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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1日，一位名叫朱偰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官员在用过早餐后，匆匆赶往机场，准备乘飞机前往越南河内。那一年，他38岁。这位在25岁就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并曾担任过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的人，此时的身份是行政院财政部代表，与其同行的还有三十余位来自行政院其他部门的同僚。他们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即是作为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越南顾问团成员，随军进驻河内，完成中国对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的接收工作。 军政部门对越南问题的不同意见 这注定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接收工作。虽然日本在一个多月以前（8月15日）既已宣布投降，中国各地随即开始了受降工作，但是，在国境之外接受日本投降，这实属首次。 盟军最高统帅部在8月17日发布的命令，即“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中国方面投降。其所依据的理由在于，越南在二战期间划归中国战区，归中国最高统帅部指挥作战，故经盟国共同协议做此决定，而北纬十六度以南，则归英国接收。按照此项安排，蒋介石派遣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率六十军、六十二军及九十三军等部队（约20万人）入越受降。而朱偰等行政院官员就是配合卢汉部队一道前往河内的。 越南当时的情况颇为复杂。法国人在眼见盟国行将胜利的大形势下，却于1945年3月9日遭到日本发动的军事行动的致命攻击，致使殖民政权倒台，势力大幅萎缩。追求民族独立的越南独立同盟等革命组织，则在日本败降之际发动“八月革命”，继又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而法国此时意欲重拾殖民旧政，再次确立其统治者地位，因此，法越关系极为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此等重大事项，中国政府须事先做好预案工作。9月15日，行政院召集各部代表，召开了越南顾问团会议，指示占领越南军事及行政的十四项原则，其要旨为平稳接收，保持中立。如第五条规定，为明了实际情况及整齐步骤起见，顾问团得与占领军总部第五处处长副处长，美军代表及法国代表团之主要负责人员举行会报，密切联系，以期一切措施妥善适当。又如第十三条规定，除对治安、交通、金融、粮食遭受威胁扰乱或破坏之行为，得随时取适当措置外，对法越间一切关系概严守中立态度，不加干预。再如第十四条规定，我国将来对滇越铁路之权益问题，越南华侨地位问题，在政府未作最后决定以前，应取保留态度，不必表示意见。 作为执行官员之一的朱偰，立即感到此十四项原则“过于消极，一切出发点，皆以将越南交还法国为前提，代表团使命，过于空洞……”不独他有此感受，作为军事接收的主要执行者，卢汉的意见与行政院的上述原则也存在很大差异。卢汉在其后与朱偰等人的交流中表示，其意在长期占领，扶助越南人民独立，而由中国“托治”，对于行政院所指示之“原则”，认为不合实际情形。所以，卢汉一到河内，就毫不客气地从法国人手中接管了总督府，又羞又恼的法国人被迫搬进了河内市区一间比之前小得多的别墅内，对于法方反复提出的进驻法军和管理人员的要求，中方一再拒绝。而在随后几天举行的正式受降仪式上，法国人更感到其地位堪忧。 受降仪式壮国威 1945年9月28日，正式受降仪式在河内总督府如期举行。这天，环绕河内各进出街道以及城内各重要交通孔道，皆已由中国军队布置岗位，“气象颇为森严”。在总督府的正面楼上，中华民国国旗与中国国民党党旗交挂，在两旁的每一列柱上，则遍悬中美英苏国旗。在大礼堂的上首，为中国代表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左右坐正副参谋长马瑛和伊继勋；下首为日军司令土桥勇逸及海空军代表席；左为盟国代表席，右为高级将领席。后则为来宾席。这天出席仪式者达五六百人，美方代表为第一集团军司令官加拉格少将。法方代表亚历山大由于身份不明，仅被允许以个人资格观礼。他注意到会场内外并未悬挂法国国旗，遂提出要求，但为卢汉所拒绝。而越盟党政府则派有高级官员观礼。 上午10时，日军司令土桥勇逸及海空军代表到达受降仪式现场，面露忧戚之色，进入礼堂后向北站立。主受降官卢汉根据日军在南京所签降书，宣读了条款，交土桥签字。签毕即行退席。卢汉乃宣读布告，并译成法文、越南文。简短而庄严的仪式至此完成，摄影而散。据在场的朱偰观察，这一天前来观礼的华侨人数众多，有年已古稀者，由孙辈扶持而来，主要是在越华人长期受法国人欺压，在这一天终于能够亲眼目睹中国官员的威仪，所以显得异常兴奋。 另外，卢汉在当天以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的名义，签署了《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宣告》，并张贴在了河内的大街小巷，其中申明“中国军队非为越南之征服者或压迫者，而为越南人民之友人及解放者”，并指出，“凡任何聚众骚扰，不论其由何人发动，亦不问其具任何理由，均足危害社会之治安，损害人民之生命财产，而于共同目的之完成，尤多妨碍。”此外，该布告还特别提醒道：“越南之敌人，或将暗派奸徒煽惑人心，凡善良人民，切勿受其蛊惑，发动扰乱，妨碍行政职权之有效施行，或引起流血惨剧。”如果考虑到当时法国人在英国协助下，已开始在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南地区充实力量，而越盟党人对中国可能与法国达成某种妥协性约定，进而出卖其利益有所警惕的微妙情形，即可看出这篇布告实乃煞费苦心，既表明了中国的中立态度，以消除越南人的疑惧，也适当警告了法方势力，显出了中方处理此问题上的谨慎态度。 法国难舍殖民情结 但是，越南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即可解决。早在动身之前，朱偰就曾受到来自友人的善意劝阻，理由在于越南当时情况复杂，而法国与越南的关系，尤为棘手。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法国殖民政权虽从1940年开始与日军媾和，到1945年3月竟被日军武装力量推翻，可谓颜面扫地。在3月那场代号为“明月行动”的作战中，日军迅速占领了法国殖民政权控制地区。在西贡，殖民地最高官员德古及其他几位高级官员被俘，并且有多位殖民官员遭到当街殴打或处决，到处都有报告称法国妇女被日军强暴。此外，法国的一些高级官员常将个人安危置于军人的职责之上。据悉，在当晚枪声响起后，法属印度支那前陆军司令、戴高乐印度支那抵抗军的秘密领袖欧仁·莫尔当将军一路逃到河内皇城，告诉那里的守军不要浪费弹药。接着他步行前往一位朋友的私人住宅，次日早上托人给日本人送去了便条，说明了自己藏身之所的方位。这样的领导力量何以抗敌？无怪乎多数法军只得坐以待毙，只有一小部分军队向北逃亡。在1945年4—5月间，约有5700名印度支那陆军军人（包括2400名欧洲人）从几个不同的地点零零散散地跨越了中越边境。 但是，对于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绝大多数法国人来说，1945年后半年的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是重塑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核心地位，而殖民地对于实现这一任务十分关键。因此，在日本投降之际，法国殖民势力又活跃起来，意欲第一时间进入越南领土，而且其后又不断给中国军事占领当局制造麻烦。 就在中国军队进入越南之时，尚在中国云南的法国驻越北殖民军原司令亚历山大即向时任中国陆军总部驻昆明办事处主任陈修和提出“派法国飞机到河内与日本联系”。陈修和认为，其用意是“法机一到河内，就可打出电报，在国际上宣传法军已重回越南，收复河内”。作为经验丰富的官员，陈修和认为兹事体大，当即将此事报告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两人商量后，拒绝了亚历山大的要求，又“立即命令昆明空军司令晏玉琮将停在机场的法国飞机予以扣留，以防其潜飞越南，并严令驻在云南境内的法军在我军接受日军投降之前，应驻原地待命，不得进入越境。”法方仍不甘心，又向重庆的国民政府外交部进行活动，后取得外交部同意放行被扣飞机的文件。正是由于外交部与军方步调不够一致，使得法方钻了空子，对接收工作造成了一些困扰。 在经济接收工作大举开展的1945年年末，“法方忽于11月18日在西贡发布命令，停止五百元越币券之流通，实行通货紧缩，以图提高越币价格，压低关金之价格。”此举引发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持有五百元越币的越南居民和华侨大受损失，不啻为摧毁金融市场的原子弹。朱偰站在维护中国货币价值和华侨、越南民众利益的立场上极力反对，多次与法方进行谈判。法方一度同意兑换五百元越币，后又拒绝执行协议，中方遂决定采取强硬措施，由朱偰带领宪兵前往法国银行命令执行，最后法方在美方的调停下适才同意继续兑换五百元越币。后来双方又就法国人、越南人、华侨的兑换份额发生争执，几番周折最终达成协议，维护了越南民众和华侨的部分利益。 在经过一年有余的繁重工作后，中方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综合考量，不得不在《法越初步协定》签署后，结束了在越南北部地区的接收工作。综观整个受降接收工作，中国方面的表现还是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的，除了在典礼仪式上有力塑造了战胜国的形象外，在对待法方或隐或显的重塑殖民霸主地位的要求时，中方基本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有效抑制了法方势力在越南北部的快速蔓延，尽量照顾到了越南人民要求独立与自由的诉求。但是，限于东北形势未定、中央政府忌惮云南地方势力坐大等因素，中方未能充分利用此次千载难逢的有利条件，在越南北部扩大自身影响，而朱偰等人也只得带着一丝壮志难酬的心绪悉数回国。作为民国著名史学家朱希祖的哲嗣，朱偰向来有记日记的习惯，因此，在回国不久，他就将这份难得的见闻感受，以《越南受降日记》为题在商务印书馆付梓出版，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见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