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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转换与世界的再发现 本土传统与世界性的纠结背后有一系列权力的起承转合。我们都知道《世界文学》这个以译介国外其他民族国家文学的杂志，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刊的《译文》，1959年改成现在这个名字。改名之前不久的1958年，中国、苏联、印度、阿联、加纳等30多个国家的180多位作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举行了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会议的背景是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和此后第三世界国家所倡导的“南南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文学》最初那几年翻译了很多亚洲、非洲的作家作品，丰富了现代以来对于世界文学的认知。事实上，早在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时候就有弱小民族联合起来的意识——在他们的心中，“世界文学”的样子显然不仅仅只是限于西欧和北美。但是这幅“世界文学”图景因为峻急的现实语境而没有铺展开来，后来如果不能说被中国作家遗忘了，至少在80年代之后被他们忽视了，在鲁迅那里开阔的“世界文学”于是被缩小了。这种情形对于当代汉语写作而言可能并非幸事。如果真的要有大国文化的风范，眼光可能再调转一下，看看被我们忽略的世界文学角落，也许会有更丰富多彩的风景。 随着新世纪全球化语境中文化多样性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之后，重新发现“世界文学”的多样谱系已经成为重建文化主体性的必然要求。少数民族文学基于其内部的多样性，反而可以联结起更为宽阔的世界文学地理。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重绘了文学地图，为边疆及跨境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中所起到的作用提供了开阔的契机，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世界文学”。因为地理和文化的接近性，边疆少数民族往往有地缘优势，。波斯文学、阿拉伯文学是沿着丝绸之路的商道进入中原的历史由来已久，在广阔的新疆多族群中影响深远，维吾尔族的文学经典《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词典》便是儒道文化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之外的产物。时至今日，土耳其文学的维吾尔文翻译也并不比汉文翻译少。 另外，中国还有大量的跨境民族，众人熟知的蒙古族、朝鲜族、俄罗斯族自不必言。壮族与越南的岱依族和侬族，傣族与缅甸的掸族、老挝的主体民族佬族以及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都与中国的少数民族有亲缘关系，布依族、侗族、仡佬族、彝族、哈尼族、苗族在越南、老挝都有分布……跨境民族文学更多体现出文学作为人类共有财产的共享性质。哈萨克族的大诗人哈拜和唐加勒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哈萨克斯坦都是受人尊敬的文化名人，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更是与中国柯尔克孜族同根同源，今日依然是中国克孜勒苏的柯族人最为熟知的他国作家。 在文化传播、交往、接受、融合之中，这些由少数民族所带来的视角转换，激活了一度沉寂的文学遗产，敞亮了被遮蔽的文学地理，让“世界”的图景更加完整，也成为建构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一种有效途径。“世界文学”的新视野，对于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理解亚非拉的文学渊源，重建亚洲与欧美文学的结构性关系，进而构造一个超越性的文学理想，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文学未来生态，都有着莫大的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