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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1887—1969）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加入政闻社，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后留学德国，师从倭伊铿研究唯心主义哲学。1923挑起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成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开启者之一。三十年代初，他组建国家社会党，创办《再生杂志》，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抗战军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与梁漱溟等人一道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6年作为民盟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起草《中华民国宪法》，领导成立民主社会党，后因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被共产党宣布为战犯而受到通缉。1949年后流亡海外。1969年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长期以来，由于张君劢既反对共产党，也对国民党有过严厉批评，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都缺乏对他的深入研究，尤其缺乏对他与现代中国文化思潮的研究。中国现代主要有三大文化思潮，它们是反传统主义的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现代新儒学。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三大思潮虽互有消涨，但都有不衰的生命力，相互间展开过并将继续展开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斗争。这种斗争反映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作为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张君劢是在与这三大思想文化思潮的互动关系中确立自己之历史地位的。概而言之，他是西化思潮的批判者、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和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 （一）西化思潮的批判者 张君劢是西化思潮的批判者，他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存在着尖锐对立： 1、反孔批儒与尊孔护儒的对立。我们知道，以1915年9月《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创刊为兴起之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孔批儒，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吴虞、鲁迅等人都发表过不少反孔批儒的文章，如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胡适的《吴虞文录序》等。陈独秀、胡适等人反孔批儒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认识：第一，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正是儒学和孔子造成了今日中国的落后。因此，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谋求祖国的富强，实现平等自由，就必须反孔批儒。第二，孔子生长在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是封建时代之道德；所提倡之礼教，是封建时代之礼教；所主张之政治，是封建时代之政治，而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政治心营目注的，是“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幸福无与焉。”[1]因此，孔子之道不适应现代生活。第三，儒学尤其是它的核心礼教，与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要引进后者，就非批判反对前者不可。陈独秀就曾指出：孔教之“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2] 和陈独秀、胡适的反孔相反，张君劢对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十分尊崇。他称孔子为“中国文化之柱石”，认为孔子所以能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并得到后世的敬仰，成为“万世师表”，其原因就在于：（一）孔子的学说能解决社会问题，如他所确立的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的秩序，为社会所必须；（二）孔子以尧舜禹汤文武在文献中的事实为学说的基础，不像道家之改制，托于黄帝一人，墨家理想中的人物，托于大禹一人；（三）道家的任自然，墨家的摩顶放踵，虽有独到之处，然不免于偏激，不若孔子所提倡的忠恕之道近于人情；（四）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以古代文献六艺传之于人，较老墨之自著一书对自己学说进行表彰，反而易为人接受。[3] 至于孔子对“吾国学术思想社会结构之影响”，张君劢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孔子不以宗教为立国大本，使我国免于宗教战争，并使儒释道回四教得以长期和平相处，同时也没有产生过宗教与科学的冲突，“有神论无神论，在孔子教义内，无自而生。”[4]第二，孔子在六经中保存文献，留下了我国远古时代社会的真面目，这与印度人但好哲学，而无自古迄今之历史著作，正相反对；第三，孔子有正名之说，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安定社会秩序，对于那些违反正名的行为，则记于《春秋》中，称为乱臣贼子；第四，孔子开门授徒，树私人讲学之风，以智力代替贵族的世袭制。 基于对孔子的尊崇，张君劢反对陈独秀、胡适等人对孔子及儒学的批判，并极力为孔子及儒学辩护。比如，针对陈独秀、胡适等人对孔子及儒家的“君臣大义”，尤其是“三纲”之说的批判，他指出，孔子生当臣弑其君史不绝书的春秋封建时代，提倡尊君，这就像法儒布丁氏主张主权统一，英儒霍布斯倡言专制一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无可厚非。父为子纲之说，犹如各民族中的父权制度，是社会学中常见的现象。大家族乃各国农业时代合族聚居之通例，并非我国所独有。至于夫纲之说，自今日言之，说它违背了男女平等，但西人的家庭与社会之间，除礼节上尊崇妇女之外，其家庭实权仍握在男人而不是妇女的手里，允许已婚妇女享有独立财产，那只是西方近代以来才有的制度，在社会地位上，男女之间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多数职业仍为男子所垄断。由此可见，孔子及儒家的“君臣大义”和“三纲”之说，自社会进化的观点来看，并无非议的理由，它完全是时代的产物，我们不能以二千年后之是非定二千年前之功罪。即使就是非论是非，孔子之言也自有其“至当不易的价值”。因为无论任何社会都须别上下、定民志，讲秩序，就像今日有所谓铁的纪律、领袖制度一样。就此言之，“君为臣纲之说，作为治者与被治者之关系以观之，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说，作为家庭间负责人之关系以观之，”不可以“一概抹杀”和否定。再如，针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的批判，张君劢指出，“儒家思想中并没有与现代社会所谓人性尊严或权利不合的地方。”举例而言，被陈独秀、胡适所批判的御射君子之争，孔子的用意在于促进人格的自由发展，而人格的自由发展，“乃现代道德教育之要素焉。”[5]张君劢尤其不同意陈独秀、胡适等人对礼教的批判，在《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一文中他写道：“如因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致有多少不再嫁之节妇，在愚夫愚妇或有行之过乎其度者，又何能以此定罪孔子与其所倡之礼教乎？”[6] 如果说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反对和批判有失简单化、化约化错误的话（详见拙著《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一书的“结语”，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48——551页），那么，张君劢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尊崇和辩护同样犯有简单化、化约化的错误。实际上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学，既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进步起过一定的阻碍作用，尤其是当历史进入近代后，这种阻碍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对待孔子及其儒学应该一分为二，任何简单化的反对批判或简单化的尊崇辩护都不是正确的态度。 2、否定传统文化与肯定传统文化的对立。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什么长处，各方面都不如（西方）人。胡适在1929年为英文《基督教年鉴》写的一篇《文化的冲突》的文章中写道：“总而言之，我们对中国文明究竟有什么真正可以夸耀的呢？-------我们国家在过去几百年间曾产生过一位画家、一位雕刻家、一位伟大诗人、一位小说家、一位音乐家、一位戏剧家、一位思想粗或一个政治家吗？”[7]1930年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又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上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8]最能反映胡适对传统文化的这种百不如人的态度之否定认识的，是1934年他在《信心与反省》中的一段文字：“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近代的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在那些方面我们的贫乏未免太丢人了。我们且谈老远的过去时代罢。我们的周秦时代当然可以和希腊、罗马相提并论。然而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单单是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文是贫乏了，尤其是造型美术与算学这两方面，我们真不能不低头愧汗。”[9]五四时期另一位西化派干将毛子水在一篇提倡欧化，反对国故的文章中也认为：“中国的学术史，就重要的方面讲起来，不要说比不上欧洲近世的学术史，还比不上希腊罗马的。”“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也不见得有什么重要。”[10] 和西化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否定相反，张君劢对中国传统文化持的则是肯定的态度。比如，他在1936年出版的《明日之中国文化》的附录《中华民族文化之过去与今后之发展》中，认为除欧洲人津津乐道的指南针、火药、造纸术、花炮、钞票、丝、茶、磁器以及风筝、毽子、纸牌、围棋、走马灯等这些东西外，中国文化在宗教、社会、学术和美术方面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如浩繁的史籍，为他国所罕见，美术、文学被西方人视为神品，尤其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是，“中华文化之生命，较他族独长。与吾族先后继起之其他文化民族，已墓木高拱矣，而吾华族犹巍然独存”。他并就此与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进行了一番比较，以说明中国文化所以历久长存之故。他指出：中国人“人种语言之纯一，文事武功之双方发展（印度为单方），文化根据之深厚，均有独到之处。虽云理智稍逊于希腊，然亦非全不发达，其性情又宽厚而能持久，且善于蕴蓄实力，以图卷土重来，此殆吾族所以历四千余年之久而犹存欤。”最能说明张氏对中国传统文化持的是肯定甚至一味肯定态度的是他《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一文。是文中，他针对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列举出三大“中国文化之优点”：第一，在政治与社会方面：（A）君主专制制度有功于中国民族的统一，如果没有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的集权专制，“则中国民族能否统一如今日，大是问题”；（B）科举制度专以四书五经取士，自县而省而全国，驱全国人以必读孔孟之书，必写通行文字，这有利于全国语言文字的统一；（C）大家庭能使同族之人患难相恤，疾病相救，这样可以为国家分担一部分保护人了的责任，比西方一夫一妇的小家庭更可以成为“吾国家之模范”；（D）纳妾制有利于“中国人口之繁殖”，其动机或为男女之欲，然“其结果即所以增加人口，扩大同族以自卫于乡里。其间接之效，更以所增人口移殖于海外。”所以。比起一夫一妻制，纳妾制更能“维持于久远也”。第二，在宗教方面：（A）孔子之教重人性重人论，不言上帝有无。在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下，中国人对外来之宗教，不仅不排斥，反从而迎之，如魏晋间之于佛教，徐光启之于耶教；（B）中国人虽陶冶于人伦学说之中，但对于宗教之发生，异常真挚；（C）徐光启归依耶教，实包含有理智成分，因是引起天文算学的输入。第三，在学术方面：（A）我国的二十四史，被美国人洛弗尔称之为“世界诸大奇迹之一”，是“中国所自造之永久之纪念碑”；（B）我国中古关于西域的记载，详尽而准确，西方人对此极为佩服；（C）我国对于宇宙事物科学的记载。虽不如西方人，但砚有砚史，茶有茶谱，铜器金石，草木鸟兽，无一物而无记载，由此可见其求知之勤，见闻之博。除上述这三大项外，张氏认为，“吾国文化之特色正多”，不胜一一列举。 西化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什么价值，各方面都不如西方人，这自然是错误的，也不合乎历史事实。它实际上是一种民族文化自卑心理的反映。西化派之所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百不如人，就其认识根源来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西化派在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时一般都是以西方近代文化作标准。以西方近代文化作标准，既有助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之时代性的落后，但也容易导致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民族性的否认，一切以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为依归。比如，1928年6月，胡适以美国使馆商务参赞提供的材料写成《让大家来照照镜子》一文，说明中国的经济、交通的落后，生产力的低下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正因为他是以美国作为镜子来照中国的，所以照的结果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其二，与西化派“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有关。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五四动运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与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但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如胡适就在《新思潮的意义》等文中一再提倡革新派们“拼命走极端”，“只认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胡适提倡导的这种“拼命走极端”的思想方法，也就是毛泽东所讲的“形式主义问题的方法”。西化派正是从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出发，而得出了中国文化百不如人的结论。 西化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味否定是错误的。那么，与西化派相反，像张君劢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味肯定是否正确呢？我们认为同样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既非都是糟粕，也非全是精华。如果说西化派的一味否定，是把中国传统文化都当成了糟粕，那么，张氏的一味肯定则是把中国传统文化都当成了精华。比如，像君主专制制度、大家族制，特别是纳妾制，无论如何也不能作为“中国文化之优点”加以肯定，而只能作为“中国文化的糟粕”或“国渣”给予否定和批判。所以，张君劢指责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对于中国旧文化之估价，因偏于知识，偏于机械主义、自然主义、功利主义之故”，“但见其短而不见其长”，否定得多而肯定得少，从而“不知其所以发扬光大吾国文化之道将何以出矣。”[11]然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估价，则正好走到了西化派的反面，是但见其长而不见其短，肯定得多而否定得少，同样也“不知其所以发扬光大吾国文化之道将何出，”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 3、扬汉抑宋与扬宋抑汉的对立。“汉”即“汉学”，又称“朴学”、“郑学”或“考据学”，“宋”即“宋学”，又称“理学”或“宋明新儒学”。汉学肇始于清初，大盛于乾嘉时期，以推崇汉儒朴实学风，反对宋儒空谈义理著称，实际上是宋学的反动。其治学以经学为主，经汉儒注经为宗，内容主要是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标勘辑佚，从事经史古义的考证，代表人物主要有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氏父子。历史上汉学宋学为争正统地位，曾发生过激烈争论。 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于汉宋两学之间，一般是扬汉抑宋的。这以胡适最为典型。胡适对汉学评价甚高，认为“中国旧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汉学家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形成的那一套治学方法，与西方的科学方法“是同样的了不得的”。[12]而对于“宋学”，尤其是宋学中的陆王心学，胡适则认为它“偏重于主观的见解，不重物观的研究”，提倡“内心生活”，是“反科学的有力运动”。[13]因此，与汉学相反，他对宋学持的是排斥否定的态度。他在《颜习斋哲学及其与程朱陆王之异同》一文中指出：“理学的目的是要打倒印度化的思想，但无形中沾染了很多的印度思想的成分；”它又想打倒道教，但无形中也沾染了很多的中古道教思想的成分。理学是一个不彻底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14]在《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中，他又写道：“宋儒以来的理学挂着孔教的招牌，其实因袭了中古宗教的种种不近人情的教条。-------人人乱谈‘存天理，灭人欲’，人人瞎说‘得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于是中国社会遂变成更不近人情的社会了。”[15]所以，他特别赞同对宋学的批判，并专门写了《几个反理学的哲学家》一文，向人们介绍顾炎武、颜元、戴震和吴稚晖的反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