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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深入研究俄波历史上的相互认识是探寻俄波关系史的重要途径，更是把握两国关系前景的关键。北方战争年代，圣彼得堡的当权人士开始产生一种俄帝国比波兰优越的感觉。七年战争使圣彼得堡最终确立针对波兰国家和社会结构的极其负面和极度鄙视的评价。叶卡捷琳娜二世成功的把这种帝国的傲慢灌输到贵族阶级的意识当中，为俄国巩固农奴制并向西扩张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统治集团，俄国当权人士对波兰的认识对俄波关系的进程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关键词】 俄国 波兰 当权人士 贵族委托书 【课题介绍】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东欧史学科建设”阶段性成果。 俄波关系的历史折射出人类历史所遭遇的共同话题：民族、战争、仇恨、邦交。现代俄波两国向和解和正常化的步伐说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思想上不认同和意识形态上对立的国家，为实现各自更加现实、更加重要的国家利益是有可能超越对立，就某些问题达成妥协的。在这个由此及彼的历史升进中，国家之间的相互认识作为一种思想催化剂发挥着重要作用。 历史上国家之间的相互认识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首先是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其次是社会意识里这种相互作用的表现特点，第三是社会意识自身的结构，主要表现为等级意识和国家意识。在对国家认识进行历史分析时，应当考虑到上述许多情况，因为越是久远以前，各国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就越不紧密、不丰富，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也相应的缺乏全面性和包容性。进入18世纪的欧洲，封建社会里的国家认识带有深刻的等级世界观烙印，更易造成该认识的等级隔绝。 本文尝试对18世纪60年代即第一次瓜分波兰前夕俄国当权人士对波兰的认识进行历史分析，以此透视国家认识对俄波关系历史进程的影响。作为俄国上层统治集团，俄国当权人士对波兰和波兰人的看法理所当然体现在俄国政府的波兰政策中。俄国当权人士是指制定俄帝国内外政策的圣彼得堡军队和民政官僚的最高层。他们到访波兰的亲身经历以及与波兰大、小贵族交流的切身体验或直接或潜在地帮助他们建立起自身对波兰的印象。 在缺乏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年代，虽然思想文化交流的局限性还不足以充分确定，国家某阶层或集团的认识能获得多广泛的社会意义、在多大程度上能转变成全民族的认识，但我们现在对国家认识的历史分析本身具有超越历史的价值——对现代时务的启示。由于对“历史移情”的缺失，在当代学者对双边或多边关系的研究中、部分学者或政治家的言论中，不乏充斥着对“民族感情冲突论”、“历史认识冲突论”、“国家利益至上论”的多种演绎。本文作者突破民族情感的约束，对俄波关系史中翔实的一手资料进行理性分析，客观呈现出历史事件，揭示行动者反映的历史观念，期以呼吁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对历史认识（国家认识、民族认识）的重视。 一 18世纪第一次瓜分波兰之前，俄波相互关系的性质发生过几次改变，：1.北方战争（1700-1721）期间，自1717年开始形成的俄国等大国对波兰的保护关系；2.七年战争（1756-1763）使俄国确立了在波兰实施政治统治的计划；3.巴尔联盟（1768-1772）失败之后俄普奥最终第一次瓜分波兰，三国在东欧的权力达到平衡。 18世纪前半叶，波兰在俄国同欧洲各国关系中的角色呈现出大转变。之前的一百年里，正是通过波兰，俄国与欧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得以发展。彼得大帝即位后，波兰在俄国政治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已明显减弱并让位于俄帝国与西欧的直接来往。当彼得大帝掌舵的帝国进入大国行列，波兰已然完全失掉在东欧的政治影响力，俄国和波兰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关系随之彻底改变。这一切不能不使圣彼得堡的当权人士产生一种俄帝国比波兰更优越的感觉。俄国政治家们讨论最多的是俄国和波兰的比较问题。比较对象不仅是作为日常生活传统继承者和文化体现者的俄国人和波兰人，即人民（民族），而且已上升到国家、政治体制和文化的层面。伴随俄国专制政体成长起来的封建主义拥泵，如政治家Г.戈洛夫金、И.莎菲罗夫、А.奥斯捷尔曼、《君主意志的真理》一文的作者Ф.普罗科波维奇，他们都不断地反复强调俄国的专制政体优于波兰王国的共和制。 波兰自17世纪中叶起开始走向衰落，之后的约100年间召开的55次议会上，有48次未作出任何决议。政局混乱使本来已衰弱的的波兰成为强邻争夺的对象。这一时期，无论是俄国军队官僚还是民政官僚，对波兰政治体制的反对和鄙视都非常强烈，因为波兰的共和制度越来越明显的趋同于无政府主义了。Г.凯泽林伯爵在1744-1752年间第一次亲身到访波兰的传记和报告中曾多次提到这一点，其继任Г.格罗斯伯爵也提到过类似事实。[i]身为波兰血统的俄国驻华沙大使馆秘书И.瑞乔夫斯基在写给圣彼得堡的信中直接把波兰使馆和法庭、议会戏称为一种“喜剧”。[ii]正因为如此，叶卡捷琳娜一世曾授权Г.凯泽林“在必要的时候对波兰政府进行贿赂，可供伯爵动用的经费高达十万卢布”。[iii]虽然如此，直到七年战争开始前，已完全在圣彼得堡当权者中形成的波兰的反面形象暂时还没有被大部分俄国贵族所接受。绝大多数俄国地主都是小土地所有者，在等级上与自己的波兰“同行”们相去甚远，因常年工作并未同波兰贵族们有过频繁交往。甚至与波兰相邻的地区的俄国土地所有者们也属于这种情况。由于当时的俄国官方宣传并没有明显重视起同波兰的关系，俄国的波兰政策在华沙的实施程度也远没有在德累斯顿那么大，因此，对于邻国波兰和邻国人民波兰人，俄国大部分贵族很难形成与当权人士完全相等的认识。 有一部分俄国贵族不失时机的站出来反对这类颇具有代表性的半官方观点。熟悉波兰共和国政治制度的В.卢基奇和Г.Ф.·多尔戈鲁科夫多次以波兰为例阐述过政治自由和保障权利的重要性。[iv]在他们看来，波兰贵族的自由是一个值得效仿的范例。1730年，当“俄国枢密大臣”邀请彼得一世的侄女、多年生活在波兰王国属地库尔兰的安娜·伊凡诺夫娜登上俄国王位时，把波兰的自由思想发挥到淋漓尽致——这位库尔兰公爵的遗孀和俄国王位候选人在第一时间提出了诸多限制君主独裁的条件。虽然“俄国枢密大臣”行动的失败、波兰1733-1734年的无女王时期和Б.Х.米尼赫征战格但斯克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亲波兰倾向在部分俄国贵族中的蔓延，但对贵族权利和自由的追求并未从某些批判俄国等级专制的贵族中消失。除了老一辈俄国贵族代表，А.Д. 缅希科夫等一批彼得大帝时期的新贵们都尝试探索过波兰国民的身份。他们此举不只是为在沙皇震怒时在波兰找到避难所，更是为了借助褒奖崇尚自由的波兰贵族而从中找到巩固自身等级地位的捷径。[v]18世纪50年代，当俄国社会谈论贵族权利时，Р.И.沃龙佐夫援引了波兰的贵族自由；60-80年代，当俄国贵族自由宣言出版、贵族特权证书颁发后，М.М.谢尔巴托夫也同样盛赞波兰的自由。[vi]当然，在当时的年代，是绝无可能直接谈论波兰贵族的自由是优于伊丽莎白和叶卡捷琳娜统治下的俄国体制的。但是，正是以这种隐晦的方式，俄国贵族在以波兰贵族等级地位为范例和依据的同时、在批评本国专制的同时，更加坚定的表现出对扩大自己贵族特权的支持和渴望。 二 七年战争使俄国巩固了在东欧的权力。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了消弱波兰的政策，使同波兰的关系对俄国有了特殊意义。如果18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军队只是相对短暂的停留波兰，那么自1757年起直到70年代中期，俄国军队几乎是不间断的驻扎在波兰。这就使俄国贵族对波兰的认识更加深化，圣彼得堡也最终确立了针对波兰国家和社会结构的极其负面和极度鄙视的印象。沃龙佐夫于1762年1月23日和2月3日向彼得三世分别所作的报告中很明确的提到：“陷于内部纷争和杂乱无章的波兰，不配成为受人尊重的欧洲强国的一员”。[vii] 俄国军队长期驻扎波兰与当地的粮食和饲料征收、与镇压波兰大地主和人民起义的活动有着直接联系。此时，在俄国人和波兰人对彼此的认识中自然形成了负面形象：波兰人认为俄国人是暴徒和奴役者，而俄国人认为波兰人是阴险的邻居、随时准备好在背后插刀。1759年的俄军总司令、著名军事家П.С.萨尔特科夫（1698-1773）在记述波兰境内战胜腓特烈二世的俄国军队时写道：“军队穷困到值得同情：军官们出发时没带一分钱——要知道到处都需要钱，没钱就得不到口粮。” “出于对饲料和面粉的需求；军官们欠了一身债；吝啬鬼们（波兰人）看到这种景象，非但什么都不给，甚至谈条件说除了卢布和金币什么都不要。”[viii]当然，波兰贵族对于俄国军队尤其是哥萨克的暴行更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抱怨。距西里西亚边境不远的那拉京斯基天主修道院首任主教博罗夫斯基寄给俄军上将、总司令В.В.费尔莫尔（1702一1771）的信中写道：“由于两支部队的对峙，我们所经受的袭击难以用言语表达。对我们的抢劫非常严重，毫无人性的哥萨克不只在西里西亚，而且一直到波兰边境都暴露了自己的残酷无情。他们来涅伊杰尔菲里找到我后把我装钱和按摩霜的橱柜拆成了碎片，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据为己有。接着撬开我办公室的门，拿出我所有外套和内衣，最后搜遍我的整个房子，掠走所有他们感兴趣的东西，用尽手段还想要把它烧毁。他们先是用鞭子殴打我的妻子和佣人，还同时拷问他们我是否还有藏匿的钱。在波兰、西里西亚和哥罗德任村，他们一天会毁坏一百多棵树，甚至想将那里付之一炬。同时连神父都无法原谅的是，他们将利别那乌斯基教堂和涅伊多尔夫斯基教堂洗劫一空。所以那八天就像一次恐怖的惩罚。为掠夺金钱，他们把可怜的穷人殴打折磨至半死，就连神甫都不放过。他们把一些人放到绳子上，威胁要吊死他们。在涅伊多尔夫殿下（首任主教卡马洛夫斯基）的官邸，所有装饰品都被陆续偷光，而村庄最后被摧毁，因而五天之后这个村庄连同其他的村庄都空无一人了，村民们只能在他们能去的地方躲藏起来。”[ix]俄国哥萨克军队在波兰的行为恰好印证了哥萨克身后留给人民、留在历史文献中的残暴记忆。 实施暴行的不只是通常的军队和土匪团伙，还有军队首领。1757-1758年间的俄国驻华沙大使М.Н.沃尔孔斯基对波兰十分了解，曾率领过一万两千人的骑兵部队在波兹南执行任务。他在1761年写给Д.В.沃尔科夫(1718-1785)的信中说：“不能相信波兰人的承诺：他们有时会许诺不取决于他们的事，比如时刻表（为俄国军队供应粮食的计划表——作者注）。但我就是要强行弄到手，我们可以从他们嘴边抢走最后一口粮食。如果能以自愿为原则、还有丰富的报酬，波兰人为了赚钱可以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粮食。”[x]从沃尔孔斯基的信中，我们读到了和萨尔特科夫一样鄙视波兰人的口吻。俄国政治家别斯图热夫伯爵（1693-1768）的侄子小別斯图热夫元帅承认，“俄国军队的出现是造成波兰贫困状态的原因”，同时声称局势迫使他身为兵团司令员做出果断的行动，即“重新动用武力”。[xi] 沃尔孔斯基在同一封信中提到了受英法煽动的波兰反俄联盟的计划。波兰贵族А.И.恰尔托雷斯基亲王（1770-1861）曾具有亲俄倾向，英国人却成功煽动恰尔托雷斯基家族联盟反对俄国。关于恰尔托雷斯基亲王由亲俄到反俄的原因和意图，沃尔孔斯基写道：“他们本来完全不会去想联盟的事。但在他们的心中可能有仇恨，因为连大地主经历这种情况也会损失惨重，更何况是小地主。他们有时确实会大声责骂地方参议会，否则就只有说话的自由了”。[xii]俄国军队在这一时期在波兰的驻扎正好印证了沃尔孔斯基的这一推论。那时圣彼得堡越来越坚信，实行俄国的波兰政策的唯一有效方法就只有在波兰共和国布置俄国军队。对此别斯图热夫和М.И.沃龙佐夫在1757年的通信中就已写道：“的确，谁在（波兰的）宫廷里拥有官衔和称号，谁就会有一个强大集团。在波兰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查尔托雷斯基家族就是从默默无闻晋升到宫廷中，并得到波兰第一批官衔。在给波兰人发钱之前<...>看到的从来不只是他们能从中获多少利，甚至还有能从中得到多少指望……如果法国真的把钱分给波兰，它有可能从中获得自己的好处。但是波兰边境离法国那么远，并且法国既没有能力直接帮助波兰，也没有能力压制波兰<...>而我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xiii]别斯图热夫和沃龙佐夫不止指明波兰宫廷和大地主们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性、对外国施予钱财的贪婪，同时还强调俄国已准备好在将来采取其它的“帮助和压制”手段，并毫不含糊地指出会使用武力，而这确实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对波兰政策中变为了现实。 自1667年安德鲁索夫停战协定起，俄波两国曾经维持了长达一百年的盟友关系。尽管两国之后少有军事冲突、波兰对其东方邻国持长期中立态度，但七年战争期间俄国对于邻国制度和风俗、关于俄波不友好关系的看法却在俄国军官团的意识中逐渐确立。通过他们，这些看法得以在政治和文化水平上都远远不及俄国贵族和官僚的小军职贵族间迅速传播开来。 三 18世纪下半页的俄波关系中还有一个对俄国相当重要的问题——归还逃跑的农奴。它涉及到俄国领地贵族的根本利益，因而影响到俄国贵族对波兰和波兰人的印象。1764年波兰新国王斯坦尼斯拉夫二世·奥古斯都·波尼亚托夫斯基（1732-1798）当选后，圣彼得堡对新波兰政府提出了两项重要要求：准确划分两国边境；交还从俄国逃跑的农奴。Н.В.列普宁在1763年11月的《一般说明》中指出：我们和波兰人的领土尚未划定边界，988平方俄里的俄国土地非法落入波兰之手，这有违1686年的永久和平协议。根据协议，存在争议的基辅以下的十一个城市本不应当有居民迁入，但后来却被波兰人占领，俄国逃亡者优先移民过去。” [xiv]在农奴制的俄国，防止农民逃跑是君主专制制度对内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到18世纪，这一任务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因俄波没有明确边境，大部分逃亡者在波兰躲过了农奴主的压迫。据粗略估计，18世纪中期逃到波兰的男性农奴数量不少于12万。[xv]因此，俄国提出划分边境的要求，除军事考虑，更是为了通过稳固的边界制止农奴从俄国逃亡并归还波兰境内的逃亡者。 从1766年俄国开始着手实行贵族撰写委托书开始，归还逃亡农奴的要求在1767-1768年俄国贵族委托书中占据了大量篇幅。斯摩棱斯克省所有县市、利弗兰[xvi]、爱斯特兰和维堡各省的贵族都赞成制止农奴逃亡。[xvii]地主们都力图呈现自己的处境。斯摩棱斯克贵族的委托书强调，仅从他们省就逃亡了5万多个男女。[xviii]罗斯拉夫利县贵族的委托书最为冗长，其中写到：“农民很快听到招募新兵的消息，几乎所有合乎要求的人都互相隐瞒，他们跑过波兰边境并隐蔽的从那里出来，同时把自己的父亲和亲戚都领到波兰边境怂恿他们越过边境。再者，他们偷偷拉帮结派，出于农民本身的仇恨，他们折磨、焚烧并抢劫自己的地主。很多地主因此而一贫如洗。” “居住在波兰边境附近的农民，因为了解波兰的自主和自由，带领整个村庄和家庭都一起跑到国外。”[xix]诺夫哥罗德省的贵族在自己的委托书中也提到这一点。普斯托尔热夫斯基县地主的委托书中指出：“我们可怜的住处距离波兰不远，那里的自由如此吸引我们懒惰和多变的农民，以至于就连自己虔诚的信仰他们怀疑、甚至还要违反国家法律。他们离开自己的上帝和家园、迈过波兰国境只为在那里得到自由。我们地主就要为此而吃苦头……”在所有这些委托书中，波兰被认为是一个藏匿逃亡者、致使俄国地主经济受损、如同强盗藏身之所一样的国家；波兰的自由甚至被认为具有致命性危害。[xx]可见，在俄国地主和农奴的意识里，农奴制的波兰被认为是一个自由国度；尽管波兰法律十分严酷，农民在那里的状况却比在农奴制俄国要好太多。 女王的亲信们，如П.И.帕宁、З.Г.切尔内绍夫、枢密官、省长和将军们都参与了部分委托书的编写。因此，各个县市的需求成为了俄国贵族阶层的普遍需要。贵族委托书不只是俄国地主们集体讨论的形式和阶级需求的体现，还带有贵族阶层意见受政府宣传影响的明显痕迹。波兰和波兰人作为土地和农民的掠夺者出现在委托书中，波兰被描写成对俄国地主农奴主最重要的物质利益的威胁。可见，委托书不只反映俄国贵族对波兰的认识，而且借助于俄国政府高层的参与，委托书本身在这些认识的形成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俄国政府以撰写委托书的方式试图取得贵族对波兰政策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贵族的委托书还存在另一种认识波兰的趋势，即，俄国贵族对波兰贵族等级地位给予的正面解释。譬如，俄国西部各州贵族要求确保之前波兰国王赏赐他们的权利，首先就是建立在西吉斯蒙德·奥古斯都特权基础上的拥有不动产领地的权益。多罗戈布日县的斯摩棱斯克贵族[xxi]、小俄国所有县市的贵族[xxii]、利弗兰和爱斯特兰省的贵族[xxiii]都对此有所描写。 但这个趋势后来随着俄国内形势的变动逐渐消失了。Е.普加乔夫率领的农民战争被镇压之后，俄国贵族的等级特权更加扩大，并在1785年以贵族特许证书的颁发得到强化。这使得俄国地主相比波兰贵族的自由更看重自己的等级地位，俄国贵族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比波兰人更优越、君主专制的社会政治体系也比波兰的共和制度更有优势。沃龙佐夫的儿子在18世纪70年代的匿名文章《年长公民的自由思想和仁爱子民的祖国》中论述了“君主制”的启蒙和法律的必要性。作者写道： “其实，不是社会有了英明和良好的法律就直接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是尽管相对来说在制定时十分平庸的法律如果能得到忠实、迅速和准确的实施，社会才会幸福；波兰共和国证实了这个不容置疑的真理。波兰的法律本身和语言表述都非常好，但由于立法机构的杂乱无章，法律并未严格实施，问题的源头在于国家大厦。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时常看到这个原本拥有一切利益和相对来说多人口的土地处于常年贫困、内部纷争和周围大国的奴役之中。最后他们（大国）把最好的几个省份瓜分了，却没有遭到波兰共和国的抵抗——这不是因为在波兰人的精神中没有英勇气概和真正的勇气，而是因为没有首领的群众什么也做不到”。把波兰称为富饶的国家、把波兰人称为英勇的民族，作者表达了对波兰的认同。但是他斥责了波兰国家和波兰的共和体制，认为这是“它永远受邻国奴役”、内部纷争不断和贫穷的原因。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他提到，“我们中很多人都把波兰称为富裕的国家，华沙有非常可观的金钱流通，很多高官都有巨大的收入。但如果理智的看待，这个愿望很快就会消失。”[xxiv] 在贵族委托书中，波兰被描写成企图侵犯贵族和农奴主领地的敌对国家。贵族特权证书的颁发也让俄国贵族认为自己的等级属性比波兰贵族的自由更具有价值。这样一来，叶卡捷琳娜二世成功的把这种帝国的傲慢灌输到贵族阶级的意识当中，促使俄国贵族普遍支持圣彼得堡的波兰政策，为俄国巩固农奴制和意图向西扩张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1763年10月，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三世病故， 叶卡捷琳娜二世迫使波兰议会选举亲俄贵族С.А.波尼亚托夫斯基为新国王，加紧控制波兰。部分波兰贵族掀起爱国革新运动却引起国外武装干涉，导致波兰陷入被瓜分的危机之中。第一次成功瓜分波兰之后，俄国贵族更加确信俄国君主专制相比波兰共和制有时，白俄罗斯境内的俄国贵族马上得到了圣彼得堡的领地赏赐。 深入研究俄波历史上的相互认识是探寻俄波关系史的重要途径，更是把握两国关系前景的关键。俄国当权人士对波兰的认识是俄波关系史中相互认识的一个剪影。他们对波兰的鄙夷、针对波兰的优越感经历了北方战争年代的开始形成和七年战争年代的深化和拓展。撰写贵族委托书的实行则巩固了这种认识。圣彼得堡显贵们的文化水平高于大部分贵族，更远远超过俄国社会的其它阶层。虽然，呈给沙皇的报告、外交和私人信件等并不能为大多数人所看到，描绘的认识也不能为社会所普及，因而不能作为某种全民族认识的体现。但作为统治集团和权力阶层，他们对波兰的认识对俄波关系的进程仍然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 [i] Рус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 в 25-ти томах. СПб. М., 1896—1918. [ii] АВПРИ, ф. 79, оп. 1, дела 1734-1757 гг. Реляции Г.Кейзерлинга 1734-1751 гг. И реляции Г.Гросса 1752-1757 гг. [iii] 「美」K.迈锡.罗伯特 著，徐海幈 译：《通往权力之路：叶卡捷琳娜大帝》，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第154页。 [iv] РГАДА в фондах: переписка Долгоруковых и других лиц: ф. 53: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Данией, оп. 1,дела 1707-1719 гг.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ция В.Л. Долгорукова; ф.79: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польшей,оп. 1,дела 1ол710-1719 гг.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ция Г.Ф.Долгорукова. [v] Меншиков А. Д. Любопытное письмо князя Меншикова к невесте его, Дарье Арсеньевой, от 19 марта 1705 г. / Публ. и коммент. Д. Н.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ого // 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1874. Т. 11. № 10. С. 357-360. [vi] Латкин В.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комиссии в России в ⅩⅧ столетии.СПб., 1887. Т. 1. [vii] Архив князя Воронцова. М., 1875. Т. 7. С.540. [viii] Масловский Д.Ф. Русская армия в Семилетнюю войну. М., 1886-1891. Т. 2. С. 353. [ix] ЦГВИА,ф. 39, оп. 1, д.65, л,30-30 об [x] АВПРИ. Ф.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Польшей". Оп. 79/6. Д. 818. Л. 32 - 33 (Вер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ота Н. В. Репнина, копия) [xi]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Д. Н. 24-й генерал-фельдмаршал граф Алексей Петрович Бестужев-Рюмин // Биограф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енералиссимусов и генерал-фельдмаршалов. В 4-х частях. Репринтное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издания 1840 года. Часть 1-2. М.: Культура, 1991.С.620 с. [xii] Архив князя Воронцова. М., 187. Т. 7. С.330. [xiii] АВПРИ, ф. 79, оп. 1, 1757 г, д.б(Б), л. 361-361об. [xiv] Сб. РИО. СПб., 1886, Т. 51. С. 93 [xv] Семевский В.И. Крестьяне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Екатерины Ⅱ. СПб., 1881. Т. 1. С. 337-339 [xvi] Там же.С.294-315. [xvii] Сб. РИО. СПб., 1875. Т. 14. С. 413-456. [xviii] Там же.С.417-424. [xix] Там же.С.424-429. [xx] Сб. РИО. СПб., 1889. Т. 68. С. 45-94. [xxi] Сб. РИО. СПб., 1875. Т. 14. С. 430-443. [xxii] Сб. РИО. СПб., 1889. Т. 68. С. 127-248. [xxiii] Там же.С. 45-82. [xxiv] Архив князя Воронцова. М.,1882. Т. 25. С.503-504. （作者：邢媛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从事俄国外交史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