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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原文化与“半月形文化带”假说 从河西走廊到内蒙古和华北，大致划出一条黄金制品传播的草原之路，贯穿着北中国非农耕的草原文化带，也和分割农耕与游牧两种生活方式的万里长城的修造路线大致吻合。将三星堆所在的川西北与河西走廊划一条联线，则与上述联线形成一个巨大的半月形，恰好将所谓中原地区包在中间。如果将黄金生产技术在中国的发生史作为一种产生于西亚的文化传播现象，则由河西走廊延伸向东，围绕中原地区而分成南北两道的新月形，堪称中国境内的黄金之路。若是放置在整个世界版图看，则还有时代更早的中国以西的那一段。两者联起来，将是一条横贯欧亚非三大洲的黄金之路。 考古学家童恩正将“族群地理”与“生态史学”两方面视野相结合，于1980年代提出“半月形文化带”之说。童恩正根据海拔、地貌、气候、降水和土壤、植被等多个方面的一致性，认为在中华版图之中存在着一条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带。这条地带，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一直是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它既是历史上华、戎集团的文明分野，同时又是后一集团诸族群彼此交往、互渗的文化传播带。而由于此地带两边的农耕与游牧集团在环境与心态方面的不均衡，还导致了对双方都有深刻影响的历史后果。童恩正还提示说:“正是由于华夏族这种源远流长的心理上的凝聚力和文化上的排他性，就促使北方和西方的边地民族的文化传播，始终不能纵贯中华大地，而只能围绕其边缘进行。” 在该图式中，作者特别对“石棺葬”遗址的考古发现做了细致分析，认为“其分布仍然是从东北开始，沿华北的北部边缘(大致以长城为界)向西，在甘青地区折向西南，经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地区，而大致与前一历史时期细石器的分布地带相重合”。此外，经过对各地遗址的时差分析，童恩正认为有理由推测出一条“石棺葬文化”在古代的传播路线，即其最初在黄河上游某一氐羌系统的民族处出现，然后逐渐传播到“西南夷”和东北的“胡”、“戎”族群当中。这样，童恩正其实已把我国西北地区作为文化传播源头地区，向北形成直达东北的兴安岭，向南抵达西南云贵高原，将这一广大地带联系了起来，认为该地带对夷、羌、戎、胡诸游牧族群的生存价值和“通道”作用，以及它在整个农、牧集团对峙格局之间的“过渡”与“缓冲”意义。 以这条自东北向西南万里延伸之“半月形文化带”为例，从方法上提示出:寻求更加广阔的跨文化视野的旁证材料，可以将人类学研究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及其图像资料作为推考无文字历史的第四重证据，彰显“物的叙事”所拥有的证明力。只要将三千年之前制造和使用黄金面具的文化圈在世界版图上标注出来，大致就可判断: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在四、五千年前就制作出精美的黄金面具。随后的西亚、南欧和中亚等地区的史前文化，也相继发现类似的金面具。到了三千多年前，终于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第一次看到中国式的黄金面罩和面具。虽然其制作的精美程度远远不及年代更早的古埃及和苏美尔面具，但毕竟是在已经发展数千年的玉石文化基础之上，新增加出来的重要文化元素。相当于夏代纪年的中原考古遗址(如二里头)中看不见黄金的踪影，商代晚期遗址中也只有小件的金片金箔之类饰物。这意味着中原地区在当时确实缺少金矿原料，只能用铜打造神圣面具。如果是这样，与商代晚期的年代大约相同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能够以大件的黄金器面具作为其文化的突出特色，这就暗示着一种合乎情理的推论:西周以下中原国家的黄金器物生产和普及过程，多少要受到甘青地区和巴蜀地区的文化传播之影响。在此期间，伴随物质的黄金而传播的，一定也有精神方面的信仰崇拜和神话观。 整个西部地区的草原游牧文化，实际充当着将西域黄金崇拜神话逐渐输入中原地区的文化使命。中原汉语神话打造出的异族统领蚩尤，就被形容成“铜头铁额”的形象，还说他“冶西方之金以为兵”［12］，这分明是对西来的冶金文化的某种神话化再造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