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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1982年，调查人员在甘肃省天水地区（今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恭门公社（今恭门镇）河峪村马家涧发现一处残存的东汉摩崖石刻。该石刻在历代金石著述中均无记载，根据碑文内容，现通称《东汉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因地处河峪村，又简称《河峪颂》。作为残存至今的碑刻文献，《河峪颂》具有三方面史料价值。 补充《后汉书》阙失 据残存碑文，《河峪颂》镌刻于东汉桓帝和平元年（150），由汉阳郡陇县人赵亿负责建造，旨在为汉阳太守刘福歌功颂德。刘福其人其事，史籍失载。稽考相关史料，刘福应在汉桓帝建和二年至三年（148—149）任汉阳太守，其亲民作风、乱后维稳与灾后重建的政绩，是汉阳吏民为之刻石颂功的主要原因。甘谷汉简中的汉阳长史“亿”，与赵亿不仅同名，而且生活的地域和年代基本相同，应为同一人。 《河峪颂》提供的历史信息补充了正史记载的阙失，为了解羌族叛乱后汉阳郡的历史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汉阳郡虽僻处陇右，但扼控关陇古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以范晔《后汉书》为主的诸家后汉史籍，对东汉羌族叛乱后汉阳郡相关情况的记载非常简略，除《帝纪》篇偶有片言只语，《西羌传》《虞诩传》《傅燮传》《盖勋传》等篇也有零星载述外，其余史籍则鲜有涉及，不少汉阳太守的姓名及政绩不仅失载，而且凉州百姓在动乱年代的诉求也湮没无闻。《河峪颂》和《西狭颂》等陇右石刻一样，记载了特定历史时期汉阳一带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当地百姓的诉求，寄寓了动乱年代普通百姓对和平稳定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史载，汉顺帝永和五年（140）至冲帝永嘉元年（145），汉阳一带经历了旷日持久的羌族叛乱（《后汉书·西羌传》）；顺帝汉安二年（143），凉州“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后汉书·顺帝纪》）。《河峪颂》中的汉阳太守刘福肩负乱后维稳和灾后重建的双重使命，抚绥有方，数年之间，汉阳便出现“年岁丰积”局面。该摩崖石刻虽然因年代久远残损不全，但承载着汉桓帝和平元年之前数年间汉阳郡的相关信息，记录了传世文献失载的历史事实。 早于《西狭颂》二十余年 《河峪颂》是东汉摩崖石刻原生形态的又一遗存，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汉代书体演变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参照。因历史久远，《河峪颂》摩崖泐损严重，但仍然展示了汉代书体演变过程中一种特定的形态。与《大开通》《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耿勋碑》等石刻相比，《河峪颂》体现的仍然是摩崖古隶体的风格，隶书特有的波磔笔画并没有被特别强调，显得更为古朴自然，明显代表了汉隶由《大开通》（公元66年）发展到《石门颂》（148）、《西狭颂》（171）的一种过渡形态。 与《大开通》相比，《河峪颂》更加注重章法，结字规整，字形较为整饬，大小也较接近，所存字迹线条清晰，但其字形仍呈现纵势，线条仍较简单，以直线和方折为主，隶书的横势和波磔特色并不明显，显然处于汉隶并未发展成熟的阶段。而《石门颂》《西狭颂》的隶意波磔十分明显，线条的变化也比《河峪颂》丰富，风格更为厚重，表明汉代摩崖石刻艺术已臻纯熟。 总之，《河峪颂》以其特有的风貌为东汉碑林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也使享誉书坛的陇右石刻更加绚丽多姿。东汉后期，河陇地区不仅出现了敦煌张芝和张昶、安定梁鹄等著名书法家，而且镌刻了武都《西狭颂》《耿勋碑》等摩崖杰作，在书法领域的整体造诣堪称当时一流。《河峪颂》刊刻年代较早，不仅展示了东汉后期河陇地区书法高潮来临之前汉隶的特殊形态，而且与河西出土的汉简互为照应，共同影响了河陇书法艺术的发展演变。 佐证陇坻大坂道西线段 《河峪颂》摩崖石刻的发现，为确定东汉汉阳郡陇县以及“陇坻大坂道”西线段的具体位置提供了重要文物佐证。据《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凉州汉阳郡下辖陇县，该县是当时凉州“刺史治”，“有大坂名陇坻，豲坻聚有秦亭”。又据史籍记载，陇坻有“陇道”，为秦汉时期沟通关中陇右的交通要道，辛氏《三秦记》、郭仲产《秦州记》等对此道的险峻都有详细载述。西汉末年，王莽置四关将军，命其右关将军王福曰：“汧陇之阻，西当戎狄。”（《汉书》卷九九《王莽传》）据此，至迟西汉末年，已于“陇道”置关扼守。两汉之交，隗嚣割据陇右，数断陇道，凭险自守。东汉顺帝永和五年九月，“令扶风、汉阳筑陇道坞三百所，置屯兵”，以御羌患 （《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永初以后，群羌扰乱，屡断陇道，侵掠三辅。正因为陇县扼控陇坻（即陇山）东西交通要道，所以东汉设凉州刺史治所于陇县，以统辖陇右河西。 三国初期，曹魏撤并陇县入清水县，此后历代所设陇城（在今甘肃秦安县境）、陇州及陇县（今陕西陇县，古称汧源），并非东汉陇县旧地。因此，关于东汉汉阳郡陇县的具体位置，唐代以后即疑惑难辨。《汉书》卷二八《地理志》颜师古注、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〇《陇右道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九《陕西八·秦州秦安县》等，都认为东汉之陇县即后世之“陇城”。我国台湾学者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详考秦汉“陇坻大坂道”，推断东汉汉阳郡陇县在“陇坂以东”，此说明显有误。 据《后汉书·郡国志》，东汉汉阳郡陇县在陇坂之西，有“秦亭”。关于“秦亭”的位置，《水经注》卷十七载，“（秦）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非子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矣。秦水西迳降陇县故城南”。刘满《秦亭考》（《文献》1983年第2期）认为“秦水”即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后川河，“降陇县故城”即今张家川县城，“秦亭”就在张家川县城附近（今瓦泉村一带）。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东汉汉阳郡陇县标注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由于文献阙失，长期以来，关于秦汉时期“陇坻大坂道”西线段的具体位置，学界语焉不详。根据汉代往往于交通要道刻石颂功的惯例，《河峪颂》证明张家川县恭门镇河峪村应该是秦汉“陇坻大坂道”西线段必经之地。恭门镇即古代史籍所载“弓川寨”或“弓门寨”，是陇坻西麓军事要塞，西行十余公里，即至张家川县城（东汉陇县）。此地的“白起堡”出土了秦代“六棱铜铁复合殳”。由恭门镇沿樊河溯源而上，经河峪村、万家坪，翻越黄家坡梁，东行至秦家塬，再经上官场到陕西固关。这条道路沿途水源充足，很可能就是先秦时期已开通的关陇古道西线段。“秦家塬”的地名与“秦”有关，应该与历史上“秦亭”一样，承载着与早期秦人相关的历史信息。“上官场”的命名，显然也与古代驿道相关。沿途黄家坡古街遗迹中的石碾碡臼、万家坪出土的秦汉五铢钱币等，也可表明“秦家塬”古道的存在。 总之，《河峪颂》摩崖石刻的发现，为确定东汉汉阳郡陇县以及“陇坻大坂道”西线段的具体位置，提供了重要的文物佐证，秦汉以来翻越“陇坻”、令人望而生畏的关陇古道，因此变得更为清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唐前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学综合研究”（17ZDA25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