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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简单地从语义表达丝路文化认同重要性的话，无法直观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该将其置于长远的战略考量，方能在更高的站位中感受其巨大的价值影响力。首先从地理区域来看，“丝绸之路”是各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地区。通过丝绸之路这条大通道，西部的少数民族将芝麻、核桃、雕刻、绘画等优秀的民族精华运往中原大地；藏文《今文尚书》、蒙文《至元译语》等成为汉人了解少数民族的最好工具。同时，诸多少数民族也开始翻译《四书》 《五经》 《百家姓》等经典文献，极大地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流。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基因的传承， “丝绸之路”上的各民族能够构筑起具有共同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的合作体，以消解因文化差异和语言隔阂带来的潜在风险；[1]其次就共同资源的延承而言，在这条横贯东西、纵横几千年的大通道上，存在着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人文的共同记忆，也是多种文化交织碰撞后所生成的遗产性资源大集合，这种遗产性资源包括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这些共有资源能够激发人类对于共同精神产品尊重和保护的原初夙愿，有效促进丝绸之路上各种资源性遗产的跨国和整体保护；最后就复兴传统与创新现代的可能性而言，丝绸之路已经引起沿线国家，非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和热情拥护，这本身就证实了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如果能够按照既定设想，通过陆上和海上交通要道的联畅实现地理距离的缩小，将有机会充分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优势与地缘功能，实现丝绸之路复兴的伟业。 然而，有一些基本事实必须清楚，即丝路文化认同尚存在诸多的滞阻，影响着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具体而言，首先是基于共同文化承传的认知明确但实践滞后。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在文化协同建设上达成了初步共识，并构建了跨区域协同治理和资源共享机制，但组织架构的有效治理和基于共同少数民族记忆的民间协同体尚未形成。通常情况下，我们对于文化的解读习惯于站在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辐射性文化体系解读，缺乏对中亚和西亚文明，甚至少有具体的少数民族群体的主体性考量与关注，不同民族问文化互动的平等性基础缺乏，无法达成共同识别的文化符号和价值表达；其次是基于丰厚文化遗产资源的协同保护认知明确但转化效果差。通过梳理历史的脉络可以发现，在丝绸之路上充满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样式和各种各样的文明，在各种人文景观、民俗民风、语言文字中充满着各种民族繁衍生息的优秀积淀，也凝结了人类共同的智慧和辛劳。由此可见，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虽在文化遗产资源的总存量和资本化空间方面巨大，但尚未转化为共同的经济效益增长点，无法通过文化的共同记忆达成一致性的物质增长；最后是丝绸之路区域范围的产业调整目标明确，但文化产业发展差异化凸显。从长远看，丝路文化产业带必将为沿线各民族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基于各地文化消费需求不一致性导致的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和规模不一致，使得文化产业呈现“经济凹陷状”，叠加了丝路文化产业跨域文化治理的复杂系数。 所以，当我们站在现代的视野重新审视丝绸之路的恢宏与荣光时可以发现，丝路文化认同的少数民族记忆既包括对以往不同民族文化积淀的“大浪淘沙”，也包括未来文化样态的“灵蚌含异”。那么，以本位追寻、遗产生成、产业集聚表达丝路文化认同，就成为一种情感性逻辑、资源性逻辑和行为性逻辑的实践需要。但应该避免因对历史文化的恋恋不舍而淡漠对未来文化的孜孜想象，造成后来者少数民族记忆中可能出现的贫困和缺憾的历史与现代精髓，既要立足于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又着眼于未来文化。当然，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是不足以体现包容性和世界性的，还必须充分吸收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培育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胸怀，方能实现通过丝路文化精神彰显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之宗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