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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远古文化与中原古文明具有同源性。居住在西藏高原的先民们从一开始就是造就中华文化的基本单元。据考古发掘显示，西藏地方的旧石器文化在类型与加工技术等方面与我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明有着密切接触。以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为代表的西藏新石器文化，与其相邻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文化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其中，卡若遗址出土的大量细石器，明显带有我国北方草原民族的风格；西藏自古不产“粟米”而在遗址中又恰恰发现，则有力证明了自新石器时代起西藏地区就接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历史上，黄河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南下进入四川、西藏、云南等地，开创了著名的“藏彝走廊”文化通道，延伸了中华文明的宽度和广度。西藏高原的先民们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先民一样，用他们自己勤劳的双手，胼手胝足，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远古文明。西藏的古文明正是从中华文明的源头迸发而出，而又在祖国西南边疆这块特殊的地域创造了独具特点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 西藏文化在未受佛教影响之前与中原文化在许多方面和领域具有互融性。民族在文化属性上的相近、相似、相同点，是判断不同民族在血缘和文化上有着不同寻常关系的重要标志。比如，原始苯教与中原地区的“巫”同源，并且有着充分的文化形态学、人类学、民族学的依据；苯教与原始道教同源于上古华夏的原始宗教，著名三世土观活佛罗桑却吉尼玛在其宗教学名著《宗派源流》中鲜明地指出“道士教即苯教之起源者”，并引用其上师的语录“老君与苯教教主敦巴辛饶为一人”；多识教授通过对藏族来源于年马桑种的传说和牦牛图腾、雅隆六牦牛部、越嶲羌古地牦牛（雅隆江）烛姓人祖籍耗牛河（金沙江上游）和“人身牛头”的炎帝的图腾种姓标志进行比较，肯定地认为：以“炎黄”并称的“炎帝”就是“年帝”，是古代藏族年姓种的祖先之一。汉藏两大文化之间还存在着难得的令人惊讶的文化亲缘：藏疑可引汉作注，汉疑可由藏作解。比如，古时中原地区常常把家中长子称为“孟”，次子称为“仲”，三子称为“季”，而古藏文文本称开天辟地第一王为“孟兰兰伦伦”，即带有“孟”；在藏缅语系中也多保留“孟”为“长官”之意，这是宗法权力转换为社会权力的典型例证。吐蕃赞普在历史上曾封南诏王为“赞普钟”，意即“兄弟之盟”，特指吐蕃排行第一（孟），南诏排行第二（仲）。 唐代中原文化对西藏文化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唐朝时期是汉文化对西藏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典型。伴随着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和亲，汉文化对吐蕃社会在天文、历算、工艺、美术、风俗、艺术、典章、制度、服饰、造纸、医学、建筑、佛教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据历史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时带进了360部佛经、60部工艺著作、60部医书、80部占筮历算书以及食物制作法、农业耕作法和字典、辞典等书籍，促进汉藏文化大规模的交流。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都松莽布支时，汉地的茶叶和碗（瓷器）传到了吐蕃；该书还对茶叶的种类、瓷器的辨别和分类、内地汉族和蒙古族刀剑技术在吐蕃的传布等知识予以详细记载。中原地区的天文历算传入西藏并藏译后，其《易经》立名为“博唐”，它是以阴阳五行配合十二生肖按天星远数而进行推算禄命气运之术。吐蕃派出大量贵族子弟到唐朝国子监学习典章制度和儒家经典，对吐蕃的政权结构、社会管理体制、伦理、艺术和法律等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松赞干布仿照唐朝法典，把儒家伦理道德作为参考标准，颁定了包含有“教亲敬上”“孝顺父母”“非礼勿动”等条文的《二十条律》；赤热巴巾模仿唐朝皇帝登基后颁布的年号制度，为其制定“彝泰”（意为“长久安泰”）年号；吐蕃赞普还将唐朝典章制度中的告身制度、府兵制度以及宰相、节度使等官职名称借用到吐蕃官僚队伍之中，为吐蕃的政治制度打上了深深的汉文化烙印。与此同时，西藏文化对中原文化也产生了诸多影响。唐太宗时，吐蕃的马球运动和马术传至长安，吐蕃的涂面护肤习俗和衣着装束对汉族妇女也产生过极大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