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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15日，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西华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写本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18年理事会”在四川南充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敦煌语言文字与文学文献”“简帛、碑刻及写本学研究”等主题展开讨论。 发掘写本学研究的宝库 写本是与刻本相对的文献载体。与刻本文献的程式化、批量化和规范化不同，写本的个性化特征较为突出。大致在北宋以前，文化传播的载体主要是写本。宋代以后，刻本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而写本仍在很大范围内作为辅助形式存在，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等书也用写本的形式保存；民间文书更是大量以写本形式流传保存。 20世纪以来，随着战国到汉晋简帛文献、敦煌写本和吐鲁番文书等的发现，大量宋以前的写本重现于世，在此基础上，写本学应运而生。近年来，受书志学、考古学方法的影响，我国写本学研究的面貌有了较大变化。一批学者从写本整体入手，发现了诸多学术新问题，写本学研究逐渐迎来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专门从事写本学研究的机构也逐步发展起来，西华师范大学写本学研究中心于7月15日正式揭牌。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涌泉介绍，敦煌吐鲁番文献、汉简文献、宋元以后的民间契约文书及明清档案等，都是大宗的写本文献。目前，敦煌文献有7万多个编号，徽州文书有50万件左右，这些都是写本学研究的宝库。 西华师范大学写本学研究中心教授伏俊琏介绍，在欧洲学者的写本学研究中，从物质形态入手的相对多一些。而我国学者的写本学研究，特别是对敦煌吐鲁番文献的研究，目前主要关注写本原卷的整体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黄正建表示，目前，古文书学和写本学或写本文献学等学科都是新兴的学科，这些新兴学科之间需要互相提携、互相支持。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并推动这些新兴学科的发展，使它们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基础性学科，从而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加强敦煌道经写本研究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南北朝至唐末五代宋初的文献中，有大约800件是道教经典的写本。这些写本为道教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长期以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屹提出，敦煌道经写本为深刻认知道教提供了新的思考出发点。他强调，研究敦煌道经写本，视野绝不能只停留在六朝隋唐时期，要在敦煌写本的基础上，观照唐后期、五代、宋、元、明、清的道经发展情况，借助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各种道书目录，梳理出目录学上的线索。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这批敦煌道经写本在随后的七八百年间有何发展和变化，以及为何在明《道藏》中缺失了那么多中古时期原本非常流行或影响很广的道经。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很欠缺。 在吐蕃占领敦煌的一段时期内，道教在敦煌地区逐渐式微，原本保留在道观中的道经写本流入佛寺，其中一些道经写本被再利用。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青年学者朱利华对敦煌道经写本的再利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并推测其中整本的道教经典还是被保存了下来，而大多数道教应用文写本和残损写本被当作废纸，挪作他用。 关注非汉语写本研究 敦煌写本以汉文写本为主，同时也保存了一些用吐蕃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等文字书写的非汉语文献。由于吐蕃人曾在敦煌推行吐蕃制度和文字，这些非汉语文献中保存的吐蕃文文献最多。这些吐蕃文文献，对于研究吐蕃史、敦煌史等都有重要价值。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杨铭翻译、注释了两件敦煌吐蕃文寺院账簿。将其内容与同时期的汉文契约进行对比后，杨铭认为，汉文和吐蕃文两种契约文书从格式到内容上基本相同，是吐蕃文契约对汉文契约的借鉴和利用，这些文书的内容还反映出吐蕃统治时期赋税以及摊派较重的特点。 通过对吐蕃文文献P.T.428写本的研究，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赵晓星认为，该文献是《药师经》的供养法部分而非独立的仪轨经典。经过与汉译本《药师经》的对比，发现其与隋代达摩笈多汉译本最为接近。他还推测，莫高窟365窟（七佛堂）的开凿很可能与《药师经》中所述的供养法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