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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在野之学”与《炉边丛书》的可能性 同样是为了寻求民俗学的现代性和与其他学科同场竞技的可能性，菅丰倡导“新在野之学”的民俗学并加以实践。“新在野之学”是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在野之学”的回归和再构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由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主导的封闭的学术体系，消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隔阂，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的行为体的协同合作。 相似的，在2014年5月日本现代民俗学会的年会上，菅丰提及了《炉边丛书》的可能性。如上文所述，《炉边丛书》是日本民俗学草创期，也就是“在野之学”时期问世的民俗志，与30年代开始学科建设之后的民俗志有所不同，具有当地人执笔、形式自由等特征。 诚然，就写作方式而言，《炉边丛书》只是把当地的文化事象进行简单的罗列，然而菅丰认为“它的手法是独创的、崭新的、富有个性的、充满挑战的。具体来说，在柳田乡土研究运动的鼓舞和激励下，全国无名的乡土研究家自主书写、表现自己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生活文化，这种手法与现代方法论中强调的‘再现（representation）的权力’有共通之处”。新在野之学针对“实践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目的展开的”的设问，提出为了当地民众的幸福这一核心理念，在倡导多样化行为体协同合作的同时，强调以民俗文化传承人为核心的当地民众拥有权威性。同样的，到底为何撰写民俗志？为了谁撰写民俗志？又该由谁撰写民俗志呢？柳田把生活于地方、以乡土人的感觉研究乡土的人们作为《炉边丛书》的执笔人，他把书写的权力交到许多无名的普通人手中，并积极推动这一手法的实施。 此外，菅丰所提倡的新在野之学的实践没有固定的模式，是可变的学术实践：“（这是一种）在永无终结的关系中展开，无法被定型化、规范化、标准化、通用化、手段化，甚至不以（实践）行为本身作为先验目的的实践。”5《炉边丛书》共发行36册，每本的内容及构成各不相同，一方面来说那是因为当时对民俗志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认识，另一方面从现代的视角来看这种当地人自由设定主题的方法符合新在野之学的要求，是对70年代定型化、规范化、标准化、通用化、手段化的民俗志的挑战。 所以，如果说菅丰的“新在野之学”旨在打破学院派民俗学者建立的封闭的学术体系、对“在野之学”进行现代的再构建的话，打破学术体系建设期被定型化的民俗志、追寻“在野之学”时期的《炉边丛书》在现代的可能性则是其思想的一贯表现。 如此，现代的日本民俗志如日本民俗学一般出现了一些反传统、多样化的趋向。如古家信平所说：“民俗志形式多样，源于研究者与现实的对峙，是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在事实的依托下与概念一起提起的‘场所’。有顾及民俗的方方面面对生活全貌进行描写的，也有关注民俗的某个侧面着重描述某个地域的特质的。” 不过在日本民俗学界中，由第二代学院派民俗学者确立的历史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至今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所以除了上述少量具突破性的民俗志以外，近年出版的民俗志大多还是延续了70年代的方法，对于为何使用民俗志一词、其含义究竟为何等问题并没有充分思考，只是觉得它是和民俗学相关的某种记述而茫然地使用着。而且，相比《写文化》之后民族志的大转型、各种方法论层出不穷而言，日本新一代学者对民俗志的反思存在不够彻底之处，例如，“日常生活”的转向、以“人”为中心的视角是相邻学科所共有的，那么民俗志的特殊性在哪里？在这些关于人们日常的记述中，如何展现调查人与调查对象的关系，有没有意识到再现的只是部分的真实，尽可能听取更多的声音？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自省式地进行记述，等等。菅丰的提法有从日本民俗学的特质出发探索其在现代的可能性，可是日本学界对于《炉边丛书》的手法并没有充分探讨，也尚未出现对其进行现代再构建的民俗志范本。 五、结语 与民族志和人类学的不对等关系不同，日本民俗志与民俗学基本对应地按照同一轨迹发展，经历了摸索、定型及繁盛、离散及颓废的过程。 在日本民俗学草创期时，民俗志并没有清晰的定义，也没有固定的模式，主要负责资料的采录，在上世纪30年代学科创建后成为“通过乡土研究日本”的“重出立证法”式比较研究的资料基础。50年代起，日本民俗学加大了体系建设的力度，并在70至80年代迎来高潮。同样的，民俗志在学科发展及行政政策的推动下逐渐定型，伴随着“重出立证法”到“区域研究法”的转变不断细化，并受到同时期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影响，具备了一定的“研究乡土本身”的职能。如本文开头所述，我们应从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来考察民俗志，所以这一时期被定型化的日本民俗志指的是对民间传承、民俗社会文化进行细致的团体调查、严谨记录，并在其原生的地域社会中对其进行整体把握、追本溯源的过程，以及标准化作业的成果报告。之后，随着日本民俗学学术影响力的减弱，民俗志一词的使用频率也大幅下降。21世纪，部分新一代学者尝试对民俗学进行改革，这也引发了民俗志的一些转向，出现了日常生活志、以人为中心的写法、新在野之学式的思考等，而未经深刻反省便惯性使用民俗志一词的实繁有徒，其新的转向也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回到“破”与“立”上来说，日本民俗志的发展历程中不乏对立与争执的局面，这些针锋相对的声音促使民俗志不断趋于完善和统一。然而，当代日本民俗志面临的不仅仅是这一概念的内部更新，即小破小立的问题，还涉及到对这一概念的取舍，即大破大立的问题。若要立，立什么样的民俗志？若要破，又该何去何从？从日本近些年出版的以民俗志命名的书籍来看，多为70年代定型化的民俗志的延续，所以笔者认为如果想要保持这一传统，强调学科的特色，那么正如菅丰1992年发表的论文所述及的那样，将民俗志与民俗报告书、民俗资料集等同起来或许是一个较好的做法，定义明确且有范本可循。另一方面，如日本新一代学者提出的“（日本）民俗学过于追求本学科的独特性，在与其他学科共享概念和方法上持消极态度，从而导致了无法与其他学科对话的结果。而独特性和原创性本应指在进行‘共通’的工作中浮现出的视角和方向的差异”，那么与其在民俗志的框架下寻求突破，不如“与相邻学科共享民族志（ethnography）一词，民俗学者可根据各自的研究选取相应的民族志手法”，并在实践过程中探寻本学科的与众不同之处。 日本民俗志有受到中国方志和西方民族志的影响，在70年代左右定型化，又反过来“影响到钟敬文对民俗志的描述”。可见，西方的民族志、日本的民俗志、中国的民俗志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想把本国传统与西方范式完美结合都并非易事。究竟是重塑民俗志的内涵，使之朝着曾经的理想中的形态发展？还是面对现实，借用民族志的手法在实践过程中发掘民俗学的个性？日本民俗志的困境同样值得我们深思。有一点毋庸置疑，正如《告别田野》是为了告别初级的“田野工作”，向更好的“田野工作”做出示范一样，我们也应该和传统意义的“民俗志”说再见了。 (文章发表于《民俗研究》201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