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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长期且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得以形成。经过清朝末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芽，辛亥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最终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抗战期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真正觉醒和确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民族生存危机加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形成和对中华民族整体性认同增强的历史合力的结果。对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有助于厘清近代以来民族觉醒和民族认同对于现代化国家形成的作用，助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一、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彰显 近代，中华民族在争取民族站立、崛起以及由传统的“天下观”向近代的“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的建构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彰显埋下了民族自觉的种子。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念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并在危机关头始终站在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前沿，用实际行动激起各民族潜在的内聚性和向心力，促进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在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外来侵略以求得中华民族整体性解放的历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认同感逐渐得以觉醒和彰显。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在中国社会各阶级致力于建构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中华各民族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觉醒，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矛盾的激化。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再到“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此时的中华民族内部并未完全形成一个团结统一的局面。中华大地各民族切身感受到“战则存，降则亡”，“中华民族绝境之时，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能求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也表示，在民族危机面前，无论何人何时何地“皆可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从抗战时期中国各民族团结御辱的盛况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凝聚力与中华民族认同感融合共生，互促互进，汇聚成中华民族的力量之源。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也凸显了国人在传统的“天下”思想之外，逐渐受到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影响，接受了中华民族客观存在的整体性、共同性。日本在侵华期间对中国实施了残酷的军事侵略和文化侵蚀，这不仅未能腐化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反而在中华各民族一致对外、奋起反抗的过程中逐步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作用，刺激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华民族的内聚性等多重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而中华民族的内聚性是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就存在的，并一直持续到今天。正是凭借着这种内在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民族精神的号召力，在抗战的艰难时刻，中国的各党派、各阶级基本上达成了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共识，紧紧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壮观场面。在此期间，共产党人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创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政治和群众基础，也从侧面印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鉴于抗战形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政治环境等方面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创立的工农民主政权已经不再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由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以“三三制”为原则建立政权，并在抗日民主政权制定施政纲领及其具体实施过程中加以执行。抗战时期，“三三制”发挥了巩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权、“争取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以调动各方力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重要作用。 “三三制”、民主集中制和“精兵减政”制度的实施，不仅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抗日民主政权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仅能够为抗日战争赢得群众力量，也为“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形成、确立奠定了实践基础和制度前提。 （二）全民抗战局面的出现 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唯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人力、物力、财力的最大化，才是反抗外来侵略，使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站起来”的唯一途径。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凝聚国共两党力量的重要作用。至此，中国境内外形成了不分民族、宗教、党派团结抗战的良好局面。国民党开辟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绩。 前线战场上将士们英勇奋战，后方人员也通过不同的方式支持抗战，形成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氛围。工人在加紧生产军需物资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反抗日本的残酷侵略行径。农民群众在政策感召和政治宣传动员之下踊跃参军，不仅保证了抗战的持续进行，也源源不断地为抗战输入新的血液和力量。文化文艺界人士以笔为武器，在思想上打击和瓦解敌军；知识团体纷纷创办报刊、宣传抗战政策和思想，鼓励各族人民参加抗战。许多工商界人士、爱国华人华侨也通过捐献物资、金钱等方式支持抗战，保障了抗战的物资供应。例如，许多实业家以“誓不以厂资敌”的决心和坚定信念，对工厂和设备进行了艰难的内迁，保障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为抗战提供了后备力量。在他们看来，“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不论在何地都应倾尽全部力量“使国家得藉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得藉吾人物力一报九世之深仇”。 同样，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实施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也增强了少数民族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使其认识到只有各民族并肩战斗才能真正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 全面抗战局面的出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对抗战的最终胜利作了重要铺垫。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视角看，抗战期间的政治宣传动员也促进了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的认同。因此，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正确立。各族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之下，积极响应时代需求，自觉扛起救国救民的大旗，最终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中国人民联合抗战的汪洋大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