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清准贸易对康遣盛世下清准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引发了准噶尔对边部的一系列战争；另一方面,它又为清廷最终征服准噶尔部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康乾盛世时期清廷灵活地利用清准贸易政策以及对准噶尔部贸易角色的转变最终瓦解了准噶尔势力，成功地收复了天山南北。同时清廷对藩部贸易的以夷制夷政策具有极大缺陷，导致在国家贸易中内外政策使用上的混淆。 关键词：清准贸易,清准关系,康乾盛世 The Study About The Trade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Zoungar Kingdom In Prosperous Reign Of Qing Dynasty Liu Yue wu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China Beijing,100872) Abstract: The trade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Zoungar kingdom had a important influence to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Zoungar kingdom. in one side it caused the war between Zoungar and Kark,Qing Dynasty and Zoungar; in other side it help Qing Dynasty to break up the government of Kingdom. Qing Dynasty Vividly use the change of trade policy and objects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Zoungar to defeat the government. the policy also had it’s shortcoming, it lead to a confusion when using the policy to resolve the feudal vassal of inside and outside Keywords:the trade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Zoungar Kingdom;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Zoungar kingdom; Prosperous Reign Of Qing Dynasty 准部是漠西蒙古的一支，在清初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逐渐壮大。随着它自身经济的积累，它的草原游牧经济有了进一步飞跃，开始跨越单一游牧式的经济形态向游牧和农耕混合型经济发展。且准部不失时机地利用清初有利环境，征集天山南部的回民力量，进一步发展本部农耕经济。正是在经济实力增长的前提下，才进一步刺激了准部草原领主的扩张野心，而这一扩张情绪又因西藏黄教第巴集团和沙俄的煽动，进一步高涨。 顺治以前，清廷对西北的厄鲁特蒙古因其实力有限而采取放之任之的政策，对于各蒙古间的战争与争夺,以及蒙古与西藏黄教势力的相互关系也是听之任之。清廷之所以如此,并非满族的统治阶层真正地出于“得其民而不足以臣，得其地不足以守” [1]卷291的考虑,而是客观条件使然。一方面清国遭受着内部的压力，它正忙于征服东北的朝鲜、东南的沿海的反清势力和后来的三藩之乱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利斗争而无暇顾及。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沙俄以哥萨克为代表的疯狂扩张。早在1518年，沙俄扩张主义者越过乌拉而山后，用学和火的侵略方式侵占了西北利亚南部的原属准噶尔部的大片领土。[2]P6然后于17世纪30—40年代，开始向喀尔喀蒙古伸出了侵略的魔爪，它竭力想通过和平支持方式把卫拉特王公和执政者变成俄国的臣民，把从属于这些王公和执政者的臣民变成替俄国国库提供实物税的属民。[3]P1711667年，沙俄的库尔文斯基出使喀尔木克时就“携带礼物由托木斯克前往蒙古台吉僧格和楚琥尔的乌尔格，建议他们归顺俄国”。[4]P1217这些现实决定了康熙前期对西北地区只能尽量采取怀柔政策以此来换得西北地区的平稳与平衡，以便清廷腾出手来巩固刚成立的国家和抵制外部的侵略。基于此种环境,清初政权与准部在朝贡贸易的基础上保持着名义上的“表贡”关系和贸易关系。 一、康熙时期的清准关系与清准贸易 （一）、前期贸易关系与对准部政策。 康熙前期的清准双方主要体现为相对缓和的交往关系。正是基于现实实力的有限,清廷对西北各蒙古的谴使来朝,从事朝贡贸易加以默许。而且这一默许的经济贸易在康熙执政以前是没有时间与货物数量限制的,在地点上也没有什么限制,其唯一的前提是承认清国的中华共主身份，即“缴送明敕印”。[5]P3703而与此相反，其他的属国早在顺治年间就有严格的贸易限额,要求每次“人数不得过百人,入京员役只许二十人….其进贡船只,不得过三只.每船不得过百人”[2]P3703。康熙五年又明令各属国和西洋国：“嗣后不是贡期概不准其贸易。”[6] P89而西北各部蒙古却没有类似的规定,直到康熙二十三年清准贸易关系恶化后，清廷才对西部蒙古的贸易额作出了明文限制。[7]P17,卷111 清准之间在康熙初年的和好得益于清准朝贡贸易和清国对准噶尔的自由贸易政策。康熙初年与准部所保持着的朝贡往来，以及默许准部厄鲁特人在清国西北地区的自由贸易活动都促进了双方的“和好”。准部厄鲁特人从清准贸易中得到了大量的物质利益。每次贸易，无论是台吉还是一般的部众“无一人不攒凑带些牲畜，想着要易换些东西。”并且称他们的贸易为“准噶尔众人的买卖”。[2]P130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康熙十一年噶尔丹执政之后至康熙二十二年以前，清准之间的交往是非常频繁的，而且清准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 “友善”。这一真实的历史事实却与传统的认识不同。传统的认识是：准部噶尔丹政权一开始上台执政，就开始了康熙与准部直接冲突，清准关系也随之恶化，日益严重[8]P89-105。事实并非如此，从噶尔丹康熙十一年执政开始到康熙二十二年近十二年时间内，清准关系处得相当“融洽”，它是清准关系中 “友善”的黄金期。以下事实证据了这一点。当噶尔丹与青海鄂齐尔汗发生战争时，清廷康熙却要求噶尔丹及早收服鄂齐尔图从子和罗理。[9]P135—136 而不是对噶尔丹进行压制、瓦解。即在康熙二十二年之前，康熙的噶尔丹政策是：如果噶尔丹能够有效地控制部分蒙古地区，则可以默许他的统治。但前提是：他的这一统治不威胁到清廷实际利益和控制范围；而且噶尔丹必须“真心”诚服天朝，承认天朝的天下一统秩序。康熙初年的这一政策是有连续性的，并非康熙因忙于平叛“三藩”，而简单采取息事宁人的权宜之计[2]P94。 在这一政策影响下，清康熙二十年之前的清准贸易进行得很平稳。自噶尔丹十一年十二月开始进贡，随后在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多次进贡，几乎是年年进贡；而且在这些朝贡活动中，都伴有朝贡贸易，其人数肯定不少。因为圣祖康熙在二十二年敕谕噶尔丹中提到以前贸易人数情况，称“比年尔处使来，或数千人，连绵不绝”。 到了康熙十六年清准贸易有了些许变化，康熙十六年清方要求准部来人贸易必须有噶尔丹所给的符验。实录称“先是，回子诺颜和卓、巴颜白克等以进贡来至边，自相屠害作乱，上数遣官王察，命檄行噶尔丹台吉，此后入贡遣使，务令有才识厄鲁特为首，不得仍遣回子，如系厄鲁特方许放入边口……嗣后进贡遣使,务给符验，方准放入。”[7]P20下-P21下，卷69 康熙二十二年之前，清廷对准噶尔的贸易政策还是以“怀柔”为主的。康熙二十一年进贡厄鲁特丹津鄂木布等，因无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票文，理藩院要求按照十六年的规定，让他们“回归化城贸易。”而康熙以“如不许进关，恐非柔远人之道”，而破格让他们进关贸易了。[10]P40页，卷103而要求给予验符也只是针对进关贸易而言的，至于在归化城贸易，则是放之任之的。康熙继承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方法，对边陲藩部实行怀柔政策，以达到“四夷八荒，翕然向化”的目的。[11]卷195 （二）、康熙二十二年后的清准贸易和清准关系的变化。 康熙二十一年以前，清廷对准部噶尔丹的贸易政策是相当优厚的，基本上没有人数限制，也没有时间的限制，只要是从噶尔丹那儿派来的使行贸易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