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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研究中，工人和工人运动一直处于十分边缘的地位。即使在新史学兴起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工人也只被看作脱离了农业社会、跻身早期工业社会的社会下层，其抗议斗争也仅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十分重视工人阶级或者说无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不例外，他们不仅出版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恩斯特·台尔曼等无产阶级理论家和革命家的传记，而且集体编纂了多部论述工人在工业资本主义中的处境和德意志工人运动史的著作。而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史研究中，哈特穆特·茨瓦以其深入细致的理论辨析和史料实证作出了突出贡献。茨瓦的工人阶级史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与一些德国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教条主义态度完全不同，而且茨瓦将长期被当作“资产阶级史学”而被拒绝的社会史，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视域中，并身体力行地进行实践，由此极大地扩展了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视域与研究方法。 茨瓦是一位索布族历史学家，1936年出生于萨克森州，自1955年起就读莱比锡大学，先后完成博士论文和教授论文，1978年成为该校德意志工人运动史教授，1992年改任社会经济史教授，直至2001年退休。在茨瓦的诸多著作中，其论述19世纪德意志工人阶级的《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构建》无疑是最重要和最富影响力的著作。在该书中，茨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作为德意志无产阶级组成部分的莱比锡无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进行客观公正的考察，归纳总结出若干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不仅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普遍赞扬，也在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和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 茨瓦强调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构建是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传统的历史编纂不同，茨瓦不仅重视人物传记和工人运动史，还把眼光投向了严格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历史，力图通过结构分析，切实认识该阶级自身的情况，揭示其起源和发展过程。莱比锡工人阶级曾在1845—1881年间德意志工人运动中多次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诸如1846—1847年的印刷工人运动、1848—1850年的基层工人运动、1862—1863年德国工人联合会的成立、1867—1869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都属于德意志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对莱比锡工人阶级这一“典型案例”进行多层面的结构分析，可以获得许多既生动具体又实在可靠并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有关工人阶级构建和工人运动发展问题的讨论。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部分历史学家逐渐放弃了保守派史学家把政治外交事件和个别伟人视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史学观点，将结构概念纳入历史研究中，主张把历史学与社会学、个案研究与类型分析综合起来，剖析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等问题。然而，从事结构史研究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所崇尚的主要是“结构主义”和“工业社会”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学说却不以为然。对于资产阶级史学家的结构史研究，茨瓦一方面肯定其史学创新意义，另一方面批判其缺陷和错误。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结构史家虽然强调结构的重要性，但大都认为结构是先验存在的、已知的前提条件，没有对其作出明确界定。他们仅仅关心如何把来自前工业—农业社会的无产阶级整合到所谓的工业社会之中的问题，没有看到无产阶级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历史使命。 茨瓦指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分析，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两大阶级之一，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另一阶级即资产阶级同时形成的，必须联系资产阶级的起源来确定无产阶级的社会经济性质，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买卖劳动力商品辩证地联系在一起，所有直接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都属于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却创造剩余价值的经济地位是工人的最本质特征，也是构成众多无产阶级共同体关系和比较稳定的阶级关系的基础。在无产阶级早期发展阶段，其突出特征是它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依附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直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无产阶级才把其阶级运动转变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这一历史使命。 茨瓦还通过爬梳大众传记性史料，对莱比锡无产阶级构建的内在进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并提出了一系列颇具新意并且精确可靠的观点。他指出，莱比锡及其周边23个城镇工资劳动者和各类仆人的数量在19世纪40—70年代几乎翻了一番：1849年为27200人，1861年为38700人，1875年为47000人。各个工资劳动者团体普遍拥有一种典型的、一般来说也是不可变换的身世，其中“出生的”或者说“继承的”无产阶级占绝大多数，并且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际就在以工作日为单位计算报酬的临时工（计日工）和手工工场工人当中出现。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工人数量不断增加并在所有工人团体当中导致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阶级地位与社会来源相一致的倾向。 与其他一些地方不同，在莱比锡的工人运动中发挥政治领导作用的并不是手工业“帮工”，而是手工工场工人和工厂工人，这些工人虽然在当时继续被称为“帮工”，但其工作性质和身份地位已与从事小商品生产的手工业作坊中的“帮工”大不相同了。对于莱比锡无产阶级的构建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来说，至关紧要的是莱比锡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成熟程度较高，有大量出生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家庭的工人的积极参与。在工业革命过程中，莱比锡的工商业生产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效率上说，主要是由直接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进行的。而在社会上和政治上，莱比锡无产阶级也很早就与资产阶级分子划清了界限。 此外，与资本主义在各个地区和生产部门的不同发展进程和发展程度相对应，德意志无产阶级的阶级构建也带有不同的城市和地区发展形式。大部分青年工人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强制下经常变动工作场所。对于德意志工人阶级发展成为自主的阶级力量的过程来说，具有典型意义的情况是工业革命的主要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以及马克思主义为工人阶级所接受在时间上的吻合。莱比锡比较稳固的无产阶级共同体关系和阶级性质，通过各类工人团体的相互串联，在19世纪6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在此后建立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茨瓦根据新发现的历史资料，十分精辟地分析了莱比锡无产阶级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历程，揭示了无产阶级特定群体的模范带头作用及其成因。从茨瓦的研究工作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客观真理的真诚愿望和实际行动。其研究成果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能够克服意识形态的偏见，也能够从历史资料中发现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线索，并据以总结出符合人类需要的历史经验。 （作者：孙立新，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