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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32年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针对法制宣传作出指示：“对于苏维埃的法令，应向工农群众作普遍的宣传解释工作，使一般群众提高法律常识，以减少犯罪行为，为彻底实现苏维埃的一切法令而斗争。”《红色中华》积极响应，不仅开设法律解释专栏，还大量刊载审判书和审判纪实，成为中央苏区法制宣传教育的引领者。 《红色中华》专门设置了《问题与答解》《法令的解释》栏目，针对民众关心的土地法、婚姻法、劳动法、红军优待条例等内容进行解释和解答。如1931年11月28日登载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的部分内容，涉及结婚、离婚、离婚后小孩的抚养、离婚后男女财产的处理等方面，主张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但很多民众对婚姻条例中的一些细则不清楚，如永定县委的向荣就提出三点疑问：第一，在离婚问题上，婚姻条例第三章第九条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行离婚”，但如果男方或女方没有一点正当理由提出离婚，另一方坚持不肯，是否准许离婚？第二，如果任何一方没有正当理由都准许离婚，“则在目前群众教育还很薄弱的时候，朝秦暮楚之事，必然要发生出来。且这种现象，现在永定各地已经发生，究要如何解决？”第三，关于男女财产处理问题，假如男女同居时，因负债务太多，女子便坚决要求离婚，离婚后债务便应由男子负责偿还，这对于男子来说，是否负担过重？向荣还指出：“以上的问题，不了解的人，恐不止我一个，希望在《红色中华》报上公开答复。”项英对此问题进行了回答，同时强调对于婚姻法“不应从男女双方来认识，应该从彻底消灭封建残余，解放妇女的意识来了解”。 《红色中华》登载的《问题与答解》《法令的解释》专栏，密切关注民众对新法律的疑问和困惑，并及时做出公开答复，阐释新法律所承载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及其具体操作方法，在法制传播上很好地做到了政府与民众的双向互动，有利于树立新法律的权威和法律的有效实行。 《红色中华》还重视刊登临时最高法院和裁判部的判决书，对一些公开审判进行详细报道，引起民众对司法审判的重视和参与。《红色中华》登载的判决书和控诉书共35则，全面报道重大案件的审理结果及定罪依据，让民众可以从判决书和决议案中了解法律的运行和实践。审判纪实是《红色中华》极具特色的法制宣传教育栏目。中央苏区司法部负责人梁柏台指出，“使广大群众来旁听审判，借某种案件以教育群众，在群众面前揭破反革命的各种阴谋，这是司法工作教育群众的一种方式”。江西省裁判部命令各级裁判部“在公审反革命领袖时，必须发动群众参加旁听，在判决后必须将此罪状公布”。而审判纪实则是对公开审判进行全面报道，将公开审判的信息传递给苏区民众。 1932年8月2日至3日，临时最高法庭公审季振同、黄仲岳反革命案，吸引了广大民众的参与，“瑞金各地的群众四五千人，手执各色小旗，高呼口号，列队前赴临时最高法庭，推选代表请愿，坚决要求法庭严格惩办季黄等反革命分子。法庭即派代表向示威的群众演说，并愿接受群众的要求，作为该案件的参考”。1934年2月12日上午九时，最高法院在全苏大会场举行左祥云、徐毅贪污案的公开审判，“到庭旁听者达数百人”。“群众对上述破坏苏维埃的犯人极为痛恨，要求法庭给予严格的裁判，计审判达四五小时之久”，最终判处左祥云枪决，徐毅六年监禁。 审判纪实反映了新民主主义法律在中央苏区的具体实践，群众亲临法庭审判现场，“对于这些反革命组织必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引起工农群众对于彻底肃清这些反革命组织的决心”。中央苏区政府借助公开审判对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既审理了案件，又教育了群众，传播了法律知识，“在无数次的审判中，都引起了一般群众的注意，苏维埃法庭在群众中已提高了自己的信仰”。广大苏区军民更加认同新的法律理念，拥护新政权，支持革命，而这些实践也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法制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作者：陈始发，系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凤凤，系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