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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由于各区域的自然条件、历史基础、发展速度不同等原因，我国形成了东、中、西三个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地带。其中，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最为显著。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具有了新特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提到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我国广袤的民族地区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一、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在民族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由此决定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矛盾体系内占据重要地位。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判断，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运行效果进行综合研判。 在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市场经济日益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可以说，与改革开放之初的状况相比，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得到极大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正在从之前侧重于物质需要向多样化的方向转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区域发展差距。 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我国的民族地区主要是指少数民族聚居的5个自治区以及少数民族成分较为丰富的云南、青海、贵州等西部省份。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基本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在民族地区，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仍少有明显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出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民族地区的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各项国民经济指标都有了较大幅度增长。民族地区与国内其它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的产业政策发生了变化，经济投入的重心向东部地区倾斜。1981年到1989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9000多亿元，投放于西部地区的仅占16.3%。这一时期，国家在其它政策投入上也明显倾向于东部较发达地区，如在对外开放程度、市场机制导入强度等方面，东部地区获得了较西部地区宽松得多的政策环境，出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带动8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消费品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与此同时，在民族地区，以重化工、原料生产和军工为主的工业企业仍按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生产和经营。从所有制结构看，东部沿海地区由于较早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乡镇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成为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民族地区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的成分比重过高，乡镇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很不充分。 民族地区大多位于我国的边疆地区和西部地区，由于发展起步晚、基础差、社会资源分布不均，区域总体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中东部的发达地区。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和任务之一。 二、提升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质量，是解决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攻坚之战”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居民对于社会文明和改革红利有着同样的诉求。但是鉴于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现实，目前，一些居民还难以享受改革开放的普惠利益。不可否认，民族地区有其自身发展条件的局限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除部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育程度与东部地区大体平衡外，大部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育程度相对较低。虽然各区域从生产关系方面进行了变革，共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区域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它需要各方面条件的积累。到目前为止，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在社会经济发育程度方面的差距仍然较大，尤其是广大农牧区及边远山区，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这里还没有形成健康发展现代经济的条件和氛围。这些地区的发展不仅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要素的积累，还需要现代发展观念和思想意识的积累。此外，由于自然条件和区位因素的影响，大部分民族地区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的难度大，人口及经济活动的密集度偏低，所需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很难在短期内赶上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民族地区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也与东部地区存在着较大差距。除了人才数量和人才结构方面的差距外，还表现在作为微观经济活动重要载体的居民和农户缺乏市场经济意识，竞争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区域间诸方面差距的形成是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现实中这种差距仍趋于扩大之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影响力不断增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作为带动这一增长的领头羊，东部地区由于较早地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对外开放力度强、范围广，其经济基础、投资环境、市场等发展条件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基本完成了改制转轨，进入了稳定发展期，与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一起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东部地区要比中西部地区处于有利地位，在商品和要素市场竞争中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即使国家政策向西部地区大力倾斜，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东部地区仍将获得更优势的发展空间。近几十年来，民族地区也在不断发展，但在规模和速度方面仍与东部地区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是在国民经济结构方面需要较长时间的调整才能赶上东部地区。即使今后民族地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东部，但由于其基数低、规模小，在绝对量方面的差距也很难在短期内缩小。认识差距问题时要用辩证的眼光，既不能只看到差距而忽视发展，又不可盲目乐观，认为在短期内就能缩小差距。 三、实现均衡发展，是改善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的关键 多年来，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延式和粗放式发展，导致资源消耗严重，生态环境代价过大，经济结构的优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受到严重制约，可持续发展任务艰巨；由于科学技术落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在产业升级和市场竞争中力不从心；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导致影响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论断意味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正走向国家发展战略的“前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是在对当前我国社会供给和需要两个方面进行科学认识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从社会生产看，经过不断发展，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从社会需要看，各族人民群众的需要在领域和重心上已经超出物质文化的范畴和层次，呈现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宏观背景下，均衡发展原则在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主题。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式看，量的增强固然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但质的提升是更重要的途径和方向。要把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作为根本价值追求，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以完善制度为基础，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的底线，增加义务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总供给。要按照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全覆盖的原则，强化政府职责，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要切实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实现均衡发展的目标，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提出了高要求。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才能达到“美好生活”的标准？从产业领域看，与各族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莫过于第三产业，而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总体不高，民族地区尤其突出。要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尤其是社会公共福利事业要得到大发展。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了重要概括和阐述，清晰地呈现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与我国区域发展的现状。民族地区具有特殊的区位与历史因素，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关联，成为了人们观察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主要关注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