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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被学术界遗忘的看守所制度是中国近代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该制度不仅对已决犯、未决嫌疑人加以区分，而且体现出社会进步与近代中国民众基本权利的获得。南京国民政府在具体设计和运作该制度过程中虽体暴露出诸多弊端，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对以南京国民政府看守所制度为代表的司法制度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看守所制度，南京国民政府，设计与运作 The Study on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atch-house System LIU Yue-wu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a,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Henan,China) Abstract: The watch-house System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judicial system what had been forgotten by the academic. The system not only to distinct the convict and prisoner, but also reflect the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ruling authorities respect to the human rights. The process of the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the systems although had many problems, but it was a produc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study on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atch-house system not only had the important academic significance, but also had the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watch-house system,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design and operation 当今学术界对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制度之研究已取得较好成果，但其不足也显而易见。如对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制度之研究，时人更多关注的是审判制度、监狱制度等，对看守所这一重要制度却关注不足。[1]但看守所这一机构的出现以及这一制度的确立对近代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又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该机构的出现和该制度的确立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且具有实质性意义，因为区分已决监和未决监不仅是近代监狱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而且是近代国际社会公认的国家文明“司法”的重要标志。看守所这一机构的出现及该制度的确立更是中国近代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区分已决人犯和未决嫌疑人之间的界线，不仅是对人权的尊重，而且是对国家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遵守。基于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对南京国民政府看守所制度进行研究不仅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更具有很好的学术意义。 一、南京国民政府看守所制度之设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无论是基于现实需要还是政治理想，统治当局都要对中国传统体制进行改造。而近代以来一系列改革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均未完成这一现实也促使南京国民政府不仅要继承完成近代以来未遂的改革事业，更应在新的政治理念下加快推进中国的近代转型。这是转型期间政府的历史命运。姑且不论这一努力是流于形式还是真正付诸实践，它都影响到南京国民政府治下以看守所为代表的司法改革活动，并影响到看守所制度的进一步设计和各地看守所设立和开办。具体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看守所制度之设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看守所制度的宏观设计1930年5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在1913年《看守所暂行规则》基础上重新修正公布了新的《看守所暂行规则》。该规则十四章，共五十四条。其各章内容分别为：总纲、职掌、各项表册及遵守事项、入所及出所、衣食、书信、接见、送入品、惩罚、检束、习业、卫生及医治、死亡、附则。按主要内容，该规则可总结为以下要点：其一看守所羁押对象：“高等以下法院为羁押刑事被告人设立看守所。另外对于某些特殊人犯也可因监狱法令之规定暂时可禁于看守所内”。其中如受死刑之谕知者，被处徒刑或拘役者等。该规则将这些已决犯押于看守所内，其目的仍在于疏通南京国民政府治下拥挤不堪的监狱。其二，看守所监督管理问题，该规则要求：“看守所由高等法院院长监督之，但高等法院院长得以其监督权委托高等法院分院院长或地方法院院长分院长，各法院院长对于所辖看守所除应就近随时亲自视察外，高等法院院长每年应派专员视察管辖区域内各处看守所一次”。对于前项视察所得之情况，这些视察人员应“详具报告，呈送司法行政部”。此一规定实则表明南京国民政府在设计看守所监督管理问题上，设置了多层监督机构，最高为司法行政部，其下为各省高等法院院长，再下为各地方法院或各分院院长。对于各看守所内部的人事管理制度，该规则也作了规定：“所长或所官应承该管法院院长之指挥，督率所属掌管全所事务”。主任看守应承所长之指挥管理看守、办理该所事务，男女看守得承主任看守及上官之指挥分别办理所属事务。其三，看守所内关押对象的待遇及权利问题，该规则要求看守所内所有被告人待遇“均与平民同”，但有碍于审判进行及所中纪律的，不在此限。其关押对象阅读书信、接见等均要求在严格监督检察下进行。其四，关于被押人员从事作业事项，该规则规定“看守所得依被告人之请愿，酌量情形，许其作工，但以无妨碍诉讼之进行者为限。”作业者“应遵守规定时间，受看守暨工师之指导，非有正当理由，不得罢业或改业。”该规则要求被告人作业工资应“分别成绩比照地方普通工价十分之五至十分之七核定之。”其五，对于未设法院地方之看守所监督及管理进行补充规定，即“未设法院之看守所凡本规则所有所长或所官之职权以管狱员行之，法院之职权以兼理司法之县政府或司法公署行之”。[2] 南京国民政府所订《看守所暂行规则》与1913年所订《看守所暂行规则》相比较，具有以下不同：第一，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所订《看守所暂行规则》明确规定看守所设立目的为“高等以下法院为羁押刑事被告人”设立，其羁押对象由此前的被告人而缩小为刑事被告人。第二，1930年所订《看守所暂行规则》规定看守所监督管理权应为高等法院院长而不是地方监察厅检察长，因此与中央最高司法当局相对应的授权监督主体也不是检察官而是高等法院分院院长或地方法院院长或分院院长。第三，被押人待遇有所不同。1913年规则规定被押人员的饮食原则上由所酌给，但请求自备者得许之，而1930年规则则明确要求看守所内的被告人得自备饮食，只有其不能自备者，才由所给与之。第四，1930年规则还增加了被押人员参与作业的规定。虽然这一规定表面观之是为被押人提供一种参与工作和获得收入的机会，但实质上不过是减轻看守所本身的财政负担，通过让这些被押人作工的方式获得一些收入，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 1931年8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当局又对该《看守所暂行规则》进行了修正，其修正之处主要是该规则的第四十三条，即检束防范押犯暴动、逃亡方面。对此条进行修订的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看守所发生暴动逃亡事件不断。 至1935年左右，南京国民政府又制定了《看守所法草案》，之所以要制订《看守所法草案》除将此前属于规则章程式的东西进一步法律化外，还与当时客观形势发展密切相关。关于此点，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当局在起草要旨中特别作了说明，其要点有五：第一，“现行之看守所暂行规则系民初公布，内容过于简单，适用颇感不足”，因此“本草案酌予增加，以期完整。”第二“查刑事被告与已决人犯待遇固有不同，而管理方法大致无甚出入，本草案于看守所应行规定之条文而为监狱法已具者，均用准用规定以省重复。”第三，未满十八岁之被告血气未定，最易传染恶习，故本草案规定为未满十八岁之被告应与年在十八岁以上为隔别之羁押。第四，未决人犯，枯坐所中，于能力、经济两俱受损，故本草案规定在不妨碍诉讼进行限度内一经被告情愿，即令从事工作。第五，原规定有待遇被告须与平民同之文，事实上未能办到，故本草案删除之。[3]从该草案要旨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在过去《看守所暂行规则》基础上进一步制订《看手所法草案》不外乎以上原因。而该草案与过去《看守所暂行规则》相比，既有进步的地方，又有退步之处。所谓进步地方就是对未满十八岁被告人的专门性规定，以及对规则的进一步细化；所谓退步之处不仅体现在该草案废除了被告人在原则上待遇与平民同的条文，而且还要求以监狱管理的方式去管理看守所。而且从该草案起草要旨还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某些制度在其发展历程中的缓慢与艰难。如看守所制度，清末司法改革之时人因钦慕西方司法体制而引进该制度，并基于人民基本权利不可侵犯思想而规定看守所内被押人在待遇上与一般平民相同。但自清末以来看守所这一机构的真实运作状况表明此等美好设计多未实现。正是如此，所以至1935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当局在起草该草案时干脆将此等条款删除，以使“名实相副”。如此行径既反映出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社会改良目标无形遭受政权优劣之影响，又反映出近代文明体制演变的艰难及阻力之大。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所订《看守所法草案》共十一章五十一条，与此前《看守所暂行规则》相比，它具有以下几点不同： 第一，对被关押对象即已决人犯羁押期限的规定，即“受徒刑或拘役之谕知者如有不得已情形，得暂禁于看守所，但不得逾两个月。”第二，对未满十八岁之被告应分别关押的规定。第三，对关押时独居或杂居的规定，即“被告人所应为独居，但得其身份、职业、年龄、性格、分类杂居，其事件相关联者不得杂居一处。” （二）看守所管理人员培养与工薪待遇之设计此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当局不只是通过较为宏观的《看守所规则》、《看守所法草案》对看守所制度做了规定，而且还通过其他办法、章程对看守所某些方面内容作了规定。如1932年司法行政部出台了《改良监所方案》。在具体制订疏通、整顿、建设办法之前，司法行政部特别强调了监所管理人员的培养及工薪待遇问题。针对看守所合格人员不足这一缺陷，司法行政部特别请求教育部在各省国立及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或法政专科学校法律学系内增设监狱、看守等学科。而对于看守所所长、所官等人员的选取，司法行政部又拟请求考试院举行监所看守考试，并相应制订监所看守训练规则，以资锻炼。 看守所所官、所长等工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门也做出了相关设计，早在1928年4月间，前司法部就公布了《监所职员官俸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法院看守所所长委任十一级至一级俸，所官委任十三级至七级俸。各级对应俸给数目如下表1：[4]
至1930年11月15日，司法行政部又修正公布了《监所委任待遇职员津贴暂行规则》。该规则规定法院看守所医士兼药剂师享受十一级至五级俸，候补看守长享受十五级至十三级俸。各级对应俸给数目如下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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