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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底8月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与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之间爆发。远离欧洲战火的日本以英日同盟为由，于1914年8月15日对德提出最后通牒，正式宣战。日本之所以急于参战，除其内外交困的政治背景以外，“扩大在华权益”是目前学术界之共识。具体而言，解决满洲问题，以山东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是以往研究考察日本占领山东问题时着重考虑的历史背景[1](P4)。从此后中日关系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一结论或许反映了当时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核心目标，但同时也忽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日本在中国山东的活动事实。换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给日本创造了出兵中国山东的机会，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一次偶发的事件，有必要从甲午战后日本对山东持续不断的调查与对其军事、经济地位上的考量，去理解100多年前日本选择山东作为进一步侵华途径之原因。 一、 甲午战后寻找军港 甲午战争爆发以后，1895年1-2月间，日本陆海军联合进行夹击作战，2月攻陷清朝北洋海军的大本营威海卫。4月17日，日本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凭借“听允日本军队暂占守山东省威海卫”之条款，首次以军事占领形式将势力伸进山东。至1898年4月英国实施租借，日本在威海卫占领了约三年。 当时，占领威海卫是伊藤博文的建议，其目的是在不引起外国干涉的前提下歼灭北洋舰队，并未注意到山东本身的价值。占领威海卫以后，1895年12月，日本外务省获得消息称俄国向清政府提出租借胶州湾作为冬季停泊舰队的港湾[2]。鉴于以往俄国人在中亚先干涉、再保护，最后吞并的惯用手段，日本担心“俄国人必定不止冬季泊船，定会找一借口寻求永久借用，若不成也应该会在哈萨克游牧地区找一块清俄边境甚无用处的地方作为与胶州湾交换的谈判条件。获得胶州湾以后，再以此为根据地乘机蚕食山东”[3]。为遏制俄国在胶州湾的活动，日本外务省派精通汉学的驻北京公使馆书记官中岛雄对胶州湾进行调查。换言之，日本对胶州湾的关注，最初是缘于甲午战后对俄国在华势力的牵制。 12月15日，由中岛雄撰写的《胶州湾图说》交到日本外务省大臣之手。该报告对胶州湾的地理位置作了介绍，还分别介绍了英国和美国早年对该处的地理探查结果。1860年，英国军舰“苏卡罗”号上的测量官及其属下曾在该地进行实地测量，英国海军本部还在当年10月出版的第857号海图上将此处标示为该海域最好的抛锚地。中岛雄对英国的调查甚为称赞，同时以清朝内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奏折为例，认为“胶州海澳宽深、口门紧曲”，在此处设防非常重要。他称，“去年(1894年)春天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的归途巡视胶州，察看炮台工事。如果胶州湾水浅不利于停泊军舰，清朝又何苦在国库甚为不如意的情况下额外支出费用修筑炮台呢”[3]。由此，中岛雄尽管未亲临胶州湾探查，但凭借对中英两国文献文本的剖析得出结论：胶州湾适合作军港。 在调查胶州湾相关资料的同时，精于汉学的中岛雄还注意到山东本身的商业价值。这一点不同于当时身处日本国的伊藤博文等官僚。他仔细考察中国古代山东的历史，了解到“原本山东省只有泰山等山脉，南北各一半及西边全部与大陆相连，没有高山峻岭，太古时候是海中的逸处小岛。之后黄河的淤沙堆积，半岛也就是北部一半成为靠近渤海的土地，东部及南部一半成为靠近黄海的土地”，进而得出结论，“在清国，山东省应该说是一个海国……而且物产丰富”，还援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指出，“济南东兖颇为富庶”。他根据1891年12月31日芝罘税务司(英国人)向总税务司赫德的报告，确信“山东各地产粮食、绢布、煤炭和黄金，胶州若应用泰西学理从事殖产兴业，则不难生产出平时所不可欠缺之物产。将这些地方作为背后地方，前面就是黄海、日本海、中国海以及东南洋，一水汪洋，可以畅行无阻直捣各处”。进而借用1893年伦敦出版的政府年鉴的调查结果，确定此地“身为孔孟之乡，到今日其人民与奉天以外的直隶、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相比文人学士较少，劳动者较多，喜欢争论的文人学士少，孜孜不倦只为赚钱的劳动人民多，非常适合外国人蚕食施政”。通过以上对山东情况的了解，中岛雄认识到山东的价值：若以胶州湾为根据地蚕食山东半岛，凭丰富的粮食、煤炭，足以接济远征日本、中国两海及东南洋各处的军队[3]。中岛雄对胶州湾乃至山东的观察主要基于古今中外的各种历史文献，虽然不是实地考察，但涉猎广泛、全面，所以对山东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中岛雄的报告发表后不久，1896年1月，日本驻芝罘(今烟台)的领事久水三郎出于对俄国行动的顾虑，利用在山东的日本人对胶州湾进行考察，并对俄国舰队此后在胶州湾的动向进行了追踪调查，查清并无俄国舰队在此长期停泊，建筑兵营[3]。 对芝罘的这次调查，是日本外务省首次由日本人进行的对山东的实地考察。在这份报告中，芝罘领事馆对胶州湾附近的环境评价并不高，称“胶州湾周围的海面都是浅滩，无法停泊舰船”，“从胶州城到江湾一带船舶停泊地都是极贫寒的地方”，“岸上就只是贫困的农村，即便有几艘军舰来泊也不能永久停泊”，但“胶州湾规模庞大，湾内平稳适宜舰队停泊，可以说是华北唯一要湾”[3]，肯定了胶州湾具备军港价值。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山东的地理、风土、物产等情况的调查主要是由陆军方面的日本威海卫占领军进行的。1897年9月21日至11月29日，日本威海卫占领军派出步兵第七联队到胶州湾东海岸进行考察，目的是调查胶州湾东海岸一带及芝罘到达威海卫的路线以及从威海卫经梅阳县到达芝罘的路线、距离，为军队作战和提供给养进行基础调查。军中专门负责测量的志田梅太郎曾经绘制过这一路线的简略地图，所以此次旅行的一个任务就是视察、确认该地图上的所有军事地点，最终由陆军步兵中尉河上清吉汇报成《胶州湾东海岸旅行报告》[4]。 同一时期，陆军步兵中卫桥本仙也在日本威海卫占领军的命令下从9月21日自威海卫出发至11月25日回来之间对胶州湾附近的概况包括各村落地理位置、河流、人口、风土人情等进行调查，并撰成《清国山东省胶州湾地方旅行报告》[5]。从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尤其看重的是胶州湾附近的军事防备情况，并作了详细的地图，标示出中国当地驻军及炮台地点。 很明显，日本此时对山东的考察还仅限于军事安全，占领威海卫也还仅仅是权宜之计，旨在获取更有益的政治利益。这一点从1898年2月18日日本外务省给驻英公使加藤高明的信中可以窥得端倪，即“坚持占领威海卫之权利，根据其他形势的变化处理”[6](P411)。所以，这时日本对胶州湾乃至山东的港口及矿产、商业价值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 二、 德国占领山东与日本对其商业利益的觊觎 对山东经济价值的关注与肯定，最初来自德国。早在1860年代，德国曾经派出东亚远征团为寻找海外基地作准备。在这支队伍里，德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希特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发现了胶州湾。与日本调查人员不同，专业素养让他首先注意到的是山东丰富的矿产。在对山东整个地理位置进行考察之后，他对该地区的宏观发展作出设想：铺设铁路、发展矿产、把胶州湾建设成为连接山东内陆与中国南北的要塞，而铺设铁路成为后续两项的前提。李希特霍芬这一设想表现出的经济性和战略性眼光，是中岛雄和日本威海卫占领军调查团所不能比拟的。 尽管德国的这一调查行动并未马上付诸实施，但1890年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下台后，德国便开始积极启动东亚扩张政策，甲午战争的爆发更刺激其加快步伐。1894-1895年，德国驻华公使绅珂(SchenckzuSchweinsberg,Freiherr)连续两次建议将胶州湾定为德国在东亚的基地。同一时期，因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以殖民地协会(Detusche Kolonialgesellschaft)为中心的政府方面对海外市场有需求，1895年之后公然要求在东亚获得一个基地[7](P51)。直到1896年6月梯尔匹茨(Tirpitz,Alfredyon)到达东亚接替霍夫曼的东亚舰队司令一职，情况才发生了变化。梯尔匹茨重新参考了李希特霍芬的报告，带专家到胶州湾确认青岛是否适合修建港口、是否适合成为山东铁路的起点[8]。 梯尔匹茨认为，“胶州湾是华北沿海从上海到牛庄一线仅有的优秀的自然港湾”，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将使其附近的进出口贸易更易深入到山东腹地乃至全省。不仅如此，梯尔匹茨还以一个军事家的角度从军事价值方面分析胶州湾，认为此港东端的深沟地带，在马儿岛和女岛附近有很多合适的地方可供建设港湾设施。青岛已有设防，防御工事显然只是为了防备袭击，不可能保卫住港湾入口。青岛仅驻扎1500名清军，远东舰队的登陆部队可以很容易地夺取这一地方[9](P348)。 1896年11月，也就是日本还在为俄国是否租借胶州湾而费神时，德国海军已经正式将胶州湾确定为占领对象，并很快进入实施阶段。1897年5月，号称对中国港口最为熟悉的工程师佛朗求斯(George Franzius)奉德国东亚舰队司令棣利斯(Admiral Otto von Diederichs，梯尔匹茨的继任)之命，用五天时间对胶州的港湾和邻近土地作了最仔细的研究。他发现，充满港湾的泥沙是被溪流从附近的土地上冲来的，这些土地上连树木都没有。可以把这些溪流控制起来，从而使泥沙淤积，很快形成干燥的土地。港湾的面积可能因此而减小，但并无不利之处。对各个山丘重新进行绿化，会最终阻止泥沙的流失。海湾的大部分很浅，退潮时便出现许多干带，但港湾的入口处却很深，足以通过最大的远洋船舰。进入港湾后水面1000米宽，有一处深水盆地的直径接近2000米。从这一盆地开始沿着东部海岸延伸着一条约2000米长、1000多米宽的海沟，退潮时约有6米深。通过此次考察，佛朗求斯确定了在马儿岛、女岛和陆地之间建设港口，为德国占领胶州湾做好了技术上的充分保障。 1897年11月，德国以曹州两名传教士被杀为由占领胶州湾，开始了对该地长达十八年的统治。 德国刚刚占领胶州湾之时，日本还在威海卫驻军，事实上还有在山东发展的可能性。如法国一家报纸即曾刊登社论称：“日本在中国大陆拥有重要的利害关系，所以即便现在还未正式占领威海卫，此次也会占领。待日本从清政府那里拿到剩余的赔款之后，应该就会提出这个要求。如果清朝不答应，谈判将会永久搁置”[6](P402)。 但是随着俄国继德国之后宣布占领旅顺、大连，在中国的国际势力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日本看来，“孤立不利于国家利益，他日应与一国或多个国家相提携，对待列强采取公平、不偏不倚之态度，加深相互亲睦之关系，以为他日进退自由创造条件”[6](P411)。在这一决策过程中加藤高明发挥了巨大作用。 1898年3月16日晚，日本驻英国公使加藤高明与英国殖民相约瑟夫·张伯伦会谈。谈话中，张伯伦提到了英日同盟的可行性，并暗示虽然英国并不反对日本继续占领威海卫，但由英国在日本撤出后继续占领也非常值得日本政府考虑，婉转地表达了租借威海卫的想法。加藤高明对英国内阁官员的这一积极表态极为兴奋，翌日即电报日本外相西德二郎，希望获得政府的响应。 不过，日本政府还在观察满韩交换上俄国妥协的可能性，所以在接到加藤高明的信后并未急于表态。3月26日，加藤高明再次致信日本外相，表示理解政府的做法，而且相信日本政府总体来说对英国的该项提议是赞成的，只不过还不到公开表示赞同的时机[6](P407-408)。在这次报告中，加藤高明提出与英国结盟的主张，认为在英俄之间“俄国的目的在于反对日本利益，而英国政策与日不相悖”[6](P410)。 在威海卫问题上，加藤高明始终主张“英国对日本占领威海卫非但不忌妒，反而是欢迎的，而日本在长期占领威海卫问题上却对日本不利，不如让英国代为继续占领”。“而且日本一旦接受清朝赔偿即失去继续占领该地之权利，何不将该权利让与他国”。且“英国占领威海卫有望平息舆论，此后还可应我方要求与我合作把俄国驱逐于大连、旅顺之外”[6](P411)。加藤高明再次致信之后不久，日本政府就决定与英结盟，放弃威海卫。4月2日，日本外相致信英国公使表示欢迎英国租界威海卫，作为附加条件要求英国在必要之时给日本以援助。7月1日，中英签订威海卫租界条约，其中一条规定最终租期以俄国租借旅顺的租期为限，这应该说是日英两国协商的结果。 原本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就失去了在满洲的落脚点，而英国租借威海卫以后，日本又失去了当时在山东的落脚点，所以非常需要一个能与满洲保持贸易往来的中转站。而芝罘是日本在山东最早设立领事馆(1883年)的地方。因此，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爆发的这段时期，芝罘对日本而言具有重要的交通及贸易意义。待德国占领青岛，芝罘在山东省的地位日渐衰落。1904年，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占领了旅顺、大连。解决了满洲问题之后，芝罘丧失了对满洲的战略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更密切关注的是在德国经营下逐步发展起来的青岛。 前文已叙述，早在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前，日本就曾因俄国的关系对该地进行考察，不过当时以军方调查为主，忽视了其经济价值。德国占领青岛尤其是德国相继获得铁路铺设权与铁路沿线矿山的开采权之后，铁路与矿山成为日本在山东最关注的内容。 自1900年起，日本外务省开始有计划地在山东进行矿山调查活动[10]。1902年，日本外务省为调查中国矿产情况特派农商务部技师小川琢治等到山东进行考察[11]。他们从山东胶州登陆，一路视察潍县、临淄、博山、长山等煤矿，出济南府之后到莱芜视察，再到沂州考察铁矿与煤矿，经莒县回到胶州，然后再经过莱州到达芝罘。 通过一系列考察，小川琢治写出了一份内容翔实的《山东省淄川、博山、章邱县下炭田视察报文》[13]，并向日本政府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山东是一个天然的宝库，不但多渔业、盐业，而且拥有金银铜铁等矿产，拥有无尽的煤田，土地肥沃适合农作”，并且使日本外务省重新认识到德国占领胶州湾的目的不仅在于海港而在于整个山东。他希望日本人能够把握占领青岛的机会，制定永久计划实现占领的真正意义[14]。 同一时期，日本陆军省也在进行对胶州湾的考察，不过其主要关注的是德国在青岛的施政情况。1902年，日本陆军省参谋长会议专门讨论《胶州湾的状况》[15]，针对德国在青岛当地港口、防卫、铁路等方面的建设以及在胶州湾及其附近实行的怀柔政策，指出德国目的不在于将青岛建设成为商业基地，而在于将其建设成为远东舰队的根据地，在此基础上从山东省向全中国扩张德国的势力。 1907年，横滨正金银行职员(后为银行董事)西山勉奉命到山东进行考察。他考察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在胶州湾的行政、海关制度以及山东铁路、矿业，并且对青岛和芝罘进行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青岛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发展成类似于香港的自由港。但是通过铺设铁路，完善交通和海港设施，可以以此为跳板向华北扩张势力[16]。 伴随着日本政府对胶州湾的关注，日本商人也开始进入青岛从事商业活动。起先是一些日本的娼妇在青岛开办一些裁缝店、照相馆、点心店，但随着青岛的发展，日本的三井、正金、汤浅、日信、江商、大文、磐城等银行、公司在青岛开设分行、分店。一些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日商还派人赴济南、泰安、大汶口等地设点，收购花生、棉花、牛脂等，把商业势力范围扩展至胶济、津浦两铁路沿线。如三井洋行以及惠林洋行、深洋行，都是派店员或者雇佣中国人直接到内陆与当地中国商人交易①。至1912年，日本对青岛的直接贸易额已远远超过德国，成为青岛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参见下表1： 据《胶澳志·大事记》记载，1913年3月，旅顺日本民政署长吉田丰次郎来青岛调查，并写下了长达350页的报告《山东省视察报文》。5月，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来青岛游历，日本第二舰队来青岛寄泊。1914年3月，日本外务省书记官芳泽谦吉来青岛游历；驻南京日本总领事船津辰一郎来青岛调查；日本众议院议员德川庆久、蜂须贺茂、韶曾我等来青岛游历；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正、大连民政署长大内丑之助来青岛调查，等等[17](P69-70)。日本政府要人及各地驻华领事馆或殖民统治的头目频繁地在青岛出现，说明早自1913年起日本便已加紧了与德国争夺山东的实际准备。而“突然”来青岛寄泊的日本第二舰队就成为大战中日军封锁胶州湾的主力[18](P10)。 三、 结语 甲午战后，日本曾一度占据山东的威海卫，但由于欧美列强的牵制和日本经济实力的孱弱，未能顺势占据山东，反而让德国得了先手，于1897年占领胶州湾。此后，日本顾及与英国的关系，在加藤高明的主持下退出威海卫，将之让与英国，但德国的占领与占据威海卫时期对山东的各种调查活动，使日本逐渐认识到山东的重要战略地位，开始暗中准备谋求在山东获得利权，发展势力。所以说，自甲午战争起，在山东问题上就存在日本与德国、英国、美国之间复杂的国际关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意识到这是在华重构势力格局的绝好时机，山东成为其对德宣战的借口，也成为其为进一步侵华囤积力量的基础和跳板。 日本对华的侵略构想始于何时，一直是中外史学界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偶然还是必然，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占领山东等个案脉络的梳理，或许能为回答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提供线索。 注释： ①参见《青岛与日本人》，1914年2月18日《大阪朝日新闻》，神户大学图书馆新闻记事文库；青岛守备军民政部：《青岛之商工业》，第5页，1918年；农商务省商务局：《海外各地销售日货重要商店之调查》，附录，第3页，1911年。 原文参考文献： [1]奈良冈聪智.何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日中对立的原点[M].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 [2]外务省关于俄国舰队停靠胶州湾计划的通知[Z].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C06060523000，明治29年《日清事件合订本秘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3]俄国之租借胶州湾[Z].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03041154200，各国之清国土地租借要求杂件(1-4-1-11_001)(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4]胶州湾海岸旅行报告送达事(1)[Z].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C10061653900，明治31年官房3号编册3册之1(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5]胶州湾海岸旅行报告送达事(2)[Z].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C10061654000，明治31年官房3号编册3册之1(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6]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明治31年第1册[M].东京：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4. [7]大井知范.19世纪末德意志帝国之占领胶州湾[J].政治学研究论集，2008(27). [8]德意志占胶州湾为殖民地之理由[N].神户又新日报，1913-07-20. [9]拉尔夫·A.诺瑞姆.德国占据胶州[A].刘善章，周荃.中德关系史文丛[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1. [10]支那矿山关系杂件/山东省之部[Z].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04011095300(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1]支那矿山关系杂件调查书之部派遣和田、小川、细井三技师及山田博士 分割1[Z].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04011106900，支那矿山关系杂件/调查书之部/派遣和田、小川、细井三技师及山田博士(1-7-5-2_11_3)(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2]支那矿山关系杂件调查书之部派遣和田、小川、细井三技师及山田博士 分割2[Z].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04011107000、支那矿山关系杂件/调查书之部/派遣和田、小川、细井三技师及山田博士(1-7-5-2_11_3)(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3]小川琢治.视察山东省淄川、博山、章丘县煤田之报告(1902年8月)，淄川、博山煤矿/分割1[Z].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09041915400、外国矿山及矿业关系杂件/中国部分/山东省部分/鲁大公司关系/淄川及博山煤矿第1卷(E-4-8-0-X4-C1-1-1-1_001)(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4]龟城生.山东经济一瞥[N].大阪每日新闻，1915-06-06. [15]胶州湾状况(第2部)[Z].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C09122985000，明治35年参谋长会议相关文书(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16]西山勉.山东省视察复命书[M].东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1907. [17]山东省历史学会.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