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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谢 所谓权臣，不一定很有能力，但一定很有权力。权臣之权超出了一般国家体制赋予臣子的职权，甚至到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地步。他们或是凭借出身拥有天然的重权，或是才能卓越为国君所倚重，或是杀伐果断在乱世中争得先机，或是奸诈钻营爬上了高位。 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中，将中国数千年来的权臣分成了四类： 第一类权臣出生于贵族世家。春秋战国以前，诸国皆是纯粹的贵族政体，贵族掌握一国之权柄。许多贵族之臣，如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齐之陈田，都是权臣之巨魁。当时的贵族，有封地、有家臣、有军队，一不小心就容易膨胀，枝强伤干，国家与君王皆为其掣肘。 自秦统一六合，中央集权政体成为主流。废分封，置郡县，地方权力收归中央。贵族失去了其所依靠的封地与特权，逐渐没落下来。 但在两汉之际，天下初定，国家的基础还不甚稳固，外戚之祸尤为严重。西汉的霍禹、邓广汉、王莽，东汉的梁翼等人，都是汉皇室的姻亲外戚。这些人借着皇家的势，拥有特权，入朝为官，成了实际上的“贵族”；但他们却不安于本分，或是结党营私，或是把持朝政，或是阴谋反叛，竟成了两汉朝堂上的祸患。所谓“斗米养恩，担米养仇”，或许一切都是因为权力来得太过容易，让人搞不清自己的位置而致生了异心。  第二类权臣为乱世之武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名义上的天子，却不敌手握兵权的武将。曹操，可以说是以“武功”上位权臣的开始。群雄割据的时势，为曹操的军事才能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灭吕布、破袁绍、征乌桓，战功卓著，统一北方，是真正的将才能臣。  而在此之后，豪杰蜂起，搅地局势更加的风起云涌。武将们，一方面有着收复故土的壮志、多谋善断的将才，一方面又对唾手可得的权力抱有一丝侥幸。彼朝之大将、此朝之君主的戏码频繁上演。司马懿、桓温是被追封的晋高祖、宣武帝，刘裕、萧衍、陈霸先更是拥兵自立、“轮流”称王，造就了延续一百多年的割据南朝…… 第三类权臣起于布衣，而凭借才干为君主所看重，是权倾一时的治世能臣。秦之商鞅，汉之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皆为此类。他们懂得庙堂经营之道，谙熟权术而为己所用；但却不屑钻营于此，汲汲营营于宦海。他们针砭时弊，力主变革，大刀阔斧，牵引着整个国家的经络。  后世对他们或褒或贬，说商鞅是酷吏，说王安石变乱法度、祸国殃民，说张居正 威柄之操、几于震主。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又是大胆的改革家，是时代的推动者。在国家困厄之际，突破陈规，敢为人先，挑起变革的大梁。功过莫雕琢，留与后人说。即便不能全身而退，也无愧于心了。 第四类权臣为巧言令色、窃弄国柄的佞臣。“青山有情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挂上了佞臣的名头，举国嫌弃，连死后也不得安宁。佞臣嘛，没有天生的政治权力，也缺少过人的治世才干，亦没有强势的军事实力……想要出人头地，必然要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权术的钻营之道上。  在政务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却极为注重人脉的经营与权力的掌控，曲意媚上，结党营私，拼命靠向权力的顶端。这就是佞臣之道？不，这或许正是中国政治的常态。 千古的佞臣，有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李林甫、宋之蔡京、秦侩、明之魏忠贤。之所以会背负骂名，最关键的，还是因为他们僭越了君权，破坏了统治集团的利益，甚至整个政治生态的平衡。不立之为大反派，朕怎坐得稳江山？而所谓“荼毒生民”这条罪名，是佞臣弄权的当然结果，却算不上他们“成为旗帜”必然原因。 参考文献： 梁启超，《李鸿章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