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本文从历史社会学和军事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以毛泽东为首要领袖的红四军1927年—1930年间在苏维埃革命实践中提出的“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这种战略以正规化、职业化、政治化的军事武装为基础，在有红色力量的地方逐步扩展，扶持地方军事力量的成长，并推动地方政治秩序的重构。它不仅创造了晚清以来“地方军事化”的新格局，更把军事革命与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的跨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军队-地方关系。但这种战略的实施也产生了一些复杂的历史效果。 【关键词】 红四军 伴着发展 地方军事化 军事地方化 一、引言 在和平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而在战争时期，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则是军事力量与非军事力量的关系，也即西方文献中的“文武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s）。文武关系既包含军队内部的文武关系，如西方军队中的专业军官与文职官员的关系，中共军队中的军事首长与政治首长的关系；也包括军队与其外部力量之间的文武关系，如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军队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军人与家庭的关系等等。现代社会的文武关系不仅决定了战争的形态，塑造了军队的走向，而且是影响现代国家构建及现代性成长的重要因素。韦伯在对卡里斯玛权威、纪律、救赎宗教与政治秩序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的考察中奠定了西方社会理论分析文武关系的基本思路；而亨廷顿从专业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分析西方现代国家文武关系的经典理论范式。 传统中国遭遇乱世、群雄逐鹿时首先靠的是武力，但治世却素来讲究以儒家伦理为本。因此在文武关系上，在中央层面强调的是以文制武，在地方层面强调的是文武分殊。1864年太平军起义被扑灭，成为中国晚近以来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团练势力的崛起，极大程度改变了传统国家治理军队和地方政权的正式机制和思想基础，在咸丰同治年间走上了由地方督抚掌握军权的道路，罗尔纲将此权力格局称为“外重内轻”。从曾国藩的湘军到李鸿章的淮军、北洋水师再到袁世凯的北洋军，原来以绅领军的模式逐渐演化为以军统绅的模式，最后形成了有枪无道的军阀模式。自清末光宣新政以来，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地方督抚权力也被削弱，新崛起的军人集团以武力控制地方，呈现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军人集团既不再效忠中央，又脱离了与绅士及儒家伦理的关联，脱离了与地方社会的有机联系，成为一种只效忠于军队统帅个人、漂浮在地方社会的失控性力量。 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尝试建立新型军队的重要努力，其党军体制通过党代表制、政治部制和特别党部制，建立了“以党领军”“政治支配军事”与“文主武从”的政治军事架构。但自“三二〇”事件以后，国民党以党领军的蓝图在现实中蜕变为以军控党。国共合作失败后，国民党的党军体制基本被废弃，与其他职业化的军阀部队逐渐合流。其基本特点有两个：在军队内部的关系上，由单一的军事首领掌控一切，军官对军事首领个人效忠，士兵与军队通过军饷形成雇佣关系；而在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上，武主文从，军队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化势力，但只是寄生在地方、漂浮在地方的势力。地方社会在军队高压下给军队提供兵源和军饷，而军队对地方的社会生态不仅无所助益反而多有破坏，军队与地方民团组织之间也各行其事。 国民革命是国共两党共同主导的复合型革命：国民党沿袭的是政治革命路线，看重的是军事斗争；共产党另辟社会革命路径，重在发动工农。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武装革命，但并没有放弃社会革命的路径，由此使党领导的红军成为与传统军阀军队截然有别的新式军队。其中，红四军是红军中发展最早、战斗力最强、治军理念最独特的军队。有学者把各地红军的割据分为“外力型”与“内生型”两类：“外力型割据”有较强的战斗力，但地方基础较弱；而“内生型割据”有较好的地方基础，但军事力量较弱。红四军的特殊之处在于兼有“外力型割据”与“内生型割据”的优点。一方面，这支军队最初的主干不是所谓的“农军”，而是国民革命军，军事战斗力很强，职业化程度较高。对其所游击或割据的赣西南、闽西地区来说，这是一支来自外地、战斗力很强的职业军队。这使其与其他地方的红军如湘鄂西红军和鄂豫皖红军有明显的不同。另一方面，红四军最主要的领军者毛泽东并不是职业军人出身，而是政治人物出身，尤长群众动员。红四军由此成为红军中最擅长做地方工作的军队。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曾深受晚清湖南独特的理学经世思想影响，尤其服膺曾国藩。他在1917年的一封信中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而他在国民革命时期具有丰富的政治履历，先后从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国共两党从中央到省的）党务工作。在这些经历中，毛泽东的农民运动经历非常重要。他先后领导过湖南农运，主办过广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持过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并开展过诸多农村调查，形成了对中国农民运动独特的认识。毛泽东早年的这些思想历程和政治经历对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军事战略思想具有极重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不是始于毛泽东；在政策层面提出“由民众运动而军事运动”的路径，也非毛泽东之力；大革命失败后由政治人物来领军的也不只毛泽东一人。但是，只有毛泽东在苏区敏锐地抓到了民众运动与武装割据的最佳契合点。他既吸纳了兵家辩证法的中国思想传统和“以经术为治术”的湖湘思想传统，又结合革命实践逐渐提出了“伴着发展”的工农武装割据战略思想。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红军本身的发展及其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以下简称“军地关系”），并成为他日后提出“乡村包围城市”和“人民战争”战略的先声。 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以毛泽东为首要领袖的红四军在1927年—1930年间是如何将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凝结成“伴着发展”的战略思想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各种既有的社会传统及20世纪以来的新思想资源是如何与一种全新的军事政治制度发生融合或碰撞的？这一战略为现代中国军地关系带来了什么样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本文尝试从历史社会学和军事社会学的角度，结合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和地方社会史的资料，深入探究现代中国独特军地关系的渊源流变及其张力，以此角度切入对中共政治文化及群众路线的源流的理解。 二、井冈山的斗争：“波浪式推进”战略的提出 （一）从“上山”到扎根：“地方军事化”的新格局 毛泽东自小深受《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传统反叛小说的熏染，因此，在大革命失败后，他是在党内较早提出“上山”道路的人。1927年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马日事变”后的湖南问题时，毛泽东就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八七会议”上，他又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后他对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在8月9日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再次重申了“上山”的道路。当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攻打城市受挫后，9月底他在三湾主持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将余部带上井冈山，这可以说是他以往“上山”思想水到渠成的结果。当时不少人对革命者上山去当“山大王”是有顾虑的，而毛泽东给大家做工作时强调的是：“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在毛泽东领兵进军井冈山后，的确表现出了“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特点，迅速完成了从上山落脚到扎根发展的飞跃。 1. 争取井冈山原有的土匪首领——袁文才、王佐 常言道：“一山不容二虎”。毛泽东上井冈山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这里已有以袁文才、王佐为首的土匪盘踞。袁文才10月初托人给毛泽东带信说：“敝地民贫山瘠，犹江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此时毛泽东带领的部队有近1000人、700多枝枪；而袁王二部各有60多枝枪，双方军事实力悬殊。在10月3日的古城会议上，有人提出将袁王部武力解决。但熟读史书的毛泽东说：“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他认为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而要把袁王的武装联合起来，积极争取他们革命，并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的广大群众。显然，毛泽东这时所着眼的并不仅仅是如何处理与袁王武装的关系，而且是通过争取他们这一示范来争取更多的土匪武装，并动员更多的当地群众支持工农武装。 为此，毛泽东颇费周折。首先是赠送给他们最渴求的枪支。枪是任何一支武装队伍的立身之本，而像袁王这样势力不强的土匪尤其缺乏快枪。10月6日，毛泽东与袁文才第一次见面就赠送他100多枝快枪，立刻获得了他的基本信任。他给毛泽东部回赠了几百块银元，并帮助他们安置伤病员。10月27日，毛泽东与王佐在茨坪第一次见面后，也是先送他70枝快枪，马上就拉近了和他的关系。其次，为了避免与袁王部在就地解决军饷上的可能冲突，毛泽东与袁文才见面后，即率主力离开井冈山，去邻近的湖南酃县、茶陵县一带打土豪，筹集军饷。再次，毛泽东先后派人到袁王部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还帮助王佐除掉了多年的宿敌。经过几个月耐心细致的工作，到1928年2月，毛泽东才将袁王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而且，在改编时，袁王部队的原建制没有被打乱，毛泽东只是派了一批干部去他们的部队任职。袁王的武装虽然在4月成立红四军时被编为第32团，却与红四军其他主力之间保持着较高的独立性。无论是红四军主力8月出击湘南，还是1929年1月下山赴赣，32团都一直留守井冈山。可以说，32团仍是一支立足地方的红军武装。这些安排都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争取袁王武装，而这是毛泽东部在井冈山扎根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他后来提出红军“波浪式推进”最重要的军事基础。 2. 培植湘赣边界的赤色地方武装 毛泽东从领兵上山开始就特别警惕流寇式的行动，强调基础的巩固。太平军石达开部自离开天京（今南京）后，一直在各地漂移转战，终致全军覆灭。而历史的这一幕在“八七会议”后各地举行的工农武装暴动中仿佛又在重演。“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即使是在他和朱德所统领的红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极不愿住定一处，艰苦的作群众斗争工作，充满红军冒险的遗毒”。在富于群众动员经验的毛泽东看来，要做到工农武装割据基础的巩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精心扶持各地的赤色地方武装。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12月，红四军每到湘赣边界一县，都尽力拨出枪支武装当地，并留下得力的干部训练地方武装。到1928年底，宁冈赤卫队有枪180枝，永新赤卫队有枪200余枝，莲花有枪100余枝，茶陵有枪60余枝。这些“地方武装：分赤卫队、工农暴动队两种。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如乡的大小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到来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暴动队创始于永新，本来是秘密组织着为举行暴动时用的，后来夺取了全县政权，遂成公开的组织，后来此制度更推行于边界各县，仍此名义未改。……现在各县赤卫队的枪枝还很不够，豪绅的武装多过赤卫队，所以红军必须继续帮助各县的枪支，在不破坏红军的条件之下，须尽量的帮助地方武装，使之日趋于壮大”。 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已经认定：扩大红军要走的是由扩大地方武装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不是传统军队“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 3．“地方军事化”与“军事地方化” 美国著名学者孔飞力对中国历史上的民兵制度作过深入的剖析，提出了“军事化水平”的概念：“这一术语表示特定制度离开平民一极而向军事一级接近的程度”。他认为以曾国藩的湘军为代表的团练使中国的地方军事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太平军和清王朝同时都经历了地方军事化过程，正统的地方军事化等级组织与异端的地方军事化等级组织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他还提出中共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军事化结构与19世纪中叶的正统结构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根据地方军事化的传统形式来研究中共的组织与战略的因果脉络是有益的。 孔飞力的这个洞察对本文的分析是非常有启发的。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红四军的军事战略与“地方军事化”概念有许多切合之处：尽力扶持地方村社各级的军事化水平，使红四军这支外来的军事力量与苏区本地的军事化力量逐渐形成对接的关系，从而使红四军能有效地扎根农村；尽力争取各种秘密会社的势力，使兵、民与匪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尽可能融为一体，使孔飞力所谓地方武装“同心巢穴”的正统形式与“流动商贩”的异端形式结合起来。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对中国历史的广博阅读尤其是受曾国藩思想的熏陶，使他在后来领军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湘军的地方军事化的影响。不过，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的地方军事化并不是对湘军的简单复制。两者有几个重要的差别：湘军是由怀持着浓厚的儒家信念的地方士绅来领军的，而红四军是由秉承着坚定的政党伦理的新式知识青年来领军的；湘军开启的是“兵为将有”的军队关系模式，而毛泽东在三湾整编开启的是“兵为党有”的军队关系模式；湘军武装的扩大是通过将领私人来进行招募的，而红四军的扩大是以地方武装的逐渐升级为基础的；湘军实行的是就地筹饷，官兵等级制度严格，而红四军不实行军饷制度，军需由军队共筹，官兵平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已经开创了地方军事化的新格局。 不过，仅仅用“地方军事化”这个概念并不足以展现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宗旨。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8月3日《中共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9月，中央进一步提出今后革命不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而是“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毛泽东虽然在党内较早提出“上山”道路并高度重视正规武装力量，但他最重视的还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土地革命。这是他在国民革命时期就曾怀抱的理想，而现在可以在军事武装的支持下来一展宏图了。曾国藩统领湘军扑灭太平军，其目的仅仅是恢复传统的政治和伦理秩序；而共产党则是要依靠红军的力量，按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政纲领从根本上再造地方社会，贯彻一种全新的政党伦理，建立一种全新的阶级秩序，塑造一种全新的人伦关系。本文把红军的这一战略方向称为“军事地方化”，其实质是要把军事革命与社会革命合二为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军与太平军的宗教革命性质及其“新人”塑造理想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当然，两者在社会革命的内涵上是完全不同的。 （二）苏区革命：“军事地方化”的拓展 1. 统合军队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 要拓展红军的军事地方化，首先需要解决组织制度的创新问题。早期的中共组织制度强调的是党组织系统自上而下地统领一切资源，包括各级武装。毛泽东则想使军队党组织能够统领地方的党政军组织，通过军队来推动地方革命。在经历了复杂的碰撞和磨合后，最终确立了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来统一领导红四军割据地区军队和党组织的模式。 2. 建设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 虽然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是中共中央1927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制订的统一政纲，但毛泽东对苏区革命仍有他自己的理解。首先，中央所确定的革命主体是模糊的“工农群众”，而毛泽东则根据他对中国社会的洞察，明确把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其次，中央最初搬用苏俄经验，将苏维埃建政的重点放在大中城市，而毛泽东则根据革命的实际情况，把苏维埃建政的全部重心都放在农村和县城。再次，中央对土地革命的规定颇为空洞，而毛泽东则延续了他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村调查传统，在调查和尝试中积极摸索土地革命的具体实施办法。 1927年11月中旬，毛泽东留守井冈山，陈浩等率工农革命军攻占了湖南茶陵，却未进行建立新政权和动员群众的工作，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随即，革命军按照他的指示，建立了湘赣边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1月，他率军攻占遂川，成立了遂川工农兵政府；2月21日，成立了宁冈县工农兵政府；5月9日，成立了永新县工农兵政府。到5月下旬，毛泽东率军建立了以井冈山为依托的湘赣边根据地，除上述四县苏维埃政权外，还在永新、酃县、莲花建立了党组织，并建立了以袁文才为主席的湘赣边苏维埃政府。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军队所到各地开展土地革命。1928年2月，毛泽东派毛泽覃到宁冈开始土地革命试点，随后又在酃县、桂东沙田地区和永新开展土地革命。到5月，“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于12月发布，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以人口为主来分田；分田单位以乡或几乡为单位。 不过，由于处在苏区初创阶段，红四军在建政与分田上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在建政上的主要问题是红色政权多随红四军的到来而建立，又随红四军的撤离而消退，政权缺乏自身的巩固基础。“地方党常常依赖军队，跟得军队跑，军队不去的地方党不敢秘密去活动（酃、遂），一定要军队打开了某一处地方，才敢公开的去工作”。在分田上的主要问题则表现为过激。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导致不利于团结中间阶级的严重错误；以人口为标准、以乡为单位均分乡村一切土地，激化了乡村在土地分配上固有的社会矛盾，却无法使新的土地分配标准获得认同。“在分田当中，因党及群众都无力量，所以常发生纠纷。富的（农）瞒田，地主的阴谋等等，在在皆是，所以田常常分不清楚，如宁冈的田已经分了三次，使农民厌气（其）麻烦，而损失苏维埃的威信”。在这些矛盾中，土客矛盾是最为突出的一个。 3. 重调土客关系 自从地方社会史的视角开始被引入中共党史研究后，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中共革命与井冈山地区传统社会矛盾的纠缠，尤其是袁文才、王佐被杀事件背后的土客冲突。但是，现有研究还没有把这种地方矛盾与红四军军事地方化的战略紧紧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当军事地方化战略将红军深深地楔入地方社会时，也势必将地方社会的传统矛盾引入其间。尽管中共新的阶级话语企图消融诸如土客矛盾、宗族矛盾等传统社会冲突，将其都归因为贫富对立的阶级矛盾，但这种做法事实上却难以为地方社会完全接纳。土客矛盾在井冈山地区尤其突出。毛泽东当时就看到“土客……这种界限，在道理上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尤不应引到共产党内。然在事实上，因多年历史的遗留，土籍、客籍间的界限依然还有很大痕迹”。 革命有的时候可能会缓和这些传统社会矛盾，有的时候则可能激化它们。比如，湘赣边的土客矛盾由来已久，积重难返。但在国民革命时期，宁冈土籍共产党领袖龙超清与客籍武装首领袁文才关系良好：龙超清说服袁文才将其武装改编为县保卫团武装和农民自卫军，后来还介绍袁文才加入了中共；在毛泽东部初到井冈山时，龙超清还作为袁文才方面的代表与毛泽东接触。井冈山地区传统的土籍和客籍由于教育水平和民风的差别，当他们被革命的浪潮席卷进来时，形成了所谓“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即土籍领导党组织、客籍控制武装的局面。这种格局最初还保持在表面平和的氛围中。但在1928年红四军成功收编了袁王部，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后，发生了五件事使土客矛盾一下被激化起来。第一件事是宁冈县工农兵政府第一任主席文根宗（土籍）任期届满后，客籍人推举甘金皇担任；但由龙超清任书记的县委却以甘金皇能力不足为由将他免了职。第二件事是因为土籍豪绅以前经常在新城巽峰书院商议进剿红军的事，袁文才后来派兵烧毁了这所对土籍子弟读书甚为重要的书院。第三件事是在袁文才的支持下，宁冈县确定了8个打土豪的对象，其中6个是土籍，2个是客籍。第四件事是宁冈分田因土客之争反复曲折。“宁冈山上田少，平地田多，则须以区为单位或县为单位。宁冈的田分了三次还没有分好，到我走时还在那里分。从前以乡为单位分了一次，后来因为第四区农民不满意，因四区都是山地，为客籍农民的从（丛）聚所，客籍领袖袁文才等出面反对，所以又分了一次，以区为单位。但农民中（土籍最甚）有瞒田不报的，无法查出，所以又没有分得好，重新又分配一次，终以土客籍的纷争很难解决”。第五件事是在井冈山几次反敌军会剿的过程中，形成了赤白对立的局面，而这种赤白对立又将土客对立裹胁进来。“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 1928年发生的这五件事都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第一件事涉及革命的领导权之争，即土客籍面对新的政治资源的分配问题。第二件事可以解读为客籍武装摧毁了土籍读书人的命脉所在。第三件事涉及革命的对象之争。由于土籍革命领导人往往是富家子弟出身，他们对自己的家庭出身虽多有叛逆，但当客籍革命领导人将斗争对象集中到土籍豪绅身上时，还是会牵动土客之争这根敏感的神经。第四件事可以看成土客籍在重新进行土地分配问题上的较量，土籍希望保持原有的土地优势，客籍则希望借机实现翻身。第五件事是在残酷的赤白对立局面中，土客双方的投机心理将土客对立裹胁、包装成了赤白对立。这些事件的发生说明，在红军随着军事地方化进程进入地方社会后，原有的族群对立并不会自然消除，而是通过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毛泽东充分意识到解决土客问题的棘手之处。他坚持把土客籍农民都看作被压迫者，反对鼓动土客对立。比如，他在边界“八月失败”后日益严重的土客冲突中，“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不过，在一时无法彻底消除土客矛盾的现实处境下，他采取了更多支持袁文才等客籍势力的态度。这不仅因为客籍势力在传统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处于弱势，更值得同情，更为关键的是，红四军立足井冈山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不是土籍掌握的地方党组织，而是客籍掌握的地方武装。此外，毛泽东少年时期对绿林领袖的欣赏、青年时期在领导农运时对江湖气息的包容或鼓励，以及袁文才对他的个人崇拜，都使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成为客籍势力最有力的同盟者和保护者。 然而，这种同盟关系既无法根除土客矛盾，也无法化解地方上党与枪的对峙局面，只是靠红四军强大的军事力量及毛泽东无可替代的个人魅力维持着平稳的局面。但中央对土匪的政策并非一直这样宽容。中央1927年下半年号召各地举行武装暴动时，曾提出要联合土匪、会党势力，但在1928年7月中共六大文件中却转变了政策基调，提出在土匪“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当中共六大决议传达到井冈山时，已是1929年1月。毛泽东在主持柏露会议的间歇，又专门开会讨论如何对待袁王的问题。会上红五军的彭德怀、滕代远，土籍的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永新县委书记）均主张杀袁王，但毛泽东说服大家，不杀袁王，并让袁文才随红四军下山。然而，袁文才随军走到东固时无意间看到了中共六大的文件，因心生害怕而私自回到井冈山。虽然他回去后仍积极为党工作，但终因土客矛盾的激化而与王佐一道于1930年2月被错杀。随着袁王被杀，袁王的部下随即反水，井冈山根据地从此陷落到1949年。毛泽东争取袁王在井冈山站稳脚跟的经验，以及袁王被错杀导致井冈山袁王余部反水投敌的教训——把这两方面连在一起看，井冈山时期在真正推进红军与根据地的一体发展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脆弱性。 4. 关联发展与反地方主义 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在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两个中心的想法：一个是“以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实在湘赣两省之革命根据地之一”；另一个是“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以永新为中心而附近各县发起暴动，对内建立党军队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湘赣边界同时建立两个中心呢？确立宁冈为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其理由在他6月16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作了三点说明：“A. 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 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 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此文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还需要把永新作为深入发展的中心，但提到了“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药万难，正随时解此难关”，而这一点正是把永新作为根据地另一个中心的意义所在。因为井冈山是一个人口不到2000人、产谷不到万担的经济贫瘠地区，宁冈全县人口也才十几万、耕地仅7万多亩；而永新是毗邻井冈山、人口近30万、耕地近40万亩的产粮大县。无论是从军粮供给、兵源输送来说，还是从军事地理来说，永新都是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战略要地。因此，毛泽东才会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他6月26日从红四军和地方抽调了大批干部集中到永新进行地方建政、土地革命和发展武装等工作。宁冈和永新两个中心的同时确立、关联发展，是毛泽东强调稳扎稳打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的体现。他在7月4日给上级的报告中提出：“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能有一月工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利的把握”。宁冈与永新互为犄角，既构筑起湘赣边苏区稳固的防线，又成为苏区推动社会革命的中心。 但是，红四军在把这两个地方关联起来发展时，遭遇到了地方主义的阻碍。边界“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这种情形下的‘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之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亦有很深的地方主义”。当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地方主义与湘赣边紧张的土客关系结合在一起时，就更为复杂。在这方面，永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共永新县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于1927年10月重建，负责人是土籍出身的刘真。1928年5月，湘赣边特委成立，毛泽东为书记，红四军出身的湖南籍干部宛希先以及刘真等5人为常委，宛希先负责组织工作，实际主持特委工作。7月中旬，为打破敌人的会剿，毛泽东在永新将红四军31团分成东、北、中三路，其中宛希先为北路行委书记。然而，宛希先与刘真渐生矛盾。刘真公开提出永新要脱离特委领导，反被宛希先免去了永新县委书记职务。9月，边界特委以永新、宁冈为重点开展“洗党”，宛希先在主持永新洗党工作时的严厉作风引发了永新地方领导人的不满。宛希先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红四军干部，是他派在湘赣边界党组织的主要代表。毛泽东在土客关系上选择了更多支持和保护袁文才等客籍人的做法，在地方的关系上则强化永新对宁冈的支撑作用。宛希先是毛泽东这些思想坚定的执行者。永新县内的土客关系虽不像宁冈那样紧张，但边界党组织的矛盾既表现为特委内部土籍党员与被视为客籍保护者的宛希先的对立，又表现在永新本地干部排斥宛希先代表特委对永新的领导的地方主义矛盾。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所有这些矛盾在红四军下山前还处于可以控制的程度，但此后双方的矛盾就进入白热化的状态：从1929年2月到1930年2月，先是刘真及家人被害，再是宛希先被杀，而后是袁王为宛被杀而怒斥土籍领导人，最后是袁王被杀。这一连串恶性事件的发生说明红军在克服地方主义的顽疾上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三）“波浪式推进”：“伴着发展”战略的雏形 尽管井冈山的革命实践有过一些曲折和波澜，但毫无疑问，毛泽东于井冈山时期在军事地方化上作了全新的开拓。他将其概括为“波浪式推进”的发展道路——这正是他后来提出“伴着发展”的军事战略思想的雏形。 “波浪式推进”的思想最早是毛泽东在1928年10月5日湘赣边界二大决议案中提出来的：“坚决地与敌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的失败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各个击破；割据地区之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使各县地方武装——赤卫队、工农暴动队的数量质量扩大加好，此时能与挨户团及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工作人材，逐渐减少靠望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他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战略：“在统治阶级政权稳定时期与破裂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的战略，是不同的。……若在统治阶级稳定（比较的）时期，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定要是逐渐推进的，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群众工作上（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组织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中心区域坚实基础之建立”。简要地说，“波浪式推进”反对的是跳跃式的不平衡的推进，强调的是建立红军与地方武装之间的关联，建立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联，并在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建立地方工作的中心，稳步推进赤色割据区域的扩大。 三、从“中共六大精神”到“闽西经验”：星火燎原之道的摸索 （一）中共六大文件的传达 如前所述，红四军是1929年1月初接到中共六大文件的。中共六大形成的有关决议对红四军的发展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共六大将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作为基本的政纲和现阶段的总路线；将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确定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提出“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而且要使他深入，使他团聚起来，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的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的斗争”；将苏区党的任务明确为“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在农村军事斗争上提出“根本路线应当是蓄积和准备力量以实行将来的革命斗争”，“游击战争将成主要斗争的方式，党必须积极领导”，“以暴动力量作为基本队伍，并召募青年工农组成常备红军”，“现有游击暴动军，也必须用同样的方法去召募队伍”。从中共六大的这些相关精神可以看到：中央把争取群众确定为基本方向，使武装斗争的手段服从于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目标；认识到游击战争是斗争的一种重要方式，看到了常备主力军和游击暴动军的不同类型。这就使得“党的领袖和在乡村中从事苏维埃运动的领袖间的争点完全消除”。 不过，土地革命和苏维埃革命如何开展，红军队伍和根据地如何发展壮大，在中共六大文件中还只有模糊的原则而缺乏具体的指导，对乡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还缺乏认识。甚至对毛泽东本人来说，此时也还未充分意识到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以乡村为中心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不过，中共六大决议坚定了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波浪式推进的信心，而从井冈山到赣西南、闽西的革命征程使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日渐丰富成熟起来。 （二）星火燎原：“闽西经验”的升华 1. 红四军入闽及其影响：从“上山”到“下乡” 1929年1月，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西南。3月12日到达长汀，第一次进入闽西，4月1日回师赣南。5月19日第二次入闽，到1930年1月初离开。红四军两次入闽对其发展战略来说具有界碑性的意义。作为红四军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非常善于通过学习，运用“术”“势”“道”来探求中国革命之路。这三者并不在同一层面上，而是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如果说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看到毛泽东把“上山”之路从攻城受挫后的权变升华为扎根山区的顺势，那么，我们在闽西时期就看到他又如何把顺势而为的“上山”之路升华为问道求本的“下乡”之路。这是红四军在军事地方化上又一崭新局面的开辟。 红四军下山在终于摆脱了赣南因缺乏群众基础造成的被动局面后，转兵东固、长汀，顿时有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通过对“东固模式”的学习、对长汀社会的调查以及对国内时局的分析，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将红军战略中心从高山峻岭转移到乡村腹地的重要意义。因为大军只有在这种地广人多的乡村腹地驰骋，才有战略纵深和回旋，才能为部队提供持续的兵源、财源和物力；而闽西及赣西南原有的革命基础，以及蒋桂战争的爆发，都为红军的驰骋提供了良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认为：“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有机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为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但毛泽东在闽西及赣西南所开创的这种流动游击战术，与中国历史上的流寇截然不同。它使红军奠基在坚实的地方工作上，又使红军成为培植乡村社会新势力和新气象的生力军。同时，红军从山头转向平地也可以兼顾乡村与县城等中小城市。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首先提出了三省连片割据的设想：“在国民党有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地”，“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以此三地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当然，毛泽东最初还只是把在乡村的革命看作配合城市中心工作的手段。4月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但是，在经历了红四军二次入闽半年多的革命实践，平息了红四军内部的论争后，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意气风发地提出了中国革命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萌芽：“无疑义的它（红军与农民苏维埃）是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同盟力量（无产阶级要走上去领导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 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是无疑义地正确的。”“真正的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然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系统理论总结是在延安时期才作出的，但是，他在闽西时期提出来的星火燎原之道已经蕴含着以农村根据地为中心去争取全国政权的思想。 究竟如何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实行“连片割据”呢？1929年7月，在经过毛泽东修改的闽西一大政治决议案中，对此提出了具体的设想：“第一，建立中心工作区域。闽西范围内应有一地或相连属的数地为中心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建立深入工作基础，以为全闽西向前发展的根据地。一县之内亦应有中心工作区域以为一县发展的根据。第二，赤色区域的互相连属。要加紧赤色区域间空隙地带的工作，使之打成一片，免去孤立的弊病。第三，波浪式的向外发展。依傍着已有工作的地方如波浪一样的向前推进，不要是不相关联的冒进”。“中心”“连属”和“依傍”，透彻地展现了“连片割据”的布局方式和运作机制。 2. 地方红军的诞生：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之间的纽带 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就初步建立起由主力红军、赤卫队、暴动队这三级武装构筑起来的军事化层级。不过，主力红军与两级地方武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单向的：主力红军在枪支和人员上扶持地方武装，但地方武装还很少被主力红军所吸纳。袁文才、王佐的武装是一支很特殊的地方武装：一方面，他们虽然被红四军吸纳为红32团，却保留着很强的地方独立性，也始终不离开井冈山；另一方面，他们因土客关系而与湘赣边特委矛盾重重，因而与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地方武装没有任何关联。可以说，红32团是一支处于孤悬状态的地方武装。红四军直到进入闽西时，其部队主干仍是朱毛会师时的红28团和31团，只是将建制改成了3个纵队。红四军入闽在军事化层级上的一个重要突破是通过催生出一种新型的地方武装——地方红军，从而在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之间建立起了真正的纽带关系，既使主力红军得以不断壮大，又使地方苏维埃政权得到了有力的捍卫。 福建近现代军事武装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民军”势力遍布。所谓“福建民军”，是指福建自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起于绿林，游移于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之间，在其中充当特殊角色并具有一定政治影响的地方武装力量。在红四军入闽时，闽西的“民军”以郭凤鸣、陈国辉为代表，是已被国民党收编的土匪势力。也就是说，闽西的大股土匪与政府军是完全一体的。因此，红四军要发展地方武装，就不可能像井冈山时期那样以袁王这样的大股土匪武装为基础，而必须另起炉灶。 在闽西发展赤色地方武装，有其独特的条件，即这里的地方军事化程度很高。首先是土匪广布，秘密社会盛行。闽西除了“民军”外，还有无数小股匪帮遍布。由于当地农村经济的凋敝，农民的三条主要出路是：下南洋、当兵、当土匪。“福建内地群山环抱，特别利于乡村或一县数县的割据，没有出路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欢喜走这一条路。”“他们当匪的办法，都是一种氏族组织，一房的土匪，团结在一房的豪绅势力之下，一姓的土匪，团结在一姓的豪绅势力之下。无论那一乡那一村，都有土匪的组织，大小头目，不计其数。他们或则互相关联，或则互相对峙，冲突，造成剧烈的斗械。”“现在的永定、武平、连城等县，差不（多）男子都是流氓土匪，一般的知识分子都在如何变为匪头。”而三点会、符子会、铁血团这些秘密帮会势力在闽西也有很大影响。这些处于赤色与白色武装势力之间的灰色武装势力成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红四军1929年专门发布了“告绿林弟兄书”，劝告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与红军齐心合作受共产党指挥”。 其次是闽西许多农民因为深受土匪骚扰，无法专心种田，不得不将自己武装起来。闽西临近广东，而广东是中国近代民间武器的重要源头，从广东购买武装或聘请制枪师傅比较容易。“因为豪绅土匪武装的压迫，农民要求武装比较要求土地更加迫切。卖田买枪的农民很多”，“闽西北农民许多都有卖田买枪的事实”。因此，将闽西农民武装起来的军事基础较好。1928年中共在闽西组织“四大暴动”时，很短时间就能达到一定的武器规模，如“永定共有枪枝五百左右”，“上杭除蛟洋有百枝枪（好的只有八枝）不能计算外（实系柏翠个人指挥的），东五区只有二十枝”。 但是，在闽西发展赤色地方武装也面临一些不利条件，突出的问题是战斗力弱，缺乏训练，临时性强，易聚易散。“多半是顾本村，很难调动作战；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不知战法，散漫无纪律；缺乏军事人材指挥”，“现在还有一部分同志土匪化了”，“地方观念极重，指挥调动很感困难”。1928年7月闽西成立了红七军十九师，但很快就“因为子弹缺乏，不能与敌人抵抗，割据区域有逐渐被反动派镇压下去的趋势。在金丰里的情势大不好，各地群众在此时想回家，我们为要分散敌人目标，使郭凤鸣一时不能应付，便决定溪南里籍的红军开回溪南里，其余的留在金丰里”。 红四军入闽后，一开始也像井冈山时期一样拨枪来武装地方的赤卫队和暴动队。但很快发现仅仅组织以县、区为单位的赤卫队战斗力太弱。1929年3月，红四军在汀州“组织了一个赤卫队，单独站不住，随军来到瑞金”。5月21日，上杭赤色武装负责人傅柏翠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就给了他一个任务：尽快集中地方武装组建闽西红军第59团，随红四军行动。5月23日，毛泽东见到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时，也提醒他要重视武装建设，建立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军事上具有坚强战斗力的红军，因为“这是保证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的基本条件”。毛泽东所说的闽西红军59团是比赤卫队层级更高的地方武装——地方红军。地方红军“这种武装，利于地区的巩固与发展，也使主力红军不受地区性的顾虑而行动自由，主力到这地区的时候，可以得到地区性红军的配合；也可以升级为主力红军”。正因为此，主力红军愿意扶持地方红军的成长。另一方面，单凭缺乏快枪、弹药和训练的赤卫队或暴动队，在与反动民团及会匪组织的对抗中是相当吃力的，所以，在赤白对立的严重压力下，特委一级党组织也很乐意提升赤色武装的军事化等级，发展介于赤卫队与主力红军之间的地方红军。正是在红四军和闽西特委的共同推动下，闽西地方红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最典型的例证是红四军第四纵队（以下简称“四纵”）的成长。6月，红四军前委决定“将长汀赤卫队、永定湖雷溪南游击队、与一部分土匪及北四区59团三部分合编成四纵队”。这是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第一次正式扩编，将红59团等地方武装纳入红四军序列。四纵最初与红四军其他3个纵队相比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过这种独立性远不如井冈山时期的红32团。这是因为：其一，四纵是由闽西各地武装力量尤其是上杭和永定武装组建起来的，士兵之间因为军事化的程度不同而有相当的差异，缺乏像袁文才那样在部队享有绝对声望的军事领袖。其二，四纵司令由上杭武装领袖傅柏翠担任，政治部主任由中央派到闽西的李任予担任，红四军还给四纵派出了不少军事和政治干部。虽然傅柏翠性格很强势，与四纵这些外派干部发生了很多冲突，但这种冲突使傅柏翠更多萌生的是退意，而不是对四纵强力的控制。9月下旬红四军打下上杭城后，傅柏翠由四纵司令改任党代表，但并未就任。纵队新任司令胡少海与政治部主任谭震林都是红四军派出的干部。其三，虽然四纵在红四军主力出击闽中、东江期间曾“受特委指挥而与四军发生密切关系”，但特委书记邓子恢系龙岩人，与四纵这支主要由上杭和永定人构成的地方武装渊源不深，很难对其实施强有力的控制。正是因为这些情况，红四军既可以放手在闽西对四纵进行全面的装备、训练与改造，也可以在1930年1月离开闽西时不顾邓子恢的请求，将四纵带离闽西。当然，毛泽东将四纵带离闽西，并不只是着眼于扩大主力红军，而且是要在更大规模的实战中培养和锻炼这支地方红军。6月中旬，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定将身经百战的红四军第三纵队与尚且稚嫩的闽西另一支地方红军——红十二军对调，通过红四军的主力来培养红十二军的战斗力；同时将已经成熟的四纵留在闽西巩固和扩大苏区，并带动闽西红二十军等地方红军的成长。四纵上可“通天”（实现与红四军主力的并轨），下可“接地”（实现对赤卫队等更低层级地方武装的辐射和提升），在“经过了十三个州县，参加了几十万农民群众的斗争，打通了几千里赤色区域”的大开大合后终于成熟起来。四纵只是闽西地方红军的一个缩影。在这块土地上还先后诞生了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和新十二军这几支地方红军。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红四军、闽西特委与中央之间的张力，但红四军在其中还是起着主导的作用。 3. 土地分配标准的改进：“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红四军在闽西除了取得创造地方红军的经验外，还确立了“抽多补少”的土地分配标准。这一突破最初是在红四军入闽前实现的。1928年6月29日，中共永定县委在张鼎丞领导下进行了以溪南为中心的永定暴动，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主持分田工作的邓子恢1956年回忆说：“是按各人原耕土地抽多补少，还是全乡打乱平分？结论是按各人原耕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要打乱平分”。其实，溪南当时并没有提出“抽肥补瘦”的原则，这是邓子恢回忆中的不实之处，但“抽多补少”的确是邓子恢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发明。 毛泽东在参加闽西一大时，敏锐地意识到了“抽多补少”原则对于打破土地分配上绝对平均主义的重要意义，建议把它写进《土地问题决议案》：“分田手续先要很快的调查人口田地统计后，即定分田额数，分田时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可重新瓜分妄想平均以烦手续”。而后，各地苏区在进一步的分田实践中发现被抽出来的多是坏田，而一部分原有的好田并没有被触动，因而影响了贫雇农分田的积极性。1929年8月，东固地区首先找到了“抽肥补瘦”的补救办法。“抽肥补瘦”第一次被写进党的文件是在1930年2月的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上。6月，毛泽东主持的南阳会议及时总结了这些经验，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确定为土地革命的基本原则。 4. 共产革命理想与新村革命理想的碰撞 1929年不仅在红四军军内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而且在闽西革命领导人之间也出现了持续的冲突。这种冲突既不是因为土客问题，也不是因为地方主义，而是在两种革命理想之间发生的碰撞，即以邓子恢等为代表的共产革命理想与傅柏翠为代表的新村革命理想的碰撞。 邓子恢和傅柏翠分别是龙岩东肖、上杭蛟洋人。两人都生于1896年，都是曾留学日本的学生运动领袖，都是闽西1927年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但两人从蛟洋暴动起就逐渐产生了意见分歧，到1930年4月公开决裂。在闽西革命者这场引人瞩目的冲突中，邓子恢的人生轨迹和总体气质比较像曾天宇、彭湃、王观澜那样的共产党人，傅柏翠则是一位非常复杂的另类革命者，需要在这里略述。 傅柏翠出生在蛟洋一个客籍的大地主之家。他既有丰厚的家财，又是学识渊博的读书人，同时也是割据一方的武装领袖。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共，1931年1月被中共开除党籍，后来在古（田）蛟（洋）地区一直维持了半独立的割据局面，直到1949年起义，并在1986年重新加入中共。在傅柏翠曲折的人生中，有一段经历至关重要。他1914年到191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早稻田大学是各种无政府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潮对民国初年的中国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傅柏翠就读期间，正值武者小路实笃等“白桦派”文学活动繁荣时期，他们倡导“新村”思想，强调非暴力的社会改造，主张“以协力的劳动，造就安全的生活”。傅柏翠很可能当时就对武者小路实笃的思想及新村活动留下过深刻印象。 他回国后曾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专程去过北京，而当时正是周作人开始大力宣传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的时候。新村的理想从此在傅柏翠心中扎下根来。一般来说，无政府主义思想主要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前后的新青年中盛行，中共兴起后影响力就大减，后来更消声在国共的武装对抗中，仅仅成为城市个别小群体的喃喃自语。而傅柏翠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自从1928年5月因各种情势被逼上武装暴动的道路后，虽然在中共革命队伍中主要是以地方武装领袖的角色出现的，但他心中始终没有忘怀在其家乡——上杭北四区实践“新村”的梦想。我们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他与其他共产党人的一系列分歧：他在蛟洋暴动爆发的当口与邓子恢争论是否应该匆忙发动暴动，是否“不接受上杭县委的指示，起来做杀土劣烧契据等工作”；他领导的农协将孙中山的像与斧头镰子像并列，公开表示他“既拥护共产党，又崇拜孙中山”；成立四纵后，他非常反感部分红四军外派干部打骂士兵的军阀作风，也不主张在革命高潮到来前尽量把红军队伍扩大；他从1929年冬开始在北四区主张实行不分阶级、土地由农民集体耕种、共生产共消费的“公田制”和“共家主义”。因为一直惦记着他自己描绘的家乡理想图景，他既不愿意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北四区事务，自己也始终不愿远离家乡，哪怕他后来自行脱离四纵。他的这些主张虽然在北四区民众中有极大的影响力，却完全得不到闽西其他领导人的认同。1929年7月闽西党组织召开“一大”时，就把原定以上杭为闽西革命中心改为以龙岩为闽西革命中心；傅柏翠的主张在会上遭到了批评；他作为闽西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最后连特委执委都没有当上；9月红军攻入上杭城后，他又由四纵司令改任党代表。但这些遭遇并没有使性格极其倔强的傅柏翠改变想法，反而使他更蜷缩在家乡，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出来任职和参会。1930年4月他终于因为“交枪事件”与邓子恢公开决裂，1931年2月被错误地打成“社会民主党”领袖，3月与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兵戈相见，拥兵自卫，并公开打出了“和平（不反对富农），自由（不当红军），土地（不出土地税）”的旗帜。 应该说，在闽西的地方领导人中，红四军对傅柏翠曾经是很器重的。四纵成立时，朱德支持傅柏翠当司令；傅柏翠不仅在红四军“七大”上当选为前委委员，而且在会后不久当选为前委3名常委之一。从毛泽东与闽西几位主要领导人的关系上看，在政治主张上毛泽东坚持支持邓子恢、张鼎丞；不过，毛泽东对傅柏翠可能也还有相当的同情成分，因为他们青年时期都曾受新村思想影响，后来又都是有主见、有坚持的文人领军者。红四军“七大”到“九大”之间是毛泽东在红四军失势、到地方休养的时期，他与傅柏翠因此有了更多的接触。毛泽东多次试图缓和傅柏翠与闽西其他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红四军1930年1月临离开闽西时，毛泽东力劝傅柏翠随军行动，甚至允诺他如果不愿意带兵可以不带兵，只担任专门为他设的红四军调查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劝傅柏翠随军出闽，与他在井冈山劝袁文才随军下山一样，是想调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但与袁文才相比，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在傅柏翠那里打了许多折扣。袁文才只是一介武夫，而傅柏翠却是有自己独特理念的地方枭雄，他的思想和性格比袁文才（以及李文林）要复杂得多。如果毛泽东一直留在闽西，也许还能大体维持傅柏翠与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至少在双方陷入紧张局面时能处理得更留有余地。但毛泽东一离开闽西，这种局面很快就失控了。仅仅因为傅柏翠在北四区拥有极高的威望，当地几乎所有民众都与他同进退，使他得以拥兵自重，才避免了像袁王那样的悲剧。这意味着星星之火在赣西南及闽西大地的燎原，不仅可能遭遇传统的土客矛盾、地方主义等问题，还可能遭遇不同的激进思潮的碰撞。这种碰撞使星火燎原之道呈现出斑驳复杂的历史面向。 四、从陂头会议到罗坊会议：“伴着发展”战略的最后成型及其张力 从1930年1月红四军回师赣西南到10月罗坊会议召开，这是红四军军事战略思想发展中又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就在这一年，红四军先是卷入了赣西南地方领导人之间的争论，而后又在进攻中心城市和反“围剿”的方针上与红三军团及江西地方干部产生了分歧。正是在这些争论中，“伴着发展”战略最后成型，并由1930年底到1931年连续三次反“围剿”的成功而在军事上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成就了毛泽东在军事史上的一段辉煌业绩。然而，在1930年争论中触及的那些矛盾并没有真正消除，反而一直在发酵中，直至当年12月酿成了“富田事变”。当然，“伴着发展”与“富田事变”之间并非直线的因果关系，不过，“富田事变”的爆发的确揭示出“伴着发展”战略在实践中所面临的某些张力。 （一）“伴着发展”战略的最后成型 1930年2月初，毛泽东率军到江西永丰县时，得知赣西南党组织内部在分田等问题上出现了争论并陷入了僵局，遂决定2月7日在吉安陂头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联席会议，史称“陂头会议”，也称“二七会议”。2月16日和3月18日，新成立的共同前委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第一号和第三号通告。5月，红四军代理政委熊寿祺代表红四军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时，向大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红军第四军状况》的报告。这三份文献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在湘赣边、闽西和赣西南武装割据的经验，正式提出了“伴着发展”的战略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下面以此为基础对这一战略略作分析。 1. 成立共同前委，统一军权和地方党政大权 陂头会议最重要的一个成果是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共同前委，统领红四、五、六军以及赣西南所有的党政军组织。这使毛泽东在江西省委业已被敌人破坏、赣西南党组织内部纷争激烈、主力红军之间统属不明的情况下，自行统一了军权和地方党政大权，奠定了“伴着发展”的组织基础。中央1930年4月也承认了共同前委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在前委三号通告中还规定了红军各层级党部对地方相应层级党部的指导关系，使军事地方化有了组织依托：“红军的军委与地方的特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军委可以直接地指导工作。红军的纵队委与县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区委以下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支队委和地方的区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地方的支部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大队委与地方的支部，开联席会解决问题。特委对于纵队委可以指导他的工作，但在超地方性的红军各纵队，不能完全束缚他的行动。前委以纵队为单位，派遣的巡视团与特委开联席会议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行使指导的职权”。 2. 明确三大任务 陂头会议按照中共六大会议精神提出了三大任务：“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建政、分地和扩红都被提升到了省级的地域层面。 3. 将军队行动重心按照不同时机和区域进行划分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已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陂头会议后他继续坚持这种军队行动重心按照不同时机划分的做法，并对发动群众和应付敌人的战术进行了进一步的提升。在发动群众上，他强调军队行动重心要按照有无群众基础的区域进行划分。无群众基础的地方，红军的工作不必求全，也不必强求工作效果，因为那些地方“每处住不到三五天又开起来走，做了些宣传，也组织了几个小小的农工会，几个嫩芽般的支部，但红军一走动，马上就塌了台，这样的组织算不得组织”。而有群众基础的地方，红军的工作必须深入、细致而持久。所谓“伴着发展”最原始的含义就是“伴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成立新的小块红色区域，再促进他去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效果，即“在一定时间，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地区，同时即深入这一地区”，重点将原有的赤色区域进行打通和连贯。红四军在这方面曾创造了三个经典的范例：“第一，如湘赣边界原先有党，加上四军的帮助便扩大发展，经过数年斗争，有发展到吉安之附近，造成广大的赣江西岸的大块赤色区域。第二，是东固和桥头原先有党，经过江西二、四团的奋斗及四军之帮助，发展扩大成为赣西南赣江东岸一大块赤色政权。第三，是闽西蛟洋、白土、金丰里、溪南里原先有数块小苏维埃，经过四军的帮助很迅速地造成闽西广大的赤色区域”。 4. 分兵游击的前提：社会调查技术的引入 红军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开展分兵游击、发动群众的工作，其基本前提是要把社会调查技术引进来。“游击部队达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经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因为红军行动如行云流火（水）一般，所到之地，皆不明情形，若不调查则一切决定必（不）能切合当地群众需要，比如红军标语打倒土豪劣绅这样写的时候很少，因为太空洞而不具体，我们必需先调查当地某几个人是群众最恨的，调查以后则写标语时就要成为打倒土豪劣绅某某等，这个口号无论如何不浮泛引起群众深的认识”。毛泽东将他在国民革命时期就擅长的农村调查技术与军队行动结合起来，并在实践中不断砥砺前行，使之成为日后同时对抗“教条派”与“经验派”的利器，这是他在苏区时期一个特别重要的政治发明。 5. 分兵游击的七项任务和三个层次 红军分兵游击共有七项任务，可以分成三个层次进行。第一个层次有三项任务：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民以发动群众；进行文字宣传、口头宣传、群众大会、化装讲演以宣传群众；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这三项任务即使是在无群众基础的区域也可以去做。第二个层次也有三项任务：建立工会、农会及革命委员会以组织群众；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办群众领袖训练班及党的干部训练班，三天或五天毕业，以训练群众。这三项任务一般只有在有群众基础的区域才值得去做。第三个层次只有一项任务：通过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这只有在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且红军有持久工作时间的区域（至少一周）才可以进行。在这七项任务中，完成土地分配是最高的目标，但建立和扩大从暴动队到赤卫队再到地方红军的三级地方武装是最重要的基础。“扩大红色区域主要条件就是农民武装，若不能创造农民武装，则所谓深入工作只是一句空话，游击队所到之处，凡属做有深入工作希望的地区，不但不能把原群众武装收缴了去扩大红军，（要在广大赤色区域的腹地部分土地斗争业已深入，武装作用减少了的时候，才能有计划地集中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红军）。在红军斗争力不大，感觉损失的条件之下，还一定要由红军拨枪枝去武装群众，不但要出枪，有时还出子弹，不但拨出子弹，有时还要拨出军事工作人。在红军力量不强，事实上无法拨出枪弹及人员的时候，就要尽可能的努力去收缴豪绅及小部队敌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总之，游击部队对于地方武装是与他的工作同始终的，谁不把武装地方看作十分迫切的工作，谁不看重地方武装，如同看重他自己的部队一样，谁就是抛弃群众的机会主义者”。 6. 集中应敌与诱敌深入 井冈山时期和闽西时期红军应敌的基本经验都是“集中应敌”，而在罗坊会议上，这一经验被发展为“诱敌深入”的战略。 6月，按照中央指示，红四、六、十二军在汀州整编，毛泽东任红一军团政委兼总前委书记，红军开始从以游击战为主转向以运动战为主。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决定整编为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10月4日，毛泽东率军攻下吉安。10月23日，蒋介石准备调兵进攻中央根据地。在此前后，红一方面军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和罗坊会议，经过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江西省行委的激烈争论，克服了“立三路线”的消极影响，确定了军事上“诱敌深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后来承认：“战略退却， 在没有经验时，说服干部与人民的问题是更加困难的问题。当军事的领导还没有达到对战略退却这样的问题可以而且应该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承认时，困难问题就发生了。”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大军迫近的形势下能够作出战略退却的决策呢？他认为这种战略退却实施的条件需要有：“（1）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2）作战有利的阵地；（3）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4）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5）使敌人疲劳沮丧；（6）使敌人发生过失。”“人民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苏区条件”，由于这个条件，最后三个条件也就容易造成或发现。战略退却正是在红军割据区域实现了军事地方化的情形下才成为最有力的战略。可以说，敌人忙于内争时红军“伴着发展”的战略和强敌压境时红军“诱敌深入”的战略之间构成了互补关系。 （二）“伴着发展”战略的张力 1．“伴着发展”战略与土地分配之争 赣西是江西土地较肥沃、经济较富庶的地区，许多地方党组织和武装领导人都出身富家，家中多有良田。因此，土地革命在赣西的开展遇到了较大的阻力。李文林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1929年前基本上只打土豪而不分土地；赣西特委1929年开展的也仅是减租减息和抗租抗债的斗争，只分粮而不分地，或者只分已逃跑的地主的土地。甚至连这都被打了折扣。有地方干部喊出“党员的租不准减”，“同志的租债不准抗”；还有人主张“非党员的租可以减四成，而党员的租只能减三成”。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正是基于这样的困境，才将红四军请到赣西，这就有了陂头会议的召开。 在陂头会议上，在中共六大确定的土地革命政策和主力红军的高压下，赣西南各地要从减租减息和抗租抗债改为分田分地，已经成为无人挑战的共识，但在如何分地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方以特委书记刘士奇和特委委员曾山为代表，主张按照人口均分一切土地；另一方以江西省委特派员张怀万和特委委员李文林为代表，主张没收地主富农的多余土地，按照劳动力来分配。产生这个争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所谓“自耕农”“半自耕农”与“富农”的分别。因为在张怀万和李文林等人看来，赣西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比例高达70％，而贫农和佃农只有20％左右，地主大约占8％。如果均分一切土地，势必影响到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利益；若不按劳动力而按人口来均分土地，也将不利于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不利于农业生产积极性的调动。他们对赣西农村社会阶层的划分，虽然已经开始使用新的阶级术语，但“自耕农”这种用法表明他们还带有传统的社会阶层划分印迹，因此他们眼中看到的是赣西地区由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据多数的土地占有格局。而刘士奇等人认为在土地总量中“地主阶级（包括祠堂庙宇公田）占百分之七十，农民占百分之三十”。在他们眼中，“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图象已经模糊不清，地主富农与农民的对立被突出了，公田都被他们划入了地主土地。“田主-自耕农-佃户”这种传统的田亩占有标准完全被阶级划分的标准所取代，“富农”这个在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外来语开始成为新的政治话语。 毛泽东在会上对这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实际上作了某种折衷，即对没收一切土地并按人口均分的适用区域作了限定，不过，毛泽东显然更倾向刘士奇等人的意见，其根据就是他在闽西积累的经验。如前所述，在邓子恢等人的领导下，闽西在红四军入闽前就进行了分田，确定了按照人口平分一切土地、以乡为单位、不打乱重分、抽多补少的标准。闽西之所以能够顺利实行按人口平分一切土地，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闽西的族田和公田比例高达30％到80％，个体地主和自耕农都很少。闽西土地的乡族共同体所有权远远高于私人所有权。虽然赣西的土地分配情况与闽西有很大差别，毛泽东还是坚持按人口均分土地才是争取全部群众的正确道路。所谓“争取群众”，首先就是争取贫雇农及农村边缘分子。尽管赣西这部分人群数量在农村中并不占据多数，却是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关键人群。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提出：“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而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要争取群众，首先是要靠这些最积极的少数来推动，因此“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他1930年5月在《寻乌调查》中依然坚持：“土地斗争一发展到群众的行动，便有大批的贫农唤着‘平田’和‘程度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只有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者，才会站在这个策略的反对方面”。对他来说，土地革命首要的意义并不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是在政治上鼓动和组织农民。而这种鼓动和组织，又首先必须满足贫雇农及农村边缘分子的要求。此外，争取农村边缘分子还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自耕农一般只愿参加赤卫队和游击队，不愿当正规红军。因此，红军的兵源除了俘虏兵外，一个重要的兵源就是游民无产者。“天天在战争中，游民分子战斗力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部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怕找不到”。满足游民无产者的分田愿望，是增加红军兵源的重要保证。所以，毛泽东坚决地站在刘士奇一边，否定了张怀万和李文林的主张。张怀万在这次会上因与刘士奇等人的种种意见分歧而被开除了党籍，吉安延福地区四名抵触土地革命的地方干部作为“四大党官”被枪毙，而李文林遭到了虽不点名但异常严厉的批判——他被看作赣西南党内严重危机的代表人物，“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毛泽东与李文林在东固曾经建立起来的友谊在陂头会议上宣告破裂。在“伴着发展”的战略下，军事地方化使军队与地方社会紧紧地粘连在一起，土地革命在地方社会引发的各种尖锐矛盾也势必转化为军地矛盾。但军地矛盾在不同时期的焦点并不相同。在初到井冈山时，红四军立足未稳，毛泽东更关心的是军队的生存问题，所以他选择了与掌握地方武装的袁王结盟。而在陂头会议上，红四军已经兵强马壮，掌握着对地方的控制力，毛泽东更关心的是通过分地来扩大政治影响的问题，所以，他不惜与李文林撕破脸面。 由于主力军队的强势，李文林的意见被强行压制下来。但“富农路线”这顶大帽子实难让李文林心服口服。5月，李文林去上海参加了全国苏区代表大会，发现毛泽东的许多做法与李立三掌控的中央并不一致。因此，李文林回赣后马上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特委全体委员会议（史称“二全会议”），会上对刘士奇开展了严厉的斗争，将其开除出党，并号称要“与农民意识保守割据观念的错误政治路线”开展斗争。这实际上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毛泽东——“农民意识”这顶帽子就是李文林从李立三那里拿来作为对“富农路线”那顶帽子的回赠。李文林的这种做法自然大大激怒了极其自信而敏感的毛泽东。 一个偶然的事件促使毛泽东与李文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城后，缴获了敌人的一些文件，其中发现一份署名“周作人”的黄金收条。这个收条被误认为李文林父亲充当“AB团”分子的证据。毛泽东在10月14日给中央的信中称：“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转变农民意识的口号为富农地主利用去反对贫农雇农，至根本动摇赣西南平分土地的趋向。”“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他在10月26日起草的罗坊会议决议中，更明确声称：“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因为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原故。”“从政治上指出AB团各种欺骗阴谋，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的一切活动分子”。“收条事件”的出现使毛泽东将对手的富农路线进一步上升为“AB团”，这就意味着已经将党内分歧、军地矛盾上升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 2．“诱敌深入”战略与坚守地方之辩 “诱敌深入”战略本是“伴着发展”战略在强敌压境时的演化结果，但强敌压境使军地关系更加复杂化，因而“诱敌深入”战略的实施势必遭遇诸多困难。“伴着发展”企图使主力红军扎根在地方社会，使主力红军和地方社会能同时得到成长。但是，红军处在敌强我弱的状态下，是以保存自己实力为基本原则的，需要在不同的地方之间灵活游击，而非固守一地。即使是在已经建立起很好的群众基础的根据地核心区域，毛泽东也认为在敌人的围剿大军到来时，应该“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因此，他反复强调像红四军这样的主力红军是所谓“超地方红军”：“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在中央远在上海、红四军曾长期缺乏电台的情况下，所谓“由中央直接指挥”其实是一种虚辞，红四军在苏区中央局建立前实际上听命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 红四军竭力区分两种割据：“群众割据应该出于群众的需要，千万不能凭红军的力量，用打天下的本领打出一个割据来。红军的割据与群众的割据不同，红军的割据单独用军事力量去占领一个地盘，在红军割据下的群众震于红军的声威，成了红军的老百姓，这个割据非常不可靠。群众的割据出于群众自身的要求，群众武装起来驱逐他的敌人，自行管理区域的大小事件，这样的割据，敌人是不能消灭的。”不过，这两种割据实际上又很难截然分开。1931年前，苏区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在很大程度上仍要仰赖主力红军的保护。如果说连主力红军都需要避敌锋芒的话，那么，地方政权及其武装在强敌面前往往不堪一击。因此，地方领导人总是希望能够在本地留住主力红军，反对红军的战略退却。尽管这些意见的确是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但是，“群众在敌人进攻看着红军逃脱，一定失望要怨恨红军，结果于红军群众都有损失”。因此，在大敌当前时，如何平衡地方利益与整体利益，如何清醒地认识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如何不为复杂、严峻、惨苦的环境所迷惑，如何能够下大决心、作大牺牲，以赢得大胜利，这是只有毛泽东这样坚定果敢的军事战略家和政治家才能做到的。眼光短浅、妇人之仁、畏惧牺牲，都可能给军队带来灭顶之灾。中央根据地后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但是，这种思想最初被地方干部和群众接受是极其困难的。在罗坊会议上，李文林就代表江西地方干部坚决反对毛泽东所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这种意见分歧本来也属正常现象，不过，“收条事件”的出现使毛泽东把李文林与他在土地政策及军事战略上的分歧都看成了“AB团”分子反对红军的伎俩。 3．“伴着发展”战略与亲疏远近之别 就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来说，虽然红军一般都是先培植地方武装，再把成熟的地方武装吸纳到主力红军来，但在具体的操作中，由于各种原因，红四军对地方武装的培植和吸纳又有三种类型之分：全面辐射、干部接管和间接影响。闽西红十二军、赣西南红六军、赣西南红二十军与红四军的关系就分别是这三种类型的代表，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关系也造成了其与红四军关系的亲疏远近。闽西红十二军和赣西南红二十军在“富田事变”中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这并不是偶然的。 更为重要的是，几乎在每支有实力的地方武装背后都站着一位地方军事强人，而这种地方军事强人身上往往又纠缠着极其复杂的地方社会矛盾。因此，要做到军队与地方的融合、主力军与地方武装的融合，就需要一方面使红四军的灵魂人物——毛泽东与各地方军事强人之间做到人格包容乃至融合，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这种人格包容或融合去消化或缓和那些或新或旧、错综复杂的地方社会矛盾。由于毛泽东具有非常独特的人格魅力，他在与地方强人一开始的互动中姿态也较高， 所以，往往很快就能在人格上打动他们。不过，历史的复杂性在于这种打动远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在湘赣边，毛泽东的人格力量彻底征服了袁文才，但这种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上的征服并没有消除土客冲突，只是暂时将其遮蔽了，一俟毛袁分开，土客矛盾就以更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毛泽东对袁王被杀可谓痛惜。在闽西，毛泽东竭力团结傅柏翠，但依然无法避免人各有志的结局。毛泽东对傅柏翠离开革命队伍颇感惋惜。而毛泽东与李文林这两个个性强悍者的关系更富戏剧性：先是相互欣赏，后则尖锐对立。毛泽东对公然与他作对的李文林可谓痛恨之极：“猛攻富农地主，富农地主于是不仅从行动上积极反对分田，不仅从组织上积极发展AB团取消派，而且要建议一贯的反革命理论，二全会议就完成了这一任务。二七会议是无产阶级、贫农猛攻地主富农，二全会议便是地主富农的反攻。”今天回过头来看，李文林主持的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固然追随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但这种路线谈不上是“地主富农的路线”，而他在陂头会议和罗坊会议上的个人意见本来也只是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但李文林与毛泽东渐行渐远，即使没有“收条事件”的出现，李文林在反“AB团”的高潮中恐怕也无法幸免于难。因为各种原因造成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从而产生不同程度的信任，本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种个人关系的远近和情感的好恶如果导致在政治上党同伐异，将异议者与富农路线、“AB团”挂上钩，就可能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刘少奇在延安时期曾专文论述党内斗争问题，提出党内斗争应基本上是思想斗争，而不能混淆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这也是基于诸多血的历史教训提出来的。 五、从“伴着发展”到“人民战争”：军地关系的定型化及其影响 尽管毛泽东所开创的“伴着发展”战略在实践中遭遇过一些困境，但从总体来说，它还是成功地开辟了红军发展和农村革命的道路，也创造了独具高度的军地关系新模式。这种独特性既需要对中国乡村社会有深刻的洞察，又需要对现代中国条件下红军的生存处境有敏锐的体察；既需要擅长民众动员和政治领军，又需要准确把握军队与地方社会的接入口。同一时期的主要红军领袖，尽管都接受了在中共军队内部政治领军、以党治军的观念，但是，他们对军地关系的“波浪式发展”“伴着发展”战略体会并不深。比如，朱德是红四军与毛泽东齐名的另一名主要领袖。不过，朱德的卓越才能主要体现在军事指挥上。从1929年发生的朱毛之争可以看到单纯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之争。再如，彭德怀在1929年—1930年单独领兵湘赣、湘鄂赣地区时，意识到“武装斗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没有主力红军打不开局面，粉碎不了白军进攻；没有地方武装，镇压不了反动的靖卫团、挨户团及地主富农的反水，也就保卫不了根据地”。但是，他的认识也基本上只到这个程度；他坦承“我们还不大会做群众工作，只是做了一些宣传工作。至于如何在农村中建党、建政、分田，还未入门呢”。彭德怀后来坚持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合并为红一方面军，交由毛泽东统一领导，一起行动，是因为从内心里服膺他的眼光和领导能力。在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遭遇惨重失败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看作有独特战略眼光和才干的军事领袖而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会后，他一开始在名义上是周恩来在军事上的主要辅佐者，而后逐渐成为军事上的主要决策者，最后才成为中共的最高领袖。一个非职业军人出身的人成为中共最高军事领袖，这说明毛泽东无人堪比的军事才能最终在中共党内取得了共识。 随着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军事领袖和党的最高领袖，他在苏区时期形成的“伴着发展”战略也上升为中共军队的基本发展战略。1936年12月，他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这一战略作了系统的总结。他在1938年5月所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提出：“要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在1945年4月的《论联合政府》里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概念：人民军队的力量不仅来源于高度政治化的军队本身，而且来源于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的群众武装组织的支持，来源于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的配合，来源于解放区人民对军队全方位的支援。“人民战争”概念可谓“伴着发展”概念的进一步提升，也意味着中共所塑造的现代中国军地关系的最后定型。 “伴着发展”战略和“人民战争”战略的基本特征是：以正规化、职业化、政治化的军事武装为基础，在有红色力量的地方逐步扩展，扶持地方红色军事力量的成长，并推动地方政治秩序的重构，开启“军事地方化”的进程。 这个进程的基本内涵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强调的是主力部队要克服所谓单纯军事观点，寓军于民，寓军于地，通过武器支援、干部派遣、干部培养、混编升级等各种渠道，在正规军事力量与非正规军事力量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构建起由主力兵团、地方兵团、游击队和赤卫队所组成的四级军事体系，逐步推进、适时升级、全民皆兵，最后实现以弱胜强的反转。这一内涵意味着中共的军事战略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民兵制度特别是府兵制度的提升，是晚清以来地方军事化进程的深化。 第二个方面是要实现军事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合一。如果说晚近曾国藩的湘军通过儒家伦理所建立起来的军队与地方社会的关联被后世的军阀部队所破坏的话，那么，中共领导的军队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新伦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具体体现为土地革命的政治伦理），重新建立起军队与地方社会的关联，消除地方与军队两条线并行的现象。如果说湘军的传统还只是意在克服军事危机、恢复地方传统秩序的话，那么，中共就是要通过高度政治化的军队的指导作用（这也颠覆了中共早期的组织层级，确立了新型的“党军”对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将军事革命同时转变为社会革命，用阶级政治和政党伦理来重建地方社会秩序。因此，地方社会不仅仅是单向地给军队提供兵源和粮饷，而且也在这种政治化的乡土重建中获得新生资源的能力，使军队获得强大而持久的动员能力，从而克服近代军阀部队飘浮在地方上的无根状态，跳出“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陷阱。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感慨：“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在沙堵（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而毛泽东在苏区通过“伴着发展”战略所创造的“新社会”，就是要突破传统政治家和思想家“造社会”的思路，将其奠基在严密组织起来的、以农民为政治主体的基层农村中。 然而，“伴着发展”的战略既使军队直接卷入传统的地方社会矛盾（如土客冲突、租佃矛盾或地方主义），又带来军地关系种种新的张力：在土地政策上着眼经济发展或政治动员的冲突、在革命理想图景上共产革命与新村革命的分岔、在地方武装上保留或升级的矛盾、在根据地上放弃或坚守的争执、在组织上亲疏远近的差别、在人格上强强相遇的碰撞。这些传统的矛盾和新生的张力在主力军队的高压下，在阶级政治的某些模糊指向中，在领导人的意气中，有可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敌我之争，从而采取“肃反”这种残酷的解决方式，给军地关系的良性发展留下阴影。 此外，“伴着发展”战略所塑造的军事化社会具有强大的惯性，使其即使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仍有很强的作用力。尽管1949年后由军队主导的军事化社会一变为由政党主导的总体性社会，但这两者的内在逻辑有诸多相通之处。如果说在战争时期那种军事化社会的塑造有助于克服地方社会的“内卷化”状态，那么，和平时期这种总体性社会的运作则使国家的力量几乎垄断了所有资源，主宰了民众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日常生活乃至内心世界，有碍于地方社会自主性的成长。 应 星：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