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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遗改变了民俗节庆的传统样态，近年来研究者关注迅速发展的新型民俗节庆，他们用“传统的发明”“嵌入理论”“脱域与回归”等视野予以关照。[30]无论以哪种理论视角切入，其都是针对当下非遗语境中“仪式”的急剧变化。传统的民俗仪式进入“公共领域”，仪式的秩序随之亦发生改变，尤其是仪式中的时间秩序，它逐步转换为统一的“时间表述”，即“活动日程表”。 资兴还盘王愿仪式纳入非遗保护名录后，它不仅仅是“民族民间文化”转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语表述的转换。成为非遗后，还盘王愿不再是由某些家族或村民自发活动，而成为由村、镇政府策划、组织的“民俗节庆”。茶坪瑶族村和盘王殿被授予“郴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与“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他们的“还盘王愿”仪式成为以村为单位的节庆活动。政府参与及组织的优越性就是各种活动规范统一，传统的习俗纳入了新的社会秩序范畴，仪式举行的时间程序、仪式过程以及参与人员亦纳入现代秩序。对于时间，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群有不同的表述与不同的观念。时间观念不同，对时间的感觉与态度也不同。正如《走进他者的世界》一书中所说，在田野调查中，经常会遇到被访谈人不按时出现，或者问他某地有多远的时候，对方的回答是“半天”或者“一顿饭的时辰”。[31]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在用时、计时、守时等习惯上也比较随意和模糊。例如在钟表普及之前中国人常用的时间词汇有‘掌灯时分’、‘日出三竿’、‘一顿饭工夫’、‘不见不散’”。[32]很多仪式的时间程序更为模糊，开始的时间经常表述为“鸡叫头遍”“午饭后”等。而现代社会，重视时间的准确性，时间精确到秒，守时与否成为“进步/落后”“现代/传统”的区划标准；“时间编织了人们的生活网络”[33]，随着民俗仪式被纳入公共领域，其时间表述亦被标准化。“丁酉年资兴瑶族‘盘王节·还盘王愿’祭祀流程”规范了“还盘王愿”的仪式，祭祀流程的时间表如下： “时间观念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现实政治权威建构的重要方面，近代时间观念的变革还具有追求现代性的重要特色”[35]，时间观念的变化折射了社会变迁的历程，如晚清新旧纪年之争反映了当时思想巨变以及社会变迁。在“盘王节·还盘王愿”祭祀中，对于日期的时间表述用了公历/农历，这兼顾了日程工作时间表述与传统季节更替、农事历中节点事件之时间标记[36]，但从表述中依然可以看到公历是仪式时间主标准，农历只是附记，这恰体现了权威话语对于“还盘王愿”仪式的建构。祭祀流程表由师公赵光舜排列[37]，但在仪式举行中，所列内容难以按照前后顺序进行，比如12月3日下午第7项祭兵尝将就在12月4日上午第一项完成，且12月4日上午只进行了“办众圣席、杀猪”，12：10至18：00进行了“还圆箕愿、请歌踏、连州后生、扫家使者、请王婆圣帝、挂莲花朵（含奏殿）”，从实际完成的仪式来看，比日程表丰富，在仪式举行中，师公与参与者根据情境完成各个环节，并且有些仪式的表演性很强，“连州后生”就是仪式演剧，表演者与参与者即兴表演，其持续时间不固定。“还圆箕愿”“横连大席”在祭祀流程安排中于12月4日上午、晚上分别举行，这割裂了两者的联系，如前文提及的，“圆箕愿”“大排良愿”“马头意者”等都以《横连大席打令口诀》讲述瑶人历史。将它们分割于时间表中，其相关的仪式叙事即被区隔或碎片化。传统的“还盘王愿”没有12月3日的“到老盘王庙接盘王仪式”与5日的“送圣回宫”这两个环节，瑶族传统的刀耕火种以及迁徙方式使他们形成了一种观念，即盘王跟随族群流动，新盘王殿落成并举行了请盘王仪式之后，盘王便住在了新殿之中了。[38]目前的祭祀流程安排中增加这两个环节，除为了保护老庙之外，也更利于仪式的公众展演。[39] 在祭祀流程的“时间展示”中，权威话语重视仪式的“可参观性”和“展演性”。另外对于这一祭祀流程，当地官方要留存资料，全程摄像，为了能摄制全面，师公的位置以及祭祀法器、参与民众的分布，殿内、殿外仪式的开展有了一定的规划性，即从文化空间[40]的布局上亦加以规范，其涵括了空间和时间秩序的标准化。仪式与神话具有协约关系，仪式是神话的展演。[41]“还盘王愿”仪式的展演，糅杂、交融了《盘王大歌》《家先歌》，盘瓠神话、“渡海”叙事等，尤其是有关当地瑶族迁徙的历史表述，如果仪式被“现代时间观”切割纳入祭祀流程，则与仪式相关的叙事无法完整呈现；并且作为“行为模式”的仪式比作为“观念模式”的神话更易产生变化……[42] 仪式的规范、标准化，叙事人为区隔、碎片化等，消解了仪式的神圣性，引发“还盘王愿”从行为到观念的改变，这会直接影响其今后的传播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和活态性应始终受到尊重。本真性和排外性不应构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和障碍”[43]，但在遗产化中，如何将传统的民俗时间与现代社会秩序更好地契合，是否可进一步增强现代民俗节庆的包容性，在现代化转换中适当吸纳传统的“时间观念和时间感觉”，使民俗仪式在纳入现代秩序的同时，其信仰核心在今后的传承中得以存续，并保存其时间文化的多样性。这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初衷一致，即“改变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位、重建全球社会的政治工具”[44]。 注释与参考文献请见原文 本文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