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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写于戊戌维新关键时期的《劝学篇》，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部名著。以往，不少学者在评论此书时，多会提及它被译成西方文字的事。如冯天瑜先生在《张之洞评传》中就曾写道:“帝国主义对此书也深表欣赏，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一九00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帝国主义分子丁题良的《花甲忆记》也选录了《劝学篇》。”但有关此书被译成西文的具体情况，却未见有更多的中文记述。因此，对一般人来说，该书到底有哪几种译本，它何以被译成西方文字，又究竟受到怎样的评价，却不甚了解。 《劝学篇》的法文译本出现在1898年。译者为西班牙耶稣会士管宜穆(Jerorme Tobar, 1855---1917)。管宜穆1880年来华，曾任职于耶稣会江南教区，著有《中国与外国宗教》一书，并将开封犹太人的碑文译成法文。1898年冬，他在《中法新汇报》(I,'Echo deChine)季刊上连载了《劝学篇》的法文译本。是年底，该译本在上海由东方出版社作为“东方系列”的一种正式出版。《中法新汇报》的主编在译本的序言中称，管宜穆是“最早以外国语言翻译此书”的人。就译本的独立出版而言，应当说这一说法大体不差。1908年，该译本经过修订，又出了新版。新版对初版的翻译作了提炼，有所删节，同时补充了原本所漏掉的段落，在法国著名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的帮助和指导下，该书的中文原文也随译文附在了每页下端。实际上，这是一种法文和中文对照本。 在1898年的法文译本序言中，译者对张之洞的爱国和所谓“慎重改革”精神，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赞赏。他指出，张之洞属于那种将爱传统同爱国视为一事，传统对他们来说即意味着祖国的那一类中国人。“人们常说在中国不存在爱国主义，这是经不起检验的。”序言还把当时中国主张改革的“爱国者”分为两类:一类以康有为等为代表，“希望骤然彻底地改变一切，将帝国一下子抛在改革的路上”;另一类则以张之洞等为代表，“更加慎重，步子迈得小些，以一种更持久的方式来进行建设”。其所推重的显然是后一种改革态度和方式。序中还历述了张之洞在中国的铁路建设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并声言“很久以来，西方人已经知道应还给张之洞精神以公正的评价”了。因此，序言最后认定，“无论如何，该书是鼓舞人心的”。1908年，该译本重版后，管宜穆在序言中依然保持了此种评价，但在表述上，似更加注意介绍该书的客观影响，亦即注重该书对于西方认识近代中国改革的“中国学”意义。同时，他也强调了该书的文学价值。序言写道: 《劝学篇》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对它的任何赞美都是多余的。本书的作者张之洞，因其超人的才华、担负的重任及为他的祖国所做的一切而闻名遐迩。他在书中所探讨的课题，即关于中国的革新，以及他所末取的方法和提出的建议，这一切都很自然地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我在此并不想谈作者那朴实、有力、引经据典而富于历史感的文笔，实际上，本文确实堪称现代文学的杰作。《劝学篇》的出现和它所产生的重大反响并不令人吃惊。它在很短的时间里多次再版，并被译成法文和英文。与此同时，一些详细介绍它和对它进行理性评论的文章，也相继在外国杂志土发表了……10年后，张之洞的《劝学篇》仍未失去其现实意义。它提醒欧洲读者注意中国在步入进步道路上的这一起点，并表明了北京政府想要达到的目标。同时，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对一些虚夸不实的改革方案所进行的修正。我们出版于1898年的译本早已销售一空，而读者们仍然渴望读到此书。因此，现决定将译文修订再版。 如果就在杂志上开始连载的时间而言，《劝学篇》的英文翻译可能并不晚于法文。自1898年11月起，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吴板桥(Samuel Isett Woodbridge, 1856---1926)即在((教务杂志》(TheChinese Recorder)上连载了《劝学篇》的英文译文，持续时间达一年之久。1900年，他的《劝学篇》译本得以在纽约出版，名为《中国的唯一希望》(China's Only Hope)。次年，该译本又以同一书名在英国伦敦、爱丁堡等地再版。可见该译本传播之广、影响之远。另外，这一英译还曾以《劝学》(Learn! )为名，由上海水星公司印刷出版过一个版本(国内尚未见有人提到，北京图书馆有藏)，书上未标明具体出版时间，估计在《中国的唯一希望》初版之前，时间大约是1899年底。这个版本同《中国的唯一希望》在翻译上并无大的变化，只是后者对个别章节的标题和“译者前言”有所修改，注释有所调整和增删，并附上了杨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致《字林西报》编辑的一封关于“张之洞地位”的短信。另外，《中国的唯一希望》全篇无一汉字，而《劝学》在正文部分和注释里则保留了一些汉字。似乎前者是要面对本土的西方人，而后者则以在华西人特别是传教士为主要阅读对象。 吴板桥的英译本并非全译本。他不仅删掉了张之洞在论证过程中引经据典的不少文字，整章未译的也有“外篇”中的“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和“矿学”等部分。“译者前言”解释说，这样做是考虑到一般西方读者对这些内容不会感兴趣。同时，吴板桥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也不是一字一句地死抠，而是简洁明了地传达原文含义。给该译本作序的杨格非认为，吴板桥的英译相当成功，真正做到了既准确又可读。不过，只要随手翻检一下就会发现，吴板桥的译文其实也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但这不是我们在此所要关注的问题。 吴板桥乃美国前总统威尔逊的堂妹夫。1882年来华后一直在镇江传教。1900年调往上海，次年创办英文传教刊物《通问报》，担任主编。在《劝学》本“译者前言”中，他写道: 像这样一本书如果出版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将会被看作是具有革命倾向的著作，即便望高权重、远见卓识有如张之洞者，也不敢将其刊行。但那场战争以及由欧洲列强所带来的其他问题的持续不断的压力，迫使中国走土了进步之路。可以肯定，张之洞阁下在准备此书之前，对其所欲言者已然深思熟虑。他的观点，完全代衣了当权者和文人学士的看法。且所有观点都被置于经典证据的保护和支特之下。 吴板桥认为，《劝学篇》所探讨的问题正是当时人们所热切关心的焦点，所以它出版后引起了成千上万中国士人的关注。后来其影响急剧扩大，很大程度上又缘于戊戌政变的发生。至于传教士和一般外国人对其也深怀兴趣，则是因为他们从中得意地看到，“长久习惯于孔教那垂死的令人昏昏欲睡的陈词滥调的中国人，现在终于被时代的现实震醒了”。吴板桥最后特别强调指出:“了解该书的内容，对于传教士将是有用的，因为它代表了总督这样的中国官员的思想倾向。”由此可见，吴板桥翻译此书的最初动机，主要还是为了传教工作。 给吴板桥英译本写序的杨格非，也是一个传教士，并且是一个热衷于以基督教来改造中国的英国著名教士。他长期在以汉口为中心的华中地区传教，有“街头传教士”之称。他为该书写序的时间是1899年。《劝学》和《中国唯一的希望》两个版本用的都是此序，只有个别文字略微作了变动。在序言中，杨格非特别提醒在华的传教士同行应该注意该书的“明纲”、“正权”、“去毒”、“设学”、“非攻教”等章，因为其中提出了值得传教士重视的观点。他尤其欣赏张之洞在“设学”章所提出的改庙兴学等一系列有关教育改革的建议，认为它们无论是就性质还是目标而言都是极不寻常的。他称赞张之洞的教育计划是真正宏伟的规划，如果不是戊戌政变造成中断，肯定能取得非凡的成功。这一切也表明张氏“不仅是一个改革家，而且是一个最激进的敢作敢为的改革家”。此外，他还赞扬了张之洞对外部世界的广泛了解和对本国问题的}J切批评，认为张氏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尽管还谈不上完满，陈述中不免经常出错，但总体说来却在力求公正、克服偏见;至于张氏对国内种种弊病的剖评，他则认为反映了其对中国国情了如指掌，显示出其难得的务实精神和无畏的勇气。 对于“非攻教”一章，杨格非的评价值得今人深思。该章谆谆告诫国人对基督教要采取宽容态度，弘扬儒教的办法是改革内政，而不是无休止地攻评异教，这给在华传教士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杨格非坦诚地写道:“‘非攻教’章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值得赞赏的。‘中国基督教小册子出版会’可能会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版它，这样，它将成为一本广为传布的非常有用的宗教宣传册子。” 在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日趋激烈的年代，张之洞以士大夫领袖的身份出而作此种宗教宽容的劝戒，给传教士带来一种安全感、温馨感，乃至使其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激之情，都是自然的、不难理解的。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传教士之所以较驻华外交官和其他来华人士更重视《劝学篇》，热衷于将其翻译成西文，除了他们自身具备深厚的中文功底，对中国的发展更加关心之外，恐怕也与其深入骨髓的传教情结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 在为《劝学篇》英译本作序之前，杨格非就与张之洞熟识。他对张氏的人品、见识、学问、才干和精力钦佩之至，并敬服其勤于政事、永不懈怠的工作作风和一心拯救中国的爱国情、使命感。在序言中，杨格非除了对自己所认定属于张氏的这些品质给予赞美之外，还极力称扬了他的廉洁，认为张氏在贪污成风的中国官场中，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他甚至表示，尽管张之洞可能有自己的缺点和癖嗜，但他无疑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中国，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爱国和更能干的政治家了。 对张之洞作如此评价，也许会令今人感到困惑。但在当时，类似的评价却是除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极端顽固派之外中国士大夫的一般共识。甚至于在戊戌政变特别是《劝学篇》出世之前，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等也大体作如是观。戊戌时期曾旅华遍访中国要员的日本名人冈千切，不也认为张之洞乃当时中国高级官员中唯一“能办事”之人吗?《圣经》里并不排斥“爱国”精神，以培养所谓“爱国”精神教化华人，也一直是花之安、林乐知等许多在华著名传教士常不离口的传教“功夫”，因此传教士赞扬张之洞爱国也并不奇怪。只是这种爱国并不包括所谓“排外”和“攻教”在内而已。 但无论是杨格非还是吴板桥都没有一味地为张之洞喝彩。比如，对张氏认为西方的“liberty”应译为“公道”，而不应译成“自由”，吴板桥就特意作注说:“在这点上，总督相当肤浅。”张之洞声言中国虽不如西方富强，但其人民无论贵贱贫富，都享有完美的自由，并安居乐业，不像西方人。杨格非对此也大不以为然。他批评张说乃大言不惭的美化，并认为这类美化在《劝学篇》中还有不少。 不仅如此，杨格非还对《劝学篇》的中心思想“中体西用”提出了“严正”的批评。他写道: 张之洞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两件事情之上，即复兴儒教和采用西方的科学与方法。旧者构成道德基拙，新者服务于实践之用。然而这不过是旧瓶装新酒而已，其结果必然是两相舫害。总督对儒教的热忱是自然的且无疑是真诚的。但他必须看到，儒教总体说来已经衰老，它太虚弱，实无法承受其所渴望的那样一种改革的重量。我们祈望中国物质的繁盛，但中国人处在目前的道德和精神条件之下，物质的繁荣对于他们就是一种真正的福音而不是祸根吗?如果中国人还想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除了物质的繁荣之外，他们最最需要的是拥有一种道德和精神的生活。但这种生活到哪里去找呢?在儒教中肯定找不到。孔子是一个好人，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圣人之一，但他对这样一种生活却无能为力。惟有基督能赐予这样一种生活。惟有基督能够拯救中国。帷有基督能为总督所寻求的改革提供一种可靠而适宜的基拙。但可惜，他却见不及此。 这种典型的传教士观点，早在19世纪80年代《自西祖东》等一批传教士中文著作中就已屡见不鲜。杨格非不过是顺理成章地将其运用到对于“中体西用”论的批评之上而已。此后，福开森等传教士也曾从这个角度公开地批评过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这种批评，与严复从激进角度提出的“牛体安能马用”论和辜鸿铭从保守角度提出的“不伦不类的调和”论，同属晚清中国关于“中体西用”论的三种典型的逆向回应。 不过，批评归批评。既然基督教救国的观点在当时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中还找不到知音，那么对传教士来说，像张之洞这种不信基督教也不主张攻教的政治家，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其降格以求的“中国的希望”所在了。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张之洞等疆吏公然违抗朝廷的宣战旨令，发起所谓“东南互保”，一方面保护已有的近代化设施不遭毁灭，另一方面也保证在华西人的利益不受损害，结果又大大赢得了西人特别是在华西人的好感。张之洞因此被更加认为是敢作敢为、老成持重和可以信赖的中国改革家。于是，《劝学篇》的英文译著也被换上“中国的唯一希望”的名字，到欧美本土再次出版发行。 在1900年重写的“译者前言”中，吴板桥曾专门提到义和团运动对西方人认识《劝学篇》的价值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清廷采纳端王“清除洋人”的政策，正代表一种对张之洞《劝学篇》所倡导的改革思想的反弹(resilience)。此种“反弹”，使得人们对张氏的“中庸”思想之可贵又有了进一步认识。他说:“要在岩礁妖魔和险恶漩涡的两难之间成功地掌好舵，行驶中道，既需要。种毫不动摇的勇气，又需要有一双从容镇定的老成之手。总督恰好两者都具备。他撰写那本《劝学篇》的时候，正是其处境最为危险之时。对于古代传统，除了陋习恶弊之外，他无所抨击，而对于积年形成的中国政治L的赘疵，他则毫不留情地加以割弃。”此种评价，与前述的法文译序的观点大体接近。 1899年，给《劝学篇》写序的杨格非还没有完全从戊戌政变的阴影里走出来，他不无悲观地感叹道:“现在的中国要是有20个政治家能具有张之洞那样的能力、见识、正直和道德勇气，中国还可能从目前的灾难中被挽救出来，以延长它在这个地球上的寿命。但我们又从哪里去找第二个张之洞呢?”到190。年时，吴板桥在重新改写的“译者前言”中，已全然不见此种悲观情绪，他乐观地宣称:“如今中国已在列强的摆布下迅速而又悲剧性地翻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在塑造新中国的过程中，勇敢的张之洞似乎注定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难道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给他以充分的鼓励和支持，使他及其同道得以抵御来自暴发户民族的野蛮侵略吗?……张之洞正是这个国家赖以支撑的主要柱石啊!” 由此可见，借此机会呼吁列强对张之洞给予重视、加以扶持，应当说也是该书被命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的又一层用意，而且是其中很为重要的用意。不过，所谓“中国的唯一希望”，只能是传教士和部分在华西人一厢情愿的期待罢了。此后的历史表明，张之洞不仅没有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真心实意的支持，更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希望所在。 当然，《劝学篇》被译成英法文字，其意义并不只限于为后人留下一份传教士和张之洞关系的历史文献而已。义和团运动过去之后，特别是清朝覆灭之后，这两种译本逐渐成为欧美人了解晚清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思潮的重要参考书，并被研究中国的欧美学者和其他撰述中国问题的作者反复引用。其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的意义日益凸显。此种情形虽为吴板桥、杨格非等人始料未及，却说明他们当时将《劝学篇》译成西文，也未尝不是做了一件文化交流上的好事。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