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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如何形成是一个无比庞大具有相当挑战性的课题。对此不少既有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形成具有其各种两歧性。简而言之其既具有现代的模样，又不乏传统的影子；既有中国传统的渊源，又有欧风美雨的影响。本章并不处理如此庞大的一个问题，而是希望从一个相对中观的问题即“普通人认知国家的基础常识是如何获得的？”出发来观察“现代中国”形成的一个侧面。而所谓基础常识指的是对现代中国的形成有着强大影响力和凝聚力的一些概念、知识和记忆。它们并不仅仅在精英的世界中广泛传播，并且渗透到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之中。 从研究取径上看，既有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基础常识建构，其重心多放在转型时代所出版的大量报刊上。这当然非常重要，因为在清末民初思想媒介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而报刊的确对于现代中国的基础常识建构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只要对报刊的制作、销售、阅读等各种面相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尤其是如何估计和解说报刊的实际影响力。有研究者即指出：在清末民初无论是报纸还是新式期刊的发行量都比较有限。研究已汗牛充栋的《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在20年代初发行量大约是一万五千份。《申报》大约日销二万五千份，其次是《新闻报》二万份、《时报》一万份，其他报纸发行量皆不到一万份。 而据笔者考察清末报刊的销量除了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外恐怕也比原来我们估计的要低一些。虽然报刊的影响力并不能仅仅用发行量来判断，但笔者仍然以为研究视野或许应拓展到报刊之外，去考察关于“现代中国”的常识建构还有哪些方式？其中各类“读本”的传播阅读在笔者看来即是非常重要之一种。 清末民初“读本”的兴起 在清末民初兴起的读本主要依托于三个重要背景：其一为从清末宪政开始到1911年革命的政治变革；其二为清末的科举改制；第三为西潮冲击下传统童蒙教育的转型。 20世纪最初十年清政府的新政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触动乃至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一次重大改革。其中宪政改革定立宪时间表，中央设资政院、各省立谘议局、在各地推行地方自治。这些举措在很多读书人看来都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困境即如何开民智以培养“立宪国民”的政治常识。因为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宪政为何物，资政院、谘议局或者地方自治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甚了了。在上不少人是以“通君民上下之隔”的思路来理解宪政，在下选举舞弊、非议宪政的现象屡见不鲜、由选举资格调查和地方自治推行而起的风潮此起彼伏，因此1909年的学部奏陈才会说“立宪政体期于上下一心，必教育普及，然后国民知识道德日进，程度日高，地方自治选举各事，乃能推行尽利”。正是在此潮流下严复、孟森、朱树人、陈宝泉、高步瀛等人纷纷开始编撰各种读本来开民智为立宪做准备。而1911年革命改帝制为共和也催生了一批以传播“共和国政治组织大要以养成完全共和国民”的民众读本。 同时自戊戌变法开始，清廷开始大幅度改革已近千年的科举制度。最重要的表现为科举考试中策论一门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1901年清廷下诏全方位科举改章，策论一门被提升到至关重要的位置，成为了每一个举人士子必读必考的东西。这一变化虽然仅仅维持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即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嘎然而止，但其造成的影响却不容小视。周作人在《谈策论》一文就曾略带嘲讽地评说从八股改策论带来的影响： 前清从前考试取士用八股文，后来维新了要讲洋务的时候改用策论，……八股文的题目只出在经书里，……策论范围便很大了，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玄学是一类，经济、兵制、水利、地理、天文等是一类，一个人哪里能够知道得这许多，于是只好以不知为知，后来也就居然自以为知，胡说乱道之后继以误国殃民，……我们小时候学做管仲论、汉高祖论，专门练习舞文弄墨的勾当，对于古代的事情胡乱说惯了，对于现在的事情也那么地说，那就很糟糕了。洋八股的害处并不在他的无聊瞎说，乃是在于这会变成公论。 这种对策论/论说的描述证明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导致了读书人从阅读形式、学习内容到自我认知理路的巨大转换，这种转换并未因1905年科举废除而停滞，其带来了一种经久不息的出版热潮即以“论说”为题目的读本大量出版。这些以“论说”为标题的读本虽然基本都是粗制滥造，大量重复、内容庞杂的策论型文章的汇编，按照它们自夸的话来说即“无非古今历史与夫近今时事相提发挥，或一题一篇，或一题数篇，以示途径”。但却因符合了一般读者尤其是在校学生参考、模仿乃至抄袭的需要而经久不衰。如《最新论说文海》一书1913年初版，1919年18版，到1933年已出到增订26版，而且在国民党“训政”体制下有些文章从表面上看已颇不合时宜如《孔子纪念日感言》、《尊孔论》等，但依然能够销行无阻。 除了宪政推行和科举改革外，西潮冲击下传统童蒙教育的转折亦是民众读本兴起的温床。一方面传统童蒙教育被很多趋新读书人认为不合时势，而被冠以许多“污名”。这使得童蒙教育中应使用所谓“浅白读本”的意见甚嚣尘上，《申报》上有论说即认为： 我国因考试用文字之故，遂以不通俗为主。而初级读本亦用之，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彼止曰我教之读八股题目，读八股材料也。若问童子之受益与否，则哑然无以应矣，今夫浅白读本之有益也，余尝以教授童子矣。甲童曰好听好听，乙童曰得意得意。所谓好听得意者无他，一闻即解之谓耳，一闻即解故读之有趣味，且记忆亦易，如此则脑筋不劳，无有以为苦事而不愿入塾者。且童子养生之道亦在是矣，或曰四书五经乃圣贤道理，如何舍彼读此？答之曰四书五经之道理无分古今，惟其语言则儒林古国之语而非今国之语也。若以今国之语言写，无分古今之道理有何不可？余所谓浅白读本非不讲道理之谓，乃句话浅白之谓耳，且直与时为变通。 另一方面童蒙教育的基本结构由官学、书院、私塾渐渐转向各类学堂，这种基本结构的变化让如何规训学童的身体和思想以适应“新学堂”成为了一个问题，这些身体和思想的规训往往会利用教科书。由此不少教科书即直接以“读本”为名，而各种其它类型的“读本”亦成为重要补充。像《国民读本》除了有立宪宣传的功用外，在《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凡例》中就明确规定其使用者为“学生”。《国民必读课本》也是如此，其宣讲规定由各地劝学所来进行。《中华共和国民读本》自称其内容“可充高等小学及初等小学补习科之用，然今日中学校、师范学校学生皆未受共和国民教育，故亦可用为补习课本”，商务版的《共和国民读本》在封面明确表示为“高等小学校用”，而在《初等共和论说指南》中开篇即有《守规则》一课说：“学校之立规则，岂欲压制学生哉？将以检束其身心耳。乃有放纵之徒，不识规则为何物，辄违犯之，身心何由而端正乎？惟善守规则者，无论课业时，游息时，而其举动语言皆无过失。”这些均足见学堂建制与读本出版之间的密切联系。 理解现代中国：清末民初“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 在初步了解清末民众读本兴起的背景后，让我们回到这些读本自身。如果将清末民初的读本与当时其他著作或报刊上的言论相比较，其实这批书大致在思想上既无原创性，也无独特性，但却是讨论“一般思想史”的不错材料。因为至少编写读本的那些精英在试图向更多的人传递他们在思考并希望让民众了解的概念、理论与思想，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势必要努力地做到通俗化和简单化（效果如何存疑）。此处即选取清末民初与政治文化基础常识构建密切相关的国家与世界观念来做进一步讨论。 在清末中国占据主流位置的是一套融合了“主权在民”和“国家至上”观念的混合型国家观。这套国家观打破了原来皇帝、朝廷与国家的紧密结合，降低乃至消解了皇权在整个国家架构中的位置，最终将“国家”抽象出来，成为了新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中就曾把国家比作“公司”，“村市”；朝廷则是“公司之司务所”、“村市之会馆”；而皇帝、官僚则为“总办”、“值理”，因此： 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在中国传统的国家认同中，在位君主和一姓王朝基本与国家一体。因此梁启超这套将“朝廷”与“国家”分离的推论方式可谓惊世骇俗，但影响却甚大，这种思路也充分反映在当时的读本里。如1905年出版的《国民必读》虽然会有一课称“受国家莫大的利益，岂有不思报酬的理，所以就以忠君爱国四字，为我辈最大的报酬，亦就是我辈最大的责任”。但只要通读过这本书就会发现明确提倡“忠君”的只有这一课，在“忠君爱国”的旧毡帽下面隐藏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民”则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全新政治主体，由此国家与民众在读本里产生了全新的联系，这种联系又使得国家对于民众的要求与以往在“君臣”或“君民”关系框架下的那些要求截然不同，这尤其表现在《说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一课上： 如今我中国的民人有个最不好的习惯，遇着国家有事，就说这是国家的事，不与我民人相干。此等话可算是最糊涂的了。试问民人是何国的民人？国家是何人的国家？若国家的事与民人无干，如何能唤作国民呢？须知国民二字原是说民人与国家，不能分成两个。国家的名誉就是民人的名誉，国家的荣辱就是民人的荣辱，国家的厉害就是民人的利害，国家的存亡就是民人的存亡。国家譬如一池水，民人就是水中的鱼。水若干了，鱼如何能够独活。国家又譬如一棵树，民人就是树上的枝干，树若枯了，枝干如何能够久存？ 到1911年革命后，摆脱了皇权束缚的读本中讲现代“国家”的内容就更多，甚至用的比喻都与清末类似，如在直隶省出版的一套《共和浅说》中就说： 共和国家由人民组织而成，所以叫做民国。共和国家的人民都是国家一份子，所以叫做国民。可见人民与国家是万万不能分开的。国家譬如一棵树，人民就是此树的根株枝叶。若无根株枝叶，那里有此树，树已枯槁了。就是有根株枝叶也不能独存。所以国家与人民关系的非常密切，国家一切的事就是国民的事。 国家观的转化构成了现代中国的一层基本底色即对国家富强的渴求和对民族主义的宣扬、响应和追随。但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除了国家富强和民族主义被凸显外，另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世界”观念的兴起。这一观念首先是和中国古老的“天下”观念相勾连的。罗志田即指出：列文森说近代中国是一个从“天下”转化到“国家”的过程或许大致不错，但同时也是一个从“天下”转化到“世界”的过程。。从读本来看，不少内容即表现出从“天下”向“世界”转换的痕迹。如商务出版的《共和国民读本》在谈到“邮政”时就说： 往时通信或遣专使，或凭信局，从无国家为之经营者。至邮政既兴，其所及之地既广，传达亦较为妥捷，于是人民心志大通，知识亦因之大进，且不徒偏于己国也。又合万国同盟为之整齐而画一之。一纸音书可以周行世界。 “合万国整齐而画一之”既包含着有中国人怀着“天下一家”的古老理想要“跳入世界流”中去的想象，又消解了以往天下观以中华本土为中心，以夷夏为分界的差序格局。这就使得清末民初的“世界”观念在民众读本表现出四条既有相似之处又包含较大差异的理路。 第一， 因有“世界”观念而有世界公理和世界公例，公理与公例是一套无须经过证明即有其正当性的一套言说，由公理、公例为起点，既然泰西诸国依照这些准则来破除迷信，讲求卫生，强调公德，那么这些准则就都成为了趋新人士所提倡的强势话语，通过日复一日地讲述、宣扬和选读渐渐沉淀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 第二，是时传统天下观念里的人类意识与“世界”观念中的普遍文明观相结合，在强调富国强兵的同时，亦常试图以人类主义的普遍性来消解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催生了中国人要做“大国民”的意识。 1905年出版的《国民必读》已在说：“日本人有言，大英雄不如大国民，真是有味之言。大国民三个字不是论国的大小。必须有作大国民的资格，若没有国民的资格，那国虽然大，只好算大国之民，却不能叫做大国民。那国民的资格从何造成呢？必须要受教育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民读本》则提出：“文明之民尤重人道，是以能爱己又能爱人，虽外国人犹同胞也。盖国家权利之争有内外，而人道则无内外”。 第三，普遍文明观又会与流行的进化观念相结合，从而让新的“世界”观念中产生了一套对各类国家和人种的等级化想象。这套想象形成了以富强和文明为区隔的另一种“夷夏之辩”，。在这种“夷夏之辨”里，欧美国家及其人物作为富强代表和文明标杆大量出现在读本中。 《中华共和国民读本》就特别辟出六课的篇幅讲解法兰西共和国、美利坚共和国、法美政治之异同，美国各州之组织，这一篇幅的量占到了《中华共和国民读本》上册的五分之一强。商务版的《共和国民读本》的广告页上则赫然有《法美宪法正文》、《世界共和国政要》与《美国共和政鍳》等书来作为新建民国的效仿对象与指路明灯。又有一篇题为《十九世纪之文明记》的读本里的文章则可能是一个清末民初思想界大面积“变夷为夏”的典型例证： 欧洲各国进步速率必较他国易达，其脑筋转捩实有特别之灵动在也。不然同一文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写盾的与法人嚣俄，英人丹尼孙及氏庚、德人哥的耶。同一史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德人兰陔、英人弗里孟耶、同一哲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德人康德及非希的、黑智尔、秀彭化、英人斯宾塞耶。同一科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德人麦耶之势力不灭论、英人达尔文之进化论耶。嘻，文明至此可谓达于极点矣。而孰知器械之新发明者有福尔顿之汽船焉，有斯梯芬之汽车焉，有沙米林及高斯之电信焉。其余自显微镜、望远镜、写真术外，概电话、电灯、电车、无线电信、炮火、军舰诸术，更能出奇制胜以竞争于一时。盖武功息而文化开，民智启而物理出。观于千八八三年之三国同盟，千八九五年之两国联合已可得其大概矣。况千八九九年万国和平会更别树一帜于地球之上哉。今也环球交通日新月异，十九世纪之历史诚不能不为欧洲留纪念也。 第四，因另一种“夷夏之辨”产生而让时人产生了一个普遍焦虑即中国是否有资格包含在“世界”之内？ 比如读本中说到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就会指出这是因为“广民族而张国权”由此“殖民之说流行”。但沉痛的是像美国华工等“供人奴仆者皆我华人耳”。不过文章到最后，作者又不免遐想中国何时能够同列强一样去分享占有殖民地。一些读本谈人种知识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作者一面希望南美红种、澳洲棕种、非洲黑种能与亚洲黄种、欧洲白种同化，如此则“文明之进步不难”，退而求其次则要求“亚洲之黄种与欧洲之白种同化，使“天演之界说悉泯”。但其笔锋一转又固执地认为“三种固不如黄白，而黄种又不如白。” 在这些论述中明显表现出究竟“世界包不包括中国”这一问题在时人看来是一个尴尬但又不得不去经常面对的重大问题。 20世纪20年代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 20世纪20年代中叶是所谓“转型时代”的结束时期，在这个时段里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已有不少学者作出了出色研究。不过就政治文化常识建构而言尚留有一定的讨论空间。若能以当时出版的读本来与清末民初的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观念作一些比较，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由读本带来的现代国家观念和世界观念有更大的帮助，先来看国家观念。 在清末民初的国家观念里，当国家与朝廷相分离，则新的政治主体——国民或曰人民、民人也随之产生。普遍化、一致化的“国民”极大动摇了传统时代即使是普通中国人也认同的价值认知即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1896年梁启超已在说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中国不如欧西列强正是因为“有四者之名，无士之实”。而那些矧于士而不士，聚千百贴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则是“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懵然未有所闻者，而欲与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1903年马相伯则从中西读书人的比较中看出了“士大夫”的大劣势： 士大夫束发入塾，即为无业游民，不复于工艺有所措意，以致器日苦窳，商业大衰，而利权遂为外洋所夺。不知外人虽贵为天子，亦下执工业，陶冶斤斵，皆躬为之，非特大彼得之入船厂而已。中国古时士人尚执贱业，如嵇康好锻诸事，史传往往言之。唐宋以后，兹事遂希，亦可见世风之变矣。 前引《国民必读》中也特别指出： 人但能尽了自己的责任，就算不枉为一个人。但就我们为民的说，比如士农工商，任人去作，只要能尽了自己的职任，于社会就大有益处。古时四民之中最重士，把农工商却看作下等，到文明益进，分业愈多，无论何种职业，全是缺一不可的。 在1912年会文堂出版的一本《中等新论说文范》中有一篇《论士人宜重视实业》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先将实业悬为国家富强的大标准，由此士农工商“合一”的思路就蕴含在其行文逻辑之内： 实业者，生计之母也。古者伊尹农耕于莘，傅说业工筑于野，胶鬲业商，贩鱼盐于市，以实业为生计。名士优为之。不谓中古以降，士与农工商分途。士不能为农工商，而反仰给于农工商，犹且强为之解曰士贵名也，农工商贱役也。呜呼，自此说出，而士不知有生计，反举农工商之生计而俱困矣。夫实业不一端，而农工商为最大。农有农学，工有工学，商有商学，士即以农工商诸学为学者也。故穷而在下，固然以农工商为学业而自谋生计，达而在上且以农工商之学业为提倡而共谋生计。士之生计即此农工商之生计也，而为农工商者之不皆称士，则以学不学之别耳。今其言曰，士自为士，农工商自为农工商，则士直一无业之游民，穷不能自谋生计，达亦不能与农工商共谋生计。农工商未得士之益，反而分其力以豢士。其有不因而俱困者耶。顾或犹为之说曰，士亦有专职在。官也、师也，士之职也。 呜呼，以是等不学无术之伪士人，而令其为官，为师，故实业不兴，生计益蹙，民日穷，财日匮，一至于此。今试问欧西各国之政府有如我顽钝无耻之官吏乎？又试问欧西各国之学校有如我滥竽充数之教师乎？彼自文明，我日鄙塞，奚惑乎？彼富而我贫，彼强而我弱也。为今计，当政治革新之始，亟宜举士农工商之途而一之。士之学即农工商之学也，明农工商学乃足以为士。此制一行将必有农业家、工业家、商业家出现于吾国，为民族提倡，夫而后实业与生计盛，而富而强，堂堂中国庶不出欧西各国下。 在这篇文章的页眉和最后有不少评点更清晰地表达出当时读本创作者的心态，如说“（士农工商）硬分出贵贱来吾实不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吾国士人皆游民耳，朝思做官，暮思赚钱，自鄙至此，吾甚羞之”；“言之沉痛”、“清快绝伦”、“百度更新当以此为入手”；“四民分途是吾国宿鄙”等等。 这种“四民平等”的逻辑到五四时期又有一个大发展。李大钊说：“我们应该在世界上做一个工人”；蔡元培则说“劳工神圣”；施存统更说：“我很惭愧，我还不是一个工人”。 这类读书人自我贬抑的思潮造成了工人及其它各种劳力者在20世纪20年代的读本言说中地位迅速上升。 如一本1923年出版的《平民教育课本》中就说：“百物都是由农工创造出来的，假使无农工，食就没有谷米，居就没有房屋，行就没有舟车，用就没有器具，无论何人简直不能活命，故应当尊重农工，早几年前社会上一般人多有轻视这些穿短衣打赤脚穿草鞋的，农工们自己也以为业贱利微，自低身价，真是大错特错了！”另一本1924年出版的《平民读本》也说农人、工人及其余用气力的劳动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劳工”。1927年出版的《成人读本》里则说“农人、工人都是最尊贵的人，因为没有农人、工人，人人都没有饭吃了”。甚至在一则关于农人和商人对话的故事里，一个极其成功的商人也觉得自己的职业“不可尊贵”，想改业成为农民。 不过虽然工农地位在言说中有所上升，但事实上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又可能相当的糟，这样的反差导致了当时读本中经常发出这样的疑问： 衣是我们工人做的，田是我们的弟兄农夫种的，房屋是我们工人构造的，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享用权。到现在，我们工人农人，只落得啼饥号寒，不费气力的资本家和地主，他们却是锦衣玉食，并有高楼大厦，贮藏着娇妻美妾。 人们的衣食住，无一椿不是由农工们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些耕田做工的同胞反倒没有好衣穿，没有饱饭吃，没有大房子住，真是太不平等呵。 士农工商四种人，有的富，有的穷，不管是富还是穷，父母生来本相同，耳目口鼻都一样，都有手与脚，都有肚与胸，为什么要分富和穷。 四民平等观的普及和现实中平等不可得的反差势必需求一种合理的解释，在寻求解释的过程中阶级观念就顺理成章地被引入了当时的读本编写，将前述那些似乎不可解的反差解释为：正因为有阶级压迫存在，平等才不可得，所以要“打破阶级，一律平等”。而阶级观念一旦被引入，贫富间的对立和冲突就变得越发不可调和。 有读本就说“犬可以守夜，牛可以耕田，马可以荷物。难道人可以不做事吗？凡是不劳而食的，真比犬和牛马还不如了，这就是社会上的寄生虫”。又有读本说“命运是压迫阶级的迷药，一班流氓也用他来骗饭吃，我们不要听天由命，我们要打倒压迫阶级，救我们自己”。更有读本说“富人的黑心，炉中的黑炭，两者相比一样黑。”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的读本里因有阶级观念的引入而使得清末民初具有普遍一致性的国民观被打破了，进而又让原本被抽象出来的至高无上的“国家”从单数变为了复数。换言之从那个时候起革命者有革命者的国家，反革命者有反革命者的国家；压迫阶级有压迫阶级的国家，被压迫阶级有被压迫阶级的国家。这些“国家”之间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为了建立起革命者和被压迫阶级的国家，既有的那个国家被不断否定、丢弃、推翻乃至与牺牲。 这就导致一面对民国建立有些读本依然是持肯定态度，说：“中国人民受专制几千年了，竟到辛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才把满清推倒，改建共和，这是一椿很可庆幸的事，所以每年十月十日，为国庆纪念日”。 但另一方面读本中书写的民国历史几乎一无是处，毫无存在的合法性： 民国建设，十有三年。祸乱相寻，民生艰难。帝国主义，大肆猖狂。暗助军阀，战争绵延。乘机剥削，掠夺利权。二十一条，倭奴逞蛮。五九国耻，谁不心伤。袁氏称帝，西南传檄。国会解散，张勋复辟。民党护法，南北分立。五四运动，学生奋起。皖直战争，曹吴得利。亲日派倒，英美得意。奉直争斗，日美指使。徐世昌去，黎作傀儡。贿选成功，曹锟上台。直系四帅，吴齐冯王。摧残工会，囚杀工农。反直战争，日美内牵。冯军翻脸，奉张入关。曹吴败走，老殷又来。卖国固位，日坐后台。 剥削压迫，件件依前。哀我人民，辗转流连。欲求解放，团结向前。 在民国历史被整体污名化的同时，因为“你的国又不是我的国”的逻辑竟让有些读本直接提出“从前的国旗有五色就是表示中国有五种人，现在蒙古、青海、西藏任他们独立，所以五色国旗就不要了”。 再来看当时的世界观念。前文已指出清末民初的“世界”观念具备相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到了20年代中叶，从那些读本中所反映出的“世界”观念则因为帝国主义这一观念的广泛接受和运用而变得单一化和简单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此时的读本中基本除了苏联之外，不再出现清末民初读本经常会谈到的英、美、法、德、日等一个个具体国家，而是以“帝国主义”来统一代称之。比如说“现在世界上的强国要算英、美、法、日，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千万的无产阶级被他们压迫，千万的弱小民族被他们残杀”。 第二，由帝国主义观念推论，由帝国主义国家所构成的这个“世界”就成为当时整个中国以及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所遭受苦难的最大根源。读本中概括性的说法是：“帝国主义看见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工业落后，把货物运到中国来卖，把中国的原料买回去，又在中国办工厂，开矿山，每年至少要赚十五万万元大洋”。 更具体详细的论证则展开为类似于“中国为什么这样穷”的追问： 帝国主义为巩固发展他们的势力，勾结中国军阀，供给军需品和巨款，使他们打仗，从中掠多厚利。军阀们又加捐加税以图饱私囊。这些捐税都出自农夫和工人的身上。洋资本家因有特权，不出捐不完税，所以钱都被他们赚去了。因此中国的关税、铁路、矿山便被强迫着做了抵押品了。中国的命脉（经济权）也就无形的操在外国资本家手中了。 第三，因为由帝国主义国家构成的“世界”是苦难的根源，因此再无清末民初趋新读书人所基本普遍认同的公理公例和普世文明可言。和西方各国有联系的人、事、物很多都从曾经的富强样本与文明标杆变为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谈到慈善事业会说其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假面具，“一切颟连无告的人们本都是帝国主义造出来的，他拿点钱出来救济，却又说是他的恩德，向可怜的人们收买人心”。基督教则是“帝国主义的护身符”，“他劝我们受压迫，不要斗争。他劝我们受活罪，说死后会入天堂。英美帝国主义用基督教麻醉我们，实我们甘心做奴隶，甘心受痛苦”。而铁路、工厂等在清末民初，是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在读本里出现，如《共和国民新读本》中就说“世界文明诸国铁路贯通，纵横如织，履万里如户廷，不闻有行路难之叹”。但到20年代中叶，不少读本在列举完中国的几条大铁路之后，马上就严厉指出“这大都是借外债造成的，所以都抵押于帝国主义列强了”。 余论 清末民初的读本其绝大部分是在大城市尤其在上海出版的。其发行机构既有当时出版界的商业大鳄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也有如会文堂这样的中小型出版社。这些读本的实际影响力可以从两方面来论证。 一方面读本的影响从很多五四青年早年在学堂的作文中就可看出端倪。像茅盾、毛泽东、鲁迅、丁文江、周恩来等著名人物都做过不少策论文章。 以上人士所写的文章其选题都是在各类读本中经常出现的题目。甚至于他们文后的教师评语都与读本中的评点相类似，毛泽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就被国文教习评为：“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另一方面民初各类新人物对读本有非常多的批评意见，但这些意见却正能反衬出读本的强大影响力。 黄炎培在1914年就说：“作文命题，往往是三代秦汉间史论，其所改笔，往往是短篇之《东莱博议》；而其评语，则习用于八股文者为多”；又说“论说文最不切于实用……而学校犹以全力授此无用之体裁，岂非咄咄怪事耶！虽然升学考试必须作论，将奈何？……夫因招生命题犹沿旧法用论说文故”。 至新文化运动时，1917年刘半农在《应用文的教授》一文中批评说：“改了学校制度以后，就教科书、教授法两方面看起来，除初等小学一部分略事改良外，其余几乎完全在科举的旧轨道中进行，不过把‘老八股’改作了‘新八股’，实行其‘换汤不换药’的敷衍主义，试看近日坊间所出书籍杂志，有几种简直是三场闱墨的化身”。 钱玄同则在《尝试集序》中大骂“文妖只能做《管仲论》、《李斯论》”。 胡适也认为选入教书的材料如“‘留侯论’、‘贾谊论’、‘昆阳之战’之类是绝不可用的”。 夏宇众在《北高师教育丛刊》上发文提出目前不少作文题“不宜于中学校”，因为“题目虽属历史上著名之人物之事迹吗，然其人其事与前乎此者，或并乎此者，有极深远极复杂之因果关系，非中学生理解力所能了解明辨者”，如《三国论》、《汉高祖论》、《王安石论》、《管仲论》、《司马光论》等。 孟宪承指出：“实际的教学状况怎么样呢？民国十年，教育部开小学成绩展览会，其中有十六省区的国文成绩，有人审查那些作文题目，其最荒谬的，如国民学校作文题有《孔子世家赞书后》，《南北和战之利害论》，《政在养民论》，《戒色论》。高等小学校作文题有《向友人借银完婚书》，《中国现在财政万分困难宜如何设法办理以图救济策》，《五柳先生宅记》，《不敬何以别乎义》，《曰古之贤人也论》。这固然荒谬啊！然而现在（1925年）我们试调查初中里教师所出的题目，类似这种的，一定也不在少数”。 一位温州的新青年在谈起他民国初几年所受的“读本”式国文教育时，更是觉得痛心疾首： 每星期须要作文章一篇，题目大概是《荆卿论》、《汉高祖论》、《比干谏纣论》或《管仲相齐桓论》等等。文理有不通的地方他就批“欠通”或“字句欠酌”，文理若清通一点，就批“清顺”或“沙明水静”，最好的就要批“六一子长复生”了。有时我看见自己卷尾批的是“字句欠酌”，也不知道为什么“欠酌”。他既不能说个所以然，叫我怎么领会？有时候看见批的是“六一子长复生”，也就得意洋洋，以为自己真是欧阳修、司马迁了。所以这种印板式的批语，一边不能够使学生的文章进步，一边还可以养成学生慢傲的习惯，所以非改良不可。还有一层受了他们老先生的教育，结果可以使活泼泼的青年多变做毫无生气的陈死人。常常的做《汉高祖唐高祖合论》或相似的题目，就忘却现在的中国已经是民主国了。我还记得民国元年到四年做文章的时候提起笔来就要说“世衰道微，圣王不作”，或“士君子立身处世”那些千篇一例的套语。我还记得从前做“顾亭林两汉风俗书后”末段说“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又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后世人君可不崇尚学术以为民师法欤”？做这篇文章是在民国四年，中国变成民主国已经四年了，我还在那边说这些梦话，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的很，但是那位教员倒特别称赞我这一段！我想他们举人、贡士、廪附生老爷，知道自己受了科举的毒还没有洗涤干净，最好是关起门来，不问世事，偏不照这个办法，也在学堂里拿起教鞭，把青年白璧无瑕的脑经也然一点“圣王在上，臣最当诛”的色彩，就非大斥特斥不可了。 到三十年代，叶圣陶仍在以“变相八股”指责读本： 我们知道有一些家长分外贤明，他们认定“国文”非常重要，子女在学校里学了还嫌不够，另聘教师让他们在家里补习。教材呢，就是《论说文范》一类东西。不然，就因为要去赴会考，家长或者教师特地选取《论说文范》一类东西叫学生抱佛脚，才使学生有了仿效这等文字的机缘。在选取这等文字给学生读的人想来，这是很有道理的。会考既然类乎科举，而《论说文范》一类东西就是变相的“八股”，以此应彼，正相配合。但是，从学生这方面想，这变相的“八股”是不是需要的呢？依据常识来回答，无论说话作文，单有叮叮当当的腔调是不成的，单把浮在嘴唇边的几句话说出来写出来是没有意义的；只须看以前的“八股”绝对不能应付实际生活，就可以知道变相的“八股”对于学生毫无用处。然而，现在，第一名的“优良试卷”宛然是一篇变相的“八股”了！单只在应考的时候“八股”一下还不要紧；倘若平日说话作文也是“八股”，甚至思想行为无不“八股”，我们就不免要抄袭罗家伦君的演说辞说：“想到这一点，我们实在有点觉得不寒而栗！” 综合以上史料我们可以判断读本一方面因流布广泛，受众甚广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痕迹，但另一方面又因其使用的广泛性和内容的“保守”而倍受新人物的各种诟病。不过若从历史实际过程来看，这些读本的阅读者可能是一个江南市镇里的青年，也可能是一个到过上海等大城市读书却因无钱继续深造而返回农村的小学生，或者是一个在内地县城里半工半读的少年。他们既读不懂《新民丛报》等清末报刊里混和了日本、西洋和本土资源的深奥思想，同时也未必买得起这些昂贵报刊，更成为了后来所谓的边缘知识分子。而读本则是它们既能消费又可以做到一知半解的出版物。恰恰是这一类阅读让远超过我们想象的人群成为了《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后来如雷贯耳的启蒙报刊的接受基础。同时也让这些人成为了一个个处于急剧分裂中的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精英与民众的小小连接点。 具体至读本中的国家、世界观念。我们会发现清末民初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相比，现实的国际、国内局势当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同时日后的“党国”已然呼之欲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即将到来。但这些实际的变化却可能追不上思想观念变化的速度，甚至可以说经常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带动着实际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作为在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朱自清在1925年回忆往事时仍自承他日夜向往着的是“赤子之心”，是“世界之世界”，而非“某种人的世界，更非某国人的世界”！可是就在这一年仅仅是因为电车上一洋人小孩瞪了他一眼，朱氏就乍觉有“迫切的国家之感”了： 我做着黄种的中国人，而现在还是白种人的世界，他们的骄傲和践踏当然会来的；我所以张皇失措而觉着恐怖者，因为那骄傲我的，践踏我的，不是别人，只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我向来总觉得孩子应该是世界的，不应该是一种、一国、一乡、一家的。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国的孩子叫西洋人为‘洋鬼子’。但这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已被揿入人种与国家的两种定型里了。他已懂得凭着人种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力，伸着脸袭击我了。这一次袭击实是许多次袭击的小影，他的脸上便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他之来上海，或无多日，或已长久，耳濡目染，他的父亲、亲长、先生、父执、乃至同国、同种，都以骄傲践踏对付中国人；而他的读物也推波逐澜，将中国编排得一无是处，以长他自己的威风。所以他向我伸脸，绝非偶然而已。 不过在朱氏矛盾内心里又觉得洋人小孩的所作所为“都是力的表现，都是强者、适者的表现。决不婆婆妈妈的，决不粘粘搭搭的，一针见血，一刀两断，这正是白种人之所以为白种人”。 朱自清何以内心如此纠结？他的这种纠结在笔者看来正代表了诸多转型时代中的读书人对国家与世界看法的多歧，观念的复杂与内心的无奈，而在众多造成他们多歧、复杂与无奈的因素中，本文所讨论的这些“读本”无疑也是与有功焉。1925年后很多读书人的想法、观念和心境渐渐不再那么纠结，而变得貌似直接、简单、明了。这一方面预示着“现代中国”常识建构的尘埃落定，但一方面又或许说明一个充满着多样性和可能性时代的落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