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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历代关于《山海经》主要有两种观点，或视为山川地志，或视为博物之书(包括“小说”)。晚清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知识和学科的传入，《山海经》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1917年，王国维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开创性地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古史，该文证实《山海经》中王亥确有其人，为殷代先王无疑。王国维的考证反响很大，影响了学人对《山海经》价值的重新认知，并引发相关讨论和研究，由此亦可略见民国古史研究所呈现的新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 关 键 词：山海经 王国维 王亥 古史 《山海经》作为一部古代典籍，关于其内容、性质以及在各种艺文志、公私书目当中如何归类，历来分歧不断，大体上有两种主要观点：或视为山川地志(“史部地理类”)，或视为博物之书(可包括“子部小说类”)，前者也承担着诠经考史的功能，后者则主要得益于儒家的博物传统。与之相应，在经史子集的架构当中，该书基本上转换于“地理”和“小说”之间(自然也表现在晚清民国采用四部分类法的书目中)。清季民国，西学东渐，随着现代西方知识和学科的渐次传入，《山海经》也突破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框架，被置于现代知识和学科网络之中，呈现出新的面相，与历史学、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发生互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其意义和价值也随之发生变化。具体到古史研究，《山海经》亦显示出新的学术“潜能”。其中，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影响了学人对《山海经》在古史研究中价值的重新认知。本文拟以《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特别是其中的王亥考证为中心，讨论《山海经》在民国古史研究的脉络中所呈现的状况，由此亦可略见在现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中，新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如何改变时人看待和研究古代文献的方式。① 一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王亥考证 在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中，《山海经》一书首次被列入“古史”类，与《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世本》等书并入一类。②不过，要运用《山海经》中材料来研究古史，则并非易事，书的年代不易确定(主要指成书年代，也包括内容指涉的年代)，书的内容(抛开地理类不谈)也非常驳杂。该书历来常被视为“语怪”之书，司马迁就“不敢言”(《史记·大宛列传》)，明代胡应麟明确说“《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③这些“语怪”内容可以是神话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好材料，但对于求真求实的历史研究来说，如何发掘可资利用者，实是一个难题。使用《山海经》中材料开展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在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之前，尚无示范性作品。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结合甲骨卜辞和文献记载，考证王亥确为殷商先王，表明《山海经》一书确实包含可靠的历史材料。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二文均写成于1917年。王国维在当年3月10日写给罗振玉的信中，就开始有关于文章内容的讨论：“近日又思卜辞之④字当是‘夋’字，夋者帝俈之名(帝喾名夋惟见《帝王世纪》)，即《山海经》之帝俊也。此字甚似，不知先生以为如何?”⑤到了3月27日，就提到“近日写定《卜辞中先王先公考》，已得十六纸，二日内可写成”。⑥确如所言，两日后写定第二稿，并寄送罗振玉，《续考》则完成于8月10日。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写作受到罗振玉和内藤湖南两人的影响，文章开头特意加以说明，其中也可见出“王亥”对于该文写作的重要性： 甲寅岁莫，上虞罗叔言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氷、《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参事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墟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艺文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苟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现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⑦ 《续考》之作，则主要因为此后又看到了新材料，需要进一步补充。⑧对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同年完成的《殷周制度论》，王国维是相当满意的。罗振玉所撰《观堂集林》之序曰：“君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⑨据陈以爱《胡适对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回应》一文，此序实为王国维代写。⑩ 毫无疑问，王国维能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考证殷商先王世系，得益于出土的甲骨卜辞。不管是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还是在两文之前类似“缘起”的说明文字中，都明确地提到过这一点，新材料的发现对于当时古史研究的作用亦由此可见。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王国维就明言：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方面之事实。(11) 而且，在其他文章中，王国维还直接讲到过：“光宣之间，我中国新出之史料凡四：一曰殷虚之甲骨，二曰汉晋之简牍，三曰六朝及有唐之卷轴，而内阁大库之元明及国朝文书，实居其四。”(12)这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晚清民国古文献四大发现，新材料的发现，无疑极大地推动了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署名抗父的樊少泉，在评价王国维的古史研究时，也特别提到了材料的重要性：“王君以精密之分析力与奇异之综合力，发见旧材料与新材料间之关系，而为中国文化第二步之贡献，遂使群众旧学退步之近二十年中，为从古未有之进步．”(13)同时还说：“王君于卜辞中发见王亥、王恒之名，复据《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吕氏春秋》中之古代传说，于荒诞之神话中，求历史之事实；更由甲骨断片中，发见上甲以下六代之世系，与《史记》纪表颇殊：真古今所不能梦想者也。”(14)樊少泉所提及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后来陈寅恪所谓的“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15)《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就是运用此种方法研究古史的典范之作。实际上，王国维本人在1925年《古史新证》中早已经具体地讲到“二重证据法”。(16) 《山海经》中关于王亥的一段文字，在甲骨卜辞出土之前，王国维式的考证显然难以达成，这也是“二重证据法”的威力所在。王国维本人也讲过，“尝读《山海经》纪王亥、有易事，恒以为无稽之说，及读殷人卜辞，见有王亥、王恒诸名，乃知《楚辞·天问》中‘该秉季德’一节实纪殷之先祖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与《山海经》《竹书》相表里”。(17)正是有了出土的甲骨卜辞，再结合《山海经》等古代文献上的记载，通过王国维高超细密的考证，妙手回春，历代未被人特别注意的平常文字，便“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郭沫若语)。原来《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并非无依据，殷商一代的历史也并非虚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后来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自不难理解。 关于王亥及其事迹，《易经》《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吕氏春秋》等书均有记载。其中《山海经·大荒东经》关于王亥一节，对王国维的研究至为重要，其文如下：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18) 在《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龟甲兽骨文字》中，王国维发现有十条关于王亥的记载。通过对这些记载王亥的甲骨卜辞加以研究，可见殷人祭祀王亥的规格是相当高的：“观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礼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19)甲骨卜辞中常称王亥为高祖，其地位是很显赫的。不过，在《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中，商先祖中并未见到“王亥”之名。据王国维考证，《史记·殷本纪》所言“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其中的“振”即是王亥。(20)而《山海经·大荒东经》的记载，文字与卜辞相同。其他古书中涉及王亥者，虽字多不用“亥”，但均为同一人。由此可见，《山海经》等古代文献中的王亥确有其人，为殷商先王无疑。因此，王国维说：“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21)除了王亥，文中还详细考证了殷商其他几个先王：夋、相土、季、王恒、上甲、报丁、报丙、报乙、主壬、主癸、大乙、唐、羊甲，其研究的基本方法与王亥考证相同。(22) 把王国维的研究置于当时古史研究的潮流中，更能显示其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冯友兰在为马乘风《中国经济史》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当时的古史学研究有三种趋势：信古、疑古和释古，并且说“释古一种，应系史学的真正目的，而亦是现在中国史学之最新的趋势”。(23)周予同也有泥古、疑古、考古、释古的分别。(24)据冯友兰的分类，王国维应属于“释古”派，周予同则把王氏归入“考古派”，无论如何，王国维的研究旨趣与后来以顾颉刚等人为代表的疑古派自是不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也可以说是王国维“考古”(或“释古”)的代表性作品，后来王国维的“古史新证”，部分也是针对疑古而发。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设了“古史新证”的课程，课程讲义中关于王亥的内容就直接取自《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讲义第四章中的一段文字，特别可以见出王国维对其研究取向和价值的认识： 右商之先公、先王及先正见于卜辞者大率如此，而名字之不见于古书者不与焉。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代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悠谬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25) 由王国维的表述，也可见出他对上古文献的谨慎态度，如《山海经》《天问》这类“悠谬缘饰”的书，承认其中包含真实可靠的记载，而且，考虑到将来出土材料的印证，自然更不能轻易抹杀上古之事，王亥考证无疑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二 王亥考证的回应及影响 梁启超在1921年完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山海经》今四库以入小说，其书虽多荒诞不可究诘，然所纪多为半神话半历史的性质，确有若干极贵重之史料出乎群经诸子以外者，不可诬也。”(26)梁氏所言，确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学人的观点。民国学人认识到《山海经》可作为古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其中不少人都受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中王亥考证的影响。 毫无疑问，《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等文章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用王国维自己的说法，即“古史新证”，此于古史研究确有开创之功。正如周予同所言，“王氏是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王氏史学的业绩，不仅在于论断的精审，而是在于方法的缜密。他所以非仅仅属于史料派的学者在此，他所以有别于疑古派而能卓然自成考古派也在此。”(27)“古史新证”的研究取向确实对疑古思潮产生了冲击，疑古派的代表人物胡适、顾颉刚等人就受到王国维的影响，从而修正了某些观点。至迟到1922年底，胡适就转变了先前的看法，“从主张对东周以前历史存而不论，转变为承认‘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的新结论”。(28)1921年春，顾颉刚首次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十年春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29)此处明确承认了疑古史学的局限所在，其重点在破坏，而王国维的研究则代表着建设。顾颉刚虽也曾对王国维的不能大胆辨伪表示遗憾，但还是充分肯定他是“旧思想的破坏者”，所开创的研究不是旧学，而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与崔东壁、康有为等人“破坏伪的古史”不同，王国维是在“建设真的古史”。(30) 建设真的古史，材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凭据。通常被视为“史料学派”代表人物的傅斯年，就特别强调材料的重要性。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史学方法导论》第1章“史料之相对的价值”中，傅斯年曾特别谈到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互证的问题，认为“王国维君《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篇(观堂集林卷九)，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贡献之一”，(31)并节录《王亥》《王恒》《上甲》三节作为参考资料。在他1930年为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后记》所写的跋文中，说得更加明确、具体： 大凡新获的直接记载，每不能很多的，而遗传的记载，虽杂乱无章，数量却不少。每每旧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点，则登时变成活的。即如《史记·殷本纪》的世系本是死的，乃至《山海经》的王亥，《天问》的恒和季，不特是死的，并且如鬼，如无殷墟文字之出土，和海宁王君之发明，则敢去用这些材料的，是没有清楚头脑的人。然而一经安阳之出土，王君之考释，则《史记》《山海经》《天问》及其联类的此一般材料，登时变活了。(32) 其中出土材料(直接材料)无疑是一个相当关键的条件，然后经由王国维的“发明”，《山海经》中关于王亥的记载(旧的材料)仿佛死而复生，传统上不被重视的文献也可能包含重要的史料。实际上，对非正统材料的重视，也是傅斯年的基本态度，“主张经过儒家‘伦理化’的正统史料不能全信，其价值尚低于类似《山海经》《楚辞·天问》这样带有神秘色彩的古籍”。(33)早在1919年，出国留学前夕，傅斯年曾赠送给顾颉刚一部《元曲选》，上面的题词就是：“颉刚要研究中国社会史，这本书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最好资料。”(34)传统上被归入集部、难登大雅之堂的元曲，也成了最重要的史料。 傅斯年所说的“中国社会历史”，在宽泛的意义上，民俗学可以归入其中。王庸针对《山海经》在民国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从古史和民俗的角度，曾说过这样的话：“降及今世，一面因古史研究之精进，一面由西来民俗学与考古学观念之指示，《山海经》之地位始渐增高。”(35)虽未明言，但据后文，此处“古史研究”主要指的就是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而且指出，一向被视为平实通达、合乎常情的《禹贡》，其地位却反而下降了，透露了学术转变的消息。1933年，民俗学者容肇祖在《山海经研究的进展》一文中，引用了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所说的一段话，表示赞同。容肇祖在文中也用了相当篇幅来讨论王国维的王亥考证，认为“王国维这样利用《山海经》的材料，把《山海经》增加若干的价值。本来《大荒经》大家视为荒唐，原来却有着若干的史实在内。这真是侥幸的，借甲骨卜辞的发见，王国维的心灵手敏，死材料变活了”。这种看法与傅斯年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表示，在《山海经》中寻找研究古史的材料，“如王亥的发见，这是狠需要的”。(36) 顾颉刚等人所发动的疑古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不少质疑和批评，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则几乎受到各派赞誉。而在质疑和反对古史辨的学者那里，王国维的研究成了批判的武器。对古史辨派持相当激烈批判态度的李季，就充分利用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来批判其代表人物顾颉刚和杨宽。在1940年代所写的《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一文中，矛头直指顾颉刚的核心主张： 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37)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李季又严厉批评了古史辨派的殿军杨宽，否定他的基本理论： 什么“困民国”之人，到底还是人。再看杨先生运用他的“最厉害的武器”，(38)根据《楚辞·天问》和《国语》《晋语》等书，说王亥即蓐收……依照他的“八股式的理论”，“此乃传说之初相”，而《山海经·大荒东经》郭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话中演化而来”。可是碰着硬绑绑的龟甲兽骨的卜辞宣布“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么“金神”“刑神”。这使“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变成当面说谎，未免有点难为情罢。(39) 李季的批判可谓釜底抽薪，试图否定顾颉刚和杨宽开展研究的“基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神话演变分化说”，而这种批判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王国维的王亥考证。此种批判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但至少可见王国维古史考证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权威价值。 王国维研究的影响相当广泛，在有关地理学史的论著中也有呈现，以下举两例略作说明。关于《山海经》与“地理”之关系，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为时久远，甚为复杂，此处不展开讨论。可稍加提示的是，历代围绕《山海经》(特别是《山经》部分)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地理考证的传统，至少可以上溯至郦道元取书中材料以注《水经》。(40)晚清以来，《山海经》在新的地理学知识和学科中被重新定位，特别是在历史地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41) 首先是张其昀的讨论。1935至1936年的《地理学报》分4期刊载了《近二十年中国地理学之进步》，这篇连载的长文(合在一起是一本书的规模)第8节是《人类地理学》，张其昀在其中讲道： 王国维君尝谓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与比者。此观于中国人类地理，亦足征其言之不谬。且地下所得之新材料，往往可以补正纸上之材料，而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此治史学与地学者，所谓同声称快者也。(42) 此处所引，与前文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的说法基本相同，只是表达上有所差异。引言中的“百家不雅驯之言”，当然包括《山海经》在内。张其昀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当时国人研究“人类地理学”的方法有六：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和医药学。其中，与“考古学”相关，王国维的研究就直接得益于出土的新材料，所谓“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张其昀认为，在殷墟甲骨卜辞的研究上，王国维“发明尤多”，其《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以旧史料识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极考证家之能事”，然后还专门以王国维的《山海经》王亥考证，对此段文字作了具体说明。(43)这里所谓的新旧史料“辗转相生”，即是“二重证据法”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其次，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地理学史》中，王庸也特别谈到王国维的研究，认为《山海经》一书“内容复杂，方面至多”，与上古地理、古代文化、原始风俗等均有关系，而且“有一部分故事传说，颇与古史有关”。(44)王庸在具体讨论到《山海经》与古史研究之关系时，也是把王国维的王亥考证作为立论的基本依据。而且，王国维的研究所昭示的不仅仅是一种新方法，也是一种新态度。王国维针对《山海经》等古代文献中的人物，曾有过这样的说法：“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王庸认为这“不仅为研究《山海经》之正当途径，亦考证古代史籍者应有之态度焉”。(45) 此外，蒙文通、徐旭生等人，在关于古史传说的研究中也非常重视《山海经》。对于使用非正统史料，蒙文通的态度相当开放，在《古史甄微》中就明确说过：“古史奇闻，诸子为详，故训谶纬，驳文时见。比辑验之，则此百家杂说，自成统系，若或邻于事情。而六艺所陈，动多违忤，反不免于迂隔。搜其散佚，撰其奇说，自足见儒家言外若别有信史可稽。”(46)其中，关于上古“三系民族”之南方江汉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有两种古代文献特别重要，一部是《楚辞》，另一部就是《山海经》。《山海经》与《天问》就是“楚之史文”，(47)这与传统对待《山海经》的态度显然有别。徐旭生写于1943年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也大量采用《山海经》中材料。该书附录《读〈山海经〉札记》，其中更是明确提出《山海经》“从史料观点来看，为我国有最高价值书之一，而有此等价值者，恐尚不及十部也”，(48)对《山海经》的评价不可谓不高。蒙文通、徐旭生的研究均与古史起源多元论有关，这种观点在民国古史研究中非常重要，其基本看法是，中国上古时期同时并存多个地理区域，其中生活着不同的种族，他们在文化上也不同。蒙文通的《古史甄微》(1927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1934年)和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就是讨论古史起源多元论的三种代表性著作，《山海经》在他们的研究中都是重要材料。当然，古史起源多元论也和王国维有关，在蒙文通、傅斯年和徐旭生之前，王国维就已经指出上古三代有东西之分，此不赘述。(49) 三 相关后续研究 先行者一旦开辟某个领域，示范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后来者自会因之而起，继续研究，王国维的《殷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考》即如此，这也是一项开创性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表现。有两篇文章从标题即可看出是直接延续了王国维的研究，吴其昌的《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以下简称《三续考》)和朱芳圃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再续考》(以下简称《再续考》)，(50)二文对王国维的研究均有讨论和补充。 吴其昌是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学生，跟随王国维研治甲骨文、金文和古史。《三续考》一文完成于1932年，刊登在1933年的《燕京学报》上。该文开头就指出甲骨卜辞对于了解殷商古史的重大价值，比喻为“如漆室中燃一宝炬焉”，其师王国维就是利用此等材料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等古书上的“已佚先公‘王亥’之史实，得起骸骨而重新”。(51)到吴其昌作此文时，距王国维的研究已经过去十五载，其间又有大量甲骨卜辞出土，吴其昌就是在其师的研究基础上，利用新材料写成赓续之作。在文章关于王亥的一节中，吴其昌提出了十九条甲骨卜辞，就有易与有扈问题、王亥之生日问题，针对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进行了引申和补正。 除了王亥，文章还考证了夋、契、龙、王儿、羹、龢、土、若、季、王恒、报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等殷代先公先王。朱芳圃的《再续考》发表于1947年，其文不长，他是在王国维和吴其昌的基础上，再作了一些补充，在卜辞中又新得殷代先公先王四人：契、昌若、曹圉和冥。关于二文的具体考证和讨论，不赘述，但可以说的是，正是通过这种前后相续的研究，殷代先公先王的谱系、名号、史事等才逐渐建立起来，王国维研究的影响也由此得以体现。 关于王亥，还有其他相关研究，对王国维的考证作出回应和商榷。顾颉刚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中就探讨了王亥问题，该文也是吴其昌在讨论中所提及的，文章第一节即是“王亥丧羊于有易的故事”。(52)对于《周易》，顾颉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认为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中心，这些简略的包括地名、人名的记载，其中包含着已经失传的古史，由此“一星的引路的微光”，可以窥探“著作时代的古史观念”和“后来人的古史观念”。(53)关于王亥，《周易》中有两条爻辞：“丧羊于易，无悔”(《大壮》六五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旅》上九爻辞)。对于这两段文辞，历代易学大师，包括王弼、朱熹等人都不曾得着正解，但是，由于甲骨卜辞的出土，经过王国维的研究，证实了汉以来史书中失传的王亥和王恒，关于他们的材料就保存在《山海经》《楚辞》《竹书纪年》等书中，“于是这个久被人们忘却的故事从向来看作荒唐的古书里钩稽出来了，这真是一个重大的发见”，此时再来看《大壮》和《旅》的这两条爻辞，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54) 江绍原也写过一篇长文《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在王国维之后，专门研究王亥的论著，恐怕无有出其右者。(55)该文搜罗了历代关于王亥的各种主要观点，其中也包括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并一一辨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江绍原总结道： 王国维首先把“卜辞”和《楚辞·天问》《山海经》《古本竹书》，及其他古籍里关于王亥的材料，排比研究，大有功于史学文学。然其所得似犹浅，且为说不无疏失。……顾颉刚年前遽引王考，以释《周易》大壮旅两卦的各一条爻辞，察其所说，既与《周易》体例不合，又悖于本辞之显言本义，迹近穿凿。愚无取焉。(56) 由此可见，江绍原对王国维的王亥考证，基本上是肯定的，但对于顾颉刚的研究，则可谓全然否定。 在王亥之外，能利用《山海经》中材料于古史研究另辟新径者，却不多见，其中胡厚宣的《四方风名考证》可视为一个精彩的创获，其研究也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胡厚宣晚年回顾治学生涯时曾说过，自己“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它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证明《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57) 据1944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四方风名考证》完成于1942年。书前有徐中舒、高亨的序和缪钺的题辞。高亨在序中指出该书有五点长处：取征甚详、立论不苟、匡正旧说、创获新义、证实古书。在第五点“证实古书”中，指出当时的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而轻视旧史料，重视地下史料，轻视纸上史料，古书上的记载见于金石甲骨，则信其有，否则就疑其无。高亨认为这种对待古书和旧史料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因此特别指出：“金石甲骨每足以证实古书，而古书亦足以申疏金石甲骨。如卜辞之王亥，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古本)、《天问》《吕览》《世本》诸古书，非卜辞无以证实其人，非古书无以申疏其事，是最昭之例也。”(58)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无疑也是证明高亨观点的一个范例。在文中，胡厚宣直接利用了《山海经·大荒经》上关于四方风名的四条重要材料，(59)通过考辨，证实《山海经》中的记载与甲骨文上的四方名及风名相符合，其效果当然与王国维考证王亥见于卜辞相同。在文章最后，胡厚宣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其对《山海经》及王国维研究的态度： 夫《山海经》者，自来多数学者所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之作品。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有功马《纪》。然论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种史料所纪四方风名，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岂非古史上一饶具兴会之发现耶!(60) 后来，杨树达就此问题也做过一篇文章，名为《甲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名》，对胡文有所商榷，并做了进一步的考释，文中也特别提到王国维的开创之功，认为以《山海经》等古书上的材料与甲骨文互证，确为古史上的一大发明。(61)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王亥考证的影响和相关研究，绝不仅限于前文所述，或者可以说，其研究某种程度上形成了“风”，其势未必巨大，但与其他研究一起，共同汇聚成民国学术转型的“大风”。王国维的考证，是“开启一种‘风’的机制”(王汎森)，(62)经由时人的文字，我们可以捕捉到这种“风”的影响，并估量其形态和强度。不过，“风”的作用不止于此，除直接见诸文词者，那些受“风”影响的人，不一定有明确的表示。而且，某种重大研究一旦形成“风”，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者毋须接触“风”源就能领受其影响，特别是一俟某种观念变为共识或常识，人们往往就不再追根溯源。因此，“风”的影响既有形，也无形，可以是风吹草动，也可以是风过无痕。有形可见者，只是“风”之影响的一部分，如何把握无形的影响，或许也可成为研究的课题。文中谈到的蒙文通、徐旭生等人，在他们关于古史传说的研究中，大量采用《山海经》中材料，这不一定直接受到王国维的影响(或者王国维的影响只是诸种影响之一)，但他们与那些明言自己受到王国维影响的学人所关注的主题相同或相近(如《山海经》中记载对研究古史的价值)，就可以把这些讨论和观点“并置”到同一个主题之下，形成论述。由于对相同或相近问题的共同关注，后来者的研究也会加入到已经形成的“风”中，并促成此种学术之“风”的盛大或变化。对受到王国维考证影响的表述，在他之后继续相关问题的探讨，以及其他学人围绕相关主题的研究，都和王国维的考证一起，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关于《山海经》与古史研究的“风”。 一种“风”的出现和形成，常常提示着学术研究的变化或转型，这也部分体现在人们对待《山海经》态度的变化上。罗志田在《〈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表述：“过去许多正统学者不怎么看或视而不见的大量‘异端’读物越来越多地走上学者的书架并占据显要的位置。尽管民初新派学者对《山海经》的态度各不相同，且其可用程度今日或许仍存争议，但大概已没有学者再怀疑其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上古史料”。(63)王国维的研究自然可以置于这一转变的“风气”之中，而且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本论文讨论的关键尤在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王亥考证本身就形成了“风”，不但影响了时人看待《山海经》的方式，而且也提供了新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风”的问题甚为复杂，结语只是在前文讨论的基础上略作引申，进一步的探讨则只能俟诸另文了。 注释： ①关于王国维《山海经》王亥考证及其在现代学术转型中的影响，尚乏专门研究。罗志田《〈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一文，在学术转型的脉络里谈到了王国维使用《山海经》来考证殷王世系的问题及其影响。张京华《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建设》(《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和陈炜舜《竖亥与王亥再探》(《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二文也提及王国维的研究。此外还有数篇文章专门研究王亥，如李炳海：《殷祖王亥传说的文化背景》(《中州学刊》1993年第4期)、魏建震、鲁秋慧：《王亥被杀有易事件反映出的母权与父权之争》(《河北学刊》1997年第2期)、尹荣方：《王亥故事与星辰传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郑杰祥：《辉卫型文化与王亥“服牛”》(《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等，均对本文的研究有启发，兹不赘述。 ②参见张之洞：《书目答问》，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873-9876页。 ③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 ④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作“”，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2页。 ⑤王国维：《致罗振玉》，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⑥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291页。 ⑦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第9，《王国维遗书》第2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页(此书系影印，每卷单独编页码，此处系指第9卷第1页，下同)。 ⑧参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第9，《王国维遗书》第2册，第15页。 ⑨罗振玉：《观堂集林序一》，《王国维遗书》第1册。 ⑩陈以爱：《胡适对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回应》，《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11)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全集》第11卷，第242页。 (12)王国维：《库书楼记》，《观堂集林》卷第23，《王国维遗书》第4册，第34页。 (13)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东方杂志》第19卷第3期，1922年。陈以爱提到：“‘抗父’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民元以后，公开大力揄扬罗、王学问的第一篇文字，且又刊载在上海《东方杂志》上，引起全国学界的瞩目是可以想见的。事实上，殷墟甲骨的出土及研究，到了1922年左右，已为中国学界所普遍重视。”参见陈以爱：《胡适对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回应》，《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14)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东方杂志》第19卷第3期，1922年。 (15)陈寅恪：《王国维遗书》“序”，第1页。 (16)参见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全集》第11卷，第241-242页。 (17)王国维：《商三句兵跋》，《观堂集林》卷第18，《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1页。 (18)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51页。 (19)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第9，《王国维遗书》第2册，第4页。 (2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2页。 (21)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第9，《王国维遗书》第2册，第4-5页。 (22)王国维说：“有商一代二十九帝，其未见卜辞者，仲壬、沃丁、雍己、河亶甲、廪辛、帝乙、帝辛八帝也。而卜辞出于殷虚，乃自盘庚至帝乙时所刻，自当无帝乙、帝辛之名。则名不见于卜辞者，于二十七帝中，实六帝耳。”当然，还有一些名号与祭祀之礼和先王相同的，但史书没有记载，据考察，《史记·殷本纪》的殷商帝数和世系与卜辞记载最为接近。参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第9，《王国维遗书》第2册， 第11页。 (23)冯友兰：《冯序》，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24)参见周予同：《谶纬中的“皇”与“帝”》，《暨南学报》第1卷第1号，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13页。 (25)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全集》第11卷，第278页。 (2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27)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参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页。该文原载于《学林》第4辑，1941年2月。 (28)陈以爱：《胡适对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回应》，《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29)顾颉刚：《古史辨自序》，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30)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第5卷，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版，第7页。 (31)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陈槃等校订《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42页。 (32)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陈槃等校订《傅斯年全集》第3册，第961页。 (33)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2页。 (34)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35)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页。 (36)容肇祖：《山海经研究的进展》，《民俗》第116期，1933年5月9日。 (37)李季：《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求真杂志》第1卷第5期，1946年9月1日。 (38)童书业在《古史辨》第7册上编序言中讲过：“杨先生的最厉害的武器，是神话演变分化说。……所谓神话分化说者，就是主张古史上的人物和故事，曾得在大众的传述中由一化二化三以至于无数。”参见童书业：《自序二》，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39)李季：《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求真杂志》第1卷第5期，1946年9月1日。 (40)顾颉刚曾说过：“魏郦道元始取其材以注《水经》，乃给以地理学上价值之估定。”参见顾颉刚：《五藏山经试探》，《史学论丛(北京)》第1册，1934年7月，第2页。 (41)作为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顾颉刚对此就多有讨论，认为《山海经》是中国最古的一部地理书，是研究古代地理的重要材料(相关讨论可以参看顾颉刚的《古代地理研究讲义》《山海经说明》等文章，分别载《顾颉刚全集·古史论文集》卷5、卷6，中华书局2010年版，以及《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中的相关论述)，顾颉刚1934年创办的《禹贡》上面也有不少讨论《山海经》的文章，不一一列举。 (42)张其昀：《近二十年中国地理学之进步》(三)，《地理学报》第3卷第1期，1936年3月。 (43)张其昀：《近二十年中国地理学之进步》(三)，《地理学报》第3卷第1期，1936年3月。 (44)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7-9页。 (45)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9页。 (46)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全集》第5卷，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3页。 (47)蒙文通：《古史甄微》，第5页。 (48)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民国丛书》第二编73，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第356页。 (49)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已启古史起源多元论的端绪，该文从地理上明确指出上古三代有东西之分，所谓“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当然，就种族而言，王国维仍认为殷、周出于一系。参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第10，《王国维遗书》第2册，第1页。 (50)朱芳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再续考》，《新中华》复刊第5卷第4期，1947年2月16日。 (51)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燕京学报》第14期，1933年12月。 (52)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第6期，1929年12月。 (53)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第6期，1929年12月。 (54)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第6期，1929年12月。 (55)参见江绍原《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61页。原载于1936-1937年《华北日报》第16、17、18、19、20辑“中国古占卜术研究”专刊。 (56)江绍原：《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江绍原民俗学论集》，第334页。 (57)胡厚宣：《我和甲骨文》，《学林春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74-275页。转引自罗志田：《〈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58)高亨：《高序》，《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民国丛书》第一编82，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据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版影印。 (59)所引《山海经》材料：“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大荒东经》)；“南方曰因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大荒南经》)；“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大荒西经》)；“北方曰，来之风曰，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大荒东经》)。 (60)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2册，《民国丛书》第一编82，第4页。 (61)参见杨树达：《甲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名》，《积微居甲文说耐林倾甲文说卜辞琐记卜辞求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62)结语关于“风”的想法受到刘咸炘相关讨论的启发，在刘咸炘那里，“风”是一个很复杂的观念，在他经常使用的几个有关“风”的名词中就有“学风”一词。参见王汎森：《“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执拗的低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67-210页。 (63)罗志田：《〈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