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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位于我国甘肃省西端，水资源历来匮乏，“风高土燥，盛夏易旱”，农业发展皆依靠“引水灌田”，历代王朝都很重视该地水利建设。早在汉代，敦煌、居延等地就曾设置平水史、监渠佐史等水利职官，从事渠道修建与维护等。清朝在河西走廊大兴水利，并建立起相应的水利管理与维护体系，水利官员的设立就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设置了渠正、管水乡老、渠甲、水利老人、渠长等水利官员，并设有副职，这些官员在当地水利管理与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理渠务为其职责 清代河西走廊水利官员的职责比较明确，凡是与水利相关的各项事宜皆在其职责范围内，主要有水渠修浚、分水均水、议定水规和处理水利纠纷等。 水渠修浚是水利官员的重要职责，包括修建渠坝、渠道的日常维护及排查水患等。渠坝的修建往往由水利官员根据水情向县府请示后，召集各家按粮出夫，集体出工完成。修渠筑坝后，水利官员还要日常巡视，及时发现并处理险情，“各坝水利乡老务于渠道上下不时巡视，倘被山水涨发冲坏，或因天雨坍塌以及淤塞浅窄，崔（同催）令急为修整，不得漠视”。 分水由水利官员全面负责，一般在立夏开渠日正式展开，各渠长、管水者汇聚坝口，地方官府也会派人或亲自到场监督。分水时，须严格按照水规进行，各户分水量则按用水名册进行分配。道光《敦煌县志》载，敦煌县的分水过程如下：立夏日，县府长官带领工书、渠正等至河口，渠正丈量河口宽窄、水底深浅，并合算尺寸、摊就分数，按渠户数多寡公允排水。在整个分水过程中，各级水利官员是具体的操作者与执行者。 水规是公平用水的制度保障，议定水规也是水利官员的职责之一。一般而言，水规的议定需各涉渠渠长、绅耆、士庶代表等共同商议决定，在得到官方认可后，颁行各渠执行。有时还会刻立石碑，立于渠旁，以昭示其权威性。水规议定后，各渠水利官员还需劝谕、化导民众遵守水规，“不得强行邀截混争”。 水利纠纷的调处是水利官员的又一重要职责。河西地区水资源不足，渠坝之间往往因争水而产生纠纷。对此，各级渠长等须出面解决水利纠纷。一般而言，由于水利官员熟识水情、治水经验较为丰富，日常的小规模水利纠纷多由水官斟酌权衡、按照水规予以处理。若水案较大而难以断决时，则由水利官员作出案件报告，报呈县府批示，而县府的批示也往往以水官的建议为重要参考，“夫河渠、水利固不敢妄议纷更，尤不可拘泥成见，要惟于率由旧章之中寓临时匀挪之法，或禀请至官，当机立决，抑或先差均水以息争端，毋失时、毋偏枯，斯为得之，贤司牧其知所尽心哉”。 对水利官员严格管理 明清之际，河西走廊曾设专职水利官员，例如，明代镇番县设水利通判，瓜州设立水利把总等。清雍乾以后，河西的水利官员逐渐转为地方官兼任总水官，例如雍正年间肃州州同兼司水利，永昌县县令也兼管水利。县官兼管水利之下，在各乡村则有相对固定的分渠长，分工协作掌管水利事务。道光《镇番县志》记载，该县“治水旧有水利通判，乾隆年裁，嗣后遂隶于县，而水老实董其役。康熙四十一年，设水利老人，即今之水老也”。 清代河西水利官员的选任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由官府于各户内选择熟知水利者，委充渠长、水利之任；二为百姓公举。例如，沙州以官府委任的方式产生水利官员，镇番县则以按粮公举的方式产生，“因设水利老人……按粮公举以专责成”。一般而言，所选水利官员应有担任水官的经历与一定的社会声望，以确保其具有管水的能力与号召力。 清代河西各地设置的水利官员数量各有不同，以渠道长短、浇水户数多寡为准，各县数额不定，机动性较强。道光《敦煌县志》载，敦煌县上永丰渠长22里，灌溉户数为200户，设渠长1名；下永丰渠渠长50里，灌溉户数为600户，设渠长3名。渠道越长、所浇户数越多，则渠长越多，反之越少。同时，水利官员的级别与事权范围亦有不同，如敦煌县渠正之下设渠长，渠长之下有水利等，“渠正共二名，总理渠务；渠长共一十八名，分拨水浆，管理各渠渠道事务；每渠派水利一名，看守渠口、议定章程”。 除制定明确的选任制度外，对水利官员的奖惩措施亦较为严格。乾隆二十年（1755），陕甘总督陈宏谋《饬修渠道以广水利檄》言：“河西之凉、甘、肃等处，历来夏间少雨，全仗南山积雪，入夏融化，流至山下，分渠导引……其平时如何分力合作，及至需水，如何按日分灌，或设水老渠长专司其事之处，务令公同定议，永远遵行，该府（甘肃省宁夏府——引者注）每年于雪水将化之前，亲往查勘，通报查考，即以修渠之勤惰，定州县之功过。遇有保举，将如何修渠，造入事实册内，以表实在政绩，不可视为无关紧要之末务。”修水利、均分水成为考核官员的标准之一，基层水利官员可据此获得保举。如果水利官员没有切实做好本职工作，则会受到惩处。据《镇番遗事历鉴》载，早在明代，镇番县水利官员就曾因渎职而被罚钱、除职，“小坝口水首沈养中，欠纳水税二十六两，有司以渎职论之：笞二十，罚银五两，除职不用”，其惩处不可谓不严。及至清代，处罚力度有增无减。乾隆七年，甘肃巡抚黄廷桂奏：“掌渠乡甲有徇庇受贿等弊，按律惩治，并枷号渠所示众。”古浪县亦规定，在渠道修治中，水利官员若派夫不均，将会受到县府的处分，“禀县拿究”。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河西走廊气候干燥，雨泽微稀，民众视水脉为命脉，“年年均水起喧嚣”。该区因水而产生的纷争数量多、影响大，争水双方矛盾尖锐、不易化解，水利纠纷往往持续时间长、影响人数多，成为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据《山丹县志》载：“乃于开渠杜坝之时，每因多争一勺，竟至讼起百端，罗致多人，屡日难决。好事者流从中渔利，雀鼠之争竟同蛮触之斗，争利也，而实以贾害己。”因水而起的水利纠纷是该区讼案的主体，水利纷争成为当地民间纠纷及矛盾的重心，《五凉全志》卷4《古浪县志·地理志》载：“河西讼案之大者，莫过于水利，一起争端连年不解，或截坝填河，或聚众毒打，如武威之乌牛高头坝，其往事可鉴已。”民国时期，李廓清《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所言：“至于缺水之时，强坝截浇，致启争端，亦所难免，故水利问题实为河西吏治之中心。”在此背景下，水利官员的角色愈发显得重要。 据史料记载，清代在河西走廊设立水利官员，旨在实现“均沾水利”。《山丹县志》载：“俾编氓鳞次序灌，争端悉泯，自水利可以均沾，而争讼从此衰息。”在这一过程中，水利官员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据《新纂高台县志》记载，同治光绪年间，高台县丰稔渠与小鲁渠争水，水案持续多年，“尽数十年以来，屡遇大水冲塌渠堤，小鲁渠有泛滥之患，丰稔渠致旱干之忧。每当春夏引水灌田，动辄兴讼，已非一次”，两渠的水利纠纷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与社会稳定。光绪三年（1877），由当地县府出面，在各渠水利官员“会同履勘”及协助下，查明事故原因，并议定新水规，水案最终得到解决，双方矛盾也得以缓解。可见，清代河西地区的水利官员通过议定水规、调处水利纷争等活动，与地方官府协同治水，化解民间矛盾，并“息事而宁人”，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综上所述，清代河西地区的水利官员不仅承担着治水管水的重任，而且与地方社会治理息息相关，“俾民不起争端”，消解了民众的水利矛盾，使得该区水利有序、社会平稳；“安农业而杜争源”，保障了农耕的正常开展，使得各乡村“咸得其宜”，有利于基层社会的治理和稳定。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