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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四次访问非洲，贯彻执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把中华文化远播到“际天极地”的非洲，以期与世界各国“共享太平之福”，从而掀起“万邦来朝”的“风云会”，不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郑和船队远航非洲的史实，提前了华人移居非洲的历史，批驳了“欧洲人发现非洲”的谬论，回击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论”，传颂着长颈鹿的友好佳话，为非洲大陆“向东看”提供了历史依据。600多年后的今天，宣传郑和船队远航非洲，有助于世界正确认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深入人心。 远航非洲促进中非和平友好交往 郑和船队四次远航非洲，在整个下西洋的事业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与距离“中华绝远”的海外国家友好交往，既是明朝廷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终极目标，也是郑和远赴非洲的真实动机。宣德六年（1431），郑和撰写并建立了“天妃灵应之记”碑，对下西洋事业作了历史性总结。碑文开宗明义，道出下西洋的宗旨：“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明王朝的声威和德望远播到当时航海所能及的“际天极地”的国家和地区；而这是“超三代而轶汉唐”，为以往任何盛世所不及。以最远访问东非沿海国家为标志，郑和下西洋前三次与后四次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航海以古里为限，航迹不出东南亚和南亚的范围。后阶段航海经过南洋群岛，横渡印度洋，取道波斯湾，穿越红海，沿东非之滨南下；或者由印度半岛西南岸小葛兰、别罗里港口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部沿岸诸国和马达加斯加岛一带，甚至远抵西非沿岸。以当时的世界地理知识水平，沿东非海岸南下所访问的一系列非洲国家，似乎囊括了极远的海外国家。这些国家纷纷随郑和船队数次来华访问，说明他们受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感召，愿意与中国直接交往，从而揭开中非友谊的新篇章。 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和卜剌哇（今索马里东南岸布腊瓦）是当时东非重要的城邦国家，以海洋贸易而著称。郑和船队横渡印度洋，主要以这两个国家为直航非洲的贸易基地，这说明加强中非贸易往来是郑和船队的主要目的之一。郑和船队携带大量的金银、丝绸、锦缎、瓷器、漆器和茶叶等，与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比剌（今非洲莫桑比克岛）等非洲沿岸国家开展广泛的贸易活动，换取大量龙涎香、没药、乳香、象牙等当地特产，以及长颈鹿、斑马、狮子、犀牛、金钱豹、驼蹄鸡之类的奇珍异兽，促进了中国与非洲各国航海贸易的发展。郑和对非洲的四次访问，使中非之间的贸易得到空前加强，特别是大量中国陶瓷因此涌入非洲，使东非存留中国古陶瓷的遗址非常多。中非贸易的互补性成为郑和下西洋时期中非贸易得到空前加强的主因。永乐十三年（1415），在“去中国绝远”的麻林国，因郑和使团的到访，遂遣使来华敬献长颈鹿（当时中国人误以为是麒麟），实现了中非之间的首次正式官方交往。当年，明成祖朱棣亲往奉天门主持欢迎仪式，接受“麻林国及诸番国进麒麟、天马、神鹿等物”，文武群臣向明成祖祝贺道：“陛下圣德广大，被及远夷，故致此嘉端。”对各国使节纷纷欢聚京城的盛况，明成祖朱棣曾以“万方玉帛风云会”之句来概括，亚非数十个海外国家在中国首都欢聚一堂所形成的“风云会”盛况，在郑和下西洋时期屡屡呈现，这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 提前非洲华人移民史意义重大 郑和远航非洲还使其部分成员在非洲安家落户，世代延续至今。当年郑和远赴非洲船队的一艘船只在肯尼亚帕泰岛附近触礁，船员通过大船上的小船只逃难到附近的上加村。经过600余年的沧桑巨变，虽与当地居民通婚，融为一体，但这些华裔身上还顽强地保留着中国血统和传统。除眼睛、皮肤和头发像中国人外，他们重视学习和家教，懂中医按摩和拔罐；自家筑有院墙，室内还有土炕，使用扁担挑水，这在当地独一无二；就连岛上的饮食习惯也深受中国影响，椰子面烙饼的制作方法、特别是必须运用的小擀面杖，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高靠背方椅”是当地一大特产，坐上去比较舒坦，有后背可倚靠，这是中国人的贡献。这些因落难而永久定居非洲的数百名船员，其实是中国“移居”非洲的首批华人。郑和七下西洋从第四次开始远赴非洲，即在永乐十一年（1413），第七次下西洋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换言之，肯尼亚帕泰岛附近的船难应该发生在1414年至1433年之间。即使那次事故发生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1430—1433）期间，郑和船队成员在华工首次登陆毛里求斯岛的1762年，即330多年前，早已因意外事故而成为首批非洲华侨；他们比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即1593年到南非的，还要早近200年，因而是当之无愧的首批非洲华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