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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区域化是民国政局的一个重要内容，西南军阀即是政治区域化的产物。民初时期，虽有以“西南”为名的团体组织出现，但并非政治军事集团。护国运动时期，“西南”逐渐向政治区域集团演变 ，与“南方”所指时而等同、时亦各有其意，其地域范围的主体是滇黔粤桂。护法运动时期，“西南”的区域政治集团色彩更加浓厚，其地域范围在六省与五省之间变化。南北和谈之后，“西南”内部政治派系分化加剧，其地域范围的伸缩更加激烈。随着1927年后国民党以党治国体制的初步确立，作为政治区域团体势力的“西南”事实上已不复存在，逐步分解为以省域为势力范围的地方实力派。 关键词：政治区域化；西南军阀；地域范围 1924年，时论有言：“民国本无所谓不统一，无须再谋统一”。[①]这一看似矛盾的语言，却形象的道明了民国政局的复杂性。中华民国成立后，并未能消除晚清已经开始呈现的政治区域化趋向，反而伴随政局之演变，政治区域化倾向益加明显。[②]西南军阀即是政治区域化过程中的产物。由于诸多复杂因素，在政治区域化形态之下，西南军阀的地域范围并非恒定，常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然学术界现有成果多将西南军阀的地域范围视为恒定，忽视了其在民国政局变动中的复杂演变经纬。[③] 基于此，本文拟在梳理民国关涉西南军阀地域范围的相关史料基础之上，对西南军阀地域范围的复杂变迁过程进行勾勒。 一、民初“南北统一”政局下的“西南”地域 民初的区域政治，基本为南北分野所笼罩，其时的西南区域政治并不突显。武昌起义后，各省往来电文多以南北相称。例如，广西宣布独立后，就多次通电全国，将其派兵支援湖北的行为称为“北伐”：“袁意不可测，和议不可恃，仍宜注重北伐，敝省迭经通告”。[④]陆荣廷在1912年初也发出请南北和解的电文：“现南京共和政府业已成立，南军早服从命令，北军果表同情，和平解决，自是吾民幸福”。[⑤]宋教仁案发生后，准备与袁世凯决裂的粤汉川铁路督办岑春煊表示要遣散其卫队，发给袁氏及陆军部的电文中反讽陆军部昏聩，并称其卫队士兵“南北省籍皆有”。[⑥]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其时南北分野实为各界之共识或通论。而西南各省之政治，尚在演变过程之中，并未发展成稳定的格局。1913年2月，滇黔川桂四省都督曾发出表示拥护中央的联名通电：“自统一政府成立以来，南北水乳，秩序渐就恢复。凡在国人，均应同心戮力，一直进行，内巩国基，外御敌侮。”[⑦]虽然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团体声音，然仍以南北之论为主，且属于地方联合向中央建言之论，并未言及“西南”团体。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看似南北裂缝弥合，政治走上正轨，但实则暗潮澎湃，双方紧张依旧。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势力企图独享政治权力，与革命党之间的纵横捭阖、明争暗斗，成为民初政坛的主要内容。1913年初的国会选举则成为双方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国会选举中，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很快宋教仁即被暗杀。宋案之前，南方革命派与北洋派之间虽有矛盾斗争，但表面未曾决裂；宋案之后，革命派与北洋派之关系顿成水火，二次革命爆发，南北分裂再次出现。此时，江西、江苏、安徽等革命派控制省份的讨袁军事行动先后失败，北洋系独掌北京政府，南方各省除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外，全部为北洋系或其附属军所控制。[⑧]在袁世凯与革命党之争中，广西选择支持袁氏，广西都督府公开向各报馆电称：“广西军队素知大义，滇省亦同，断非他人所能煽惑，亦无敢轻于尝试者”。[⑨]针对国民党在广西举事反袁的行动，广西当局防备甚严。时论就如此评论：“广西素为革命党人根据地。此次各省独立而广西安然无事者，实出于我人意料之外”。[⑩]总体上，西南地域的各省实力派，或附袁、或自保，较少出现团体声音，[11]而此时他们能维持于袁世凯北洋系势力控制之外，一方面是由于地处偏远、北洋中央一时难以企及，一方面也是此时这四省的都督均非国民党系，袁氏认为不妨留待下一步再加以收拾。[12] 其间，虽西南各省实力派并未形成团体，但却出现了近代以“西南”为名的第一个社会团体，即1913年1月成立的西南协会。[13]1913年1月12日，《申报》刊登了《西南协会开成立会通告》，言：“民国甫成，诸端待理，内忧外患，国是堪虞。西南半壁河山，危急尤甚，外而强邻逼视，鬼蜮为心；内而滇黔猜疑，固结莫解。同人等心猿一片，杞忧实多，藉便利之交通，冀为老马之先导，用特组织斯会，讨论一切。……临时主席公推马君武先生。凡西南各省旅沪人士届时务早贲临，勿任欢迎。”[14]西南协会成立大会于1月19日在中国法律学校举行，其开会宗旨称：“本会系由西南各省旅沪同乡发起组织，定名‘西南协会’，以融洽各省感情、维持地方治安、巩固国防、协助政府为宗旨。一方面调和滇黔、辅助政府对付英法之侵略，并监督政府抵制暴俄之举动”。张石麟则向参会人员报告了滇、黔最近的冲突，大会最后选举王宠惠为会长，马君武、居正为副会长。[15]透视西南协会成立的宗旨及构成人员的背景，可知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西南协会第一次宣言书》中还明确称西南的七省包括川、滇、黔、桂、粤、湘、鄂。[16]当然，该会并非掌握实际权势的地方军政人物的聚合，而是一批参与民国构建的非政治权势人物以关心政治为目的而建立的组织，并非一个稳固的政治集团同盟，不过它所强调的地缘关系，在政治区域化日益突显的形态下，具有其独特意义。《西南协会第二次宣言书》中就强调西南协会的结合，是地域的结合，具体而言就是“两湖居长江上游，左接黔、蜀，右邻桂、粤；滇、黔、蜀三省与中原之交通，湘汉且为其咽喉焉”。[17]西南协会虽有明确的地域范围，但并非一个政治军事集团。但是，随着时局的演变，其所强调的地缘关系则可能是西南地方实力派聚合的一种潜在的政治纽带。 二、政治区域的呈现：护国时期的“西南”与“南方” 伴随势力大张，袁世凯个人野心膨胀，积极策划恢复帝制，国内政治格局再变，西南一词逐渐具有了政治区域集团的内涵。在袁世凯积极谋划恢复帝制之时，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引起了全国关注。1915年2月25日，因中日关系紧张，云南唐继尧向粤、桂等六省发出通电，内称“欲为中央后援，端在西南各省”，“窃念我湘、鄂、川、粤、桂、黔、滇各省，相依车辅，同处漏舟，诸公慷慨澄清，为国柱石，自必有荩筹硕划，定倾扶危”，希望七省相互间应将“军备如何计划，内部作何整理”等通告，以成“犄角之共恃”。[18]唐氏虽未明言，但潜在之意却是“西南”的湘、鄂、川、粤、桂、黔、滇七省应相互呼应以应付危局。当然，此次唐氏七省相互提挈的想法最终并未能实现，其他各省基本以各种托词没有正面回应他的提议，而袁世凯也曾明令禁止此种通电行为。袁氏之举，一方面既可能是为了避免社会舆论过多关注，另一方面也未尝没有防止七省结成“集团势力”的意识在内，实将“西南”作为一种可能的潜在政治势力来对待。不过，袁氏为独掌权柄而有意抵制地方势力结合的行为，却反而朝着相反方向发展，他要防止西南形成政治区域势力，然而西南地域政治的发展就是朝向政治区域势力而行。[19] 袁氏称帝后，多种反对力量汇聚在一起。1915年12月23日，云南首先发出讨袁护国的通电，宣布独立；其后，得到贵州、广西多省响应。其间，《申报》对于云南等省的讨袁军事行动，开始从滇黔桂粤等具体省名向以“西南”为标题进行报道。云南宣布讨袁后初始，《申报》尚是以“滇事”等具体省名为题进行报道。1915年12月31日，《申报》以《京尘中之滇事纪闻》为名，对袁世凯派高级军官到滇、川、黔、桂等省进行调查的活动进行了报道。[20]1916年1月内，涉及云南等西南省份的相关报道，尚大都是以滇、黔等具体省名为题。进入1916年2月以后，《申报》逐渐开始以“西南”为标题进行报道。2月6日，《申报》尚以《广东征滇军出发记》为题，对广东、广西两省组成联合军队征滇事宜进行报道。[21]但2月7日，开始以《西南战讯之北京筹画：川边与桂边之别报》为题进行报道，其内容主要是报道当时流传的广西军队进逼云南在罗平与滇军交战之说“全属不确”。[22]2月9日，《申报》报道讨袁战事的标题是《西南战事之近讯：战电纷歧之一斑》，其报道中使用“西南”1次，“南北”1次，“南方”1次，“南军”1次，“北军”1次，所述省区主要涉及云南、四川、广西、广东四省。[23]“南北”之称谓，应是民初以来南北分野之说的继续，南军、南方、北军都是这一分野下的具体表述。不过，此处的南方、南军，实际上是指“西南”的云南护国军，表现出时人已逐步开始将“西南”、“南方”混用。考察《申报》在这一过程中使用的标题及其内容，可以看出“西南”已经逐渐成为与北洋相对立的政治地域，其中南北分野之说仍然继续，“西南”不时代表了“南方”。 这一时期，《申报》以“西南”为题的报道甚多，不一一列举，但综合观察，关涉“西南”的报道内容的主要是袁世凯与护国讨袁省份之间的军政博弈，其“西南”地域范围所指亦主要为滇、黔、川、桂、粤、湘六省。 不过，《申报》在频繁使用“西南”为题进行报道时，中间仍大量有以西南各省具体省名为题进行的报道，南北分野的论述仍参杂使用。而且，一部分报道的标题虽未必使用“西南”，然具体内容却出现“西南”称谓，是将其作为一个政治名词使用出现的。亦有一些类如滇川黔、川湘桂等省名的联合使用，表现出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政治势力看待的倾向。例如，就在2月7日开始频繁使用“西南”为报道之标题后，2月9日《申报》还以《南宁电》为名，对桂、滇军并未交火的情况进行了报道。[24]3月7日，以《川、湘、桂军情之近况》为题，对云南护国军进军后，川湘桂三省的军事应对等情进行了报道。[25]3月8日，以《川、湘、桂、黔之最近军情》为题，对川湘桂黔四省的军政情况及其对云南护国行为的态度等进行报道。[26]其后的报道，随着时局演进，湖北亦被纳入。3月13日，以《桂、湘、川、鄂之军事近状》为题，对滇黔独立后四省的军政情况做了报道。[27]3月15日，《桂、粤、湘、鄂之现势观》则对四省的军政事务及影响、走向等进行了报道。[28]上列情形，《申报》的相关报道中还大量出现。川、湘、桂、鄂、粤诸省先后并列出现于报端标题，且其内容都与滇、黔讨袁行动密切相关，虽不能将其认为集团势力的体现，但相互间地缘或政治的联系密切应是可窥。 广西3月中旬宣布独立后，北洋政府在发给陆荣廷的电报中责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今也居然反抗中央政府，已违军人天职。云、贵之宣言，实仅西南一部分民意而已，不能视为公民之意”。[29]电文中“西南”一词的使用，虽然没有明白的说是西南地域集团，但事实上已经开始有视西南为一政治集团之意。3月28日，《申报》如此报道：“闻诸北京某要人云：袁总统取消帝制同时，并令向被极力压制之徐、黎、段等诸大官出山，以为与西南各省调和之计。盖因现在北军之武力不足压倒西南独立各省，故出此一时缓和之策，以待时机实行其所谓大计。假令西南各省主张非袁氏退位不允妥协，而袁氏亦决无引退大总统地位之意，故西南各省果欲贯彻其主张，除以武力解决之外，究无他策云云。”[30]云南首倡护国，而后贵州、广西宣布附和独立，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联合力量。报道中的要人所言“北军”一词，显然与“西南”相对，表明时人已将西南诸省视为与袁世凯对抗的势力集团。其实，之前在21日，《申报》已经就滇、黔、桂宣布独立的前后关系进行分析，认为滇、黔、桂三省实际上早已达成反袁的一致认识，广东对广西的行为亦是认可的，滇、黔、桂、粤四省的行动系谋定而后动之举。[31] 《申报》的这一观察，并非孤立。在3月18日，英文的《京报》则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及护国运动进行比较观察，认为：辛亥革命虽准备仓促，但“卒能告成者，泰半由于南人旨趣之统一”。二次革命则是在时机不熟、“未有布置”的情况下的“铤而走险”之举，最终成为“泡影”。称护国运动为第三次革命，“一扫从前仓促之行径”，系处心积虑、谋定而动，滇省首先起事，其他各省迨布置完备始才行动。[32]隐然有视护国运动独立各省具有同盟关系性质的认知在内。 其间，《申报》继续使用着南北分野的表述。在此时的南北分野表述中，“南方”有时指“西南”，有时又内涵扩大，包括其他南方省区。 1916年3月2日，《申报》以《各方面之南来战讯》为题进行报道，主要陈述的是滇、桂、粤、黔诸省的军事情况。内有：“又闻政府前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附和南军，曾命唐尔锟继充其职”。[33]这里的“南军”，指的是云南护国军，实等同于西南。4日，《申报》则以《南方战事与现时大局之影响》为题进行报道。内中的南方战事，是指“湘中地方战事与滇、黔军之近状”。报道中还有“上下都中喧传汤将军（汤芗茗）因受南军逼协强迫，有已经独立之说。……严防南军阴谋湘局布置之策”等语，此中“南军”，实际指的就是滇、黔讨袁的护国军，“南”与“西南”实相混同。[34]11日，再以《南北军之战略与形势》为题进行报道，其内容中所述的南方战事就是西南战事，此处“南方”与“西南”亦基本一致。[35]如果说西南协会成立时的西南尚大致是一个基于地理范畴而形成的社会政治团体，此时的“西南”已成为一个超越地理内涵的一个政治与地缘概念，发展成为与北洋相对立的政治势力。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机要局局长等职的张一麐在袁氏宣布取消帝制后，就对帝制风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张氏之语中虽对袁世凯颇有维护，但却表达出两层含义：一是“西南”是与“总统”对立的政治势力；二是“西南”护国系“党人”之行为，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南”与“南方”革命党人势力的在讨袁过程中的关系。[36]透过张氏之语，可以观察出“西南”是一种区域政治集团势力的隐意十分明显。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后，《申报》关于护国战事用南北争端之表述渐多，“西南”之表述则渐少。此或缘于对帝制不满且独立的省份逐渐增多，“西南”一词存在地域局限，不若南方之义涵盖面更广且有连续性之故。3月27日，《申报》这样报道：“议决取消帝制时，政府曾分电询问各省，惟已独立各省未之及各节，昨报已记大概。兹闻当时云、贵、广西三省，政事堂另发有电报，并附有条件，欲令即时双方罢兵商榷办法。兹闻二十三日南军主任各员已有联合电报到京，……闻以南军要求严酷之故，拟将某事从缓，提交代行立法院之议。”[37]滇、黔、桂是宣布独立之省份，是“西南”政治区域之主要代表，此处将其与“南军”分开并论，或为作者潜意识当中认为“西南”不能完全代表当时反袁势力，而“南方”之涵盖更广。反袁虽由西南首兴，但范围逐渐增广[38]，此或是“南北”分野表述又逐渐增多的原因。 其时，时论对“西南”、“南方”各自所指，实相当模糊，时或等同，时亦各有别意，间或甚至将二意并立。南北分野式的政治区域表述，本是一种地缘文化的观念，实在无法用精准的语言进行描述。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之时，西南诸省中的云南、贵州的政治发展虽联系密切，但尚少有明确说他们是集团关系之论。但护国运动之后，如同前述，伴随时局发展，时论视西南各省为集团或同盟关系的表述由隐而明，日益鲜明。尤其当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在护国旗帜之下，组成护国军军务院，时常以共同声音发言，政治区域集团的趋势相当明显。 两广联合后，滇黔桂粤四省联合的形势发展很快。5月7日，云南都督唐继尧、贵州都督刘显世、广西都督陆荣廷、广东都督龙济光发出通电：“暂设一军务院，直隶大总统（护国军政府认为按照约法，袁世凯丧失总统资格，应由黎元洪继位），指挥全国军队，筹办善后庶政”。[39]5月8日，唐继尧等再发通电，宣布正式成立军务院，军务院在阐述其成立缘由的通电中表示：“各省若无统一机关，则主张或纷歧，步轨或凌乱，情形[其将]何以除暴出新，故暂设本院，以主军政之枢”。不过，它同时也指出，军务院“性质与[类]政府之状”，但于“凡百大政，照旧省[法]制度[及]其条例之规定。……遵崇国法，不无丝毫干犯之各省为范围，而与现独立之各省立界限”。[40] 四省成立军务院虽然不干预各省原有之法制，但其“统一机关”以“主军政之枢”，表明其政治关系密切，“性质与[类]政府之状”，事实上就是同盟关系。日本东京的《时事报新报》评论认为此是组织新政府之计划：“曩广东、广西两省以岑春暄[煊]为中心之人物，既组织新政府矣，但此不过一时的组织，以后更有云、贵、两广四省为一，以组织新政府之计划焉”。[41]《朝日新闻》更强调军务院成立是“有系统、有秩序之行动”，认为即将“惹起承认交战团体问题，可无疑义”。[42] 对于四省联合成立军务院，《申报》对其甚为关注，报道较多，且颇表支持。5月15日，北京政府指责“南方政府之组织，实为南方莫大之错误”。对此，《申报》记者即言“南方独立诸省共组织一临时政府，实为脱离中央关系后合法应有之举动”，系“完全正当”。[43]明显是对四省联合政治势力行为的舆论支持。5月25日，冯国璋在发给各省将军中的电文中也透出四省是与中央对峙的团体势力的看法：“总期扩充实力，责任同肩，对于四省（滇、黔、桂、粤）与中央，可以左右为轻重”。[44]这一时期，如果从政治地域的视角来观察“西南”，时论多将滇、黔、桂、粤、川、湘均视为西南；但是，进一步从政治集团的纬度进行审视，护国时期的“西南”政治团体，其主体应仅包括滇、黔、粤、桂。不过，伴随时局演变，川、湘亦逐渐被时人认为“西南”团体成员，后面述及。 三 、政治区域的深入发展：1917－1918年护法运动时期的“西南”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护国军撤销军务院、西南诸省宣布取消独立，南北双方紧张关系有所缓解，似乎再归统一。然而，这种表象维持时日甚短，民国很快陷入了更动荡的年代。在统一的短时期内，政潮起伏更为激荡，国会恢复后党派分野严重，北京政府则府院矛盾重重，最终导致国会被迫第二次解散、张勋复辟。而后，段祺瑞当权，不愿恢复民元约法与国会，意图重新进行国会选举而重组北京政治架构。在此背景下，西南地方势力与孙中山革命党力量联合，成立护法军政府。 其时，虽然护国军军务院取消，但西南各省潜在的团体形象仍然在政治上保持着相当的影响。1916年10月22日，韩凤楼在发给唐继尧陈述四川政情的电文中言：“我兄（指唐继尧）首义元勋，领袖西南，对此大计，谅早有决心，……弟意现在可拉拢为我辈之一气者，滇、黔、川、桂、粤、湘耳。务当彼此联合，协力同心，培实力，以为联邦之普鲁士。”唐继尧复电云：“承教各事，深中肯棨，谨当书伸，以咨策励。既托同心，愿各努力，是所至祷”。[45]韩、唐的这一往来电文，表现出护国军政府虽然撤销，但唐继尧仍试图保持滇黔桂粤川湘六省共同发声的政治愿望，同时也应说明较之护国运动进行时期仅滇黔桂粤四省是军务院这一政治团体的成员，此时川、湘亦被视为西南团体范围。当护国战争结束后，北京政府初始任命蔡锷督川，而后蔡因喉疾离川，云南人罗佩金、贵州人戴勘分任四川督军及省长，川省内部则由于派系众多而难以形成一强有力的抗衡势力，唐继尧则试图借机控制四川，其间直至1920年初，四川基本上为唐继尧所控制。护国期间，陕川湘三省宣布独立，北洋军阀失去三省；但护国战争后，陕西陈树藩又附庸北洋，实际仅川湘二省自立，不再为北洋势力范围。[46]而地处南北要冲的湖南，段祺瑞最初任命陈宦为督军，但遭到各界反对未成，中经复杂演变，最终谭延闿任职，谭氏政治上接近西南，基本与西南诸省保持了一致。前述唐继尧的滇黔桂粤川湘六省共同团体的政治设想就是基于这一政情的表述。 事实上，护国运动之后，西南团体的政治机构军务院虽然撤销，但西南仍多被内外视为联合关系。张勋复辟时，驻粤滇军第三军师长张开儒等就策划 “联合粤、桂、黔、滇、川、湘六省”出师讨伐。[47]六省联合已成为西南军政人物的自然认识。唐继尧在分析南北开战后进军四川的利弊时即言：“我军若得渝，声势大振，西南形势必大扩张，即川军亦必变换方针，就我范围”。[48]谭浩明则言段祺瑞增兵南下，是“荼戮湘省，宰制西南”。[49]1917年11月27日，谭人凤在劝告陆荣廷应坚持护法的函电中则称，北洋系“利用停战时期，调遣重兵南下，明和暗战，盘马为弓，其欲以武力平服西南”；[50]在劝告刘建藩等人出兵进攻武汉的函电中则有“今且国贼专政，变本加厉，以国家为孤注，视西南为刀俎”之语[51]。这些都表现出西南是一个与北洋区别的势力范围或团体的认识。1917年12月13日，时任重庆镇守使的陆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发出响应西南一致的电文：“川与滇、黔本属唇齿相依，西南提挈，原以保障共和，初非划分南北，亦非意存侵并，要以使国家成真正之共和，地方得自由之发展，斯无悖于民意耳”。[52]熊电的“西南提挈”之语，含有明显的集团意识色彩。 以上论述如果视为军务院解体后西南地方实力人物自认“西南”仍为一体的表现，而西南之外的其他势力，此时亦认为西南是一联合团体。府院之争中徐世昌请张勋、李经羲调停，孙中山认为此举系“降于叛党”行为，即致电唐继尧，向唐陈述“若不投袂急起，……将来蚕食所及，西南亦无以自保”，希望唐“及今早图”以“勤王”。[53]孙中山此语亦隐有西南区域是一政治联合势力的意识在内。而亲段祺瑞的四川钟体道在1917年劝阻滇黔唐继尧与刘存厚停止军事冲突以对付张勋复辟时，亦言：“我西南当局，方正极谋团结，一致讨贼，恢复民国，何妨更以微嫌，自寻干戈”；“我西南旧侣，方当内固藩篱，外和挞伐；更何能以有限之兵力，为同气之摧残，戕贼手足，溃决腹心”，若不阻刘戴之争，“万一诸叛乘隙追兵，长城自隳，覆败难免，不惟民国之沉沦无法拯救，抑且西南之大局行自分裂”。[54]钟氏此语既表现出西南地域应为一政治团体的态度，也表现出其认为四川应是西南团体一员的思维。四川社会名流、1917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长的张澜亦曾有“极宜联合西南当局火速出兵北伐。……张我西南旧侣道义声抒”之语[55]，亦表现出西南是一政治集团的认识。被段祺瑞派到湖南作战的北洋系王汝贤、范国璋在1917年10月14日发出停战通电，内中有“在西南举事诸公”之语，[56]也承认了西南是与北洋相对的势力。吴佩孚在1918年8月7日发出的主和通电中，则称“讵中央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57]西南自成一体之意显在其中。 要强调的是，在西南被普遍认为是一政治团体的同时，南北分野的表述仍然是民国时人的基本认知。唐继尧1917年言：“盖今日南北新旧党派，皆足为国家之障碍。要之，南北之难关能破，斯新旧嬗递，自与时俱进，而党派亦渐上轨道，不足为患矣。”[58]唐氏之语体现出南北政治分野在当时时局中的巨大影响力。不过，此时西南亦成时人论述政治区域时的经常表述，时而为“南”方的代称，时而仅为西南政治团体，“南”与西南的混或分，亦或正是北洋时代诡谲政局之表现。 张勋复辟后，孙中山于7月4日曾致电桂、粤、湘、滇、黔、川六省督军，内称“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应请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59]孙中山显然认为西南应包括其所言六省，并且六省应组织成为一联合势力。孙中山的目的是为了联合西南各省共同护法。其实，西南各省实力派由于各自政治需求，也支持民元约法。[60] 在西南地方实力人物为谋求政治利益而合纵连横之际，孙中山积极倡导的护法行动，并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南北再次呈现各有国会及政府的分裂对峙形态。湖南龙璋曾如此评论：“中心既定，然以次收来，其渐疏渐远者，成为纯一强固之团体，而返乎民国元年之旧，乃得与桂联并进，而西南一致之明效可期”。[61]对护法军政府的成立抱以强烈期望。 1917年，南下广州的国会议员分开发表了讨伐段祺瑞的通电，内中有言：“西南各省，始终主张护法，此惟利害关系，为西南各省所必争，而以大义所在，实多数心理所欢迎。”[62]这一通电，明显视“西南”为一独立于北洋中央之外的区域政治势力，而其省区则主要包括桂、粤、滇、黔、蜀。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等于1917年9月18日宣布独立时的电文中亦将西南与段祺瑞对立，认为西南自成一势力。[63]李烈钧在10月24日建议护法军政府借款购械的密电中则言：“段氏叛法，西南致讨，国本虽危，挽回有恃。……此番军府成立，又仅粗具规划，西南讨贼一致，事实上已为中外所共认。”[64]李氏之言虽是强调西南各省护法的一致行动中外认同，但一致行动背后就是政治上的联合，亦可谓是西南作为一个区域政治团体已成为中外共识。1917年11月，由于北京政府军事力量在湘、川作战失利，主持武力征讨的段祺瑞被迫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在去职当日，段氏发出指责北洋系内部权争的密电，内中曾有如下表述：“近来南方党徒亦知我北方军人宗旨正大，根深盘深，非彼西南势力所能兼并”。[65]此语亦将“南方”与“西南”相联系，并承认西南是一重要的政治区域势力。 戴季陶曾言：“以护法相号召，亦每曰‘西南’云云”。[66]其意是指护法运动之后，“西南”一词才被用来象征西南地方势力而广泛使用，虽然与事实有所出入，[67]然却表现出护法运动时期西南地方势力在民国政坛上甚是活跃的政治形态。此时，时论大都认为西南政治区域团体是以滇黔川桂粤湘六省为主要成员。前述孙中山对此的明确表述在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章太炎在1917年底呼吁在川滇军联合讨段的电文中也言：“唯西南六省为民国之中坚，同护共和，式遏乱略，此实北廷贸首衔骨之仇也。”章氏所言的西南六省，即滇、黔、川、桂、粤、湘。[68]总体而论，将“西南”与“南方”混用，是民国以来南北政治分野下视“西南”为一稳定区域政治势力的表现；而在民国南北分野及对立严重的形态下，“西南”的具体地域范围亦常随政治之动而变。这一时期形成的以六省为“西南”政治团体地域范围的认识，反映了其时滇黔川桂粤湘六省基本都独立于北洋系势力之外的政治形态；然伴随南北双方势力之伸缩，“西南”区域政治的范围在双方视野中也呈现出一种盈亏之势，“西南”五省说也出现了。 1918年10月3日，谭浩明及吴佩孚发表联合通电，再次呼吁南北双方应停战息争，内中有云“何以不令西南五省选送议员”等语，明确提出了滇、川、黔、桂、粤为“西南”范围，将湖南排除于外。[69]通电发出的背景较为复杂，一方面是北洋系直、皖两派相互斗争的结果，一方面也是西南桂系陆荣廷与直系试图言和而谋倒段的产物，但客观形势是此时吴佩孚的军队控制了湖南。基于这一变化，属于北方力量的吴佩孚认为湖南已处于自己控制范围，自然不属于“西南”范畴。当然，这也反映出“西南”作为一个政治区域团体，已成为护法运动时期政局变奏的一大政治势力，然其地域范围却因政治格局的变化及不同人物的视野，呈现出不断微变的形态。 四、政治区域集团的分合：南北议和及其后的“西南” 1919年2月20日，南北和议在上海展开。南方代表唐绍仪在会议开幕时首先就言：“年来南北所受痛苦，人民所蒙损失，不可以缕述，国家不幸莫逾于此。然今日两方代表犹幸得聚首一堂，讨论国家百年大计”。表现了南北分野仍为当时政局之主要焦点，也是时人的主要表述话语。其后唐氏言：“我西南主张亦趁此世界推诚相与之时，实行全世界开放主义，……鄙人所最感触不安者为‘南北’二字。夫吾国实一家耳，安有所谓南北。”此处南北分野中的南，事实上就主要是西南。[70] 此次南北会谈，本质是北洋系政府与西南护法军政府之间的谈判。南北谈判中，陕西问题是双方交锋的关键。[71]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钱能训在指示北方议和总代表朱启钤的电文中言：“至陈督树藩既有治军专责，不能遏止匪乱，酝酿及今，匪区益广，匪号日多，以致为人利用，贻害地方，不可收拾，因循贻误，无可讳言。但留此根株为西南竞争之资料，尚有地盘一线之希望者，非该督军之贻误不至此。功罪定评，适成相反。今唐总代表于正当开议时，要求撤陈，果何为者？不撤陈即不开议，又何为者？撤防命令，中央创之，迟之又久，而西南始有停战之电。代表出发，中央先之，迟之又久，而西南始有选派之举。”[72]和谈进行中，北洋系吴炳湘亦致电朱启钤，内中有言：“设南方不撤军府，非常国会不肯自散，将奈之何”。[73]上述言语都将南北和谈视为北洋和西南方面的谈判。 其时，在和谈正式开始之前，双方即对各自的地域范围有所争执。西南护法军政府方面，认为湖南、陕西应属于其范围，应有和谈代表。而北洋方面，认为湖南、陕西“未被西南完全占领”，不能用湘、陕两省名义派出代表。最后经过磋商妥协，才决定各种派出10名代表。代表南方的代表共有10人，即唐绍仪、章士钊、胡汉民、李曰垓、曾彦、郭春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銮。其中，唐绍仪（广东人，改组后的军政府七总裁之一）、章士钊（湖南人，时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胡汉民（广东人，国民党员）、郭春森（广西人，政学系议员，曾任广东督署参谋长，依附桂系）、彭允彝（湖南人，早期同盟会会员，非常国会众议院议员）、饶鸣銮（福建人，护法军政府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诸人的省籍分属广东、湖南等省，但他们或在护法军政府，或在护法海军内任职，并且都是早期同盟会会员，其籍贯不具有较强的代表西南地域范围的色彩。然而，其余四人却应是西南内部平衡的结果。曾彦系广西人，深受陆荣廷器重，为桂系方面的代表；刘光烈系四川人，任熊克武督川时的四川政务厅长，为四川之代表；王伯群系贵州地方实力派刘显世的外甥，显系贵州方面的代表；李曰垓系云南人，辛亥革命元老，1917年唐继尧组织滇川黔靖国军时，李曰垓任靖国联军参赞，为云南方面的代表。从代表的组成来观察，广东为西南军政府的开府所在地，自在其范围；而其余4人，则分别代表桂、川、滇、黔。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南北和谈代表的最后组成上，西南方面的地域范围认定是上述五省。[74]在双方商谈会议代表时，钱能训在回复岑春煊等人的歌电中强调：“夫依版籍而论，西南仅有五省，不及北方之半，其代表人数，讵能相等？”[75]在南北第一阶段的和谈过程中，朱启钤就双方争执的国会选举问题，亦有“南方如此主张，北方惟有请西南五省补选议员加入新国会”之语。[76]这反映了北方当局认为其时西南仅为五省，与前述吴佩孚观点一致。 就当时的真实情况而论，护法军政府能相对较为稳固控制（排除其内部之间的派系与利益纠葛外）的区域确实仅有上述五省。不过，响应护法行动或表示接受军政府指挥的势力则超出了五省的范围。 “北庭卖国，西南否认，是中国尚留有一片净土”。[77]这或许曾是时人对西南军政府的良好期望，但很快这种期望就破灭了。由于军政府内部派系政治目标与利益的不同，南北和谈破裂后很快就陷入对峙。西南护法军政府改组实行七总裁制后，孙中山、唐绍仪、唐继尧不在广州，伍廷芳、林葆怿不甚管事，而后伍廷芳也于1920年3月离粤赴沪，事实上陆荣廷、岑春煊桂系成为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实际负责人。桂系军阀与旧国会中的政学系[78]，意图与北方妥协，并无坚定的恢复旧国会的意图；而孙中山一派则以旧国会为“护法”的基本政治旗帜，对桂系与政学系的主张十分反对；唐继尧本来也试图与直系言和，但因在驻粤滇军的指挥权上，桂系支持李根源控制驻粤滇军，而唐则支持李烈钧掌握驻粤滇军，以致滇、桂反目，唐则反而与孙中山结合。[79]1920年4月25日，孙中山、唐继尧、伍廷芳、唐绍仪宣布脱离军政府；5月4日，桂系和政学系增选熊克武、刘显世、温宗尧为政务总裁，试图维持军政府门面。而6月2日，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则发出四总裁联合宣言：“自政务总裁不足法定人数，而广州无政府；自参众两院同时他徙（指国会迁滇一事），而广州无国会。……其广州现在假讬名义之机关，已自外于军政府”。[80]于是，原来还维持着象征性统一的护法军政府公开分裂。如果此前西南各地方实力派还在表面统一于护法军政府的旗帜之下，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团体和五省区域范围，而此时护法军政府的瓦解，西南地方实力派表面维持的团体正式破裂，各省地方实力派则有了新的变化。[81] 护法军政府形成粤、沪对峙后，8月，孙中山组织驻闽的陈炯明部粤军回师广东，桂系战败退回广西。10月22日，岑春煊发出告退通电，并提出“希望西南各省，速取消自主，俾南北统一，早日告成”。[82]24日，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等发表联合宣言，宣告即日辞去总裁，并解除军政府职务，呼吁“西南诸省，亦应顾念全局，迅速促成统—，妥筹善后”。[83]不久，广西宣布取消自治。而早在5月，滇川黔局势也发生变化，熊克武与唐继尧决裂，川、滇战事再起，而后唐继尧为部下顾品珍所逐；贵州刘显世亦在是年11月为黔军总司令卢涛所逐。孙中山在桂系退出广东后，于1920年11月29日重建军政府。1921年4月7日，广州护法政府国会的参众两院召开非常会议，认为“军政府之组织过于瞻顾，乱未来而本先涣散”，决定组织中华民国政府，选举大总统，“俾得早日勘定变乱，统一民国”。[84]当日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组织正式政府。广东的时论对此以《正式政府之将来》为题进行了评论。评论观察到此时“西南”团体的分裂，强调应先统一西南，才能统一全国。其西南指向，包括了粤、桂、川、滇、黔、湘、浙诸省；但也承认，西南诸省中，仅“滇黔已无问题”，余者或“犹持两可”观望，或为贼所据。[85]就事实而论，虽然孙中山重建的新政府试图统一西南，但自军政府瓦解，“所谓西南护法各省都完全分崩离析，再不能有统一的形式”。[86]这也宣告了护国、护法时期以广东为中心，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因各种缘由而形成的对抗北洋的政治话语下的“西南”团体不复再存。 孙中山新政府成立后，其势力所及仅有广东一省，广西仍为陆荣廷桂系控制。湖南已经别树自治的旗帜；四川刘湘当政后，也宣告自治；贵州卢涛逐去刘显世，虽宣言与西南各省一致，但所谓一致者，一致不服从北京政府而已，对广东也无关系。云南的唐继尧虽表示与孙中山合作，但很快就被顾品珍驱逐。而唐继尧回滇后，亦主张联省自治。[87]就其后各省政局的演变而言，孙中山重新开府广州后，组织粤军入桂，将陆荣廷旧桂系势力剪除，而后平定陈炯明叛乱，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进行改组，广州建设成为了国民党稳定的革命基地。而取代陆荣廷逐步发展起来的李宗仁等新桂系，在1926年3月13日通电赞成国民党，并与之成立了两广统一委员会，参与北伐战争。事实上，新成立的两广联盟有着较明确的政治目标意识，是以政党的形式组建政府，并初步形成了党治模式，与此前的护法军政府下西南诸省的表面统一的“团体”性质迥异。此正如有学者所论：“两广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在政治上显非同路，不应再被视为西南地方集团的成员”。[88]自护法战争发生后，湖南基本上为北洋系所控制，所以北方政府才言西南护法军政府只有五省地域范围。1920年吴佩孚从湖南撤兵后，湖南督军张敬尧即被驱出湘境，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主持一切，11月即因军心不附而去职，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而后赵恒惕主张联省自治，长期控制湖南，游离于南北之间。故时人虽常言湖南为西南，但从政治区域集团的视角而言，不能再视其为西南地方集团的成员。事实上，自西南军政府瓦解后，具有较强表现出西南地方实力派特征的亦仅滇川黔三省，三省亦在较长时间保持了政治上的相对独立，但也很快发生变化。 五、简要小结 考察西南地方实力派在民国政治舞台最为抢眼的时期，大致在1916—1921年间。袁世凯称帝后不久，西南诸省组成的护国军政府发表了第一号宣言，宣言称：“前大总统袁世凯，受民委托，为国魁首，不思奉公守法，福国利民，反蓄逆谋，图覆国命；……特此宣言：前大总统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自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消灭。布告中外，咸使闻知”。[89]滇、桂、黔等西南诸省发起的护国行动，一时吸引了全国之目光。甚至可以说，护国运动的发生使西南诸省实力派处于民国政治之前台，为其发展与壮大积累了较丰厚的政治声望。随后，以护国为旗帜，滇、桂系势力不断扩张。滇系唐继尧将其军事与政治力量向云南省外扩张，控制了贵州，并影响着四川之军政局面。桂系陆荣廷在护国战争后，驱逐了龙济光势力，控制了两广，并影响着湖南之政局。突破一省地域范围之限制，不断寻机向外拓展，是这一时期滇、桂势力不断膨胀的直接表现。 南北对峙是民国政治场景中的重要内容。西南地方实力派在护国、护法运动中都充当了南北对峙格局中南方阵营的主角。民国政治崇尚武力，虽然孙中山长期致力于革命活动，但手上却没有稳固的军事力量，从而在高举护法旗帜时，不得不与西南地方势力相结合，这间接提升了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社会舆论及政治影响，并使其达到发展的高峰。但是，护国、护法运动期间，西南军阀势力的不断扩大，并非全靠其真正的军事与政治实力，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全国反袁斗争中所取得的丰厚政治声望及北洋内部之间的分裂与权争。西南地方实力派毕竟属于地方势力，既无中央权威之合法性基础，又无稳定和牢靠的内部统属关系，所控制的地域空间相对有限，不利于内部政治矛盾的释放，向外扩张并不能消解其内部的紧张性，内部发生分裂与派系冲突是必然之势。1921年前后，唐继尧与陆荣廷的势力都受到大幅度的削弱。1920年，桂系陆荣廷被驱逐出粤。1921年，陆荣廷虽然试图重新控制广东，但又被粤系击败，自此一蹶不振，1925年终于被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所取代。唐继尧方面，随着四川熊克武等本土力量的逐步壮大，在1920年，滇、黔之军队被逐出四川，滇系力量受损。同时，唐继尧的部属顾品珍，在1921年将唐赶出云南。虽然唐继尧在次年又重新掌握了云南的军政大权，但1921滇系的内部争夺，其实已经宣示了滇系势力的逐渐衰退。自1921年以后，以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再也没能像护国与护法运动时期那样，成为全国显赫的军政势力派别，并逐步由外张向内保转变。 西南军阀作为一定时期区域政治集团的代称，北洋时期多以“西南”、“西南诸省”等词称呼，并由地理名词逐步发展为政治名词。虽然西南各省一度表面统一，但事实上西南内部之间极为复杂，并无明确而稳固的统属关系，相互之间常随政治利益变动而离合，组成这一团体的地域范围亦随之变动。是故，西南军阀并非一个有着恒定地域范围的政治集团势力，他们有整体性的一面，但也随时表现出政治立场的差异性。在20世纪20年代中前期，伴随南北政治格局的渐变，西南军阀内部亦发生新旧更迭的政治景象，并随着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初步确定，北洋时代不时以“西南”为团体发声的西南各地方实力派，各省之间再鲜有“联合”现象，“各自为政”的色彩更为浓厚。事实上，作为一个“团体”的西南军阀已不复存在，分解为以省域为势力范围的地方实力派了。如前所述，早在北洋时代后期，“西南五省”中的广西、广东，与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他们之间的政治发展轨迹已显然不同。桂粤逐步演变为国民党北伐的主要依靠地域，并成为国民党内高层的重要派系之一，脱离了西南地方实力派的范畴；滇川黔则多割据一省，而黔川又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格局中逐步被“中央化”，导致具有地方割据色彩的实力派仅余云南勉力维持到国民政府统治后期。[90]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14CZS055）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曾在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第一届北洋时期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2014年）”上宣读，会上及会下，承蒙诸多师友指点；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金以林、罗敏、李学通，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贺江枫，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张永帅，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张超等，均对本文提供了帮助与指导；特此鸣谢。﹞ 注释： [①] 移山：《异哉今之所谓武力统一者》，《国闻周报》第1卷第1期，1924年8月3日，第43页。 [②] 段金生、贺江枫：《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学术史认知》，《思想战线》2014年第3期。 [③] 现有关于西南军阀地域范围的认识，主要存在西南军阀六省范围与四省范围两种观点，前者以西南军阀史研究会为代表，后者以加拿大学者陈志让为代表。在西南军阀史研究会的学术视野中，“西南地区——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等省区，是历史上西南军阀活动的地区”。（西南军阀史研究会编《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1辑，“编后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9页。）西南军阀史学会成立后，先后组织出版了4辑丛刊，即《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1、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根据谢本书回忆，该丛刊原计划出版6辑，但计划在广西出版的第4辑与在湖南出版的第6辑，因各种原因，最终未能付梓出版（谢本书：《谢本书史学研究回顾》，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西南军阀史研究会还组织编写出版了关于西南军阀研究的系列著作，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谢本书、冯祖贻主编《西南军阀史》（3卷本，第1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谢本书：《龙云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唐继尧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西南十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陈志让在《中国军阀派系诠释》一文中认为，西南军阀地域主要包括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四省区的地方实力派。（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张玉法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5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30—31页。） [④] 《桂军政府电》，《申报》1911年12月17日，第1张第4版。 [⑤] 《桂林都督电》，《申报》1912年2月9日，第2版。 [⑥] 《六月九日岑春煊复陆军部电》，《申报》1913年6月12日，第1张第2版。 [⑦] 《云、贵、川、桂四督要电》，《申报》1913年2月15日，第2张第6版。 [⑧]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上册，第186页。 [⑨] 《广西都督府来电》，《申报》1913年6月21日，第2版。 [⑩] 《广西之隐患》，《申报》1913年9月23日，第2张第7版。 [11] 据笔者目力所及，目前仅见前述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都督关于支持中央维持政治秩序的联名通电属于团体之声音。 [12]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第186页。 [13] 张轲风：《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区划演进进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页。 [14] 《西南协会开成立会通告》，《申报》1913年1月12日，第2张第7版。 [15] 《西南协会开成立会记事》，《申报》1913年1月20日，第2张第6版。 [16] 唐允义：《西南协会第一次宣言书》，《平论报》1913年第1号，转引自张轲风：《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区划演进进程》，第111页。 [17] 张百麟：《西南协会第二次宣言书》，《平论报》1913年第1号，转引自张轲风：《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区划演进进程》，第111页。 [18] 《唐继尧等为中山交涉建议西南整理军备互相提挈密电》，1915年2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19] 有学者统计了护国运动期间，梁启超在与蔡锷的四封书信中，出现“西南”7次、“东南”8次，梁氏的西南是指滇黔桂三省。认为梁氏之西南称呼只是渐启其端，护国前后较少使用“西南”概念来泛珠江流域各省的地方力量，“西南”一词是在1917年护法运动背景下才开始频繁使用的（张轲风：《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区划演进进程》，第112－113页）。事实上，笔者认为护国运动发生后，“西南”已经逐渐开始向政治区域势力的代称发展了，“西南”与“南方”开始混用或同一，《申报》中的诸多报道在涉及滇桂黔诸省时，都使用了“西南”称呼，具体情况参见本节后述内容。 [20] 《京尘中之滇事纪闻》，《申报》1915年12月31日，第2张第6版。 [21] 《广东征滇军出发记》，《申报》1916年2月6日，第2张第6版。 [22] 《西南战讯之北京筹画：川边与桂边之别报》，《申报》1916年2月7日，第2张第6版。 [23] 《西南战事之近讯：战电纷歧之一斑》，《申报》1916年2月9日，第2张第6版。 [24] 《南宁电》，《申报》1916年2月9日，第3版。 [25] 《川、湘、桂军情之近况》，《申报》1916年3月7日，第2张第6版。 [26] 《川、湘、桂、黔 之最近军情》，《申报》1916年3月8日，第2张第6版。 [27] 《桂、湘、川、鄂之军事近状》，《申报》1916年3月13日，第2张第6版。 [28] 《桂、粤、湘、鄂之现势观》，《申报》1916年3月15日，第2张第6版。 [29] 《北京证实桂警后之情形》，《申报》1916年3月22日，第2张第6版。 [30] 《北京电》，《申报》1916年3月28日，第2版。 [31] 《独立之关系》，《申报》1916年3月21日，第2版。 [32] 《英报论桂省独立之价值》，《申报》1916年3月21日，第3版。 [33] 《各方面之南来战讯》，《申报》1916年3月2日，第2张第6版。 [34] 《南方战事与现时大局之影响》，《申报》1916年3月4日，第2张第6版。 [35] 《南北军之战略与形势》，《申报》1916年3月11日，第2、3版。 [36] 《取消帝制之个中人语》，《申报》1916年3月28日，第2张第6版。 [37] 《中央已筹备总统问题矣》，《申报》1916年3月27日，第2张第6版。 [38] 梁启超就言：“广东独立未久，浙江独立，及余复到上海时，陕西、湖南、四川复相继独立。于是独立者既有八省，而南京之冯将军国璋，复联长江各省，暗为主持，大局已略定矣”。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饮冰室文集》第5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5页。 [39] 《唐继尧等公布为设置军务院以指挥军事筹办善后宣言通电》，1916年5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国运动》，第358页。 [40] 《军务院陈述该院组织成立缘起通电》，1916年5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国运动》，第366页。 [41] 《东报对于南方新政府之观察：承认问题将再起》，《申报》1916年5月18日，第3版。 [42] 《东报对于南方新政府之观察：承认问题将再起》，《申报》1916年5月18日，第3版。 [43] 《中央驳斥南方政府之驳议：最后解决惟在约法》，《申报》1916年5月19日，第2版。 [44] 汪朝光：《民国的初建（1912－1923）》，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45] 《韩凤楼陈述川中情形及对于大局看法与唐继尧往来函》，1916年10－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法运动》，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46]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45页。 [47] 《李纯为西南各省决定出师经赣湘皖鄂闽密电》，1917年6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法运动》，第1页。 [48] 《唐继尧于北军由宜昌西上后对大局进展两种计划利弊之分析稿》，1917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法运动》，第16页。 [49] 湖南善后协会编纂《湘灾纪略》，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0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0年版，第17页。 [50]谭人凤：《劝陆荣廷坚持护法函》，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0辑，第75页。 [51]谭人凤：《致刘建藩林修梅程潜赵恒惕请捣武汉函》，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0辑，第78页。 [52] 《熊克武宣布与西南一致并请示方略电》，1917年12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法运动》，第399页。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页。 [54] 《钟体道等请分头劝阻前途官兵立停内讧战斗电》，1917年7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法运动》，第60页；《钟体道等请设法合力阻止刘戴之争电》，1917年7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法运动》，第62页。 [55] 《张澜等呼吁劝阻刘戴交哄电》，1917年7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法运动》，第67页。 [56]湖南善后协会编纂《湘灾纪略》，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0辑，第21页。 [57]湖南善后协会编纂《湘灾纪略》，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0辑，第49页。 [58] 《唐继尧请对北系中之通人分致款曲以便南北携手密电》，1917年8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法运动》，第53页。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1页。 [60] 陆荣廷与唐继尧宣布护法，很大原因是受到段祺瑞势力的压迫所致，“不是孙中山的真正同志”，“中山不承认北方政府为合法政府，陆、唐则但不承认段之国务总理，对于冯之继任大总统则仍表示承认。因为陆、唐早有联冯制段的意思，想假承认冯氏以为转圜的地步”。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489页。 [61] 《龙璋上国父报告湘中军政情形函》，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0辑，第71页。 [62] 《国会非常会议声讨段祺瑞电》，1917年10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法运动》，第430－431页。 [63] 湖南善后协会编纂《湘灾纪略》，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0辑，第14－15页。 [64] 《李烈钧建议军政府统筹借款购械密电》，1917年10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法运动》，第434页。 [65]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482页。 [66] 戴季陶：《致某君书》，1918年5月下旬，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64页。 [67] 护国运动时期，“西南”一词事实上已经被广泛使用，参见前述内容。 [68] 《章炳麟呼吁在川滇军联合讨段电》，1917年×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法运动》，第402页。 [69] 湖南善后协会编纂《湘灾纪略》，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0辑，第60页。 [70]《南北和平会议开幕唐总代表绍仪演说词》，1919年2月20日，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0辑，第363－364页。 [71] 1918年1月陕西胡景翼在三原兴师，宣布成立靖国军，参加护法。后由国民党人于右任担任请国军总司令，与北洋军在渭南对峙。陕西长期为北洋系所控制，北洋政府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徐世昌下发停战令后，但仍以“剿匪”名义，派军围剿陕西靖国军。护法军政府遂将陕西问题视为南北和平问题的先决问题。汪朝光：《民国的初建（1912－1923）》，第236－237页。 [72] 《钱总理能训致朱总代表启钤电》，1919年2月27日，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0辑，第514页。 [73] 《吴炳湘致朱总代表启钤电》，1919年5月14日，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0辑，552页。 [74] 南海胤子:《安福部与和议》，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0辑，第603-605页。 [75] 南海胤子:《安福部与和议》，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0辑，第606页。 [76] 南海胤子:《安福部与和议》，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0辑，第620页。 [77] 丁象谦：《予之南北和议观》，《民觉》第1卷第1号，1920年2月10日，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1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0年版，第281页。 [78] 广州旧国会的议员，大都皆旧国民党。旧国民党，自以宪政商榷会名义为一时的结合后，又有政学系、益友社、政余俱乐部、民友社四派的区分。政学系主张其实与研究系颇有接近，并不坚定的坚持恢复旧国会，但反对召集临时参议院为根本改造之说，主张适用原来的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重新改造。在粤的政学系领袖为李根源，其时政治上拥戴岑春煊。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489－490页。 [79]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507－508页。 [80] 《四总裁宣言书》，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1辑，第295页。 [81] 虽然10月31日孙中山、唐继尧、伍廷芳、唐绍仪发表联名通电，表示岑春煊早失去代表军政府的资格，“军政府依然存在”。11月29日，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到达广州，重建军政府，表示“当以护法诸省为基础”，体现想延续原来西南各省联合的意图，然情况已发生变化，不复从前景象。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1、441页。 [82] 《岑春煊告退通电》，1920年10月，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1辑，第300页。 [83] 《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取销军政府电》，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1辑，第140页。 [84] 《国会暨各省议员提议之“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1921年4月7日，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1辑，第306页。 [85] 《正式政府之将来》，《新民国报》，1921年5月5日，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1辑，第322－323页。 [86]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511页。 [87]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532－534、548－549页。 [88] 汪朝光：《民国的初建（1912－1923）》，第159页。 [89] 梁启超：《护国军军政府第一号宣言》，《饮冰室文集》第5集，第2639页。 [90] 关于国民政府时期滇川黔三省政治的离合，笔者拟另文探讨。 作者简介： 段金生，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65005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