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日新闻》报道，8月4日，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乘专用机访问了位于北海道最北端的利尻岛。这是两陛下在位中，最后一次访问离岛。8月15日，两陛下出席了在东京千代田区日本武道馆举行的第七十三回战殁者追悼式——平成年代最后一次国家追悼。据《皇室典范特例法》，明仁天皇将于平成三十一年（2019）4月30日退位，5月1日，皇太子德仁即位，日本将再次改元——平成已进入倒计时。 平成元年出生的孩子，如今已三十而立，可还算是青年。但继“昭和”之后的“平成”年代，虽然满打满算，仅三十一年，却意味着人到中年之后的成熟岁月。平成年间，日本经历了形形色色的试炼：“冷战”终结、“泡沫经济”崩溃、阪神淡路和东日本两次巨震、奥姆真理教地铁沙林毒气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从“国际大气候”到“国内小气候”，从社会问题、经济恐慌，到自然灾害、核危机，可谓一应俱全，且每样都不比昭和期遭遇的小，可整个社会却像一个巨大的减震装置，吸收振幅，平缓颠簸，始终保持着平稳的运行。仿佛为检验机械强度的破坏性试验似的，在平成改元前的最后一个年度，又轮番遭遇了大阪北部地震、西日本豪雨和全国性持续酷暑，虽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社会仍然运转如初，无丝毫陷入混乱无序的征兆。所有这一切，充分表明：平成日本是一个高度成熟的社会。 1989年1月7日，晨6时33分，昭和天皇裕仁驾崩，漫长而复杂的昭和年代终于划上了句号。但时间之水依旧，翌日，即改元平成。当初，在首相竹下登的主持下，仅用了不到半天时间，便从“有识者”提交的十个元号候补选项中，初步筛选了三个：“平成”、“修文”和“正化”。下午，召开由八位有识者和参众两院正副议长组成的元号恳谈会，“在异常沉重的氛围中，匆忙决定了‘平成’的新元号”。14时36分，由小渊惠三内阁官房长官在记者会上正式发表。 据说，平成的提案者是东洋史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山本达郎。被采纳的主要理由，是把明治以降元号的罗马字首字母加以排列，“MTS 之后，H 显得比较稳当”——这里的M、T与S，分别指明治、大正与昭和，而H则指的是平成。与史上其他元号一样，“平成”亦源自汉籍。据小渊惠三对新闻媒体的解释，该典出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内平外成”，和《尚书·大禹谟》中的“地平天成”，意为“国之内外，天地和平”。 果然，“平成”成了史上第四长的元号，平成年代被公认是近代以来的承平岁月。按说，日本人民该大满足才是，然而却不，平成年代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失去”，从“失去的十年”，到“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进程至今未被阻断，遑论逆转。但中国有些商业媒体，出于对日本社会半吊子式的理解，缺乏历史纵深的认识，看到大都会光鲜的外表和百货店、居酒屋、狄斯尼乐园的繁荣，便质疑“失去”的真实性，认为所谓的“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无非是坊间杜撰出来的“伪问题”，真实的日本不仅从未“失去”，而是“养精蓄锐，低调逆袭”云云。尽管对“失去”的理解，可能因人而异，但要知道，从“失去的十年”，到“失去的二十年”，并非中国媒体的判断，而是日本的主流舆论，是日本国民对经济一路下行之下，从个人资产到社会文化资源大幅缩水的肌肤体感。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们实在无需也无法代表人家表态。正如日人也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北上广深拥有千万豪宅的中国中产，生活竟如此脆弱，动辄会因一场疾病而返贫一样。 平成三十载弹指，社会风土大变。过去二十年来持续不断的新自由主义方向改革的结果，从曾几何时被戏称为“日本株式会社”、号称“一亿总中流”的上班族社会，沦为百分之三十七点三（2017年数据）的劳动力为非正规雇佣者的境地，乃至重新酿成了被称为“下流社会”（社会学家三浦展语）的极化社会景观。且因老龄少子化的发展，老年人和外国劳工明显增多。常去日本的人会发现，首都圈的便利店和一些低端连锁超市的收银员，早已为外国人占领。前几年多为中国人，近年来则置换为东南亚和南亚人（以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为主），看他们胸前佩戴的工号牌，那用片假名拼写的一长串名字，莫说国人观光客难以辨识，就连日本人也记不住。 政治现场风向的变化，使战后自民党“中道保守”的传统受到挑战，派阀政治弱化，一向以“靠谱”著称的官僚阶层走向犬儒化，甚至臣服于政客，“反知性主义 ”（源自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即反智主义）、“忖度”等一般国民完全不解其意的关键词开始流行。不过，对普通人来说，“银发经济”“老后”“空家”“无缘死”等语汇，无论好与坏，代表正能量还是负能量，似乎倒更接地气。而与此同时，后现代化进一步深化，御宅腐女我行我素，草食男肉食女爱谁谁，不婚不育甚至无性无欲的生活方式庶几已定型为文化，且有坐大的态势。转眼间，蛰居族（HIKIKOMORI）人口已突破百万。尽管从文化上不能认为蛰居族“无所事事”，但在劳动力缺口一味扩大，职场一片银白的情况下，居然有上百万的若年层，终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沉迷于二次元，而不去公司打卡，创造财富，从社会主流视点来看，这种绝对的不揩油、不分羹姿态，无异于“拆台”，委实令中央和自治体政府一筹莫展。 不过，凡事都有表面与里面。已有文化学者注意到，御宅（OTAKU）文化中有种天然的保守性。如政治学者白井聪就指出：“凭借IT技术而普及化了的御宅文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与右翼的亲和性骤然变大。一个说法是由于自民党工作团队宣传活动的诱导所致，但仅凭此说还是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如果原本就没有亲和性的话，无论外界怎样做工作，都难有实效。”网络右翼（Net-uyoku）平台、BBS“2 Channel”上，有很多御宅族。自民党内的一些保守政客，本身就是深宅族，著名者如副总理麻生太郎，被看做是安倍晋三最有力挑战者的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等。正是号准了脉搏，并看好御宅文化与政治主流的深层联系，2014年，执政自公同盟修改了《国民投票法》，把选民投票的法定年龄降低了两岁——从原来的满二十周岁下调至十八周岁。此法已生效，自民党可望收割处于社会经济主流之外的、从御宅族到蛰居族的部分选票。而随着社会后现代化的延伸，作为后现代文化的创造和消费主体，这个在经济上高度边缘化的群层，也许还会释放更大的存在感，也未可知。 应该承认，平成年代的经济下行，确实带来了迥然不同于既往的全新消费模式和文化景观。正因此，从名牌箱包、高级西装到豪车金表等高档消费品，在国内市场早成了滞销货，多亏有中国观光客来接盘。高增长期时，街头上碰鼻子碰眼的大胖子不见了，满街瘦人，好像连身材都是被优衣库和MUJI“规训”的结果。其实在这种消费文化表象的背后，是萧条时代，收入减少而负担增加。国民为生活计，不约而同地自觉选择了合理而低碳的生活方式，且从文化上对那种逆时代而行的“反动”者，形成了一种压力，甚至“歧视”，客观上却反而“因祸得福”，收获了仅靠教化殊难期待的好结果。 如此，年轻人不婚不育不置业，老人少食多动无“三高”，加上原本就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福祉体系，日本得以在经济下行年代不断刷新和保持了人均寿命世界第一的记录，今天已迎来了“人寿百年”的时代。据著名学者、前《朝日新闻》首席记者船桥洋一主导的智库“日本再建Initiative”的分析报告，目前的食品安全和社保体系继续推移，2007年出生的孩子平均寿命将达一百零七岁。 笔者多年前曾在一篇旧文中写过，八十年代以降，日本始终在两条国家战略路线之间摇摆不定，一是“普通国家”化，即走政治大国（State Power）的道路，二是“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化。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虽然从政治到舆论都已呈现“总保守化”的景观，在现实政治层面对“普通国家”化也有相当的推进（如防卫厅升省、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台“安保法制”等措施，未来自卫队升级为自卫军、修宪等议题也并非不可期），但在人口和综合国力持续萎缩的今天，纵然尚未“渐行渐远”，但其实已缺乏展开的动力。而与之相对的“民生大国”，则呼声甚高，且客观上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的发展方向有内在的一致性，可望得到进一步推进。 百年前，日本人口只有五千万。成为人口上亿大国，其实是拜近代化之所赐。但照目前的出生率推算，本世纪末，日本人口将重新跌回五千万。然而，此五千万不同于彼五千万：明治期以维新志士为代表的向上力量多是青年，而本世纪末的日本，将是高龄化率达四成的名副其实的老人国家。这，就是现实。老人，可以保守，甚至可以反动，但他们更需要福利。这一点，也是日本“民生大国”路线从生发到生根的内在动力。如此国家战略，从成形到做大，其实是拜平成之所赐。 平成幕落，改元在即。但我相信，改元后的日本，并不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其全部课题和矛盾，应该都是对平成的继承。从这个意义上说，清算平成，反思其所失与所得，很大程度上，也是开创未来。 2018年8月15日，溽热中于北京望京西园 （本文系《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一书的代后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