百人，攻破永昌城，计划招集乡民编练军队，拟以一军取腾越为后劲，一军进攻大理及省城，一军出顺宁、云州及迤南各地。这样，“云南一省，垂手可得”。但乡民集合的军队虽有勇气而素无训练，并且缺乏利器，“不能前进，亦不能持久”，形势不断恶化，杨振鸿亦在内外交忧下病逝。[47]然而，虽然策划历时较久的永昌起义因此而被迫终止，但杨振鸿在滇西所进行的活动，却产生了深远作用：“辛亥九月，腾冲首先发难，革命之因，实种于此”。[48]云南籍同盟会志士在积极策划或主导省内革命活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同盟会在云南之外的他省进行的革命起义活动。例如，“（1）广州三月廿九之役，有吕志伊、赵伸诸君加入；（2）广西镇南关之役，有张邦翰、张翼枢、杨友棠、吴传声诸君加入”。[49] 自1907年后，云南籍同盟会志士的活动主要分成了内外两部分。吕志伊、赵伸、张邦翰、张翼枢等追随孙中山、黄兴流亡外国，其活动可谓省外活动；其他大部分返回云南，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宣传活动。当时，先后兴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陆军随营（系由部队中选拔学术科较好的军士和上等兵，有一部分普通学校学生）、体育、测绘各学校的教官，例如李烈钧、李根源、罗佩金、方声涛、唐继尧、张开儒、杨友棠、夏绍曾、李华英等都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的宣传，其中“讲武堂、陆军两校为革命大策源地，两校学生，共计逾千人，几全体加入同盟会”。[50]朱德后来回忆也言，随着革命的影响在云南日益扩展起来，“我就是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1909年在云南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讲武堂的教官大都是同盟会会员，或者是受到了同盟会革命宣传的影响的，讲武堂的学生是许多不满足于现状的年轻人，讲武堂建立了同盟会的组织，同盟会的一些宣传革命的书刊得以在讲武堂中秘密传阅，讲武堂成为了“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51]在云南籍志士的努力之下，“革命的传播将普遍而成熟”。[52] 在1907－1908年间，同盟会从日本派遣了不少留学生回国宣传革命，云南籍的黄子和、杜寒甫（即杜韩甫）、邓泰中、马幼伯、胡源等都在此背景下回到云南。回滇后，他们十分重视在军营中进行革命宣传。然而，其时锡良由四川总督改任云贵，云南陆军虽然成立了第19镇，但召训的新军组织还没有完全完备，带兵官员多由锡良由四川随带过来，同盟会“简直无法插足其间作宣传工作”。此时，哥老会在云南也十分盛行，城乡都有公开活动，“参加的人很多，尤其是当兵吃粮的人没有不参加哥老会的”。黄子和等人决定先联系哥老会，然后再渗入军队，他们先后分别与云南哥老会的头目何升高、戴光仪、戴光延、马海堂、王海廷等结识。通过介绍，接触了一些军队中的上中级军士约五六十人，经常在归化寺、昙华寺等处聚会；而后，一批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相继毕业归滇，并在部队中担任军职。于是，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宣传活动发展迅速。[53]其时，为掌握云南新军，同盟会志士还通过讲武堂分配了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到第19镇任职，利于对军队的控制。例如，1911年6月，将讲武堂丙班学生田钟谷等200余人分发在第19镇的各个步、骑、炮、工、标中任职，向士兵开展革命思想宣传工作；8月，将特别班学生董鸿勋等百余人分发到各个标营中见习，见习军官和入伍生与部队中的革命党人相互紧密联系，协同进行工作。这样，部队中的士兵就逐渐被革命党人所掌握。[54]或许这样，才有研究者这样认为：云南“1908年有河口之役，但同盟会并未在云南建立稳固的势力。云南响应武昌革命者主要为新军”。[55]当然，要强调的是，此时云南的陆军并未被革命党人所完全掌握，事实上仍为清廷云南地方官员控制。1907年锡良到任时，成立陆军混成协，以陈宦充任协统，各部带兵官亦多以川人担任。后扩编为第19镇，以北洋系崔祥奎任统制，崔带来了北洋系军官百余人，而后李经羲督滇，又以靳云鹏任督练公所总参议，靳又带来许多北洋军官充任重要军职。据统计，当时排长三分之二以上为北洋系，云南人只2人，四川人一、二人。川人及北洋系将领与本省革命人士联系甚少，对革命运动的发生造成了障碍。[56]不过，由于讲武堂学生成为“基本之党军”，而革命潮流发展迅速，故武昌起义后，云南先后爆发腾越及重九起义。 腾冲于10月27日（农历9月6日）首先发难，由同盟会会员张文光计划并主持，渐次光复腾越、永昌、永平各县。省城昆明则于10月30日（农历9月9日，重阳节）发难，李鸿祥、李根源亲率陆军七十三标，由排长龙开侁、文鸿奎、夏鸿铨、李济光等先越城垣，开北城门，攻入省城，谢汝翼率炮标继之；蔡锷、罗佩金、唐继尧率七十四标又继之；机关枪营长韩凤楼又后继之；顾品珍、张开儒、沈汪度等率讲武堂全体员生，日人加籐乞夫与杨友棠、夏绍曾、吴汉超、杨瑞昌等率领体育校生在城内响应，开小西门。于是，“遂一日夜而克定省城。其余各州县，亦渐次传檄定之”。[57]“清吏远遁，全省靡然从风，光复之局遂定”。[58] 同时，云南籍的受革命影响的在外留学生也参与了他省的辛亥革命运动。其一、崔文藻、杨发春、刘应福等在天津加入汪精卫所组织的炸弹团，以谋炸袁世凯及其他重要满族官吏为目的，当在天津计划抛炸弹于庆王府第时，崔文藻因为不慎还炸伤了手臂。其二、留武昌的陆军中学生李识韩、任干材等加入了武汉大战，后来留日学生中的李伟、杨沅、杨若等又相随黄兴至汉口，加入了敢死队。其三、云南籍李宗黄充任林叔庆都督参谋进攻徐州，袁庶熙等加入吴淞的革命军。张大义、何劲秋、杜钟畸、段雄等加入了黎天才所部，攻取南京。其四、赵伸等人加入了广西革命军，后又旋同王芝祥北伐至武汉。[59] 三、民国成立后同盟会在云南的发展演变 1911年，同盟会在上海光复后，将本部移到上海。1912年，同盟会本部由上海迁到南京，并在3月3日召开了“全体大会”。据居正《梅川日记》记载，吕志伊在1912年3月3日同盟会大会上被选为同盟会云南支部长。[60]受革命形势发展，虽然同盟会在国内不断扩充，而组织却更加漫散。吴玉章就言：“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以后，几乎陷于瓦解的状态”。[61]此时同盟会在云南的发展并不理想。 辛亥革命后至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这一时期，有论者将之称为云南同盟会发展的“断续之时期”，并认为导致云南同盟会这一发展状况的病根为蔡锷与李根源“争权不睦，暗斗甚烈”。[62]蔡锷并非同盟会会员，而能成为云南辛亥革命的领袖，其原因亦甚为复杂。当时，有主张云南的革命应由云南人来领导，以罗佩金、殷承瓛、李根源等人为代表；有的则推举蔡锷为领导，其理由是蔡为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资历比较老并且有才干有眼光，以李鸿祥、谢汝翼、刘存厚、唐继尧等人为代表。[63]或因如此，埋下了云南光复后领导层之间的一些矛盾。 蔡锷本非同盟会会员，而是梁启超弟子，有资料认为其志愿是“反对梁之保皇而赞成其立宪论，彼第单独的赞成吾党（指同盟会，引者）之民族主义而已”；而蔡之至滇，实由罗佩金引之、保之、推戴之；蔡得志后，“一方面阴谋驱除吾党（指同盟会，引者）同志，并力诛灭哥老会人，用剪杀羽翼；一方面阴谋挑拨士官生派，使其不相和睦，互相猜忌，彼好在中驾驭利用之”；其结果导致“士官生互相残杀，军中将领，暗分派别，其恶影响至于讲武、陆军之后辈，全体西南大局，亦蒙其流毒至今为梗”。而另一方面，云南光复后，李根源为军政部总长，后改任第二师师长，然李根源虽大权在握，但“对于一班旧同志加以最冷酷之待遇，无他，以其不能恭顺故也”；于是云南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吕志伊、杨友棠、马幼伯、杜寒甫等，与李“直疏而远之”；而其他杜钟畸、黄嘉、梁何畏、钟莹如、唐质仙、胡盈川、夏绍曾、刘古愚等，则“尤形置之不理”；李根源但仅“利用旧同志赵伸与新进党员谢佩青、陈时铨，引进几多官僚、举贡管理员，谓之新同志，凡政治上高级位置，尽用翰林进士或候补府道。说是素孚乡望，云师、云生互相标榜，无何旧同志辈，望望然去之”；最后致使此时的“同盟会三字，几无人道及矣”。强调李根源所“招引之新同志、新党员，号称几百、几千者，亦于民三年间，先后叛离殆尽”，认为“同盟会似断似续之厄运”，实“李根源一人使之然”。[64]事实上，在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蔡锷最初想组织“建国团”，但后来却组织了统一共和党，其党旨是“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并任总干事；该党的具体党纲第一条还规定“厘定行政区域以谋中央统一”。[65]蔡锷后来还又曾表示希望将统一共和党与中华民国联合会、民社等团体合并成立“一大团体”。[66]这表明当时蔡锷对同盟会的发展并不支持，事实上是倾向于共和党的。[67]上引资料反映的云南光复后云南同盟会政治主张、活动方法的分歧与对立情况，虽或未必是全景反映，但一定程度上或也道出了同盟会不仅在中央层面的组织涣散，地方支部实际上也甚为混乱，这应是当时同盟会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孙中山1913年自己曾承认，民初革命成功之时，同盟会高层领导“俱尽力于国事”，对党务则“不甚注意”。[68]多方面的原因或促使了同盟会中央与地方组织日益散漫。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民社、统一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等党派合并成立共和党，试图与同盟会相抗衡。政治形势的如此演变，同盟会进行改组的必要性加强。经过密集商讨，1912年8月13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各党派联合发表《国民党宣言》，正式宣布合并为国民党。最终，参与合并组建国民党的除同盟会外，还有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与共和实进会、蒙藏联合会5个党派。[69]9月2日，国民党理事会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 1912年同盟会等合并成立国民党，对当时政局影响甚大。其时，“吾党（指合并的组成的国民党，引者注）声势盛大，又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故其声势甚顺”。[70]《盛京时报》就评论认为，“将来左右民国政治者，盖唯有此党耳”。[71]而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云南也响应，1912年9月，推举李根源为云南支部长，赵伸、袁家普为副支部长。[72]有资料则称李根源为理事长，赵伸与袁家普为理事。[73]对于国民党成立后云南支部的发展情况，有资料记载言：当时李根源、罗佩金、谢汝翼、李曰垓等首倡之，与赵伸、谢佩青、陈时铨、张大义、李父治等人主其事，一时党员数达千余人；其中“如绅耆、道学派之赵藩、孙光庭等，亦加入党籍”；此时可称为云南党务极盛时期。[74]然正如有论者在评论国民党时所言，国民党成立后是“不择手段吸收异党分子”[75]，造成了其成员“鱼龙混杂，真伪不分”[76]。此时的云南也存在着类似情况，资料记载国民党云南支部成立后，“唯以统一党及共和党党员之羼入”，从而“分子复杂，意志涣散”，称这一时期“对于党务殊无若何之推进”。[77] 四、同盟会与近代云南边疆社会政治 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段革命政党，其在云南的组织与活动，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命运与边疆局势密切联系的重要表现。“云南地处边陲，为西南国防前冲，安南、缅甸，壤土相接，暹罗国境，亦复相近”，在清朝光绪之前，“云南虽位南徼，亦无外交之事件”，然光绪以还，“越、缅屏藩既撤，与英、法接触时多”，并且清末外交动辄失败，在此时局变迁之中，云南“关系国家前途至巨”。[78]这是民国时期云南籍政、学界人士对云南边疆所处地缘政治环境的认识与观察。此论虽或因乡土情怀有提升云南之心理，然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云南边疆与近代国家政治变迁密切相联的关系；而同盟会在云南的发展历程，即是这一形态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同盟会的成立，其主要场域是晚清政局的窳败；而云南籍革命志士积极参加同盟会的组织与活动，其重要原因亦是云南边疆危机深重的刺激。吕志伊在1903年作诗曰“愿合同胞铸新脑，生存廿纪抗强权”[79]；杨振鸿青年时亦作“欲起神州文弱病，拼将颈血溅泥沙”之诗[80]；这正是对晚清政局窳败、云南危机深重的情感表达。正如此，在日本留学期间，吕志伊、杨振鸿等云南籍志士才积极加入同盟会，并将这一近代政党组织引入云南并组织活动，扩大革命思想及组织在云南边疆社会政治中的影响，对云南近代边疆社会政治乃至全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云南籍同盟会会员不仅重视对云南边疆与民族问题的调研，也积极参与边疆民族事务问题的解决工作，吸收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参加革命活动。1906年3月，杨振鸿接受同盟会云南支部和云南旅日同乡会的委托，对法国侵占越南及云南的情况，遍历各地进行实际考查，撰写了《滇越边务及铁道之实况》、《法国窥伺云南之渐》、《法人探险及图谋云南之早时期》、《滇缅界事述略》等文发表于《云南》杂志，这些实际调查，揭露了列强对云南的侵略实况，并详细记述了云南的边防要隘、边区地理社会情形，报告给同盟会总部，为同盟会在云南的活动提供了信息资源，后来同盟会在河口发动起义，就曾以杨振鸿的调查资料作为战斗部署的参考。[81]《云南》杂志还刊登了《游滇述略》、《鹤庆州“州牧苛政”之五大特色》、《调查河口情形记》等文章，既介绍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地缘及自然环境、社会情况，又论述帝国主义对云南侵略问题。[82]杨振鸿在担任滇西腾越厅西防巡防营第四营管带时，腾越所属盏达（今盈江县莲山镇）土司发生承袭争执问题，当地官员接受贿赂并与土豪勾结所安排的继任土司为群众所不信服，遂发生动乱。杨振鸿了解情况后，取得腾越厅同知龙文支持，安抚群众，由群众公议另举人员继承土司职位，避免了流血事件及英人的插手，获得了边疆少数民族的拥戴，使“盏达彝众额首称庆 ”。[83]腾越干崖土司刀安仁在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后，还介绍了十几位少数民族的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1907年，刀安仁还约请秦鼎奕、王仰思等同盟会会员到拖角、片马等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反帝思想。吕志伊等同盟会会员还经仰光到达干崖，协助指导刀安仁兴办土民学校、农场等民族工农业及教育，在成功后还举办了工厂农场产口展览，邀约边境各土司参观、开会。这些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团结边疆各民族人民，具有一定作用。[84]正因有了这些基础，河口、永昌、腾越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才会爆发同盟会领导的起义活动，“辛亥九月，腾冲首先发难，革命之因，实种于此（指杨振鸿早期所作工作，引者）”[85]；反之，革命活动及思想的展开与传播，也启发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近代国家与民族意识。 同盟会作为近代以来先进政党的雏形，其在云南的组织与活动开启了清末及民国时期云南政党政治的先声，影响着民国云南政局的演变。清末民初，当时影响云南政治的主要人物唐继尧、李根源、谢汝翼等均为同盟会会员，虽然其他如统一共和党、统一党、共和党等政党也先后在云南建立支部或组织，但发展较难，在滇的参政能力始终受制于同盟会。[86]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客观而论，同盟会的组织建设颇受诟病。邹鲁就曾直接称同盟会纪律较为粗简。[87]胡汉民也认为，同盟会的组织并不完善，“党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之贤者，笃于所信，其牺牲献身之精神，足令闻者兴起，而不可磨灭；然亦往往出于自动，而非党的领导”。[88]胡汉民的评论，正是有学者指出的：同盟会会员在填写盟书后，就很少再受组织的约束；如果自己不担任同盟会的职员，或者自己不积极参与同盟会的活动，一般没有固定的组织活动，也不会受什么组织纪律的约束；许多所谓同盟会的会员，其实只是他们曾履行过入盟手续，参加了同盟会，而不是指他们以后一直还和同盟会的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89]缘于同盟会组织的松散，其在云南发展虽然迅速，辛亥革命后的军政主要领导也大部分是同盟会会员，但由于组织对会员的约束力不强，加以权位争端、政治倾向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一些同盟会会员的活动背离同盟会组织，甚至站在同盟会的对立面。其后同盟会虽改组为国民党，但组织脆弱的情况仍未改变。例如，唐继尧统治时期，云南“政治封锁、交通不便，邮件及客商经安南河口，必行检察。凡三民主义书籍，即认为赤化，严禁入口。因此，滇民对于世界潮流，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全不明了”。[90]受诸多因素之制约，唐继尧时代国民党在云南的发展相当薄弱，[91]而这一形态的产生与前述同盟会在云南组织发展的根基不牢密切相关。 同盟会成立后，云南籍革命志士积极参与，对省内外的政治变迁皆产生了重要影响。“滇人士逼于外患，渡海求学者先后达千人。或习师范，或习政法，多以救国自任，而陆军人尤激烈”。杨振鸿又为“陆军生中之尤激烈者”，积极进行与云南社会政治有关之革命活动：其一，“结三迤志士”，创设死绝会、公学会及体操专修科，一以革命致事；其二，英人欲恃强修筑滇缅铁路，振鸿“结全省士子抗之”，使“英领率为所懾，乃寝”；其三，“简军实，勤训练以待时，而益开扩党会”；其四，“归滇助革命军，……开大会于东京神田锦辉馆，到者数千人，所称云南独立大会者是也”；其五，计划策袭永昌府为革命根据地，编练乡民成军，以进图省垣，再北出黔、湘，西略川、陕，进而戡定中原。见微知著，作为云南籍最早加入同盟会者及主要领导人之一，杨振鸿之相关活动，其事虽未完全成功，然皆与清末云南边疆的社会政治变迁密切相关，“戡定中原”之词还表现了同盟会在云南革命活动的全国视野。正是这些积极的革命活动，才使“革命思潮，遂浸润于三迤”，而后才有“恢复云南全省”并出师支援川、黔之行动。[92]1924年，国民党一大云南籍代表杨友棠等人在致一全大会秘书处的报告中称云南籍同盟会志士的活动，“近之促成邻省独立，远之赞成中国统一，实大有造于民国，继以护国、护法转战十几省，奋斗十余年，兵力财物之牺牲，尤不可数计，此云南人民之所贡献于中国，云南同志之所贡献于同盟会”，“于革命史中，当独占一席而无愧者也”。[93]这一对同盟会云南籍志士清末民初活动的简要评述，正是这一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与云南边疆政局乃至全国政治联系的切要总结。 注释： [①]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13年1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页。 [②] 李玉：《中国同盟会研究综述》，《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马敏、洪振强：《百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述评》，《史林》2012年第5期。 [③]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④]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308－314页。 [⑤] 叶祖荫：《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始人吕志伊》，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1年，第39页。 [⑥] 张天放、于乃仁：《回忆辛亥革命时期云南的杨振鸿》，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46页。 [⑦] 张天放：《辛亥革命中的傣族爱国领袖刀安仁》，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32页。 [⑧] 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忆》，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6页。 [⑨]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内部编印发行，1984年，第61页。 [⑩]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第68页。 [11] 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校注本修订版）第八册，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晨光出版社，2008年，第2714页。 [12] 张大义：《同盟会云南分会之成立及其活动》，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66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4年，第56页。 [13] 陈锡祺等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43页。 [14]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50页。 [15] 冯自由：《记中国同盟会》，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53年，第9页。 [16]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318页。 [17] 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校注本修订版），第八册，第2716页。 [18]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修订版），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47页。 [19]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334页。 [20] 叶祖荫：《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始人吕志伊》，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39页。 [21] 《中国同盟会本部职员一览表》（1912年3月3日），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5－386页。 [22] 《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辑，第45－46页。 [23]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第62页。 [24] 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上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6－87页。 [25] 李根源：《吕天民诗集·序》，转引自何耀华总主编，蒋中礼、王文成主编：《云南通史》第五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65页。 [26] 《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辑，第46页。 [27] 郑宪著，陈孟坚译：《同盟会：其组织、领导与财务》，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28] 韩文昌、沙兰芳：《中国同盟会部分会员录》（上、下），《历史档案》，1981年第3、4期。 [29] 《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辑，第45－46页。 [30]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下），昆明：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印，1985年，第738页。 [31]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6页。 [32]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6页。 [33]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第3册，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印行，1972年，第92页。 [34]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7页。 [35] 邹鲁：《同盟会云南支部之活动》，《革命文献》第66辑，第54页；张天放、于乃仁：《回忆辛亥革命时期云南的杨振鸿》，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32页。 [36] 邹鲁：《同盟会云南支部之活动》，《革命文献》第66辑，第54－55页。 [37] 张天放、于乃仁：《回忆辛亥革命时期云南的杨振鸿》，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32页。又见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第64页。 [38] 《〈云南杂志〉发刊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主编：《云南杂志选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2页。 [39] 何耀华总主编，蒋中礼、王文成主编：《云南通史》第五卷，第169－170页。 [40]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41]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第218页。 [42]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第217页。 [43] 有论者认为刀安仁在1905年即加入同盟会，是云南少数民族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人。参见张天放：《辛亥革命中的傣族爱国领袖刀安仁》，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46页。 [44] 黄兴虽为云南革命军总司令，但是在起义爆发后才到河口的。河口起义消息传到日本后，在日的同盟会决定组织派遣100余人回国支援，杨振鸿等云南籍20余人亦加入其中，但未等杨振鸿等人入滇，河口起义已告失败。此处言杨振鸿等在省内响应，或是指杨振鸿自1906年从日本回国后，根据在滇越边境进行实地考察所撰写的法国侵略云南的相关文章，如《法国窥伺云南之渐》《滇缅界事述略》等，黄兴在领导河口起义时，曾以杨的上述相关论述作为战斗部署的参考。参见张天放、于乃仁：《回忆辛亥革命时期云南的杨振鸿》，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32、138页。另见：《云南辛亥革命长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93页。 [45]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46]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47] 邹鲁：《云南光复》，载《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1－222页。 [48]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49]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50]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51] 朱德：《辛亥革命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1年，第8页。 [52]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53]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第234－235页。 [54] 素庵、适生：《云南讲武堂概况》，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4页。 [55]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22页。 [56]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第238页。。 [57]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58]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6－357页。 [59]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60] 罗福惠等编：《居正文集》（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6页。 [61] 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89页。 [62]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63] 李鸿祥：《昆明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33－34页。 [64]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65] 《统一共和党规约》，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1年，第227页。 [66] 蔡锷：《致上海长沙武昌电》，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9页。 [67] 当然，正如有学者所论，蔡锷虽然与进步党比较接近，但与国民党关系也不错；而蔡原亲袁世凯，但因与同盟会接近，遭袁猜忌，1913年10月将其调至北京。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第219、223页。另有资料认为，蔡本来由李经羲从广西奏调而来云南训练军队的，深得李之信任，而蔡本人亦有很大作为；而其间，凡是李经羲对士官生中有所怀疑者，蔡皆尽量掩护；其后蔡能督滇，根源实在于此。詹秉忠：《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54页。 [68] 《在横滨国民党支部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6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40页。 [69] 《六党合并之成立会》，《盛京时报》1912年8月28日。 [70]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71] 《五大政党合并》，《盛京时报》1912年8月15日。 [72]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7页。 [73]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41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67年，第90－96页。 [74]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75]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76]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44页。 [77]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7页。 [78] 龙云总纂、牛鸿斌等点校：《新篡云南通志》卷162、边裔考一，卷163、外交考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05页。 [79] 叶祖荫：《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始人吕志伊》，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38页。 [80] 张天放、于乃仁：《回忆辛亥革命时期云南的杨振鸿》，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30页。 [81] 张天放、于乃仁：《回忆辛亥革命时期云南的杨振鸿》，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33页。 [82] 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主编：《云南杂志选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 [83] 杨振鸿：《办理盏达案件述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主编：《云南杂志选辑》，第330－333页。 [84] 张天放：《辛亥革命中的傣族爱国领袖刀安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92－93页。 [85]《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86] 罗群：《论清末民初的边疆政党与政治——以云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3期。 [87] 邹鲁：《中国国民党概史》，重庆：正中书局，1939年，第18页。 [88]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1958年，第63－64页。 [89]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6页。 [90] 《云南农运特派员陈能新等致中央农民部呈》（1926年11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五部档案：6199。 [91]参见段金生：《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 [92] 周钟岳总纂、蔡锷审订：《云南光复纪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13、14页。 [93]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作者简介：段金生，1981年生，历史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边疆民族史研究。地址：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邮编65005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