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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物学的分支学科，植物学是指植物为研究对象，让植物为人类提供更多服务的学科。植物学的英文叫“botany”，其汉语最早出现在清朝晚期的一部生物学典籍中。此书的编译者是继梅文鼎之后的又一位数学大咖，李善兰。 谁说唯科举才有出路? 浙江海宁县自古地杰人灵，人才辈出。清朝嘉庆年间，海宁硖石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神童，名叫李心兰。虽然他天资聪慧，目成诵，但偏偏对科举考试不感兴趣，反而酷爱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学科，喜欢摆弄花花草草。 1820年，9岁的李心兰对父亲书架上的《九章算术》产生浓厚的兴趣;14岁时，他自学读懂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由明末科学家徐光启等翻译出版)。西方侧重于理论研究的科学知识让他眼界大开。 1832年，取得秀才资格的李心兰改名李善兰，奉父之命到浙江省省府杭州参加乡试。平素讨厌八股文的他自然名落孙山。与大多数落第秀才不同的是，李善兰不但不难过，反而有种重生的感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考不上科举照样有出路。”于是，他一面拜数学家吴兆圻为师学习数学，一面在杭州求购并研究数学、草木类典籍。回到家乡后，李善兰先后写成《方圆阐幽》等数学专著，扬名苏杭。 与此同时，李善兰也致力于中国草木学和西方生物学的研究。  谁说西方科学是伪学?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节节败退，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关注国家命运，开始思考兴国之路。李善兰也是其中之一。 “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李善兰《重学▪序》)经过反复对比，李善兰发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武器精良;之所以武器精良，是因为科学发达。由此，他认为，中国要赶超西方国家，首先要承认自己的不足，诚心学习其科学技术。 “解决国人学习的第一要务，就是将西方国家优秀的典籍翻译过来，以期取长补短。”李善兰这样对友人说。不料，他的言论引来了不少封建士大夫的嘲讽。原来，尽管西方包括植物研究在内的生物知识传入中国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但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自雍正帝起，朝廷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认为自己是天朝，西方国家只是小国，西方的科学是伪学，于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都陷入停顿状态。尽管鸦片战争清廷丧权辱国，但士大夫们仍闭目塞听，不愿真心引入和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 找到方向的李善兰毅然只身前往繁华的上海，决心从事西方自然科学典籍的翻译工作。原来，上海有一些专门出版西方典籍的书馆，由西方来的传教士伟烈亚力、韦廉臣等人创办。韦廉臣原名亚历山大▪威廉姆森，出生于英格兰，为到中国传教而进入格拉斯哥大学进修汉语和神学。他到中国创办墨海书馆时，正缺一个既精通汉语又对西学比较认可的人。李善兰的到来，无异于雪中送炭。很快，由韦廉臣口译英文原著，李善兰对原始材料凝练编辑的一批诸如《代数学》的西方数学典籍问世。 翻译数学典籍的过程中，李善兰对英国著名植物学家林德利撰写的《Elements of Botany》(中文译名《植物学基础》)一书产生浓厚的兴趣。林德利生于1799年2月5日，对植物及园艺有很深的研究。他于1928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随即担任伦敦大学的植物学科教授。他一生写了许多关于植物研究的著作，《Elements of Botany》是其代表作。 “《Elements of Botany》偏重于草木的理论研究，这无疑是植物研究的发展方向。几千年来，我国传统草木学只重实践不重理论，是应该反思了。”李善兰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把《Elements of Botany》推向中国，国人更能发现自己在研究草木方面的不足。  于是，李善兰与韦廉臣通力合作，于1858年将《Elements of Botany》翻译成中文名为《植物学》的专著，并由墨海书馆出版发行。 谁说“植物学”是西方专利? 李善兰选择“植物学”三个字作书名，是有深意的。“植物”这个词最先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周礼》一书;后来的学者们都用“草木”来代替它，并引出“草木学”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学科。日本学者则把“草木学”译为“普它尼克经”等名字。李善兰认为它们拗口，不直观，不利于传播：既然这是一门专门研究植物的科学，何不就叫“植物学”呢? 除了沿用至今的“植物学”一词外，《植物学》还创译了诸如细胞、萼、子房、胚、科等名词。尤其是术语“科”，是近代科学的植物分类理论的名词代表。由“科”入手，此书中将植物分成303科。这些词，现在的中学生在生物学课堂上也能接触到。 作为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科学的著作，《植物学》共计8卷35000多字，插图200余幅。李善兰不但在序言部分强调植物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书中正文部分详细介绍了各类植物的地理分布、内部构造、分类方法等。尤其是介绍植物的内部构造，让国人看到植物体的细胞组成情况。把植物学研究引申到植物内部，这是《植物学》具开创性的研究。 综上所述，“植物学”西学东渐，《植物学》一书功不可没!  《植物学》的问世，对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19世纪末，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向学术界推荐科学典籍时，认为《植物学》是生物研究入门的必读之书。 与中国相比，《植物学》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则更早更强烈。约1860年，此书东渡日本，在足利地区(今群马县内)的求道馆翻刻再版，书名依旧;1875年，此书译名为《植物学和解》，分三册再版。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李善兰在国际数学界的广受关注，《植物学》一书越来越受国际科学界的关注，并被译成多国文字。此书让“植物学”西学东渐传入中国后，再东学西渐在西方广受欢迎，这可能是以数学闻名于世的大咖李善兰生前感觉特别自豪的事儿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