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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青年时代曾以《仪礼》的部分内容为蓝本，参酌结合司马光的《温公书仪》编定了一部《家礼》。自编《家礼》时起，朱熹对于传统儒家礼乐在文化传承以及现实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意义就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认识。到了晚年，礼学更是他思想学术的重心所在。朱熹曾说：“而今人事事都不会。最急者是礼乐。”因此，“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于是他下定决心，以他认为最重要的《仪礼》为核心来整合三礼文献，并召集了许多友人与学生参与这项工作。 朱熹晚年与其门人修纂的《仪礼经传通解》，据《宋史》记载，包括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三卷，黄榦《续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九卷，又《仪礼集传集注》十四卷。与朱熹的《家礼》相比，《仪礼经传通解》的内容更为详尽，也更富于学术价值，对当时和后世礼经学在学术层面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仪礼经传通解》体现了儒家一贯的经世致用精神，对于统治者政治伦理观念的确立和强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在礼书的编订方法及礼经学的诠释学意义方面，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对后世的礼经学研究有着较为重要的借鉴价值。元、明时期礼经学不甚发达，对于朱熹在《仪礼经传通解》中所展现出来的礼经学成就的继承、辨析与发展并没有太多建树。因此，朱熹礼经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在当时尚未得到完整的体现。到了清代，随着汉、宋学之争和清代礼经学的发展，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学术地位开始被重视起来。例如，江永《礼书纲目序》评论《仪礼经传通解》说：“其编类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传记，宏纲细目，于是粲然，秦汉而下未有此书也。”又如，陈澧《东塾读书记》称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大有功于《仪礼》”，并指出“自朱熹创此法，后来莫不由之矣”。此外，清代的几部礼学著作如徐乾学的《读礼通考》、秦惠田的《五礼通考》，“虽规模组织不能尽同于《通解》，而大体上，则均由《通解》脱胎者也”。 其次，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和《家礼》中都有较浓厚的经世致用精神。《家礼》极为重视家庭及宗族伦理，主要关注的是家庭或宗族内的礼仪规范及教育。而《仪礼经传通解》关注的是整个社会上至天子朝廷，下至庶民百姓都应当遵守的社会礼仪制度及其内蕴的哲学与伦理思想。因此，从经世精神方面来看，《仪礼经传通解》更能全面和深刻地体现朱熹经世济民的情怀与抱负。清儒陆陇在《四礼辑宜序》中说：“儒者言礼，详则有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约则有朱子《家礼》，是二书者，万世规矩准绳也，人道之纲纪备矣。”又有近代学者刘锦藻所著《清朝续文献通考》指出：《仪礼经传通解》一书“范围乎国事民事者为最广，家有家礼，乡有乡礼，学有学礼，邦国之际，王朝之上，莫不有礼，通五礼之目，而仍类别为五，所以辨等差至严也，所以画权限至晰也。准诸《大学》之絜矩，其揆有若合符定”。总之，朱熹在礼经的编修过程以及平时关于礼学的讲论中，融入了较为浓厚的经世意识，不仅对后世儒学和经学在诠释方法、研究范式等方面起到了较大的示范作用，也对进一步推动儒学与社会政治的紧密联系，强化学者的社会担当意识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仪礼经传通解》《家礼》等为基本文献载体的朱熹礼学思想形成于唐宋以来大胆疑经、追求义理创新的时代学术风气之中，究其本质，乃是宋代理学与礼经学相结合的典范。从横向看，无论是在朱熹的哲学思想，还是在整个宋代的哲学与经学思想中，朱熹的礼学思想都占据着较重要的地位。从纵向看，朱熹的礼学思想在礼学史，乃至整个经学史、哲学史中，都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对从先秦发展到两宋的中国礼学思想进行总结与升华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理论成果。然而，朱熹的礼学思想也受到了后世不少学者的批评，尤其是在清代汉、宋之争的经学背景下，凌廷堪、姚际恒、黄以周等礼学名家对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的释经方法、义理内容等的诟病不可谓不严厉。尽管凌廷堪等人对朱熹“以理代礼”的批评有不实之嫌，但总体来看，朱熹的礼学在一些具体内容上的确存在着过度诠释等问题，而后世统治者对朱熹礼学有选择性地利用使其在客观上也产生了禁锢思想、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贵阳孔学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