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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辑录先秦至清代的主要书籍，共收3461种，素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之誉。《四库全书》收录书籍时，仅标明采择来源，并未著录版本。《四库全书总目》偶有语句涉及书籍版本，但终是只鳞片爪。如果能够区分版本来源，对探讨《四库全书》的办理过程及馆臣对书籍的篡改、考订等不无裨益。 运用不同方法进行考辨 关于四库底本研究，最早缘起于对翰林院所藏《四库全书》性质的考辨。清季以来，众多学者将翰林院所藏《四库全书》视为“第八部《四库全书》”。黄爱平《翰林院〈四库全书〉底本考述》（王俊义：《清代学术文化史论》，文津出版社1999年）认为，翰林院所藏书籍乃是纂修《四库全书》的底本，其来源为尚未发还的各藏书家进呈书籍。翰林院所藏四库底本散佚后，各大藏书机构多有收贮，纷纷视为圭臬，而今人研究《四库全书》所据底本，皆是以藏书机构残存的底稿本为据，并结合其中的修改痕迹，推测底本源出，进而以馆臣的校改内容，探究四库馆办理书籍的过程。 2011年，北京出版社整合全国藏书资源，出版《四库提要著录丛书》，收录四库底本300余种，占现存四库底本75%以上。如此一来，无需查阅各收藏单位，即可据此书按图索骥，为研究四库底本及版本源流提供了便利。这些四库底本或钤有表明底本的“翰林院印”，或保留四库馆臣的修改墨迹，由于存有现实的文本，相对容易辨别。然而，对那些并不存世的四库所据底本而言，由于没有具体的书籍实物进行比勘，其版本来源便无从知悉。 综上所述，学界研究《四库全书》所据底本，最重要的方法仍然是利用四库修书时的存世底稿本为依据，这也是四库底本研究最为便捷的方法。其实，四库学界已经有学者开始尝试借助四库修书期间的版本著录信息，并结合不同版本的比勘，来判断《四库全书》收录书籍的底本。细究之后不难发现，第一种方法建立在搜寻四库底稿本基础上，具有较大偶然性。第二种方法缺乏版本推定最为重要的证据，即四库本与所据底本之间的关联，仅仅以有关版本著录信息为据，稍有不足。 《四库全书考证》是四库馆臣办理书籍时校勘成果的汇总，而考证内容均是针对四库收录书籍的底本而言，实际上就是《四库全书》的校勘记，在推断《四库全书》收录底本方面具有极大价值。严格地说，《四库全书考证》对四库版本鉴定的价值远未开发，其中不仅涉及所据底本，而且包括相关的参校本。利用《四库全书考证》的校勘内容来判断底本，既不同于前述直接使用底本实物的方法，也不同于完全参稽版本著录信息，而是既依据《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的版本记载，利用原始的校勘记，同时与现存的相关版本比对，最后确定底本。 通过多种途径确定底本来源 四库底本一般具有几个特征，其一是钤有翰林院大印，这是所有四库底本的标识，因四库馆采择书籍，首先交由翰林院收贮，钤盖印记以备查核；其二是书籍中的校签、涂乙或者修改，这是馆臣分校书籍时做出的校勘，是反映馆臣校书工作以及确定工作底本的依据。当然，依据《四库全书考证》探赜四库底本，首先要辨别版本流传，再比勘版本内容信息，最后以《四库全书考证》著录的内容与现存版本比覆，以确定底本来源。 第一，利用《四库全书考证》进行四库底本考辨时，应详细完整地掌握版本流传信息，熟悉各版本之间的渊源关联，这是进行四库底本考辨前最重要的步骤。《吴郡志》于绍定二年（1229）首次刊刻，是为宋绍定刻本，后世流传较广，并历多次抄配续修。宋刻之后，元代并无刊刻《吴郡志》之举，目前见存的仅有元修抄配绍定本《吴郡志》。明代刊刻《吴郡志》多部，有内府刻本、苏州府刻本及明末汲古阁刻本三种。入清后，至《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吴郡志》并无重新刊刻，仅有雍正间宋宾王校宋本《吴郡志》。宋宾王曾以《吴都文粹》及旧钞本《吴郡志》互勘于汲古阁本上，所正讹脱甚多。此后，宋氏校本归于士礼居，黄丕烈复为校正若干字。综上所述，四库开馆前，《吴郡志》的版刻流传仅有宋刻本、明刻本三种及清初校宋本，但明刻内府本、苏州府本皆仅片语记载，明清之际均没有其他书目见载，或当不存，或亦从宋版影刻，皆不出宋刻之右，惟汲古阁本及宋宾王校宋本精审。根据上述版本梳理，《四库全书》收录的《吴郡志》应为绍定本、汲古阁本与宋宾王校宋本三者之一。 第二，在明晰书籍的版本流传和著录信息后，先进行初步的比勘，如目录、卷次甚或某些显而易见的内容差异等，进行初步的版本甄别与筛选，排除一些不可能成为四库底本的版本。以《吴郡志》为例，经与《四库全书》收录《吴郡志》比勘，可排除汲古阁本及宋宾王校宋本：首先，四库本《吴郡志》未吸收汲古阁本的校订内容，亦未沿袭汲古阁本旧误，多处叙述迥异，人名登载亦有明显不同；其次，宋宾王校勘本的增补内容，四库本亦付阙如，如宋宾王于卷十一吴渊以下增补郑霖等六人，四库本一如宋刻，并未登载郑霖等人；最后，宋氏校勘纠正的讹误，四库本一仍宋刻之旧。据此，《四库全书》收录之《吴郡志》不应以汲古阁本或宋宾王校录本为底本。 第三，将《四库全书考证》中的底本校勘信息，与各版本比覆，这是最为关键的步骤，也是印证《四库全书》缮录底本的直接依据。《四库全书考证》卷四十录《吴郡志》考证内容20余条，均是针对所录底本的校改。经逐一比勘，完全与宋刻本《吴郡志》的讹、脱、误、衍情形一致，部分与汲古阁本《吴郡志》相同。汲古阁本以宋刻本为底本，两者具有同样的讹误亦属常情。结合前述各版本流传信息，以及《四库全书考证》针对底本的校改内容，仅有绍定刊本与四库本完全一致，可以推定绍定刊本《吴郡志》为《四库全书》缮录的底本。四库底本的推定正好与现存的上图藏本相印证，因此，借助《四库全书考证》进行四库底本考辨，是一种可靠方法。 底本考索具有多重意义 学界对四库修书以及四库本颇有微词，一方面由于馆臣肆意篡改，致使书籍失真；另一方面四库本只是依据旧本抄录，在原本留存的情况下，四库本便被遗弃。平心而论，四库馆臣确有篡改典籍之举，但亦不乏考证之作。馆臣广征博引，考辨四库收书的底本讹误，相当精审，不可一味驳斥。 首先，考索四库底本首要意义在于为点校古籍提供依据。今人点校古籍，注重底本与其他校本之间的参校，而很少关注底本与参校本共同存在却未被发现的问题。借由四库底本的考辨，四库馆臣校改四库所录书籍，均是针对底本的校勘，还广泛参校其他版本，并汇辑而成《四库全书考证》一书，对今人的校勘工作极具价值。 其次，辨析四库底本的版本源流，广储异本，博采群籍，勾稽旁本，并对勘不同版本的内容异同，窥探不同刻本之间的增益补撰，可以弥补其他文献记载之阙。这不仅能够提供版本参考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以《西湖游览志》为例，嘉靖本、范鸣谦刻本及季东鲁刻本仅载嘉靖二十六年前之建置沿革，而万历间商濬刻本弥补了大量嘉靖二十六年以后的西湖沿革史料，特别是增益西湖遗迹重修复建的过程，详悉叙述相关历史沿革、得名缘起等。 最后，探赜四库底本，明晰版刻递藏流传，分析所附跋语记载，借此熟稔古籍辗转的流通环节，还原书籍流传的具体情境。此外，在具体的考辨过程中，缕析书籍撰写、刊刻的历史场景，以窥探书籍流通产生的社会影响。在探寻《吴郡图经续记》的版刻流传时，通过各刻本的序跋、钤印等，大致勾勒宋刻本《吴郡图经续记》的流传及递藏脉络始自明正统年间叶盛，后由钱榖、毛晋收贮，辗转明清之际，经陆贻典、徐乾学、顾若霖、顾听玉、黄丕烈、汪士钟、胡珽而至汪鸣銮。与此同时，宋刻本《吴郡图经续记》辗转流播的过程中诸家的校勘题跋，均是对宋刻本价值的挖掘。这些校勘细节的展现，均源自梳理《吴郡图经续记》的递藏源流，而这也愈加提醒宝藏书籍之不易。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