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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1期。本文版权归《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所有，转载时请注明出处。 书写历史，需要关注七个关节，这七个关节的英文单词中，均有W。对谁来书写、写什么、空间、时间、如何书写、为什么、为谁书写等七个方面的考究，有助于澄清历史迷雾，逼近历史真相，透视历史事件背后的意涵。以“七个W”来审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有新的发现和思考。 1. 谁来书写 Who，谁来书写。 历史主体多样，既有帝王将相、领袖精英、才子佳人，也有贩夫走卒、普罗大众，但史家是历史书写、尤其是传世书写的主力。唐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长”之说。用今天的话讲，史才，指史家受到专门系统训练，研究历史逻辑清晰，问题意识明确，行文生动，说服力强；史学，指史家涉猎广博，视野开阔，掌握史料丰富全面，考据严谨；史识，指史家知识储备丰富，识见不凡，分析历史、认知历史、判断历史发展趋势敏锐、准确，卓尔不群。清章学诚认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他在刘知几基础上又提出“史德”说，“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史德是对历史学家人品、道德、修养的要求，即“著书者之心术也”。史家之才、学、识、德，并非与生俱来，而与其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教育经历、交游人际、人生遭遇及所处时代之经济、社会、政治变迁等紧密相关。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史学家亦如是。海德格尔说，人在实践性的“关涉性存在”中获得历史，也是此意。 书写历史之人，责任重大。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术史中，冈田尚和田中正明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对”，他们的共同点是竭力想说明曾任华中方面军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是个热爱和平的人。冈田尚的父亲是松井石根的朋友，利用这层关系，1937年冈田尚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嘱托”（按：日官职名），主要从事汉奸利用与所谓“和平工作”。战后东京审判中，作为辩护证人，他深情回忆了松井对不得已进行战争的痛惜之情和对和平的极度渴望，并特别提到一个细节，“应将军之请求，我来到大厂（按：应为场）镇，在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遗体下的泥土中取得一捧土并通过航空邮件寄给松井将军。他修建了仁慈女神像（按：即兴亚观音像），里面就用了这捧土……每天清晨，不论是旭日当空还是阴云密布，他都会上山悼念逝者并为死难的人祈求灵魂的安宁和亚洲的永恒和平。” 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证明松井石根突破原定作战地域、力主扩大战争，反证了冈田尚证词的无稽。到上世纪70年代末，田中正明继承了冈田尚的衣钵。田中在“大亚细亚协会”长期追随被调离中国的松井石根，松井被处决多年后，田中出版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为之翻案。同样，田中称赞松井是热爱和平人士，“大将舍弃名利，看破红尘，一心一意祭祀阵亡将士之灵”。他引用松井的话说，“用长远的眼光看，日中两国这次战争中阵亡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东亚民族的兴旺发达牺牲的。亚洲总有一天要复兴，摆脱西方的殖民统治，整个亚洲共荣的日子必将到来。”“大将已忠实地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他蒙受‘南京大屠杀’等不白之冤，遭到如此之不幸，多么令人惋惜和遗憾！”田中特别着力于为松井辩护，各种美化松井之言自不必说，甚至不惜透露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长勇发布过“屠杀令”，令右翼尴尬不已。 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早就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做过论述，他说：“史籍之用，亦视学者之用心如何。用之当则可为人类谋幸福，为国家臻治平。用之不当，则可以启乱饰奸”。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右翼邪恶心术指导下的“研究”，甚至对东亚历史和现状造成了巨大影响。 本来，战后中日两国关系以“发动战争的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为言说主轴，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十分融洽。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出版以后，在“反击日本右翼谬论”的旗帜下，中国最初的一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者集结起来。此后，日本右翼的谬论日益猖獗，中国方面的反应强度亦不断增强。如今，南京大屠杀史已经成为中日间的热点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和国民感情十分巨大。在这个意义上，说田中正明及其右翼同类“改写”了东亚历史，并不为过。“反面典型”俱在，书写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者能不慎哉？ 2. 写什么 What，写什么。 历史演进到今天，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我们通常所说的1个GB，是230字节，相当于A4纸五号字打印的50万页书。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信息量为1EB，即260字节。现在，科学界已经用ZB（270字节，相当于全球100年无线通讯量的1.25倍）来衡量信息量。“浩如烟海”已经不足以形容信息之丰。史学研究所依据的资料，亦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态势，尤其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各种相关资料的涌现，使得史家面临写什么的重大挑战。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之前，可供研究之用的资料屈指可数。《史料集》当初仅规划14卷，最后以72卷收官。这些年，又陆续发现新的史料，有的还十分重要。比如，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重要成员费吴生（Fitch）的日记被毁于战火曾令研究者扼腕，但最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了费吴生档案全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基南（Keenan）和庭长韦伯（Webb）的档案亦陆续发现。 资料既丰，需要更多的理论、方法、见识来驾驭。知识储备，可能影响我们对可以写什么、可能写什么的想象。笔者曾首次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引入PTSD（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中文译为“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概念，来概括大屠杀受害者和幸存者的隐形、“软性”创伤。这是一个在暴力、恐怖性事件经常被使用的概念，西方医学、心理、社会学界不必说，国内学者在地震、洪水、强奸等事件中也颇有运用，但大屠杀史学界、乃至历史学界，过去仅使用“心理创伤”等概念。又比如最近出版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秩序的沦陷》再次细描了南京被占领后，以“南京自治委员会”的“王吉米（王承典）”为代表的政治暖昧者的活动，揭示了政治正确、大义名分等不由分说的概念夹缝中的“灰色地带”；李永东则以《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表达》，体现了“行外”学者的跨界努力，启示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可能。 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将来写什么。笔者曾经就深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提出应该优先解决下列问题： 1．侵占南京日军部队研究。其人员构成、指挥体制、沿革，各部队相互关系，指挥官群体，士兵群体，经历过南京暴行的日军官兵的个体生活史等。 2．国民政府守军研究。各部队构成、人数，指挥结构和效能，基层部队史，伤亡人数，突围者和幸存者经历等。 3．大屠杀前后南京居民研究。本地居民结构和人数，外地来宁人员结构和规模，大屠杀前后南京居民微观生活史，大屠杀之后南京的人口构成等。 4．大屠杀以后南京经济社会结构。大屠杀对南京经济活动的影响，大屠杀之后的南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物价水平，社区重组，居民日常生活，南京日商，毒品泛滥和“慰安妇”制度的实态和影响，国共力量的“再进入”和影响等。 5．大屠杀期间在宁欧美人士在南京大屠杀前后的经历、观点和行为。1937年12月21日，南京城内欧美人士22人全体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信函，并见到松井石根，要求制止日军暴行，加上当时在郊外管理难民营的丹麦人辛德贝格和德国人京特，这24人的著述、信函、日记、影像及其详细的生活史、教育经历、家庭结构、人际交往和影响。 6．南京大屠杀消息在欧美社会的传播实态和影响。具体的传播手段和媒介，作为传播对象的人员和规模，对欧美社会和名流、政要、政府产生的影响。 7．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研究，及其与其他审判日本战犯法庭的比较研究。 8．大屠杀相关资料遮蔽与再遮蔽、发现与再发现的中国、日本和国际政治背景。 9．南京大屠杀对当时和此后中国国民心理的影响。 10．大屠杀前后南京妇女儿童研究。 11．南京大屠杀与今日南京。 12．“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筑语言、场域特点等研究。 13．哲学、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对南京大屠杀的观照。 总之，以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引领研究主题；怎样结合社会学、心理学、大众传播学、法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深化相关研究；如何将其作为全世界人民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记忆遗产，实现研究的国际化；如何在政治、学术和民众心理层面分别界定南京大屠杀；哲学、文学、音乐、雕塑、戏剧等等如何介入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书写……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3. 空间 Where，在何处。此处取空间之意。 对历史书写而言，空间是主客观的统一和结合。空间制约历史书写者的范围、内容和主题，而书写者绝不只是被动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被其想象、界定、形塑。地球早已存在，但古代中国史家心目中的“天下”，与佛家所谓的“世界”，以及近代史学的“国际”绝非一回事。 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后，空间获得了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属性，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在空间和空间的可再生产性中被传递着”。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跟历史建构目的结合起来，是现代历史书写的重要特色。华盛顿的中轴线是美国历史、宪法与国家结构的空间具象；天安门广场也从来不仅仅是物理空间——巨人的挥手，“长安街的街灯”……在现代中国政治史上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空间因素十分重要。南京沦陷后，南京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被日军人为隔绝，南京实际上被日军强行建构为其进行反人类暴行的空间。这个空间中，一些看似与历史无关的事件成为异于寻常的历史要素，比如发电问题——有了电，少数西方侨民就可以通过收音机获得外部信息；美、德、英等国外交官就可以通过电报向罗斯福、希特勒等通报南京情形。南京发生的惨剧，从而传播到纽约、华盛顿、伦敦、柏林……获得空间上的世界意义。 不仅如此，“以历史性的或者自然性的因素为出发点，人们对空间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塑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是基于南京大屠杀历史遗存的空间生产，1985年建成以来，成为中国人民缅怀历史、表达和平理念的重要平台。这一空间自建成之时，便有了自我诉说和表达的能力。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置身其中，他们的主观体验和运思，与空间自身的言说形成互动，从而形成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全景式感受和进入。 2014年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国家公祭的平台，其政治性功能进一步强化。国家公祭，是官方公开仪式，其程序包含了许多共识性的意涵，而现代大众传媒的介入，让南京市民、中国国民乃至世界人民获得共时性的认知和体验。国家公祭，通过庄严隆重的仪式，把一段历史凝固成了记忆，这记忆，不仅仅是南京人的，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它是全人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共同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为记忆之场的功能，及其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影响，值得专门的深入研究。 空间是历史的“场域”，是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引力场”。分析南京大屠杀的空间中诸因素的互动，及其对南京大屠杀结构、形态、进程和结果的影响，是从南京大屠杀史深入到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重要路径。 4. 时间 When，新闻学中取“何时”之意，此处取“时间”之意。 在“常人”的生活中，时间是虚体，看不见，摸不着。但在现代物理学中，时间可以是“实体”维度，只要引力场足够强大。事实上，史学研究的某些领域中，比如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不同于中国历史的其它片段，以其对于中国国民压倒性的巨大影响，及其在中国近代历史对内对外言说中的突出地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引力场”，使得时间在其中获得实体性的存在——时间与场境融为一体，或者说，时间成为场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精确时间为标尺的南京大屠杀史从而可以“切成段”、“分成块”，当然也视“引力场”各场域的规模和强度，部分或总体地结合在一起。下面是1937年12月19日根据安全区档案被分解、精确到分钟的历史： 上午8：30，美国传教士费吴生的司机李文元一家被日军抢劫，他们家8口人住在珞珈路16号德国人的房子里，门上有纳粹卍字旗，仍被抢7箱衣物、两筐家庭用具、6床羽绒被、3顶蚊帐、碗筷和50元现金，陷入一贫如洗境地。 下午3:00，日军士兵闯入鼓楼医院，麦克伦和特里默要求其离开时，他（日军士兵）朝他们开了枪，幸亏打偏。 下午3：30，一些喝醉的日军士兵闯入红卍字会（按：当时中国的一个民间慈善组织）主席陶锡三（按：曾出任伪南京自治委员会主席）位于莫干路2号的住宅，撬开其箱子，史迈士和施佩林制止了进一步的掠夺。 下午4：45，贝德士被喊去平仓巷16号，日军洗劫了房子，纵火将其彻底烧毁。 下午5：00，一个年轻男子被送到安全区总部，他被日军无缘无故刺伤胸部。费吴生和史迈士前往日本大使馆报告日军暴行，并将该男子带到鼓楼医院。 下午6:00，6名日军士兵摸黑爬入拉贝先生住宅，拉贝用手电照射一名士兵时，此人拔枪。拉贝喝令6人从原路爬出去，他们要拉贝打开大门，“拉贝拒绝给他们这种礼遇”。 下午6:00，安全区一个职员来喊贝德士、费吴生和史迈士去汉口路19号房子，驱赶里面正在强奸妇女的4名日军士兵。士兵被赶走后，妇女和儿童被转移到金陵大学主楼…… 每一个时点的事件，都蕴藏着众多的信息，值得研究者（已经携带着众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先在性”知识、见识和信息，并被其形塑）仔细解读和分析。时间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实体化”，加上场境的细化和具体，使得南京大屠杀本身在经过了几十年的今天，仍然可以感性地触摸到，它有“历史的温度”——时间，成了暴力的同构性存在。 5. 如何书写 How，如何书写。 历史书写中各种理论、各种范式、各种路径、各种概念的提出和实践，本质上是各种立场和问题导向下书写方式的不同。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如何看待第三方人士形成的证据，影响南京大屠杀史的书写方向和结果。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欧美各国处于中立地位，欧美证人是南京大屠杀的第三方目击者，他们的证词和提供的证据，是南京审判和东京审判的重要支撑。今天国际学术界的严肃研究，以揭露侵略战争罪恶、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建立永久和平机制为宗旨，接受他们日记、书信、报告等资料，作为判断南京大屠杀基本面貌的主要依据。 日本右翼重新书写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其出发点和旨趣，却在于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定性，进而全面否定侵略历史。日本右翼深知第三方证据的证明力，因而不遗余力地加以持续攻击和诋毁，形成一系列令人不齿的所谓“成果”。 贝德士曾到东京作证，并提供宣誓证词。田中正明引用1937年12月16日《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说，12月15日，贝德士一见到日本记者，就说“秩序井然的日军一进城，南京就很快和平了，这比什么都好。”然后用这篇伪造的报道为证据，说贝德士在东京审判中说谎。 不惟那些当时出庭的西方人遭受诽谤，凡是与东京审判有关的外国人都被右翼抹黑。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根据国际安全区美国传教士的书信、日记等文书写成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东京审判起诉方的重要证据。右翼学者北村稔说，据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回忆，曾与田伯烈密晤汉口，商定国际宣传处海外宣传网计划，以为不宜由中国人出面，而应以了解中国抗战真相及政策的国际友人作为代言人，由政府出资，田伯烈、史迈士出面，著南京大屠杀目击记录2册，后来田伯烈都照办了。本来，在当时日本故意遮蔽暴行、制造虚假新闻的背景下，请富有良知、同情中国正义斗争的国际友人向世界宣布日军暴行的真相，是正当的做法，但北村稔却以此来说明田伯烈立场有疑问，他编辑的证据因此有问题。北村稔还说，安全区官员费吴生携马吉所摄16卷记录日军在宁暴行的胶卷经香港飞美国，会晤华人，游说美国政要援华抗日，其经费及相关活动显系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提供及筹划。以此来说明费吴生和马吉并不中立，证词不可信。 曾任国际安全区主席的拉贝并未到东京出庭，也未主动提供证词，他的一封信被陶德曼作为附件收在德国外交部档案中，信中揭露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当年被起诉方找到并提交法庭。于是，右翼对拉贝本人不断攻击。东中野修道用“过渡润色”、“露骨篡改”等词形容其日记，认为拉贝“把流言蜚语当作事实”，甚至把拉贝记载的日军强奸活动想象成潜伏在拉贝家的中国军官“自编自演的强奸剧”。曾为侵占南京日军一员的亩本正己更出专书对《拉贝日记》进行全面诋毁，说该日记“受作者信仰、立场、历史观、战争观的影响”而造成“夸张、传闻、臆测”，存在“明显的编造、前后矛盾、不自然、不合理”。 柳诒徵说，“宜治史以蓄德”，“以前人之经验，启发后人之秉懿，惟史之功用最大”日本右翼不断升级其歪曲历史的手段，已远离史德之基本要求。而对我们来说，必须坚持“史术之正，在以道济天下”的信念，建立“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以和平中正之道，构建跨越国境的历史共识，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史学家的心力。 6. 为什么 Why，为什么。 在历史书写中，告诉读者为什么，是史家的本能，但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比如“东亚和平论坛”，一个受过史学研究训练，参与过各种会议、论坛的人来到会场，他会知道参加论坛的原因是来此讨论东亚和平的现状、问题和趋势。但对一个从未离开故乡、不知道论坛为何物的南太平洋土著来说，他看到的是一个存在复杂程序和仪式的聚会，他无法理解作为“学术场”的东亚和平论坛的意义。土著人“先在性”的知识结构，将无法理解东亚和平论坛参与者头脑中的Why。 历史研究中回答Why，会受到各种“相关”因素的干扰，而“相关”未必就是“因果”。比如，全文检索《申报》，当中记载的民国时期上海因饥寒交迫饿死病死的人数众多，而笔者的家乡为零。但这并不能说明我的家乡没饿死人，更不能说民国时期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笔者家乡低，而是因为《申报》没报道笔者家乡的事。然而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此类“非法归因”相当多见。 比如日军军纪问题。1946年3月8日，托马斯·莫罗上校审问松井石根，问1937年12月13日至16日进城的日军是新部队还是老部队，是否由富有经验的军官指挥？松井明确回答：“他们都是由有经验的军官指挥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我从没有听到这些军队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有劣迹。”1946年4月22日，埃尔顿·海德等审问武藤章时，武藤表示：“在南京和马尼拉犯下暴行的军队是在匆忙中招募的，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他们是南京大屠杀的当事人，侵华日军的高级指挥官，何故如此矛盾？看了后文，原来松井石根是想说明，他指挥的部队纪律严明，自己要求又非常严格，不可能进行大屠杀；而武藤章却想说明，从1915年派兵西伯利亚后，日军暴行渐增，南京是发生了暴行，但他为改善日军的教育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自己没什么责任。 值得思辨的是，对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的军纪，史家也有两类看法，一类说日军军纪本来就不好，所以会到南京胡作非为；另一类说日军军纪严格，进行南京大屠杀系奉令而为。其实，日军不是秋毫无犯的堂堂正义之师，中国和亚太各国遭遇的战争苦难，早已说明了这一点；但也不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天皇一纸诏令，百万日军无条件投降，足以说明日军直到战争结束尚有基本军纪。就思考逻辑而言，关于日军军纪问题的悖论，说明军纪并非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核心原因，只是相关因素；而此一相关因素与其他因素如何交互作用，对历史发生影响，尚需根据具体情况分析。 7. 为谁书写 For whom，为谁书写。 书写者从来不能自外于这个世界，哲学意义上，研究者需从外部世界汲取资源（史料、观点、见识、教育等等），并向外部世界表达关于人与自然、国家、社会、人群关系的意见，并期待获得认可。书写本身是个性化的主观运思过程，但并不封闭，因为书写通常需要面对两类“他者”——学术“他者”和非学术“他者”。对“他者”的观照、揣度和设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书写的重点和内容。 南京大屠杀史，在为谁书写问题上，中国学者有两个面向：一是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家历史叙事，二是作为人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共同记忆和遗产。实际上，中国史家早有自觉的意识，从上述两个维度进行有所区别的表达。近年来，特别在第二个维度上，中国学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使得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居于世界前列，而且与欧洲某些学者以东亚导师自居的狂妄和选择性论述形成了对比（比如奥地利，曾被纳粹德国合并。战争期间，很多奥地利人参加了德军。战争后期，英美为分化德国，提出“奥地利是纳粹德国的第一个牺牲者”的命题。战后至今，欧洲学术界以此为言说中心，甚少研究德军中奥地利人的角色和作用）。 作为对比，日本右翼学者的各种观点、立论，却在作反向的努力。 比如松井石根，他本是一个进入后备役的大将，在被天皇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之前，并无惊世功名。但他指挥20余万日军在淞沪战役中击败了国民政府集中起来的几乎全部精锐，长驱直入，占领当时中国首都。其“功业”自日本陆军明治成军以来几乎无人可及。 松井的“盖世功业”，意味着中国军民的空前灾难；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是中国方面的陈义方向，《大公报》就南京大屠杀发表社评说：“要保持人类的文明，必须共惩暴日；要维持和平的幸福，必须扑灭战争，”“它普遍的告诉中国人，国万万不可亡，亡了国便休想做人！他告诉中国战士，抗战杀敌是卫国保种的唯一手段。”而田中正明等右翼笔下，松井不得已而用兵，实在是因为蒋介石政权暴虐的抗日政策；松井本来就精研佛学，占领南京后用汉诗表达对战火纷飞中无数生命逝去的无限惋惜，是胜而不骄的慈悲儒将。 松井后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唯一因为南京大屠杀被判处死刑的。东京审判是现今东亚国际关系秩序的基础，推翻“东京审判史观”，在右翼看来，是日本摆脱精神枷锁、成为“正常国家”的前提。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中的典型案例，乃被他们选为突破口；而松井个人，因此成为右翼构建、再构建的重点，其前无古人的“功业”和谦逊、和蔼、爱民如子与醉心东亚和平等“美德”，就这样被统一于松井一身。处死这样的儒将，实在是美国、苏联、中国等胜者不公的审判，作为右翼的共识，成为推向日本公众、改变其历史认知的要点。这样的“研究”，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只能是负面要素。  结论商周之际，中国历史学发轫，并迅速成熟，取代巫术，成为吾国圣贤巨子经国临民的参照，体现了中华民族理性的早慧，由此，历史成为中国人的“宗教”。书写历史，乃为不朽之事功，千秋之大业。 文天祥《正气歌》云：“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历史书写对于记录真相、传承价值和认知的功能，古人已经有精辟的论述。 南京大屠杀史是人类记忆遗产，事关东亚和世界的当下与未来。书写这段历史，关系到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也攸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上一篇：2017年中心学术论著汇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