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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红色中华》自创办之日起，就把民众“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法律、命令，及一切决议”（《红色中华》发刊词，1931年12月11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种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成为中央苏区法制宣传教育的组织者。 选举运动是苏维埃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工作，因为“这个运动的实质，是改造各区苏维埃，建立强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来领导和执行目前革命斗争的任务，绝不是一个普通的选举运动”（《红色中华》1932年2月17日）。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充分动员群众，提高群众对于政权的认识，把其中的优秀分子选举到苏维埃当代表，这样才能真正改造各级苏维埃，巩固苏维埃政权。为了使选举运动能够顺利进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指示“责成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社对于此次选举运动作有系统的记载，要使《红色中华》成为此次选举运动中的一个有力宣传者与组织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红色中华》在苏维埃选举运动中担负着宣传者与组织者的重要角色，通过树立模范、介绍经验引导各地选举运动的有序开展。如福建才溪区就是选举运动的一个模范，该区开展了选民登记运动，“不单是写了有选举权无选举权，并把他的成分和工作和斗争历史也用了红纸和白纸分别布告全乡”。瑞金县武阳区武阳乡的选举大会于1933年11月8日至11日顺利完成，“到会选民共有一千八百多名，会场分六个，一个是工人的选举会场，其余是群众的。当日选出了正式代表四十名，候补代表九名”。 惩治反革命既是苏维埃政府巩固政权的重要任务，也是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环节。苏维埃政府指示“要把反革命的所有破坏革命的事件及一切实际材料寄登《红色中华》作广大宣传教育，并与反革命的理论上思想上的斗争”（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七辑）2006年）。因此《红色中华》大量曝光各种反革命行为，以达到对民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效果。如瑞金县人钟天旵1932年5月24日被瑞金县裁判部判处死刑，《红色中华》详细列举了他的六条犯罪行为。赖裕香、曾瑞珍、熊流民、温善珍都是石城县的土豪，他们“以土地剥削贫苦工农和放高利贷为生活”，并勾结“靖匪”到处清乡，屠杀革命同志，被判处死刑。福建汀州市人赖子春，在苏维埃政权下企图恢复他的地主权威，到旧佃户家里强收租谷，并且威吓称，倘若不完租“看他红军红得一世吗？待白军回来你亦会死”，1932年9月11日被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判处死刑。《红色中华》登载这些反革命行为及其最终判决，可以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强化社会规范，减少违法犯罪行为。 在当时，《红色中华》还成为读报团、夜校、俱乐部等机构的教材，也是各地苏维埃政府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素材。1931年5月《关于组织读报团的通知》规定，读报团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苏区的报刊如《红旗》《红报》等读给不识字的工农群众听，使他们了解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并能用实际行动去贯彻执行。”（谢济堂：《闽西苏区教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933年8月，中央教育部颁布的《夜校办法大纲》规定，“必须采取带地方性及在某一最短时间的特殊材料，用作补助教材，如捷报及《红色中华》《青年实话》中的政治消息”（《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红色中华》通过对中央苏区选举运动、惩治反革命等活动的报道和引导，及作为社会教育教材的有利条件，鼓舞劳苦大众去争取自己的权利，积极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勇于与反革命行为作斗争，拥护苏维埃政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