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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批评是关于史学自身的各种商榷、品评、鉴赏和反思，其对象包括历代史家、史学成果、史学思想、史学技艺、史学流派和史学机制等。从先秦时期关于史学的零星评论到东汉班彪集中评论前史，再到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唐朝刘知幾《史通》、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一条中国史学批评史的学术脉络清晰可见。史学批评的历史虽然古老而漫长，但史学批评史却是一个伴随着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逐渐兴起的年轻的分支学科。对于一门学科研究史的梳理，不仅有助于回望学术发展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从中得到研究上的启示。 一、早期轨迹与学理启示 日本史家内藤湖南也许是最早关注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域外汉学家。1914年至1925年间，内藤湖南在日本京都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根据其讲稿整理而成的《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七章有“史评的发达”一目，论述了班彪、班固、刘勰、刘知幾等汉唐间的史学批评家。内藤湖南所说的“史评”主要是指“史书评论”，属于史学批评的范畴。 20世纪中国史家之讨论史学批评问题，可以追溯到梁启超。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演“中国历史研究法”时，把传统学术史上的“史评”划分为“批评史书”和“批评史迹”两个层次。所谓“批评史迹”是“对于历史上所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而“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这是近代学术史上较早对“史评”类型的科学区分。这种划分不仅符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在学科观念日益细化的时代也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如此，梁启超还特别强调了“批评史书”对于中国史学的意义，说它是“史学所赖以建设”(以上引文均见《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页)。梁启超认为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一种形态，是史学建设的重要支撑。无独有偶，1931年，杨树达在为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作序时，谈到传统史学的流派问题，也阐发了与梁启超相似的思想：“我国学者之治史籍也，有二派焉：其一曰批评，其二曰考证。而二派中又各有二枝。批评之第一枝曰批评史籍，如刘子元、郑渔仲、章实斋之流是也；第二枝曰批评史实，如胡致堂、张天如、王船山之流是也。”(《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卷首《序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梁启超、杨树达所说的“批评史迹”“批评史实”等同于今天所说的“历史评论”(以客观历史为对象的评论)，而“批评史书”或“批评史籍”即“史学批评”(也称“史学评论”)。梁、杨两位史学家在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可以概括为：他们提出了“史学批评研究”这一重要课题，并初步确定了史学批评的内涵、学科边界和价值。 不过，最早把“中国史学批评史”作为一门专史提出来，并有意于撰述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的，是以治思想史研究著称的蔡尚思。1934年至1935年间，蔡尚思曾计划编一部《文集中的中国各种专门史料详目》，其中的第六种就是《中国史学批评史料》。其梗概见于《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华书局，1940年)第七章的附录，名为《文集中的中国史学批评史料简目》。这份简目涵盖了宋元明清时期的180余种文集，其中如金人王若虚《滹南文集》，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清代钱谦益《牧斋初学集》、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李慈铭《越缦堂文集》等，至今仍是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80年前，蔡尚思对于史学批评史学科所做的这一基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可惜的是，这部史学批评史资料集于淞沪会战时遗失。 早期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的轨迹还见于20世纪30-40年代的史学史和史学通论类撰述中。在1941年出版的魏应麒《中国史学史》中，史学批评史已占有重要的地位。该书不仅为刘知幾、郑樵和章学诚三位批评家设立专章，而且在下编第四章《隋唐之史学》第三节《史评之崛兴》、第六章《五代宋之史学》第五节《史评之继盛》和第八章《元明清之史学》第四节《史评事业之进步》中也集中讨论了史学批评问题。魏应麒论史学批评的起源与发展，说：“史评之起，当根于古人读史者阙疑辨妄之态度。子贡、孟子之言，已启疑辨之端；降及两汉，司马迁、龚胜诸人对古事古书之慎择，疑辨之风气益开；王充《论衡》尤多严密之指摘；凡此皆予后世史评以相当之影响。惟上述究非纯正之史评，其成为史评一体之权舆者，则实由于史家著史之后，加以评论，或发表主见，或臧否人物，或补伸余事，作为按语而并附于史篇之末。其后范围渐广，乃有评议前人作史态度之当否，撰述之精疏，体例之违适，事迹之正误者，于是虽非著史之史家，亦得本其识见而发为宏论，既不附于史篇，则著成专书，别行于世。”(《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149-150页)这段话包含了四个非常重要的认识。一是史学批评源于怀疑精神；二是提出了唐以前史学批评史上的几个重要人物：孟子、司马迁和王充，这是对梁启超史学批评史构想的补充；三是突出了史学批评的内涵——“评议前人作史态度之当否，撰述之精疏，体例之违适”；四是指明了批评家的角色特点，即“虽非著史之史家，亦得本其识见而发为宏论”。魏应麒认为王充的《论衡》虽对后世的史学批评有直接的影响，但书中关涉的范围太广，并非专门的史评之作。至于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只能算是文学批评著作。因此，“纯粹史评之专书者，实以《史通》为第一部”(《中国史学史》，第151页)。此论至今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是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三部“中国史学史”中影响最大的一部。金氏论刘知幾和章学诚的史学，即是从史学批评入手，书中写道：“至取诸家所作之史，为之阐明义例，商榷利病，则又始于刘知幾，而章学诚继之，前之马、班为作史家，未必不能评史，后之刘、章为评史家，亦尝有意于作史，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223页)金毓黻揭示了评史家和作史家的联系，作史家也能评史，如司马迁评论《春秋》之要义；评史家也有意于作史，若章学诚曾重修《宋史》。作史与评史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水乳交融。史学批评旨在阐明义例和商榷利病，这就言明了史学批评的精髓。在金毓黻看来，评史与作史“合而一之”，才是完整的史学。 20世纪30-40年代是史学通论撰述的高峰期。这类著作常因论史学而谈及刘知幾和章学诚，又在对刘、章史学的叙述和阐释中，逐渐明确了史学批评史的研究路径。其重点有二，一是彰显刘、章史学的“批评”特征；二是粗线条地勾勒史学批评史的轨迹。曹聚仁《中国史学ABC》在具体论及《史通》时，则着眼于“批评”二字，专列“对于古史籍的批评”一目论《史通》的特色(《中国史学ABC》，世界书局，1930年)。不过，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年冠以ABC字眼的介绍性史学通论显然已不能满足史学界的需要。随着中西史学的交融，史学家谈论史学理论问题时，已能辨析精微，得其要领了。 蒋祖怡《史学纂要》篇幅虽不足两百页，仍予史学批评以相当的重视。书中专门论述了刘知幾和章学诚的史学，还打了一个比方，说如果史学是一只船的话，那么史学批评就是船上的舵(《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6年，第172页)。史学批评引领史学发展的方向，将之喻为船舵，倒是十分贴切。与《史学纂要》同时期的同类著作还有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要》，谈到了“吾国品史之书”。傅振伦所说“品史之书”的“品”有评点、鉴赏之意，用“品史”一词来指代史学批评，颇为精准。其中，《文心雕龙·史传》被视为系统史学批评的滥觞，至刘知幾出，史学批评达到了一个高峰。千余年后，章学诚又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幾的思想，堪称传统史学批评的集大成者。傅振伦描绘的这条脉络反映了古代史学批评的学术轨辙。 综上，民国史学家论史学，谈理论，讲方法，实已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史学批评史研究。民国时期的史学批评史研究，由史学巨擘倡导，有一流的史学家响应，然而限于各种原因，他们终究没有撰成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不过，这些成果仍给今天的研究者留下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早期关于史学批评史的论述多见于史学史和史学通论中。蔡尚思有时就将史学批评史称为史学史。这说明史学批评史与史学史的确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史学批评史研究尚不深入和成熟的情况下，将之置于史学史和史学通论中是可行的。但这种作为附庸出现的史学批评史毕竟是不系统的。而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又常以史学批评的形式出现，因此，史学批评最终有独立作史的必要。顾名思义，史学史的任务是研究史学之“史”，重在史学的萌芽、发展与嬗变，探索史学演进的内在规律。史学通论的侧重点是“论”，是那些关乎史学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的通达之论。而史学批评史的核心则是“批评”史学，它的研究范围与对象要小于史学史，内容要比史学通论更专精，它只关注那些具有评论特质的史学论述。学术史叙述是史学批评史的血肉，而价值判断才是史学批评史的灵魂。第二，金毓黻强调评史家能够作史，作史家也能评史，包含着研究史学批评史的重要方法论：今人研究史学批评史，不能只瞩目于刘知幾和章学诚等少数几位专门的评史家，还要注意司马迁、班固、杜佑、司马光等作史家，甚至也不能忽视裴松之、胡三省等史注家和王鸣盛、钱大昕等考史家。如果再延展思考，可以看到，古代的文学家会评论史学，思想家也思考史学。只有充分考虑史学批评主体的多元化，并依此原则撰写的史学批评史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史学批评史。 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批评史”在很长时间里未能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社会和学术的双重剧变中，史学批评史研究被边缘化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史学批评史才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成绩 1981年，史学界开始重提史学批评问题：“史学评论的提出并不是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这类工作古已有之。自从历史上有了史书，有了研究历史的工作，史学评论也就随之产生。通过评论而总结史家的撰史思想和经验，探讨正确的治史途径，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赵俊的这篇名为《史学评论有必要发展为专门学科》(《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的文章拉开了新时期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大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瞿林东多篇有关史学批评的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1991年至1992年间，《文史知识》开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栏目，发表有关史学批评史的系列论文。不仅如此，他多年来招收中国史学批评方向的博士生，还筹划了“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聚集全国的史学批评史研究者切磋、交流，这些都推动和引领了新时期的史学批评史研究。 30多年过去了，公开发表的史学批评论文已达200多篇，成果可谓丰硕。回顾既有研究，可以看出史学批评研究的侧重点及其变化。 第一，个案研究成为史学批评史研究的重心。研究者纷纷撰文探讨司马迁、刘勰、裴松之、刘知幾、吴缜、郑樵、章学诚、钱大昕、赵翼等人的史学批评思想。这些个案研究无疑是史学批评史学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基石。 一般认为，个案研究相对容易，但难出精品。然而，新时期的研究情况却并非如此。逯耀东《裴松之与魏晋史学评论》将裴氏的史学批评置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批评史的长河中予以检讨。作者考察了魏晋谈辩之风对史学批评的影响、魏晋史注与史例中兴对史学批评的作用，认为裴松之“虽然继承魏晋史学评论发展的遗绪，但却开拓了中国史学评论的新境界，并且对后来刘知几(编者按：“刘知幾之“幾””凡引号和书名号内作“几”者， 我们尊重原文，不作任何改动。下文同)的《史通》发生启导性的影响”(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第305页)。林时民对刘知幾和章学诚研究一改传统的史学史研究路数，采取了“批评史学的研究取向”，转而关注存在于两氏史家心目中的批评意识(《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主义——刘知幾与章学诚·序言》，学生书局，2002年)。张三夕《批判史学的批判——刘知几及其〈史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表面上看是关于《史通》的具体研究，但作者实有志于中国史学批评史的撰述。张三夕从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繁荣反观史学批评史撰述的寂寥，对史学批评史的任务及学科构建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既源于研究《史通》的灵感又跳出了个案研究的局限性。这些优秀的成果能够由点及面，或以比较见异同，或由具体问题而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讨论语境中，从而提升了个案研究的学术境界。 第二，对史学批评进行学理上的分析与讨论，为史学批评史学科建设作出了理论上的准备。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有它自己的基本理论，界定该学科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任务，否则，这门学科无法获得学理上的论证，也就难为学术界所认可，史学批评史也不例外。 史学界在这个维度上的思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关史学批评性质、原则、方法、标准、学科地位的阐述。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游翔《史学批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邓鸿光《对史学批评性质与作用的再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乔治忠《历史主义方法是史学批评的基本方法》(《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张越《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关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周一平《中国传统史学批评的学术标准》(《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等。这些成果以古代史学批评史为背景，深化了关于史学批评自身理论的认识，推动了史学批评史的研究。 另一方面是“史学批评学”的提出及其论证。王建辉在《史学批评原理片论》(《安徽史学》1991年第3期)中较早提出了“史学批评学”的概念，并论述了“史学批评学”与“史学批评史”的关系：“史学批评学要把自己的基点放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就史学批评这一分支学科而言，其民族文化传统直接地来自中国史学批评史。”也就是说，要建设史学批评学首先要深入研究史学批评史。几年后，雷戈《史学批评学论纲》(《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提出理想的史学结构是由史学研究、史学批评、史学理论三者构成的，而史学批评学“是一门专门批评史学的科学。史学批评学对历史学价值的揭示和对历史学缺陷的剖析，非常有助于捍卫和确认历史学的人文属性”。雷戈努力构建的“史学批评学”体系，哲学色彩更浓，有得亦有失，这引起了陈新的批评(《史学批评还是历史批评——与雷戈先生商榷》，《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二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史学理论的对话。这一讨论本身就是史学批评研究进步的表现。 围绕史学批评的学理分析，有助于人们厘清史学批评的内涵、外延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联，对于确定史学批评史的属性，强化史学批评史的学科独立性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从学风建设角度呼吁加强当代史学批评。针对近年来为人们所诟病的学风问题，史学批评研究者开出了一剂药方——发挥史学批评的针砭功能，激浊扬清。张晓校《史学评论：史学研究中不应有的薄弱环节》(《北方论丛》1998年第2期)指出：“批评性史学评论的欠发达客观上为不正之风创造了条件。从端正学风文风的角度强调提倡批评性史学评论其深层意义不言自明。健康的批评对史学的进步是有益处的。”这道出了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心声。河南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学术批评书系”中，收录了杨玉圣《史学评论》(2005年)和周祥森《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2007年)。两位作者均针对史学批评和学风建设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 第四，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历程的概述以及有关史学批评史的撰述。贯通的研究最终代表着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平。瞿林东较早从全局上把握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阶段及其特点。此后，游翔《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概说》(《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白云《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学术研究》1998年第5期)等也对古代史学批评的历程作出了描述。这种“简史”式的梳理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对史学批评史的基本认识。 当然，人们最期待的仍是一部真正的“中国史学批评史”。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纵论古代史学批评的演进，对史学批评史上的若干重要现象和理论成就进行深入的讨论，被公认为史学批评史研究的代表作。白云《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人民出版社，2010年)上编侧重于史学批评的理论问题，下编则是关于史学批评之史的考察，是一部在史学批评史学科建设上具有重要价值的专书。 三、研究的趋势与初步思考 20世纪80年代史学批评研究的繁荣景象和90年代的深入态势已成为过去。近十多年来，研究者仍在不断地思考和摸索史学批评问题。其中呈现出的三个鲜明的趋势，表现出方向性特征。 一是史学批评范畴成为史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大热点。罗炳良《史学批评范畴研究的理论价值》(《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指出：“任何一个学科，如果不重视自身范畴的研究，不仅会给本学科的研究工作带来阻碍，而且会妨碍整个学科理论水平的提高，使之处于低水平研究层面。”这就从学科建设的高度上评估了史学批评范畴研究的理论价值。宋馥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生成的两种途径》(《南开学报》2016年第1期)则提出了史学批评范畴生成的两种路径，一是“前人提出的某一概念或观念，经后世史家不断阐发，使其内涵逐渐丰富并趋于稳定，而成为史家的共识；另一种是后人对前人提出的某些观念，加以总结和概括，使其内涵明确，成为人们的共识”。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史学批评范畴的整体研究和理论分析也就被提上了日程。 二是晚清民国史学批评史的书写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过去人们研究中国史学批评史的重心在古代，毕竟古代史学批评史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可以讨论的课题甚多。近年来，研究者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了近代史学批评史，并已经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如舒习龙《晚清史学批评的阶段和成就》(《西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杨俊光《试论齐思和的史学批评实践及特点》(《人文杂志》2013年第3期)等。 在古今中外学术的交汇下，晚清民国史学界出现了多次史学思潮的交锋，如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与旧史学的论辩、“君史”与“民史”之争、民国时期的“古史辨”运动等等。陆绍明、刘掞藜、柳诒徵等人的史学批评思想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已经开始的晚清民国史学批评史研究将凭借着自身的魅力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吸引着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三是在史学批评史的贯通研究和断代撰述上有所作为。2011年，白云申报“中国史学批评的传统与转型”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2年，朱志先“明代史学批评研究”和刘开军“晚清史学批评的演进路径与成就(1840-1911)”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5年底，瞿林东主持的多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项目也正式启动。以上课题将陆续转化为相关的史学批评史论著，这是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中前所未有的局面。 成就已如前述，探索仍在继续。当人们一步步走进史学批评的王国时，不得不感慨，中国史学批评的理论光辉被遮蔽得太久了。史学批评史研究的确存在若干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一，已往的研究注重史学批评的具象，相对忽视了批评背后的理论支撑和批评话语。研究者需要深入思考批评家批评了什么，为了什么而批评，怎样批评的，批评的影响，进而阐释历代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批评的诉求，批评的意义及其传播等，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国史学批评的话语体系。对于中国史学批评话语体系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于史学批评史，要从史学批评的经典中提炼具有中国学术原生态的理论内核，理解古人的批评思维与批评精神。比如“史法”、“史意”、“史德”、“良史”、“史权”这些中国独有的批评话语，反映的是批评的约束功能、史学家的自我激励和自我体认，值得深入挖掘。另一方面要适当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比如，文学批评史上常常讨论一部作品的“风骨”和“气韵”，那么，优秀的史学著作中是否也存在着风骨或气韵，循着这个思路，可以研究史学审美问题。但研究者须避免以西方话语或现代语境生硬地解读传统，误读批评。 第二，关于中国史学批评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似宜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工作的重点。当前，研究与撰写史学批评史不能只盯着《文心雕龙·史传》、《史通》、《文史通义》这几部文献了。史学专书、专文、序跋、信札、笔记、文集、史家传记、目录学著作中，都包含着史学批评的重要资料。编纂一套大部头的中国史学批评文献汇编是建设史学批评史学科的基础工作。 第三，开展史学批评史的专题研究。两千多年间，史学批评对史学的方方面面都有精彩的评骘，清理历代批评家关于史学诸要素的评论，如史学批评与经史关系、史学批评与历史编纂学、史学批评与思潮嬗变、史学批评与史家修养、史学批评与史学创新等，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当“中国史学批评史”写出了史学思想的萌动，写出了批评家对于史学发展的参与和推动，写出了批评对于史学思潮的引领，写出了中国史学的人文性与思想性，史学批评史自然会成为人们观察和认识中国史学的一扇窗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