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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五四运动得名于1919年5月4日由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引发的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事件。在事件发生之后两年，中国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新生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国最早的共产党人，都是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成长起来的。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围绕着各个时期的革命需要，对这场运动也进行了不断的审视和解读。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五四”观伴随着不同时期革命策略的调整，以及与其他政派、党派的互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大体上说，在1927年以前，早期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性质、发生原因和背景、主体以及领导成份等问题就已作出了初步的解说。特别是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由于受列宁及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影响，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回溯与评价，极力凸显其政治意义，把它定性为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的“民族革命运动”，并强调其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革命”身份，把它与以往的民主革命相区别。从而，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被确立，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划时代”意义也已呼之欲出。这些认识开启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五四”话语的源头与雏形，对此后中国共产党的“五四”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列宁及共产国际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解答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性质与前途、革命的对象与任务、革命动力与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等问题。其中，在谈到革命的性质时，列宁指出，东方落后国家所开展的民族革命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而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过，这种民主革命已具有新的含义，那就是它已纳入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范畴，已是新的民主革命。“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1]显然，列宁把民族、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同以苏俄为首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列入了同一范畴。关于革命对象和任务，列宁认为，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认清“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的压迫”。因此，共产国际指出，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2] 列宁及共产国际对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的阐发，以及对被压迫民族革命方针的制定，对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制定当时的革命纲领和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便是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理论精神，结合中国国情而制定的。大会通过的宣言用大量篇幅揭露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附属国的侵略罪行，认为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军阀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根本障碍，帝国主义“利用唆使”中国的“军阀官僚”，造成了中国的“内乱”与“战争”。因此，宣言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应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不打倒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是“永远建设不成功”的。这次大会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矛盾，确定民主革命对象的基础上，制定了反帝反军阀的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等。[3]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解读与阐释，基本上是以上述理论要求为视角的，从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政治色彩。 一、“反帝”和“反军阀”的“民族革命”运动 至今发现的最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的要求纪念五四运动的文件，是1924年4月19日由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通告要求各地党和团的组织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其中关于“五四”纪念，要求“以学生为中心”，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通告指出“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4] 1926年4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五月各纪念日的宣传的通告，指出：“‘五四’是中国民众第一次自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纪念日，领导这个运动的是青年学生。这天的宣传，应以学生为中心，……”[5] 以上两个通告有两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一是都认为学生是运动的领导者，所以纪念五四运动也应以学生为主体；二是都把“反对帝国主义”视为该运动的中心内容。这两个通告颇能代表当时多数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影响下的学生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如李大钊在1924年纪念五四运动5周年的文章中说：“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这是国民的学生的日子。我们在今天应该把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痛史，细数从头，把‘五四’运动的精神，牢牢记住，势要恢复国家的主权，洗清民族的耻辱。”[6]在1926年发表的《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他更把自1841年广东三元里抗英以来，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整个中国近代史看作“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7]。1926年，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为纪念“五四”发出《告全国同学书》，也突出强调五四运动的反帝性质与学生在其中的作用：“‘五四’运动是学生最初发难，代表民众利益，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驱逐媚外卖国的军阀官僚的运动”。它“不但给与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以重大的打击，并且开了中国近年来民族解放运动一条大道。中国民众之认识反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为真正的敌人，是自‘五四’运动开始”。[8] 此时期，瞿秋白虽然对仅仅把五四运动视为学生运动有不同意见，但他也特别看重其“民族觉悟”与“民族革命”的意义。在1925年纪念“五四”时他撰文指出,“社会上对于五四有两种认识：或认他只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纪念，或认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所谓‘思想革命’的高潮时期……然而单认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所谓“政治上的意义”是什么呢？这就是“民族革命运动”的意义。瞿认为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点是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求民族真正的独立自主，最终“把义和团失败后‘尊洋主义’的天经地义打破了”。[9]次年，瞿秋白再次撰文强调，“五四运动的主干，表面上虽则是学生，实际上上海商人的罢市要求及各地国货商人的努力参加，很明显的表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觉悟之第一步。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宣传，普遍于穷乡僻壤，这是五四运动的主要的实质；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政纲,如果没有这一经济基础,是决不会变成群众运动的”。正是由于经济基础已渐渐从封建和小农经济进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也就开始从宗法礼教等的学术思想，进于科学的自由的思想”。这样,五四运动的“副产物”――新文化运动也就“跃登历史舞台了”[10]，而“五四”新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民族自觉的先驱和后盾”。[11]在这里，瞿秋白不仅把五四政治运动视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觉”运动，还把新文化运动当作它的“副产物”。 把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民族运动看待在张太雷身上表现得也非常突出。张太雷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完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12]，因此，这一运动是“中国民众第一次自觉的反帝国主义运动”。[13] 可以看出，上述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作出的“反帝反军阀”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定性，是在列宁及共产国际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精神导引下形成的。 二、具有不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缺点” 当共产党人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设想与要求分析五四运动的“反帝”性质时，他们又发现了五四运动的一个突出的缺点，这就是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没能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 张太雷认为，五四运动是“纯粹排日的性质而不是反对一般的帝国主义，所以反被英美帝国主义利用以进行他们与日本在中国势力的竞争”。“这是因为那时没有国民革命的党去领导这运动，所以不能充分利用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发展民族运动，而反被某个帝国主义所利用”[14]。这一观点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中并不孤单，陈独秀也认为，五四运动虽然是“纯粹的市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及以直接行动的手段惩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卖国贼”，但是这一运动的对象仅限于日本，因而是狭隘和不彻底的。[1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蔡和森的看法。1926年，蔡和森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所作的关于中共党史的报告也基本持上述观点，而且，他对五四运动的主体力量和指导者，以及整个运动的发展过程都有更为详细和具体的阐释。 蔡和森认为，五四运动不如“五卅”运动那么“有意义、有力量”，其原因是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没有自己的党的领导和指〔导〕”。那么，当时的指导者是谁呢？他特别强调五四运动中美国的影响，认为在十月革命以前“思想界的势力完全为美国的势力”，其代表人物是胡适之。“我们看一看当时的出版物、校课书的内容，学生的倾向，即可知民主主义、实验主义影响之大及对五四运动的关系了。五四运动虽不是绝对的完全受美国的影响，但成分是很多的”。[16]他甚至认为，五四运动“真正的指导人”是“美国公使和牧师、留学生以及受美国思想毒的知识阶级分子”，因此这次运动的方式“是美国式的，含有日美冲突的缩影”[17]。蔡和森还指出，五四运动后来发生了一个由美国思想到俄国思想的转变，《新青年》最早提出的两个口号“民主和科学”“完全是代表美国的精神”，故《新青年》开始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到了陈独秀倾向社会主义以后才变为“宣传社会主义”。[18] 如果说关于五四运动是否有领导者，以及领导者是谁这一问题，从五四运动发生后学术界、政界甚至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就一直存在争议，但把“美国公使和牧师”视为五四运动的背后指导者却是无法让人们信服的。[19]显然，蔡和森此时一再强调五四运动中美国的影响，主要是为了说明五四运动没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缺点”。 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1940年初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20]他还把五四运动看作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史上的一个分界线，并赋予它明确的“革命”性质，认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的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1]从历史上看，这一表述既来源于他个人在五四时期所获得的经验性认识，也与1927年前早期共产党人的论述存在着明显的一脉相承关系。 毛泽东把五四运动视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时期就已露端倪。在运动刚刚发生3个月时，他就充满激情地用文学语言表达了自己对它发生的国内外背景的分析，并高度评价了其巨大影响。他说： 及到近年，发生南北战争，和世界战争，……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截克人和之，……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22] 可见，此时毛泽东就已开始用一种宽阔的世界眼光来看待五四运动，认为它是“世界战争的结果”之一，与世界各国民众发生的“大罢工”、“大革命”具有同一性质。在五四运动发生后，把它与世界各国的革命浪潮并列来看的，毛泽东当属第一人。虽然李大钊在五四前夕所写的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就已经开始把中国的命运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考察，已预感到黑暗的中国也仿佛得到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的“曙光的一线”。[23]但他在毛泽东之后两个月才指出，五四运动“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24]。 继毛泽东、李大钊等人把五四运动纳入世界革命潮流中考察的朦胧认识之后，明确把它视为“世界革命一部分”则是在192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瞿秋白。 1922年1月，瞿秋白在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曾将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等译成中文，努力用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思考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在共产党第三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当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主编、编辑了党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前锋》等刊物，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论述中国革命的论文、译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1920年代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都作了开创性的探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多方面的理论贡献。而这些贡献的逻辑起点，就是对五四运动的阐释。 与其他早期共产党人相比，瞿秋白以其亲身经历和感受以及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对五四运动作出了更具列宁主义色彩的理解。他进一步把这一运动纳入世界革命的潮流中予以解释，认为它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刺激： 在殖民地上，如中国的五四运动，事实上、思想上都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思想的勃兴，谁又能否认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的世界化等等的影响呢？那时的青年和学生，差不多个个人都注意报上世界革命运动的消息，个个人都想谈几句劳动问题、社会主义。[25] 瞿秋白认为，如果说辛亥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纯粹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那么，“五四之后便大不同了”，因为中国革命到五四之后，“已经加入俄国的十月所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幼稚的无产阶级直接加入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26]“表面上五四运动仍旧不过是排日的民族运动，而内容上却实现了民权主义的真原则（革命的独裁制）。五四运动的发展，摧残一切旧宗法的礼教，急转直下，以至于社会主义，自然决不限于民族主义了”。所以，“中国的解放，如果没有世界无产阶级援助，无论如何不能达到的。中国平民的民族民权主义，没有国际的民生主义是决不能实现的。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本上是国际主义”[27]。另外，在参与主体方面，五四运动很明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封建社会”。[28]因此，瞿秋白得出结论：五四运动“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29] 除了瞿秋白以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也认为，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热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发生的”，因此，它“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30]另外，张太雷也认为，五四运动是“世界革命潮流在中国的波纹”。[31] 对于这些早期共产党人来说，五四运动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民族主义，当他们用列宁主义世界革命的理论解读“五四”的时候，又推导出了它具有国际主义意义，即它同时也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正如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所明确指出的：“中国民族革命特点之一是反对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所以他的革命运动，是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由此一点看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32]。可见，虽然此时他们还没有明确提出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一命题，但已经把它作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国内卖国军阀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同以往的民主革命相区别了。这一论断无疑预示着共产党人将开掘出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划时代”的意义，也标志着共产党的“革命”的“五四”观已经萌生。此后，自1920年代末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经瞿秋白、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进一步论述和发挥，到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和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以及“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才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评说五四运动的权威和主流话语。 （原载《求索》2006年第1期） [1]《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二大”与“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3]《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4]《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7－1949.9）》，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5]《中共中央通告第ｘｘｘ号――关于五月各纪念日之宣传工作》，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7－1949.9）》，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页。 [6]李大钊：《这一周》（1924年5月1日），《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1页。 [7]李大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1926年3月12日），《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7页。 [8]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3），1957年内部发行，第100页。 [9]双林（瞿秋白）：《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向导》，第113期，1925年5月3日。 [10]秋白：《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向导》，第151期，1926年5月1日。 [11]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1926年1月29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0页。 [12]张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1925年5月2日），《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13]张太雷：《五四纪念告广东学生》（1926年5月4日），《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 [14]张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1925年5月2日），《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87页。 [15]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1924年12月20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17页。 [16]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17]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7页。 [18]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8页。 [19]周策纵指出，五四运动时期日本新闻界就曾制造这样的谣言，传播者很可能是亲日团体或日本驻华领事馆当局。见《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八章。 [2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669页。 [2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9页。 [22]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原载1919年8月4日《湘江评论》第4号，见《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1920）》，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90页。 [23]李大钊：《新纪元》（1919年1月5日），《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 [24]李大钊：《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1919年10月12日），《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页。 [25]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1926年1月19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9－460页。 [26]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1927年2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0页。 [27]瞿秋白：《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原载《上海大学周刊》第一期，1924年5月4日。见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186页。 [28]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1926年1月19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0页。 [29]双林（瞿秋白）：《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向导》，第113期，1925年5月3日。 [30]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17－618页。 [31]张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见《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32]《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