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抗战工合运动的规模 到1941年底，抗战工合运动在全国设有七个办事处，八十三个事务所，“工作范围包括陕、甘、宁、川、康、苏、赣、闽、粤、湘、桂、滇、黔、浙、皖、鄂及晋豫等十八个省份，工合社单位约二千余个，社员总数达三万多人，直接间接被动员的人数不下十五万余人（如西北川康两区承制军毯，各地被动员参加纺织者，据估计不下五万余人）。全国社员已缴股金共一百三十五万，贷款总额共一千二百五十余万元，每月平均生产量约达两千万元，产品种类约百十余种。”[21] 五、抗战工合运动的衰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西南交通动脉遭到日军严密封锁，海外援助的物资运不进来，后方物资供给异常紧张，物价飞速上涨，通膨极端严重，工业合作社遭到致命打击，数量急剧减少。行政院停止给工合协会的行政拨款后，艾黎与孔祥熙之间围绕抗战工合运动海外援助资金分配的矛盾更加日益激化。1942年以后，抗战工合运动进入了衰退期。艾黎也被免去工合技术顾问职务。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于难民返乡、再加上国内战火重启，抗战工合运动更是奄奄一息。到全国解放时，抗战工合运动仅剩下最后一所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其余工业合作社基本处于停办状态。1951年6月，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移交给新中国石油工业[22]。1952年，工合协会和工合国际先后解散。一直到三十多年以后的1983年和1987年，两个工合组织才先后恢复。 六、抗战工合运动与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关系 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1941年6月成立于陕西凤县双石铺[23]，是艾黎和西北工合办事处创办的训练机构，任务是给西北工合培养青年技术人才。1942年春，西北工合办事处英籍秘书乔治·何克（1915—1945）担任校长，培黎工艺学校步入良性发展。1942年9月，国民政府免去艾黎工合技术顾问，艾黎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办发展西北工合培黎工艺学校事业上。1944年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计划，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艾黎与何克也在为工合培黎工艺学校四处寻找更好的发展环境。1944年底至1945年初，艾黎和何克率领师生把工合培黎学校西迁到甘肃河西走廊古城山丹。1945年7月，何克在山丹因病去世，艾黎从此亲自主持学校工作。他分析总结抗战工合运动的经验教训，适应抗战胜利和学校西迁后的重大变化，带领中外师生探索出一条发展新路，成功地把一所“中国工合训练与实验中心[24]”转型为一种西北乡村建设的综合发展模式。从1945年到1949年期间，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先后吸引了30多名技术型外国志愿者和20多名中国教师、技师。从美英等国募集大量资金设备，共创办了28个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小型农场、牧场、工厂和车队及乡村医院等。产业有农业、牧业、煤矿、发电、长途运输、机械、陶瓷、皮革、造纸、地质勘测、建筑、建材、粮食加工、服装、医疗服务、商业服务等。有土地三万多亩、房屋一万多平方、机械加工设备27台、动力设备47台、大型卡车30部、20张病床和X光机等配套医疗设备[25]。救助安置了400多名无家可归的战争孤儿和西北贫困农民子弟。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不仅通过生产自救，实现了生活基本自给，而且采用半天文化学习、半天工厂生产的方式，把这些孩子培养成新中国经济建设急需的工业技术人才。除此以外，工合山丹培黎学校还吸收了400多名当地贫困农民就业，为当地人民提供了医疗、运输服务和日常生活需要的工业产品，把工业文明的成果传播到贫瘠落后的西北农业地区，为河西走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做出了突出贡献。 艾黎领导的工合山丹培黎学校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把国际合作、扶贫济困、乡村工业、乡村教育紧密融为一体。它不仅是抗战工合运动的尾声，也是抗战工合运动的顶峰。它不仅是中国西北发展乡村工业的先驱，也是人类社会创办小微企业改变贫困落后的成功探索。它极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在当时就名扬海内外，吸引了许多中外有识之士前来考察。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经验，对今天实施振兴乡村战略和精准扶贫事业也仍具有一定借鉴作用，值得研究推广。 七、抗战工合运动的历史贡献及历史文化遗产 抗战工合运动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它为抗战和内地发展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一是为抗战胜利争取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道义、人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援；二是增加了中国坚持抗战的经济基础；三是改善了战时后方基本民生；四是缓解了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存压力；五是促进了中西部地区乡村工业发展；六是改善了中西部地区贫困落后面貌；七是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宝贵的工业技术人才；八是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小规模企业提供了成功案例和发展模式。20世纪70年代，英国发展经济学家舒马赫（E.F.Schumacher）和他领导的“小是美好的”运动就非常推崇抗战工合运动[26]；九是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次有规模的生产合作社试验，为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今天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宝贵经验。 抗战工合运动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抗战工合精神。抗战工合精神可以概括为：在国家危难关头，中外进步人士团结一心挺身而出，主动为国家分忧、为民众解难。带领弱势群体，创办工业合作社，支援抗战，改善民生，建设乡村。毫无疑问，抗战工合精神在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注释： [1]侯德础：《中国工合运动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据侯德础研究，抗战工合运动十一个发起人是：斯诺夫妇、艾黎、英国外交官亚历山大、新闻界人士梁士纯、著名银行家徐新六、著名爱国人士胡愈之（也是中共秘密党员）、合作社专家卢广绵、妇女活动家黄鼎秀、及另外两名银行家。 [2]卢广绵等编著：《回忆中国工合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3]张官廉：《路易·艾黎与山丹培黎学校》，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辑，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208页。 [4]同上。 [5]同上。 [6]同上。 [7]工合香港促进社张发祖：《工合与抗战》，星群书店1941年版，第362页。 [8]工合香港促进社张发祖：《工合与抗战》，星群书店1941年版，第360页。 [9]吕宛如：《功绩卓著的工合战士普律德》，引自国际工合编著：《国际友人与工合》，2007年内部版，第73页。 [10]（美）金敏：《“路易-普律德体系”与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和山丹培黎学校的政治意义》，引自《路易·艾黎精神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0页。 [11]王松山等：《张官廉与兰州“工合”》，引自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编著：《路易·艾黎在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页。 [12]王贤琳：《忆我同路易·艾黎创办兰州培黎学校始末》，引自《近现代名人在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13]梁士纯：《工业合作与中国工业化》，《中国工业》1942年第2期，1942年2月25日出版。 [14]香港工合促进社张发祖：《工合与抗战》，星群书店1941年版，第10页。 [15]梁士纯：《工业合作与中国工业化》，《中国工业》1942年第2期，1942年2月25日出版。 [16]香港工合促进社张发祖：《工合与抗战》，星群书店1941年版，第12页。 [17]香港工合促进社张发祖：《工合与抗战》，星群书店1941年版，第215页。 [18]香港工合促进社张发祖：《工合与抗战》，星群书店1941年版，第211页。 [19]香港工合促进社张发祖：《工合与抗战》，星群书店1941年版，第212页。 [20]香港工合促进社张发祖：《工合与抗战》，星群书店1941年版，第215页。 [21]梁士纯：《工业合作与中国工业化》，《中国工业》1942年第2期，1942年2月25日出版。 [22]《艾黎自传》，新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23]《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培黎工艺学校计划书》，西北工合办事处：《西北工合》第四卷第十、十一期，1941年6月16日出版。 [24]国际工合委员会编著：《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1949年海外宣传材料》，1949年国际工合海外发行。作者有幸搜集保存了一份历史原件。 [25]甘肃省人民政府工业厅给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报告：《关于山丹培黎学校的概况更改校名及领导关系》中的附件部分：《山丹培黎工业学校部分工厂的资产概况》。该报告写于1952年9月，报告及附件共有88页，现保存在甘肃省档案馆，其全案卷号：154，案卷号：0217。 [26]（英）文思淼：《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姜诚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作者系北京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研究院、甘肃兰州城市学院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甘肃山丹艾黎纪念馆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