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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大清律例》的制定工作，开始于顺治元年，经过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时，命王泰为律令总裁官，重修《大清律例》，在经过乾隆御览鉴定后，正式“刊布中外，永远遵行”，形成清朝传世的基本法典。1810年，《大清律例》的首个英译本Ta Tsing Leu Lee在英国伦敦出版，其译者是乔治·托马斯·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典籍中第一部直接由中文译成英文的作品。与《大清律例》英译本在欧美国家、学者中间所产生的影响力相比，国内早先对该译本的关注程度并不相称。近年来，托马斯·斯当东其人以及《大清律例》英译本逐渐引起翻译界、中国法律史、中英关系史研究的重视。《大清律例》的英译和对外传播可谓是一个“分水岭”，代表了明清以来传教士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高峰。 了解中国的需要 促成《大清律例》英译 1792年，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使节团访华，伦纳德·斯当东（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托马斯·斯当东之父）被任命为使节团书记，时年11岁的小斯当东作为见习侍童，一同前往中国。已经掌握四种语言的托马斯·斯当东在去往北京的船上学会了中文。1797年，他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因新生奖励分配不公，父亲让其退学。1798年，他获得东印度公司提供的广州英国商馆的中国文书一职。1808年，任商馆翻译。 1800年，托马斯·斯当东到达广州不久，“朴维顿号”（又译“天佑号”）事件发生，英国水手向中国渔民开枪，打伤一人，另一人落水而亡。一开始清政府态度强硬，要求英方严惩凶手，但后来又改变态度，不了了之。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主席霍尔发现，中国政府处理该案件时依据的是《大清律例》，便希望英国人也能获取一份中国印行的法律条文，但是，两广总督吉庆不愿意交给英国人，只从中摘录了6条，印制了100份。于是，霍尔就请托马斯·斯当东将这6条翻译成英文。或许，正是这样一项翻译任务，引起了托马斯·斯当东学习中国法律、翻译《大清律例》的兴趣。 英国在殖民印度之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也愈加频繁，英方急切希望能够打开中国市场，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向中国倾销工业产品。当然，充分了解中国的法律制度，不仅是为东印度公司在华开展贸易、保护英国在华侨民服务，也是在为英国殖民者下一步采取行动提供信息。正如托马斯·斯当东在《小斯当东回忆录》的“译者序”中说，“翻译其他任何一部中国作品都无法像本书一样，简明地解释中国政府的独特体系、组织结构及国内政策的基本原则，国民习惯和性格与它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于中国人总体情形的影响”。 报刊是译本的重要传播方式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进程的不断深入，欧美国家报业蓬勃发展，信息沟通、思想传播的主要载体就是报纸、期刊和书籍，报刊杂志也是助推书籍传播的主要媒介。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传教士、商人等开始在中国境内创办报刊杂志，《蜜蜂华报》（Abelha da China）是第一份由西方人在澳门创办的葡文报纸。而后，一批英文报刊，包括《广州纪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广州杂志》（Canton Miscellany）、《华人差报与广州钞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等相继出现，尽管它们的读者定位、刊载内容等多有区别，但都是西方世界透视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 1832年，《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于广州创刊，创办人是美国第一个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1833年5月至7月，《中国丛报》第二卷分三期连载了《评托马斯·斯当东所译的〈大清律例〉》和“当代中国介绍”《国家的特点、现状和国家政策、刑事法典》。前文出自裨治文之笔，后文作者是英格利斯（R. Inglis）。裨治文根据托马斯·斯当东的译本介绍了《大清律例》的发展历史，分七个部分依次介绍了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及工律，英格利斯不只是推介托马斯·斯当东译本，还更加关注译本问世后《大清律例》经历的数次修改。 《中国丛报》因发行量大、传播力广，《大清律例》英译本一经推介就引起西方世界的普遍关注。托马斯·斯当东在其《回忆录》中也照录了《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折衷评论》（Eclectic Review）、《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学衡》（Critical Review）、《不列颠批评》（British Critic）、《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等报刊对其英译本的评价。无疑，这些用西方语言撰写的评论文章也推动了《大清律例》英译本在西方世界“二度传播”，使英译本成为西方研究中国法律文化的汉学家们的第一手参考资料，后续研究者大都直接引用该译本。不仅如此，继英译本问世后，《大清律例》的法语版、意大利语版、西班牙语版也都从英译本转译出版，这足以体现托马斯·斯当东翻译《大清律例》在当时西方世界所起到的影响。 《大清律例》英译终究是为侵略服务 马戛尔尼使节团访华前，英国人对中国的法律知之甚少。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法律文化多是通过传教士、耶稣会士的主动介绍，在马可·波罗、利玛窦、曾德昭等人留下的游记笔记中，中国都被描绘成为法制先进、文化繁荣的国家，他们给予中国的法律较高的评价，推动了欧洲的“中国热”。但是，这些著作都没有引用中国法律的原典，西方读者很难有直观的了解，内容的真实性也令人堪忧。诚然，《大清律例》的英译给英美人更加全面认识中国的法律提供了条件，促进不少欧美人士开始研究中国的法律。 自1810年《大清律例》英译本出版以后，欧美学者对中国的法律进行了长达百年时间的研究，大致呈现两大特征。第一，鸦片战争前，在中国沿海地区，外国的水手、商人经常和中国人发生冲突，这段时间主要会发生涉及外国人的刑事案件，所以欧美人主要关注的是《大清律例》中有关刑事的规定。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不仅获得了在华领事裁判权，还获准在中国开办工厂、建立教堂传教，来华人士和中国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也越来越多，这个时期欧美人开始关注《大清律例》中有关民事关系的规定。第二，鸦片战争前，欧美人士对待《大清律例》的态度主要是批评，《中国丛报》一直“热衷”于报道中国大量的杀人罪、死刑案，隐含的是对中国死刑案件数量之多、执行频繁、公开处决的反感。1834年5月《中国丛报》（第三卷）刊发了马礼逊的一篇专门论述中国杀人罪的文章，在当时在华西方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大清律例》中有“六杀”的规定，对杀人案件的判决主要取决于犯人的等级、地位，中国法律文化中的不平等（官僚的等级特权、普通人的长幼尊卑）或许是最让西方人反感的，这些都成为西方人批评和讽刺中国法律的最好“把柄”。鸦片战争后，西方学者逐步告别对《大清律例》的集中批评，开始关注民事关系并介绍一些原则性的制度。到20世纪初，一些学者又从文化角度解读中国法律制度，阐释中华文明的合理性。 欧美人士对《大清律例》的评价，既有掺杂西方中心论、民族优越论意识形态的恶意批判，也有对中国情况的客观评判和真实反映，甚至也有为中国法律的辩护。但是，不管怎样，从总体上说，都难以掩盖其背后为欧美商人、传教士服务，维护其在华利益的功利性色彩和政治目的。1833年，时任英国国会议员的托马斯·斯当东以中国法律落后为由，提议英国政府在华设立法院，审理英国人在华案件，并获得议会通过。鸦片战争后，英国占领香港，他们便意识到以《大清律例》作为司法裁判，更有利于其稳固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凡此种种，均彻底暴露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不法勾当”。 从正面来说，《大清律例》英译是中外法律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对话，促进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对外传播，但是，从所处的历史时代来看，也标志着中国“大量珍贵的法律资料”的泄露。它们为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所利用，进而插手中国司法审判，干涉中国司法，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面向‘一带一路’的我国翻译政策研究”（2017ZDIXM1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