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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原文化与冶金术传播 在中国文明发生过程中，冶金术起源具有非常重要的划时代作用。草原文化对中国冶金术的发生发展，具有文化传播的影响作用。本文仅就青铜器起源和黄金器起源问题，略做陈述。 (一)青铜器自西域输入中原的过程、路线和时间 关于中国青铜器生产起源，向来有两种对立观点，即本土独立起源说和西来说。笔者认为对此类问题需要严格遵循考古实证的研究原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宜掺杂各种非学术的情感因素或文化认同因素。目前能够确认的事实是，中原地区自仰韶文化起就有少量的红铜片出土，但无青铜。中国境内最早的铸造青铜器是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青铜刀，同时出土的还有风化的青铜器残片；其次是1987年西台红山文化房屋遗址出土的多块铸铜陶范［6］。马家窑文化和红山文化均为距今5000年以上的史前文化，那个时期里中原地区没有青铜，只有零星的红铜，说明青铜生产可能是从中原以外地区率先发达，然后传播到中原的。若在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家窑文化与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之间划一条联线，基本上对应的地域范围即是中国北方草原文化传播带。关于史前青铜器生产技术的进化是如何从红铜、砷铜到青铜，并以河西走廊地区为冶铜技术孵化传播带的情况，笔者在《河西走廊》一书中有初步的推测和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二)黄金自草原文化传播中原的过程和时间 从目前已知的考古发掘文物系年数据看，黄金制品出现在华夏的时间要比铜器晚约一千年左右，在距今4000～3600年间，东亚地区出土的黄金制品的史前文化主要有两个，即河西走廊中部的四坝文化和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金质器物皆为金耳饰。 将河西走廊上的四坝文化与赤峰到燕山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用一条联线联接，可明确看出与史前期到文明发生期所形成的两条玉石之路，以及自马家窑文化到红山文化之间的史前青铜之路，大体上还是重叠在一起的。据此可以得知，在中国文化史上黄金生产和使用的习俗是先在西北和北方草原地区出现，随后和玉石之路的情况一样，南下传播到中原地区和其他地区。进入商代以后，中原地区使用黄金的情况依然非常稀少，而中原以外的西南地区成都平原则出现黄金制品生产的高峰。与西北和西南地域接壤的周人接受并充当金器生产传统传播中原的中介者，西周以后的中原地区用金情况才逐渐繁荣起来。不过即使到了东周时期，我国境内出土的大件黄金制品，就精美程度和艺术想象造型而言，还是草原文化的出土金器明显优于中原文化的出土金器。 与北方草原文化相连的陕西北部河套地区，有非常特殊的金器出土———一件被命名为“鹰嘴金怪兽”的形象［7］，成为2011年新落成的陕西神木县博物馆标志物。该金器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文物，是见证草原地区的黄金制品工艺在当时依然领先于中原地区的珍贵实物，现存陕西省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鹰嘴金怪兽”以纯金锻造而成，高11．5厘米，长11厘米，宽3厘米，重达160克。东周时期的匈奴人是怎样发明这样的鸟兽合体神话动物形象的?笔者认为不排除来自中亚草原地带的西方文化影响。地中海文明孕育的典型鸟兽合体形象，以鹰与兽的各种幻想组合造型为模式，称为“格里芬”(griffin)。在草原文化的代表斯基泰文化中。鹰首鹿身或鹰首羊身的组合形象，即可视为鹰首狮身的格里芬形象之草原变体。李零综合西方学者的分析，认为格里芬形象传播中国的途径有二条:一条从新疆方向接受中亚、西亚影响(大致沿所谓“丝路”的走向)；另一条从内蒙古和东北接受来自欧亚草原的影响［8］。李零还提示说，按照希腊古典时代的传说，在斯基泰人的东面(似指阿尔泰地区)，住着Arimaspi人，他们杀死了“看守黄金的格里芬”，而夺走了黄金(阿尔泰山正是欧亚草原最著名的黄金产地，其名称本身就是“金山”的意思)［8］。从黄金产地分布情况看，草原地区成为传播金器生产的黄金之路，又多了一重要实物证据。 青铜器和金银器作为物质文化的元素，在参与构成华夏文明之“文化文本”方面意义重大。由物质文化构成的文明史的“大书”，如何有助于阅读纸上的小书，可由下面的对比案例得到验证。美玉梦与黄金梦是怎样作为一种驱动历史事件的神话观念动力，分别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展开并发挥作用的。对照阅读中国史诗性叙事的古书《穆天子传》，和西方荷马史诗的考古学新解释之书《特洛伊的黄金》，就会多少感同身受地体认到东西方古代帝王们梦想中的圣物追求之文化差异性。 黄金在地中海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起源中，均扮演着重要的根源性驱动作用。黄金在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出现，既然大大晚于玉器和铜器，其所发挥的早期神圣建构作用也明显不如玉礼器，而是呈现为在玉器和铜器之后的逐渐发展，在东周之际形成“金玉”并重价值观，体现在《山海经》记述各地山川矿产资源的金玉为主现象。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表明，黄金生产不是中原文化独立发明的，来自西部和北部的可能性较大。中国境内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金器是出自河西走廊玉门火烧沟的金耳环。它表明和玉文化的发展一样，是中原以外地区领先发展，然后传播到中原区。在商代晚期的王室级豪华大墓中，除了金箔片外，尚无完整的金器出土。殷墟妇好墓数以千计的随葬品清单中，尚未看到一件金器，而青铜礼器和玉器各有数百件之多［9］。由此可知，金器生产进入中原的过程，是在玉器和铜器之后很久才实现的。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能否找到金器进入中原的传播路线?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一文认为，自青铜时代以来，中亚草原的部族首领或贵族就形成了以黄金装饰人身、兵器、马具以象征地位和权势的习俗。以金器为线索，分别比较中亚草原、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中原地区在铜石并用时代至战国末期的金器形制流行和演化情况，可理清中亚草原的用金习俗和黄金加工技术经过北方草原文化向中原地区渗透的过程［10］。 1993年，美国艺术史家艾玛·邦克女士曾对中国早期金器做综合研究，主张中国商周时期的贵族多以玉器、铜器作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后来在北方文化的影响下，春秋以后才将金器逐渐纳入到这一象征体系之中。她将金器纳入早期欧亚大陆南北方文化交流背景之中，这一做法为马健等人的研究提供了借鉴。随着近年来材料的丰富，国内学界意识到中原国家以黄金装饰人身的习俗始于周代。结合地域、器物的功用进行分类和比较，可知黄金艺术所反映出的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之间:南西伯利亚和中亚草原地区、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中原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等中亚史前文化很早就开始制造金器，流行耳环、手镯等人体装饰品。受其影响，夏商之际的中国北方地区也开始模仿制作同类物品并创造出新样式。商殷都的贵族也使用少量金器作为奢侈品，但不是人身饰品，而是用作漆、木器等表面的贴金装饰；西周时期，中国北方地区以黄金装饰人身的习俗为周统治下的一些汉地贵族所接受，他们开始打制一些汉风带饰；春秋时期，随着中亚地区游牧部落的兴起，除了人身装饰品，萨彦—阿尔泰等地贵族使用黄金装饰的武器、马具的习俗也影响到了中国西北地区诸部族以及靠近北方的汉地贵族。战国以后，北方地区流行萨彦—阿尔泰艺术造型的金、银或铜制的人身饰品、武器、马具等。与之临近的中山、赵、燕等诸侯贵族开始模仿并将草原艺术风格融入汉地造型艺术中。秦、赵诸侯国也开始制作装饰动物纹的人身饰品，向鄂尔多斯等农牧交错地带的古部族输出。可见，这样一种佩戴黄金饰品的习俗是在夏商之际从中亚草原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并在西周时期被一些汉地贵族所模仿［10］。 以上观点可以概括为“北方草原黄金之路”说，需要结合在四川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制品的情况，给与整合性视野的评估，即充分考虑到商代末期西南方的“黄金之路”问题，梳理出古蜀国金器生产的文化源流，以及金器小传统同玉器大传统相互融合的礼乐文明建构脉络。 需要提示的还有，在做此类物质文化传播研究时，神话学或宗教学的视野往往受到忽略，好像被讲述的对象就像西伯利亚的候鸟或非洲大草原的角马一样，只要描绘出其迁徙的路线就可以了。对于人工制品来说，制作者的观念对产品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冶金术与炼金术起源的背后都有神话观念作用。外来的新事物是否能够给本土接受方带来新的观念?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出土的黄金器物的年代和地理分布排列，可以重构黄金的传播路线，却无法洞察伴随着物的迁移而带来的黄金神话观或拜金主义信念的接受情况，这正是神话学与物质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诱人前景。无论是三星堆出土的黄金权杖套上的神秘图像叙事(人面—鱼鸟—箭)［11］，还是金沙遗址出土的四凤鸟环太阳金箔，以及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秦先公墓贴棺用的金鸱鸮，早期的黄金生产显然也承载着神话叙事的功能。而金本身被神圣化的过程研究，尤其需要借助于比较神话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