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战后英美以资本为纽带在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结成经济伙伴关系。双方共同的、互补的经济诉求构成双方合作的经济基础，冲突性诉求的调和则成为双方合作的助力，私人资本间的联合构成双方伙伴关系的关键。这种关系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既体现于两国国家政策层面，也体现于双方私人资本之间，并未随英帝国的瓦解而终结。 【关键词】英美关系 英帝国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作者简介】杭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非洲史、英帝国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后英国英属撤哈拉以南非洲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5CSS026）的阶段性成果。①。 从整个英美关系发展史来看，战后英美关系的最大特点是美国居于主导地位，英国彻底沦为附属地位。英美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军事和情报等领域展开遍及全球的合作，形成一种伙伴关系。战后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是英美经济伙伴关系的典型性区域，双方诉求较好得到协调。该地区属于英美国际安全战略布局的“后方”，经济潜力尚有待开发[②]。美国将非洲视为欧洲人的“责任区”，并不愿承担过多的“义务”，仅希望享受到等同于欧洲人的经济权利。[③]美国的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均对开采该地区的矿藏情有独钟。面对战后经济形势，英国政府不得不为美国资本开放殖民地资源，美国政府则默认英国的殖民宗主国地位。经济领域成为英美在战后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合作的主要内容。这种合作持续到1964年随着英国丧失撒哈拉以南非洲绝大部分殖民地而告一段落。 国内外既有研究多从英美霸权转移、冷战、政党政治或美国政策等视角研究英美关系，[④]忽略对英国政策的研究，忽略对双方在英帝国范围内经济关系的研究，更没有将双方关系变化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结合起来。这三点正是本文叙述的重点所在，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英美合作的经济基础 美国学者肯尼思·沃尔兹曾描述弱国对强国的反应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制衡，即同较弱一方联合，对抗较强的一方；另一种则是追随，即同较强的一方联合。[⑤]英国曾设想过联合西欧制衡美国，但很快放弃了此一策略，转为采取追随美国的策略。造成此一转向的原因多样，“经济依赖论”、“制度合作论”、“共同体意识论”纷纷给出解释。无疑相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发挥一定作用，经济诉求因素不能遭到忽视。 考虑经济诉求的前提条件是双方经济实力不平衡。英美经济实力对比以1950年为例，英美两国人口分别占世界总人口数的2.0% 和6.0%；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6.5%，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27.3%。[⑥]相较上述国内生产总值差距，英国经济面临结构性问题。英国在世界制造业出口中所占比例从40年代的20.4%下降到1959年的17.9%。[⑦]在1956年英国的传统产业如造船业，只建造不到世界总产量14%的船只。[⑧]制造业竞争力衰弱和无形贸易收入减少的后果之一是国际收支状况恶化。据统计，在1952-1958年间，英国国际往来帐户中只有一次赤字，赤字为1.55亿英镑，而仅1960年赤字就达到2.65亿英镑，1964年更增长到3.95亿英镑。[⑨]上述经济条件限制住英国政府对外战略选择的空间。 双方经济实力的不平衡有利于我们理解英美合作中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原因，却不能解释英美如何能够走向合作，英美共同的经济诉求为经济伙伴关系构建出大框架。双方在垄断世界经济资源、维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稳定方面拥有重大共同关切。在这一层次的合作方面，美国拥有绝对主导性的发言权。因为它提供着实现诉求的主要资源，一旦缺位，诉求根本无法达成。 英美拥有的共同经济诉求仅为经济伙伴关系构建出大框架，双方互补性诉求成为经济伙伴关系的支柱。在此一合作层次，英美双方有着几乎平等的发言权。因为它们彼此提供对方所需资源，彼此都不能缺位，否则彼此诉求无法达成。英国政府迫切希望寻求外部资本开发殖民地资源以摆脱前述困境，进而实现自己保持世界大国地位的梦想。同美国合作能够使伦敦获得影响美国政策的渠道，并可以从美国在其殖民地的投资中获益。甚至可以借助美国力量保护英国海外利益。[⑩]美国人则试图为自己找到更多原材料来源地、商品市场并尽可能少地承担维持“秩序”的花费。美国人尤为强调矿物的获取，声称撒哈拉以南非洲蕴藏着资本主义世界75%的钴、工业钻石和钶铁矿，10-25%的锰、锡、钒、铜、铬、镉和石墨，以及一些战略级矿物如铀和温石棉。[11] 从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具体情况来看，资金和生产资料的缺乏制约着英国经济目标的实现，惟有仰赖美国。经济和政治总是纠葛在一起，英国有时也利用美国人的冷战目标来实现自身的经济目的，而经济目标的实现强化了其阻碍非殖民化进程的能力。例如英国无法满足殖民地建设中所需使用的钢筋和钢轨。1951年，英国政府甚至只能寄望于美国人能在《共同安全法》（the Mutual Security Act）框架下援助修建罗得西亚铁路。此外某些类型的资本设备还依赖美国供应，如重型履带式拖拉机。该种机器的缺乏严重阻碍道路建设，而道路不仅具有经济价值也是军队和警察镇压民族独立分子所需要的。环顾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唯有美国有余力输出资本和生产资料，吸引美国资本便成为英国政府唯一的解决办法。[12] 英国对资本的需求迎合了美国过剩资本的要求。1950年美国领事官员建议政府应采取步骤增进自身和殖民宗主国在非洲的经济合作。[13]美国政府明了英属殖民地的经济价值，向英国政府提出对英属殖民地的经济政策要求。第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当然也在世界其余各地），美国政府希望美国资本和致力于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殖民地贸易的美国国民被给予同等的经济待遇。第二，美国政府期望获得原材料、海空设施、飞行航线和通讯站。美国政府提供的报偿是让世界银行为殖民地开发提供贷款；为英属殖民地产品提供稳定的市场；一旦联合国采取影响非洲的行动，将会在仔细考虑英国态度后再决定自己所采取的立场。[14]英国政府认可了这些政策，以换取美国政府援助和私人资本输入。 结果，战后英帝国的衰落由于美国的援助而得到缓减。实际上，没有美国的援助，多数殖民宗主国本就无望恢复自己国内的经济并且支付恢复统治和开发殖民地的费用。美国在支持列强恢复各自殖民地的同时，将经济势力渗透入各列强的殖民地。美国政府宣传美国获取原材料、殖民地获益和重建欧洲经济可以三得。从而，美国同各殖民宗主国形成了既相互协作又相互抵制的关系。尤其是，美国将非洲事务视为欧洲盟国的“义务”。如英国政府认为的那样，“他们（美国人）知道我们永久性撤出殖民地所带来的东西将会有利于美国经济，但是会卸去战略义务，危及自由世界。这个事实使他们处于痛苦的两难困境。”[15]美国一贯采取的“反殖”立场实际上以不惹恼欧洲宗主国为前提。[16]在1955年夏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告诉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麦克米伦，英国控制非洲的时期，是非洲人曾有过的最快乐的时期。[17] 正是在双方互相依赖的基础上，英美在英属殖民地结成经济伙伴关系。美国政府一方面谋求本国公司在建设殖民地基础设施工程中的份额，另一方面为美国银行、进出口商争取市场份额。由于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殖民地商品市场容量有限，基础设施缺乏，美国政府将投资主要集中于能快速获利的出口贸易方面，特别是战略性原材料领域。因而，英美双方在矿业资源开发中展开大范围的合作。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英国和美国之间不仅充分共享经济信息，而且签订了经济合作协议，使得英国有义务在原材料方面满足美国需求。在1949年，英国已经利用马歇尔援助的资金发展战略物资生产并出售给美国，像黄金海岸的锰、南非和其他殖民地的工业钻石。美国直接派人到10个英属非洲殖民地考察，对多个英属殖民地的矿业和配套基础设施形成规模性投资。[18]在核矿藏开发方面，1946年签订的麦克马洪法（McMahon Act）延续了战时英美核合作关系，成立联合开发托拉斯（the Combined Development Trust）。在1948年1月，该机构吸收加拿大，改组为联合开发署(the Combined Development Agency)。联合开发署不仅宣称优先拥有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本土矿藏，而且宣称在整个“自由世界”都拥有优先选矿权。英国的“责任”是开发英联邦[19]内和一些“第三方”国家中的核矿藏。[20]美国原子能委员会（U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不满于英国开发英联邦核矿藏的速度，希望自己能够更多地参与到英联邦铀等矿物的勘探和开采中。尽管英国试图将英联邦的铀矿按照“本土”原则处理，不纳入联合开发署的共享范围，但是资本缺乏导致英国最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立场，而改为实行共同参与的立场。在1950年，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南非政府和联合金矿有限公司（Union’s Gold-mining Companies）四方签订秘密的铀供应协定，希望到1956年出口能够达到3000吨。协议规定美国出资三分之二、英国出资三分之一共同以预付货款的形式支持南非铀矿开采。在英国参与下，美国和澳大利亚也签订类似协议。显然，美国在联合开发署框架中能优先获得英联邦内开采的核原料。作为回报，1954年美国国务院政策声明指出：“美国在非洲的主要利益就是支持殖民宗主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支持他们对非洲人民的安全、政治和经济进步的责任，促进非洲和自由世界的联系。”[21]正是在上述两个层次经济相互依赖的基础上，英美之间在殖民政策的短期目标方面存在基本共识，即承认现状。美国并不打算使用过强的干预手段来促使非洲殖民地立即独立。如美国学者肯特所认为的那样，在冷战因素作用下，战后美国和欧洲殖民宗主国对非洲政策的步调是一致的。[22]而且上述共识并未因政党更迭而有大多改变。在美国学者戴维·吉布斯看来，虽然民主党总统罗斯福推动了殖民撤退，但是从杜鲁门到肯尼迪民主党总统的反殖言论更多只是花言巧语，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政策更是接近欧洲宗主国。[23] 二 英美冲突性诉求的调和 英美双方不仅拥有共同的、互补的经济诉求，冲突性诉求的化解更值得我们注意。可以说，双方恰当妥协是经济合作的助力。当面临冲突性诉求时根据实力对比和诉求迫切度，双方可实现妥协，合作得以持续。英国脆弱的经济、一定的国际地位、英属殖民地的矿产资源都赋予英国抵制美国压力的可能。此外为维持整个体系，美国无法通过中断支持来使英国就范，而英国却拥有更大的灵活度。美国不得不放缓消解英镑区的行动，便是出于以上原因。 具体到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来说，英美对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诉求的迫切度不同，英国远较美国迫切。英国大臣将保有非洲殖民地，作为英国维持世界强权的有力武器。美国高官仅将非洲视作原材料供应地之一。[24]自从南亚次大陆独立，撒哈拉以南非洲已成为英国保持其经济垄断地位的最后希望，成为英国殖民政策的重心所在。早在1948年，时任工党政府商务大臣的哈罗德·威尔逊就在下院发表演讲：“我赞同众多议员在许多场合发表过的看法：即开发非洲和其他落后地区是改善国际收支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25] 时任工党政府外交大臣的贝文认为：“只要我们在非洲的开发取得进步，不出四五年的时间我们就能使美国依赖我们，完全顺从我们，……美国严重缺乏的某些矿物资源，在我们的非洲才能找到。”[26]1952年，时任保守党政府住房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的麦克米伦认为：“在国内，我们面临着不断加强的阶级持续分化和一种会导致排斥所有既有体制的失望情绪；在国外，我们可能不得不面临着英联邦的分裂和我们沦落为二流国家的命运。”麦克米伦认为挽救这一局面的办法有两条：“滑进劣质的廉价的社会主义，或走向第三帝国”。[27]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英国政府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对英国国内财富分配体制进行修改，另一种是额外增加从殖民地获得的财富数量。从主观上，英国政府的高官们显然更希望走后一条道路。麦克米伦的设想反映了英国高层的普遍想法。战后处于“共识政治”中的两党对保有帝国具有较广泛的共识。[28] 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也确实承担起为英国赚取战后重建资金的重任。如英国殖民部承认的那样，撒哈拉以南非洲提供的食物和原材料为英镑区挣取大量美元，进一步开发非洲资源对于西欧的重建与强大具有同样关键的重要性。[29]如果说1953年后，随着国际市场供给相对增加和合成工业的发展，英国对开发殖民地农产品的兴趣有所下降，那么英国对开发殖民地矿产品的兴趣一直未曾稍减。英国对开发和垄断殖民地矿业资源的兴趣，已经远超单纯的经济考虑，夹杂着战略考虑在内，即垄断矿物供给稳固英镑金融地位，进而稳定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价值详情参见表1。[30] 表1 英国殖民部列举的殖民地 可供出口的主要物资 美国一方面容忍英国凭借殖民地获利，另一方面着力削弱英国对战略性资源的控制权，不惜同英国发生激烈冲突，如1951-1952年的伊朗石油危机和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前一事件中美国着力打破英国在伊朗的石油垄断权，后一事件中美国恼怒英法试图垄断苏伊士运河的通行权。后一次危机完全确立美国对英帝国经济权益的共享地位。艾森豪威尔要求英美整合它们的经济资源，同时分担各领域中的责任。[32]在艾森豪威尔的提议下，一个英美工作组建立起来，所涉及的范围包含全球范围内的经贸、信息、核矿产和具体地区问题。经过激烈冲突后，英美全面经济合作机制反而正式建立起来。英国之所以能够容忍美国侵占原属自身的经济利益，原因在于英美实力对比。之所以能继续合作，原因在于英国遍及全球各地的经济诉求使其不得不仰赖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正由于此一原因，英国对美政策同法国区别开来。故而在迪凯（J.Dickie）看来从苏伊士危机到越南战争期间，英美合作关系进入所谓的“黄金时期”。[33] 实际上“黄金时期”名不符实。当195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独立在即，以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名义，美国政府加紧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渗透，明确提出自己要更多地介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为此美国政府设立非洲事务署。[34]时任参议员的肯尼迪也指出：“非洲人民对于经济发展比对理论更感兴趣。他们对于获得相当好的生活水平，比追随东方或西方的标准更感兴趣”。他的结论便是美国必须加大对非洲的资金和技术援助……。[35] 1958年后经济在美国政策中的基础性地位并没有被放弃。肯尼迪政府时期亦是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刚果危机期间，英美在经济领域又一次发生激烈冲突。虽然刚果（金）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英国资本在刚果蕴藏丰富矿产的加丹加省拥有很大的发言权。这些资本鼓动保守党的右翼集团，试图说服英国政府将加丹加并入英属中非联邦，或者让加丹加从刚果独立出来。美国则在刚果中央政府找到了代理人，不同意分裂刚果。时任英国首相的麦克米伦在自己的日记中抱怨道，美国人掌握了世界除刚果以外的大多数铜供应，还要妒忌（英国）联合矿业公司和英国在北罗得西亚的铜矿公司。甚至，为了制止加丹加省分离，英国垄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铜生产，美国政府准备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英国外交大臣直接指责美国在刚果的行为是为了占领一个新的非洲殖民地。[36]英美在刚果的合作关系破裂，美国击败了英国的图谋，加丹加保留在刚果疆域内。 英美之间的矛盾冲突促使英国更热衷于保留殖民地以垄断经济资源，这种努力成为英美冲突的和缓表现形式，在被称作合作较为成功的核领域中[37]仍旧存在双方对核原料的争夺。在铀原料供应紧张的时代，美国并不希望英国拥有独立核力量。美国的态度反过来激发英国拥有独立核力量的决心。当澳大利亚南部和南非的核原料通过英美联合开发署的渠道被美国所左右后。英国坚持自己独立开发北罗得西亚的铀矿，不将之纳入联合开发署的框架，所产产品直接由英国政府购买。由于左右着英帝国范围内的核原料供给，美国默认英国的这种努力。 我们能看到，美国在英美冲突性诉求的调和中居于主导地位，坚决打击英国企图独占经济权益的殖民政策。这种情况既出现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时期，也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刚果危机期间。可以认为，1956年后随着非殖民化进程加速，美国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权益要求更为迫切。英国资本独占经济权益的殖民企图屡屡受挫，逐渐意识到自己仅仅是美国的经济小伙伴。同时，美国资本不能忽视英国尚存的经济实力，又为减少自己维持垄断利益的花费，允许英国资本共享一定的经济资源，但份额和方式需要由自己决定。 三 作为合作关键的私人资本 如前所述，英美双方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却又争而不破，维系双方这种关系的原因何在？无疑，两国最高层的个人关系、相近的意识形态、类似的外部压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愿望等因素对两国政府间关系发挥着重要影响。然而，我们无法忽略战后资本主义新特点对英美关系的影响。 在展开分析前，我们先明确一下资本主义新的时代特点。列宁曾说过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之一是出现同私人垄断资本勾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有学者提出“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逐渐过渡到以跨国公司为支柱的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38]不管是哪种垄断形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私人垄断性质。私人垄断资本不仅和国家政权的结合更紧密了，而且不同国家间垄断资产阶级的联合也更密切了。加强联系是为了赚取利润，而赚取利润最有效的途径则是垄断和排他。联合是为应对更激烈的竞争。英美私人垄断资本间联合与竞争并存的关系塑造了美国政府同英国政府间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局面。因此，分析英国政府对美国私人资本的政策以及后者同英属殖民地诸多政治势力的关系就显得必要了。 战后，美国建立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霸权。经济霸权的维系依赖于正式和非正式的国际机制，前者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后者如控制中东石油生产的机制。前者国家处于前台位置，国家资本直接运作。后者国家在幕后发挥领导作用，私人资本属于运作的主体。经济霸权的运作分为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两种方式。如中东石油生产便属于美国竭力直接控制的范围内，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矿产品便处于间接控制的范围。 受美国经济霸权维系方式的影响，私人资本的意愿在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美国跨国公司的活动中起基础作用，美国政府战略引导对公司的活动起到指向作用。由于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故而私人资本投资多集中于矿业资源开采。同中东的石油开发相比，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矿业资源的重要性更低，私人资本居于运作主导地位，美国政府干预的程度更低。同西欧相比，投资种类不那么分散，尤其集中于矿业资源的开采，主要是资本密集型的大矿业寡头资本在发挥作用，利益更加趋同。 如前所述，英国寄希望于殖民地资源巩固和发展英国的经济实力，缩小同美国的实力差距。英国希望借助美国资本开发自己的殖民地，美国官方贷款很少且大多投向稀缺性战略物资生产，惟有依赖美国私人投资。英国政府不得不配合美国私人资本进入殖民地。 美国私人资本主要投资于两个方向，一是美国政府引导的战略物资开发，二是发展被英国政府禁止从美元区进口的轻工业制成品。[39]由于美国企业属意于快速获利的矿物开采，[40]英国政府只得放任美国矿业企业在英镑区内寻找新的开采点。[41]英国政府为美国企业提供殖民地经济信息，也同意美国官方组团赴英属殖民地调查经济信息，仅坚持限制美元兑换。[42]这点唯一的保留稍后也随1958年英镑自由兑换政策而消逝。 美国私人资本主要通过购买整个英资企业或者部分股权的方式进入英属殖民地活动，以顺利获得当地政治力量的配合。面对这种情况，英国官员认为出于政治考虑，很难限制美国投资开采殖民地原材料，同时担心美国的政治影响会伴随经济渗透滚滚而来，并且担心战时难以利用美国企业生产的那些产品。因而，英国政府决定对美国私人资本实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办法，不制定针对美国资本输入的总体政策。[43] 从史实来看，英国官员对紧随美资身后的美国政治影响渗透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1956年后，部分由于美国国内的种族形势，部分由于美国在这个地区日益增多的投资（特别在英属中非联邦），美国人日益增加了对东、中非形势的关注。[44]不管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是肯尼迪政府这一点未曾变化。 当时，英属中非联邦的矿业生产主要被两个矿业集团垄断。一个是英属南非公司控制下的英美公司集团（the 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 Group），一个是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the Rhodesian Selection Trust Group）。英美公司和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都有美国股份参股，后者受美国资本影响更大。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的日常经营由英籍人士罗纳德·普兰爵士（Sir Ronald Prain）负责。该公司的主要资本来自美国，重大决策受到母公司美国金属公司（The American Metal Company Limited of New York）总裁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的影响。从1927年起，美国资本就在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掌握着它42.3%的股份[45]。这家美国公司在本土之外主要投资于非洲各地矿业，以获取美国市场所需的各种资源，战后更是乘美国政府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的东风大力发展在非洲的业务。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和英美政府高层以及当地政治力量保持紧密联系，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英属中非地区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发挥重要影响。 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同掌握中非联邦政府权力的白人移民政治集团保持密切的关系。在1955年，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将集团总部从北罗得西亚首府卢萨卡（Lusaka）搬迁到中非联邦的首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建起奢侈的20层办公大楼，以显示对中非联邦的支持。此外，公司还同英属南非公司共同资助当地执政的白人政党，多年资助该党党务人员的薪金。[46]毫无疑问，矿业公司支持中非联邦，同时矿业公司不希望中非联邦成为自治领，那样会危及自己投资的安全性，在此方面公司更信任英国政府。这种态度的政治表现就是英国政府拒绝中非联邦成为自治领。 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更希望通过英国政府来保证自己的投资安全，公司对英国政府的信任建立于自己同英国政界高层的联系之上。普兰长期担任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的总经理，出身于矿业经理人世家，早年曾和丘吉尔内阁殖民大臣李特尔顿共事，后同殖民大臣伦诺伊德-博伊德、殖民大臣麦克劳德和英联邦大臣霍姆保持密切联系，时任首相的麦克米伦到非洲巡视特意征询普兰意见。有感于比属刚果独立时对矿业生产的影响，普兰在同麦克米伦的谈话中表示支持扩大非洲人多数的政治地位，还声称准备在时机合适之时，招收更多的非洲工人以缓和民族主义者的要求，顺便实现其长久以来降低成本的夙愿。[47]北罗得西亚临近独立时，为保证本公司的投资环境，创造一个“温和”的继任政府，普兰积极要求英国政府给与新非洲人政府贷款。[48]上述表态同南非公司的要求高度一致。无疑，公司的态度影响了英国政府的决策。 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还借助美国政治力量，影响新崛起的非洲民族主义者。1960年4月15日，霍克希尔德借助美国非洲协会（the African American Institute)的渠道同英属中非联邦非洲人领袖班达和卡翁达会面。霍克希尔德在同卡翁达交谈后，认为虽然他比班达在矿业特权方面的态度更强硬，但要比想象的温和。霍克希尔德竭力塑造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亲非洲人的形象，说明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的态度不仅是普兰个人观点的产物，而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结果。英属中非联邦领导人韦伦斯基怒火中烧地评价矿业公司的新动向：“当我看到我们的‘朋友’K.卡翁达被描述为温和人物，保持平静局势的困难便日益增加了。”在1961年5月，美国金属公司而非美国国务院安排卡翁达同肯尼迪总统会面，以及卡翁达同世界银行负责人会面，转化了世界银行对将要成立的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多数政府的融资态度。[49]由于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母公司在美国政府所享有的官方渠道，就不难理解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实行的策略同英国或殖民地政府政策之间的差异，说明它为何能够比英属南非公司更早地趋近非洲民族主义者争取殖民地独立后的主动。这一点或许便是两大公司集团最大的不同。 在同英属中非联邦类似的地区，英美私人资本要面对的主要是当地政治力量，无论这股力量主要是白人移民还是非洲人，因而它们之间的合作远远大于竞争。面对当地社会的政治压力时，同一个区域内的西方企业，相互串通勾结，控制当地支柱产业，借助西方政府向当地政治力量施压。美国私人资本多采用股份形式与英国私人资本结合。这些资本混合型公司在面对殖民地人民的要求时既可以策动英国政府也能动员美国政府对殖民地局势施加影响。因而，美国政府配合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允许甚至鼓励英国政治、军事权利的继续存在。当1959-1963年英国殖民统治瓦解时，英国政府在除刚果以外的地区充分照顾美国私人资本的利益，美国政府政策的特征是同英国紧密合作，并没有对英国的殖民政策进行多少直接的干预。[50] 英美经济合作片面偏重矿业领域造成英属撒哈拉以南地区单一经济现象更为突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当地经济，培育出一个积极参与反殖民运动的工人阶级，加速了非殖民化进程。 上述历史现象还告诉我们双方私人资本之间的密切合作是英美经济合作的深层原因。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可以放弃国家层面的竞争，同时各个集团又拥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所以，英美关系才会呈现出合作为主冲突为辅的特点。 四 结论 英美在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伙伴关系是按照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各取所需重分经济利益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以合作为主冲突为辅。双方共同的诉求为经济合作构建出大框架，互补性诉求为经济合作的支柱，恰当妥协是经济合作的助力，私人资本之间密切合作是经济合作的深层原因。具体表现为，英国政府对美国向非洲矿业领域的渗透利用为主抵制为辅。在利用美国资本资助本土和殖民地开发项目的同时，英国视占有殖民地资源为保障自身国际地位的重要工具。 英美经济伙伴关系受国际格局、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机制、国内形势的影响。战后国际格局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美苏两极冷战格局形成，东西方矛盾突显，二是旧的世界殖民体系瓦解，南北方矛盾加深。英美双方共同应对两大矛盾，并使后者从属于前者。冷战结束后，南北方矛盾越加显著，英美经济伙伴关系并未衰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在双边协定框架下，英美双方构建了正式的合作机制；在私人资本的联合等范围内，英美双方享有非正式的合作机制。前者是显性的，后者则构筑了双方经济合作的深层基础。影响英美经济伙伴关系的国内形势主要包括各自实力消长和政党政治等。英美经济实力消长决定了美国居于主导地位，政党政治则使双方经济合作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英美经济伙伴关系对英美关系发挥了基础但非决定性作用。安全、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都影响着英美关系。对抗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维护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推崇西式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都有助于促进英美关系的发展与维持。战后经济上英国等殖民宗主国对美国援助依赖较强，而美国在建立和维持自身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上有赖于英国，这种经济伙伴关系有助于密切英美关系，并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英美经济关系整体平稳，从物质层面为英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合作增添了保障。 英美经济伙伴关系对战后国际格局的影响表现在有助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霸权和平转移、加深了南北方矛盾。就资本主义体系内部霸权和平转移来讲，英美双方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的共识在资本主义体系层面进行了霸权和平转移、以相对收益来考虑彼此关系在双边关系层面协调了霸权转移的冲击、双方私人资本的合作在民间层面构筑了霸权和缓转移的可能。就加深南北方矛盾来讲，英美经济伙伴关系以牺牲南方利益为代价。如果说两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和缓代表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变化，那么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蕴藏着的南北两极分化趋势则有扩大之势。从这层意义上讲，英美经济伙伴关系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的全部关系中的一部分。包括英美关系在内的西方主要国家间伙伴关系也存在下来并发展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运行的重要机制之一。 注释： [①]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后英国英属撤哈拉以南非洲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5CSS026）的阶段性成果。 [②]以1950年为例，整个非洲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3.8%。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③]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第5卷，美国政府印刷局1982年出版，第1202-1204页。 [④]国内外已有研究多爱探讨英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开发政策，对英国在矿业领域政策的研究重视不够。关于英美学者在此方面的探讨，参见拙作《新近二十年来英美学者关于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帝国衰落原因的研究》，《史林》，2010年第4期。 如路易斯和罗纳德·罗宾逊认为，战后英帝国的殖民撤退过程同时也是英美之间转交霸权的分支过程。期间，美国对加速英国从非洲和其他地区的殖民撤退施加了间接和仁慈的影响。见威廉·罗杰·路易斯、罗纳德·罗宾逊：《非殖民化的帝国主义》（Wm Roger Louis and Ronal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Decolonization），载《帝国和联邦史杂志》第22卷第3期（September 1994），第462页。在菲利普·墨菲看来，由于英美政党体制的不同，强调党纪的英国政党更易于受到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见菲利普·墨菲：《政党政治和非殖民化》（Philip Murphy，Party Politics and Decoloniza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6页。再如张顺洪从军事、政治合作角度详细分析了战后英美在对待民族解放运动和第三世界兴起方面紧密的合作关系，见张顺洪：《论战后英美国际战略伙伴关系》，《世界历史》1998年第2期。 [⑤]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166、168页。 [⑥]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267页，第269页。 [⑦]凯思·罗宾斯：《一个大国的陨落（1870-1992）》（Keith Robbins，The Eclipse of a Great Power，1870-1992)，朗曼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⑧]同上，第216页。 [⑨]奇波拉著，李子英等译：《欧洲经济史》（六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4页。 [⑩]英国内阁档案：《“英美资产负债表”：（外交部）巴特勒先生作内阁备忘录》（CAB 129/118，CP（64）164 ，2 Sept 1964， “‘An Anglo-American balance sheet’: Cabinet memorandum by Mr Butler(FO)”）。见罗纳德·海厄姆和威廉·罗格·路易斯：《保守党政府与帝国的终结（1957-1964）》，（Ronald Hyam and Wm Roger Loui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 英国皇家文书局2000年版， 第391号文件。 [11]《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14卷：非洲和南亚》（FRUS， 1952-1954， Vol.XI: Africa and South Asia）， 第73页。 [12]英国殖民部档案：《“殖民地开发”：殖民部呈丘吉尔先生1951年12月第三号简报》（CO537/7597，no3 [Dec 1951]‘Colonial development’: CO brief for Mr Churchill）。见戴维·戈兹沃西：《保守党政府帝国的终结（1951-1957）》，（David Goldsworthy ，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1-1957），伦敦皇家文书局1994年版， 第398号文件。 [13]詹姆斯·哈伯德：《美国和英国在非洲殖民统治的终结》（James P.Hubb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Africa，1941-1968）， 麦克法兰公司2011年版，第63页。 [14]英国殖民部档案：《“伦敦会议：英美关于殖民问题的会谈：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就主要的殖民问题会面的记录》（CO537/5698，no66， 3May1950，‘London Conferences:Anglo-American talks on colonial problems’:note of a meeting in the FO of British and United States officials on major colonial issues）。见罗纳德·海厄姆：《英帝国终结文献：工党政府和帝国终结，1945-1951》（Ronald Hyam，edit.，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45-1951），伦敦皇家文书局1992年版，第188号文件。 [15]英国首相办公厅档案：PREM 11/3239，PM( 57)9，23Feb1957。见罗纳德·海厄姆和威廉·罗格·路易斯：《保守党政府与帝国的终结（1957-1964）》，第374号文件。 [1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1：近东和非洲》（FRUS，1951，Vol.V: The Near East and Africa），第1200页。 [17]戴维·瑞安：《美国和非殖民化》（David Ryan，The United States and Decolonization），麦克米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 [18]斯托克韦尔：《非殖民化时期的商业：英国人在黄金海岸的商业战略》（S.E.Stockwell， Business of Decolonization: British Business Strategies in the Gold Coast），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217页。 [19]当时指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 [20]A.皮埃尔：《核政治：英国独立战略力量的经历，1939-1970》（A.Pierre，Nuclear Politics: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an Independent Strategic Force，1939-1970），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28页; M.高英：《独立和威慑：英国和原子能，1945-1952》（M.Gowing， Independence and Deterrence: 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1945-1952）， 第1卷，麦克米伦出版社1974年版，第352-357页。 [21]英国殖民部档案：《“在华盛顿关于殖民主义会谈的记录”：殖民部为丘吉尔爵士和艾登先生准备》（CO936/317，no.13，“Notes on Colonialism for Washington Talks”:Note prepared in the Colonial Office for use by Sir W.Churchill and Mr.Eden，June1954）。见戴维·戈兹沃西：《保守党政府帝国的终结（1951-1957）》，第105号文件。 [22]约翰·肯特：《美国在黑非洲对帝国的、殖民主义和冷战的回应，1949-1957》（John Kent，“United States Reactions to Empire， Colonialism， and Cold War in Black Africa，1949-1957”），《帝国和联邦史杂志》（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第33卷 ，2005年第2期，第195-220页。 [23]戴维·吉布斯：《政党和国际关系：美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殖民化》（David N.GiBBS， “Political Part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Sub-Saharan Africa”），《国际史评论》（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第17卷，1995年第2期，第306-327页。 [24]詹姆斯·哈伯德：《美国和英国在非洲殖民统治的终结》，第367页。 [25]帕姆·杜德著，苏仲彦等译：《英国和英帝国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198-199页。 [26]约翰·加拉赫：《英帝国的衰落、中兴和崩溃》（John Gallagher，The Decline，Revival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 [27]英国内阁档案：《“经济政策”：麦克米伦先生作内阁备忘录》（CAB129/52，C（52）196，7Jun1952，‘Economic policy’: Cabinet memorandum by Mr Macmillan）。见戴维·戈兹沃西：《保守党政府帝国的终结（1951-1957）》，第369号文件。 [28]菲利普·墨菲：《政党政治和非殖民化》（Philip Murphy，Party Politics and Decoloniza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29]英国殖民部档案：《“非洲经济开发”：经济事务大臣S.克里普斯爵士在非洲总督大会上的演讲》（CO847/36/4，no24，12 Nov1947，[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speech by Sir S Cripps(minister for economic affairs) to the African Governors’ Conference (paper AGC22)），见罗纳德·海厄姆：《英帝国终结文献：工党政府和帝国终结，1945-1951》，第66号文件。 [30]英国殖民部档案：《“殖民地开发”：联合王国代表团致英联邦经济会议官员预备会》（CO537/7859，no1， 22 Sept1952，‘Colonial development’: memorandum by United Kingdom delegation to Commonwealth Economic Conference preparatory meeting of officials）。见戴维·戈兹沃西：《保守党政府帝国的终结（1951-1957）》，第407号文件。 [31]不包括英国半殖民地的物产。 [32]《英美共同目标宣言，1957年10月25日》（Declaration of Common Purpose，25 October 1957），麦克米伦：《乘风破浪，156-1959》（H.Macmillan，Riding the Storm，1956-1959），麦克米伦出版社1971年版，第756-759页。 [33]J.迪基：《特殊但不更多：英美关系：花言巧语和现实》（J.Dickie，Special No Mor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Rhetoric and Reality），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公司 1994年版，第105页。 [34]有学者认为非洲事务署的设立标志着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政策的诞生，如克劳福德·扬：《美国非洲政策：二十五周年纪念日的反思》 （Crawford Young，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frica: Silver Anniversary Reflections”），《非洲研究评论》（African Studies Review）第 27 卷，1984年第3期，第1-17页。 [35]肯尼迪1959年6月28日在美国非洲文化协会第二次年会上的演讲，阿兰·内文斯编:《和平战略———肯尼迪言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200页。 [36]奈杰尔·阿什顿：《英美关系复兴和麦克米伦时期的英帝国，1957-1963》（Nigel J.Ashton，“Anglo-American Revival and Empire during the Macmillan Years，1957-1963”），马丁·林恩编：《20世纪50年代的英帝国——撤退或复兴？》（Martin Lynn，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1950s：Retreat or Revival?），麦克米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37]奈杰尔·阿什顿：《管理的转变：麦克米伦和英美关系的效用》（Nigel Ashton，“Managing Transition: Macmillan and the Utility of Anglo-American Relations”），理查德·奥尔德斯和萨拜因·李：《罗纳德·麦克米伦的政治生活方面》（Richard Aldous and Sabine Lee， Harold Macmillan Aspects of a Political Life），麦克米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 [38]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39]英国殖民部档案：《“殖民地开发”：殖民部呈丘吉尔先生1951年12月第三号简报》。见戴维·戈兹沃西：《保守党政府帝国的终结（1951-1957）》，第398号文件。 [40]截止1964年美国在非洲私人投资总额为16亿美元，其中的大多数都集中在矿业，仅有一小部分进入当地的制造业和商业。见Report of the Special Study Mission to Africa November 27-December 14，1965，p.4. [41]英国殖民部档案：《殖民地私人投资：M.T.弗利特致E.梅尔维尔的信》（CO537/7858，no38， 30June 1952，[Private investment in colonies]:letter(reply)from M T Flett to E Melville）。见戴维·戈兹沃西：《保守党政府帝国的终结（1951-1957）》，第404号文件。 [42]英国殖民部档案：《“美国私人投资”：李特尔顿先生致总督们的函件》（CO537/7844，no190， 22 Aug 1952，‘US private investment’:circular dispatch no835/52 from Mr Lyttelton to governors）。见戴维·戈兹沃西：《保守党政府帝国的终结（1951-1957）》，第406号文件。 [43]英国财政部档案：《“美国在殖民地的私人投资”：S.凯恩爵士作殖民部备忘录草稿》（T236/696，pp40-44 ，3Feb1948，‘American private investment in the colonies’: draft CO memorandum by Sir S Caine）。见罗纳德·海厄姆：《英帝国终结文献：工党政府和帝国终结，1945-1951》，第87号文件。 [44]英国英联邦部档案：《“美国对殖民主义的态度”：B.索尔特致J.D.默里的信》（DO35/6953，no32，29 Oct1956，[US attitude towards colonialism]:letter from B Salt (Washington)to J D Murray）。见戴维·戈兹沃西：《保守党政府帝国的终结（1951-1957）》，第111号文件。 [45]理查德·斯吉拉：《一个非洲国家中公司的权力：跨国矿业公司在赞比亚的政治冲击》（Richard L.Sklar， Corporate Power in an African state: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Multinational Mining Companies in Zambia），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7页。 [46]理查德·霍尔：《赞比亚》（Richard Hall，Zambia），蓓尔美尔街出版社1965年版，第150页。 [47]英国殖民部档案：《欧洲裔矿工工会：A.本斯顿爵士致伦诺伊德-博伊德先生关于处理英美关系的信》，（CO1015/1129，no9 4Aug1955[European Mine Workers’ Union]:letter from Sir A Benson to Mr Lennox-Boyd about a deal with Anglo-American）。见菲利普·墨 菲：《中非》（Philip Murphy ，edit.，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Central Africa），伦敦皇家文书局2005年版，第110号文件。 [48]英国首相办公厅档案：《“北罗得西亚和特许权”：博伊德—卡彭特致道格拉斯-霍姆爵士》（PREM11/5028 ， 4Sept1964 “Northern Rhodesia and Chartered”: minute by Mr. Boyd-Carpenter to Sir A Douglas-Home）; 英国首相办公厅档案：《“英属南非公司（‘特许权’）在北罗得西亚”：B.特伦德爵士致道格拉斯-霍姆爵士》（PREM11/5028 ， 15Sept1964“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Chartered’)Northern Rhodesia”:minute by Sir B Trend to Sir A Douglas-Home），见菲利普·墨菲：《中非》，第392，397号文件。 [49]安德鲁·科恩：《中非地区商业和非殖民化的重新考虑》（Andrew Cohen，“Business and Decolonization in Central Africa Reconsidered”）， 《帝国和联邦史杂志》（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36，2008年第4期，第649-651页。 [50]里奇·阿文戴尔持同样的意见。见里奇·阿文戴尔:《麦克米伦和非洲的变革之风，1957-1960》（Ritchie Ovendale ，“Macmillan and the Wind of Change in Africa，1957-1960”），《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 38，1995 年第2期，第455-477页。 （原文刊于《世界历史》2016年06期 与原文略有出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