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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民俗志的转向和困境 1992年，菅丰发表了《民俗志中真的存在可能性吗》一文，揭示出民俗志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指出：可以在民俗志历史上找到满足岩崎真幸等提出的三个阶段中前两个阶段要求的范例（这样的民俗志等同于民俗资料集），却从未曾出现过第三个阶段要求的能解决地域社会实际问题的“民俗志”，属于纸上谈兵。菅丰引用了上文中出现的坪井洋文的言说（1974年），对面对坪井的质疑18年来无动于衷、惰性作业的民俗学者进行了批判。针对大部分日本民俗学者已将民俗志和民俗资料集混为一谈的情况，菅丰提出了自己的构想：索性将民俗志这一概念等同于民俗资料集，它代表将民俗资料输入到民俗学内部的结果。而更进一步的阶段，代表将民俗学成果对外输出、贡献社会的载体的概念则用一个新名词加以定义，从而使民俗学者清醒地认识到两者的区别。 进一步说，年轻一代学者对民俗志的失望源于对民俗学前景的担忧，民俗学的学科建设期适逢文化政策和经济高速增长背后人们与日俱增的乡愁情怀的支持，然而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剧，不仅是民俗志，他们认为对日本固有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的民俗学也难以适应现实需求。为此，第三代部分学者开始了多样化的探索，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他们为超越20世纪的民俗学、使民俗学适应21世纪的需要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这些学者的研究对象、方法、目的不尽相同，却也存在一些共通之处。门田岳久将最近十几年的民俗学动向归纳如下：“一、从把握文化构造、类型的学问转变成以展现在眼前的生活实态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二、从对作为残存文化而存在的‘民俗’的研究转变成对当下新生成并逐渐变化着的文化、社会现象的研究；三、从对日本文化的本质性的研究转变成对全球化社会环境中的日常性、多样性、复杂性的研究。”民俗学的这些转向也引发了民俗志的一些变化。 （一）从“民俗”到“日常生活” 如上文所述，我们可以将民俗志分为“民俗”和“志”两个部分来考察，“民俗”一词定义的变更使得民俗志的内容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日本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期所编写的民俗学教材中，大多将“民俗”定义为民间传承、民俗事象、民俗社会、民俗文化等，民俗学就是研究这些“民俗”的学问。这一认识随着国家在文化政策中“民俗”一项的确立，地方史“民俗”篇的发行等深入人心。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学者认为民俗一词的既有定义已然成为民俗学的枷锁，阻碍了学科的发展。如岩本通弥在1998年发表《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即为民俗学吗——为什么民俗学疏离了“近代”》一文，指出民俗一词的既有定义强调与过去的延续性和本身的稀缺性，蕴含着“亘古不变的重要文化”这一本质主义的内涵，故而与现实渐行渐远，必须倡导民俗学重返“当下的日常”。小松和彦则在2000年和2001年分别发表了《追寻新的“民俗”》和《“民俗”在哪里》两篇文章，探讨民俗定义革新的可能性。他指出：民俗一词的既有定义是民俗学者为了限定研究对象而制作的“标签”，把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民俗从文化中分割出来，只不过是为了给其烙上民俗学之考察对象、研究素材的“印记”，主张学者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来界定民俗。 曾为学科建设主力军成员的福田亚细男在2000年出版的《日本民俗大辞典》中避开了原有定义里诸如民俗事象、民俗文化之类不可或缺的“民俗”二字，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表述为“跨越世代得以传承的集体性的生活文化”。然而作为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的菅丰却依然觉得这个定义过于狭隘，批判福田在“存在于现代的文化”中选取了“跨越世代得以传承”的部分，继而在其中又再次选取“集体性”的部分，最终又选取包含其中的“生活文化”，一步步缩小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从而舍弃了存在于我们眼前的现代文化中的诸多内容。 如此，日本民俗学界试图扩大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不再选取文化中的所谓“民俗”的截面，甚至打破了“民俗”与“传承”成双入对的传统格局，强调当下鲜活的“日常生活”。 岛村恭则的《“生存之道”的民俗志》于2010年出版，描绘了朝鲜居民（从朝鲜半岛移居日本的人群）聚集地的生活景象。他以福冈县福冈市为田野对象，详细记述了战后至今从屋舍搭建、集团形成到人们日常的工作生活、民族文化的维系等，探讨朝鲜居民是如何践行他们的生存之道的。虽然岛村沿用了民俗志的名称，但已是生活志的内涵。“生活志”是日本公共民俗学之父宫本常一提出的概念，他不满足于从日常生活中抽出民俗事象进行整理的民俗志，指出了解民众生活、生存方式的重要性，认为生活志的表述更适合自己的作品。岛村继承并发展了宫本的理念，但与宫本把“民俗志”和“生活志”分开的做法不同，他依旧保留了“民俗志”的说法，他说“我不使用‘生活志’而特意使用‘民俗志’一词，因为这里的‘民俗’就是‘生存之道’本身”。 （二）从“民俗”到“人” 除了从“民俗”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外，部分学者认为长期以来的民俗学研究将研究对象限定为“民俗”，而忽略了承载民俗的“人”，他们试图建立“以人为本”的民俗学。 对于包括民俗学在内的注重田野调查的学科来说，“人”是根本，然而长期以来民俗学者在调查、研究时往往只关心调查对象口中传达出的民俗信息，却漠视眼前一个个活生生的无法被他人替代的主体。以日本民俗学研究焦点之一的村落研究为例，多数学者自70年代开始一直使用区域研究法，强调对某一村落文化的细致调查和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整体把握，“忽略了每个生活者微观而多样的视角”。随着社会学、人类学等相邻学科纷纷采用“口述生活史（orallifehistory）”等以人为中心的手法（person-centeredapproach），新一代日本民俗学者开始思考将这些方法导入民俗学研究中。如谷口阳子，因参加山口县史的编纂工作，曾于1999~2000年调查了当地的一个小渔村，采访了许多村民。由于不满自己当初只注重被采访者讲了什么，未关注被采访者是如何讲述、如何与自己互动的，近年她依据采访笔记重新开展研究，撰写了《村落研究再考——对抗同一化的个人生活史》一文，研究发现每个村民在叙述渔村整体记忆的同时，不忘强调自身的特殊经历，从而避免被村落的整体历史同一化，逃离研究者预设的“共性”框架，以示自己有别于他者的“个性”。 同样，在民俗学鼎盛期被定型化的民俗志以调查记录某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为主，缺少以人为中心的描述，尤其是70年代用于地方史编纂的民俗报告因为过度的政治性、脱离民众需求而受到诟病。然而近年重新编纂的《新编福冈市史民俗篇·人与人们》（2015年）却有别于以往的写法，重在描绘无名的人们的生活技能、日常风貌，如福冈的人力车夫、默默擦去涂鸦的人们、住宅区的生活、一间居酒屋的一周等等，比较贴近市民的需求。 从“民俗”到“人”的转向也表达出年轻学者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渴望。上世纪50年代起努力将自身建设为“普通的学问”的日本民俗学，“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自90年代起发生重大变化时，未能寻求突破，从而独自落后于了时代。也就是说，民俗学再次变成了‘不普通的学问’”。所以，新一代学者希望“通过对‘人’的关注，重新获得与其他领域的共通语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