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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长沙窑,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其瓷器的多彩、外销、题诗、异国风情等,其实,这个遗产地点,还有一个不应忽略的、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元素——“草市”。 大家知道,千年沉船黑石号上发现一件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名)樊家记”字样的瓷碗,这只碗清楚地记载了石渚草市的真实存在,而且这只碗连同与其一起出水的近6000件瓷器,向我们传达了当年草市惊人的国际贸易能力。这个石渚,就在长沙窑遗址旁的湘江港湾,现在还叫石渚,千年没更改名字。 草市,古代是指地处偏远、设施简陋、商品便宜、没有官方背景、民间自发形成的市场,这只碗上只写了14个字,但却有一个错别字,也暴露了该市场的草根性。事实上,在长沙窑作为大遗址保护项目建设考古遗址公园之前的2010年,这里还是长沙市北郊偏远、落后的乡下,草根味道浓厚。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了解,古代中国重农抑商,草市的最大特点是介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唐朝中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对民间市场控制力放松或被削弱,草市盛极一时。晚唐著名诗人杜牧记述到,“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自十五年来,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杀皆遍,只有三年再劫者,无有五年获安者。”草市经济,支撑着当时经济社会的运转与发展,而社会的动乱,也能对这种市场造成毁灭性打击。 “草市石渚”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与衰落,但由于该市场抓住了瓷器这个拳头商品并合理定位,一度将中国这种民间性质的草市经济推到了有能力做国际大宗买卖的水平。考古学者研究发现,在石渚草市,三五枚铜钱,即可换一把瓷壶,黑石号上运输的那种碗,更便宜,而同时期的越窑瓷器,一件瓶子的价格,就要价千文。显然,长沙窑瓷器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也许正是平民化、低价位的市场定位,形成价格优势,为长沙窑瓷器挣得了市场份额,为石渚草市挣得了客户。 进一步检索发现,这个在唐代国际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草市,是目前所知唯一有考古发掘成果与出土文物为证的、能做国际生意的民间市场。据考古学者研究,在石渚草市出售自家瓷器的、有名有姓的商人至少有赵、张、周、庞、何、卞、郑、李、陈、戴、孔、黄、王、龙、冯、刘、廖、樊、罗、徐、田、杨、郭、高、许、元、杜、康等28家,产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29个。樊家的盂子、郑家的小口、卞家的小口、许家的茶瓶等甚至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直到今天,非洲、西亚、东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当唐代的古代遗存中,还经常发现当年销售的长沙窑产品,“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即是唐代一个姓樊的瓷器商家在石渚草市做成的一单国际性的瓷器大生意。 令人疑惑的是,这一市场荣景是如何形成的?笔者注意到,专家们认为,长沙窑最重要的多彩风格瓷器与中原的唐三彩、鲁山窑瓷器有文化链接,长沙窑的窑工们,有的就来自生产这些产品的地方,考古专家甚至推测,康、何等姓氏的窑工可能是粟特人的后裔。但见于瓷器题名的人,是窑工还是商人?要做成国际生意,只有窑工而没有懂国际贸易的商人怎么可能?我们觉得,那些有名有姓的所谓窑工,部分可能是商行老板,有的甚至可能就是是曾来往于陆上丝绸之路、活跃于大唐西市的商家,一些不能辨认的波斯文或许就是商人的名字。 大唐西市是1300年前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大市场,是中外商品集散地,见于记载的行业多达220多个,其中还有不少波斯邸(店)。这些商人遭遇战乱时,因机缘巧合来到石渚草市,找到了新的商机,长沙窑制作的大量波斯风格的瓷器,即是活生生的证据。这些见过大世面的商人来到石渚草市后,不仅会影响长沙窑制作瓷器的风格,也会影响市场发展,逐渐使草市养成符合国际贸易惯例的市场规则,提高草市的国际化水平,草市也就不再“草”了。这样一来,一条国际商路就逐渐成形了:长沙窑提供产品,石渚草市完成交易,草市码头包装运上商船,商船走湘江、过洞庭、下长江,经扬州、宁波、广州等国际港口转运到海船上再漂洋过海,远销世界。古代的长江、洞庭,就这样与大洋联系在一起了。 石渚草市与这条国际贸易线的连接方式,有点类似于大唐西市在陆上丝绸之路上的连接。如果说,位于西安的大唐西市遗址是古代丝绸之路目前仅存的商业遗址,显示的是国家综合实力,可以定为“隋唐丝绸之路东方起始地点”的话,那么,唐代石渚草市,显示的是民间的创造力、创新力,就是古代中国仅存的民间国际贸易的地理标志与遗址,是一个民间国际商品市场的活标本,似可将其定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民间贸易起始地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