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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研究异军突起，成为一门显学。各重点综合性大学纷纷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2011年以来，历史学一分为三，划为中国历史学、世界历史学、考古博物馆学三个一级学科，历史文献学成为“中国历史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所以，古籍整理研究成果的评价还牵涉到对历史文献学这个二级学科的评价。 首先需要界定一下，这里说的古籍是指中国古籍，不包括外国古籍；是指汉语汉字古籍，不包括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但包括历史上使用汉语汉文汉字的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琉球（冲绳地区）的汉文古籍；是指用古汉语汉字记载的古文献，不包括更古老的象形古文字（甲骨文、金文、篆字）文献，但包括竹简、帛书等；在时间上凡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问世的文献为古籍。自然这一时限可以适当放宽，不那么严格刚性。 古籍整理中最重要、价值最大的成果当数辑佚书，即一部或一篇上古中古的古书古文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种种原因已散佚湮灭或残缺，但古人在该文献湮灭之前大量地、或多或少地征引过。近人或今人在熟读和广读现存古书的基础上把所征引的佚书佚文段落句子辑出来，编排成书，恢复原貌或恢复一部分原文献。 中国古代常用“钩沉”一词指代辑佚工作。唐宋时就有学者开始辑佚。“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章学诚《校雠通义·补郑》）。南宋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写有一篇《书有名亡实不亡说》，是最早提倡和研究辑佚理论与方法的文献，标志着辑佚学的发端。清代学者在辑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现代以来也有诸多成功的案例，例如，马叙伦（1885—1970）曾有一新辑的《庄子佚文》一卷，收入《天马山房丛著》（1933年自费印行）中，较为精细，比此前流传的《庄子》完备，有新辑出补入的篇章文字。新近出版的《全唐文》《全唐诗》也比清人编的和此前出版的增添了一些篇章，成绩斐然。不过，现今辑佚古书越来越难了，因为能辑佚的已辑得差不多了，潜力已快挖尽了。 古籍整理研究中，价值意义第二大的成果便数各种古籍的校注了。这类成果一般要断句、标点、出校勘记，还要写序介绍，要出较详的注释，进行各种解释、注音、考证、论辩等。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冯承均校注的《星槎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瀛涯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向达校注的《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等等。 古籍整理研究中，价值意义第三大的成果便数各种古籍的标点本了。因为传统古籍一般不断句，更没有标点，在流传中也难免出现鲁鱼亥豕之讹。标点本成果包括断句、标点、出校勘记。这类成果是古籍整理研究中最大类也最常见的成果。它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记忆。这方面最典型最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的《资治通鉴》标点本和20世纪50—70年代出版的二十四史标点本。 以上三大类古籍整理研究成果是名副其实的成果。以下还有几类成果，其意义和价值要稍小一些。第一类是只断句，不给出标点符号，也不出校勘记。这类书的整理者也要动脑筋花力气，进行了最初步的整理即断句，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明代清代线装刻本书中已有这种断句本，叫句读。比如明代方孔炤辑的《全边略记》（崇祯年刻本），等等。现代以来这类成果中最著名的便为1934年日本出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这套书卷帙浩繁，用纸印工精美，开本较大（字也相应较大）。 第二类是古籍的选编选注，即把一本或若干本古籍中的若干篇章选出来，进行校注。这种书兼有教材性质。其知名的例子有，何兹全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一册、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缪钺主编的《三国志选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全三册），等等。 第三类是白话翻译或文白对照（也要先翻译出来才能文白对照排版）。这类著作对于普及推广还是有一定的意义。但专业工作者一般不看此类书，因为它不能征引。故兹不举例。 第四类是简体字排印本。这类书一般首先要断句标点。另外，在电脑排版普及之前，从事这种工作还是有一点难度，因为要先把对应的简体字手工写出来（许多字繁体简体皆一样），再排印；在电脑排版普及以后，繁转简或简转繁可瞬间完成，但也需要仔细校对改错。因为繁简之间不是简单的一对一关系，而是有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情况，电脑有时会转错。当前最通用的word软件常常按港台式中文转换，校对中需把港台式词汇改为普通话词汇。还有的字在电脑字库和铅字字库中没有，要临时造字和刻字。简体字版古籍比繁体字版古籍一般来说要印得清晰一些（因笔画少），字要小一些，也要便宜得多（因篇幅小点成本低点）。因此有利于购买和收藏，所以还是有些意义。 以上我们简论了七类古籍整理研究的著作，即辑佚、校注、标点、断句、选编选注、白话翻译、简体排印。它们的贡献、价值和地位也是这样依次排序的。下面说说21世纪以来非常流行的一类古籍整理著作——影印本。 自从有了影印技术，就有了影印本古籍。中国利用影印技术整理古籍最早最有成绩的，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元济主持影印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和《四部丛刊》，都是影印最古老的宋刻本及以后之各种善本。还有一类古籍整理的影印本，因为这些古籍很常见，整理者便是敷衍塞责凑数，其价值和意义很有限，反而造成很大的浪费。因为那些古籍除了有宋元明清的各种刻本存世，还有民国的各种石印本铅印本存世，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铅印本，还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标点校注本、影印本，等等。 21世纪以来又出现了三类新的古籍整理研究成果。一类是缩微胶卷。阅读时须借助专门的阅读机，类似于放幻灯或放电影。一类是电子书数据库。这类书一般只能在电脑屏幕上阅读。第三类便是古籍再造。其中最著名的为“中华古籍善本再造工程”丛书。这类书也不断句、标点、出校勘记等。它是用现代高科技，包括造纸术、印刷术、光电技术、信息技术，重新仿真造出了类似宋元明清时代的“假”线装刻本书。 古籍整理研究成果价值和评判是学术评价中一个新课题，需要大家积极参与，才能逐步达成共识和客观科学的统一标准，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