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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

http://www.newdu.com 2018-09-18 新都网 佚名 参加讨论
    人物简介
    瓜尔佳·文祥出身满洲正红旗,别名文博翁、文相国、文文忠,是晚清名臣,著名的洋务派参与者和领导人之一。文祥是道光年间进士,历经四朝,担任过内阁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武英殿大学士等职,在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建树。文祥在书、画方面也很出色,著有《巴林纪程》《蜀轺纪程》等作品;他是第一个提出吸取民主宪政制度的精神以改进本国的人,尤其对同治年间政局有着重大影响。公元1876年,瓜尔佳·文祥去世,追赠太傅,谥号为文忠。
    人物生平
    早年历练
    文祥
    嘉庆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1818年10月16日 ),文祥生于盛京的穷官宦之家。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入工部任主事。
    咸丰四年(1854年),升任工部员外郎。
    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天国军北伐时,北京一带许多工匠逃走,文祥被调至在北京设立临时的巡防处作事,因巡防出力加知府衔,赏戴花翎。六月又因验收海运漕粮,论功加道员衔。十月升工部郎中。十一月因襄办孝静成皇后葬礼有功而赏加三品顶戴。
    咸丰六年(1856年),在京察中,文祥被列为一等,“记名道府”,但他因母亲年迈,而请求留京任职。
    咸丰七年(1857年),文祥担任太仆寺少卿,十二月又擢升为詹事府詹事。
    咸丰八年(1858年),署任刑部侍郎,不久升为内阁学士并兼礼部侍郎衔。四月,署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五月,奉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后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右侍郎。
    咸丰九年(1859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同年历任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又历任户部、工部右侍郎以及户部左侍郎。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署理工部右侍郎;五月,充任朝考阅卷大臣,被授予左翼总兵之职。
    留京善后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逼北京,僧格林沁密疏请求咸丰帝避敌热河(今河北承德),文祥“以动摇人心,有关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为由坚持反对。八月,因局势日益紧张,咸丰帝还是出走热河,命文祥署步军统领,随恭亲王奕訢留北京与英法议和。他对于列强的非分要求,能够据理力争。九月,圆明园遭焚后又遇土匪劫掠,文祥受命调兵严加巡捕。旋即以难以兼顾步军统领为由,上疏辞职获允,后又署正蓝旗护军统领。《北京条约》签订后,文祥疏请咸丰帝回京,“以定人心”。
    同年年末,文祥与奕訢等联名奏请改变清政府的外交、通商制度,提出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商大臣、外国语学馆等洋务主张,获准。文祥又密疏请求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新式火器,获准组建神机营。此外,文祥还分析内外形势,推荐富明阿、西宁镇总兵成明等协助僧格林沁平捻,又推荐张亮基、沈葆桢、刘蓉参与平定太平天国,得到咸丰帝采纳。
    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文祥担任右翼前锋统领。三月,署任镶黄旗满洲都统,不久又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七月,咸丰帝病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军机大臣中独文祥一人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同年九月,文祥协助奕訢、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处死肃顺等人。十月,文祥与其他大臣疏请慈禧、慈安两太后垂帘听政,并简派近支亲王辅政,又议定具体章程和礼节。十二月奉命管理神机营事务。
    中枢重臣
    同治元年(1862年),文祥擢督察院左都御史、正白旗蒙古督统,并任内务府大臣,署任工部尚书、镶白旗满洲督统,六月兼署兵部尚书,七月,充任拔贡朝考阅卷大臣。闰八月,正式担任工部尚书,仍兼署兵部尚书。同年,负责处理咸丰帝丧事。
    同治二年(1863年),文祥又充任朝考阅卷大臣,十二月,奉命管理理藩院事务。当年,江苏省城苏州和杭州被清军攻克,清廷欲嘉奖中枢大臣,文祥再三推辞。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清廷因南京攻克、太平天国覆灭,优奖中枢大臣,文祥仍坚决推辞,最后还是赏加太子太保衔。不久,署理正黄旗汉军督统。十月,充任阅兵大臣。
    同治四年(1865年),署户部尚书,调任镶白旗满军督统。八月,“马贼”攻入直隶,文祥受命防护东陵,不久回京。十月,局势再度告急,文祥率神机营赴东北镇压王达、马傻子起义。
    同治五年(1866年),文祥成功将“马贼”镇压下去。期间,调任吏部尚书。五月,回到北京,仍管理火药局,充任崇文门监督。十二月,《文宗显皇帝实录》及《圣训》编修完成,文祥获得封赏。
    同治六年(1867年),署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同年他五十岁(虚岁)生日时,得到御书匾额及“福”字“寿”字等奖赏。
    同治七年(1868年),充任会试副考官。捻军起义被平定,文祥“加军功二级”,并受命担任《剿平粤捻方略》一书的总裁。
    同治八年(1869年),文祥因病数度请假,得假二月,假未满又丁母忧,朝廷特赐谕祭。
    同治九年(1870年),百日丁忧满后,因病未出。天津教案发生后,文祥强撑病体,回朝主政,但病仍未痊愈,遂卸下部分职务。
    同治十年(1871年),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同治十一年(1872年),授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充任武英殿总裁。八月,《剿平粤捻方略》编修完成。十二月,充任文渊阁领阁事。
    同治十三年(1874年),文祥多次因病休假。日本侵台(见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牡丹社事件),他强撑病体,上疏请求“停不急之工作,谋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专力图维”。当时同治帝重修圆明园,预计费银至少几千万两,文祥遂与恭亲王奕訢等十名重臣联名谏阻,同治帝一度欲将文祥等十大臣革职,后在两宫太后调停下放弃此念,改重修圆明园为修葺三海,又遭奕訢等谏阻,终于彻底停工。作为惩罚,奕訢一度被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经此打击,奕訢不能像之前一样勇于任事,但文祥挺身而出,凭借他的威望,朝局得以维持稳定,尚不致剧烈动荡。日本侵台之事给文祥很大刺激,其暂时平息后,文祥与奕訢等奏请办理海防六事,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又上疏,指出不能因局势暂时缓和就对日本放松警惕,而要令沈葆桢认真布置台湾防御、令南洋、北洋通商大臣从速兴办海军,得到允准。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光绪帝继位后,文祥晋武英殿大学士。
    光绪元年(1875年),文祥因长年患病,请求开缺,朝廷挽留,命其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当时,文祥因中国屡屡遭受外来侵略,上疏密陈大计,指出:立国的关键在于获得民心,西方的议会民主制虽然难以在清帝国推行,但其顺应民意的精神值得借鉴。同年,清廷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他支持左宗棠等人收复新疆、巩固塞防的主张,并支持左宗棠替代景廉担任西征军统帅,还力主由左宗棠负责对俄伊犁交涉事务。
    鞠躬尽瘁
    光绪二年(1876年),文祥病重。当时,距文祥提出“海防六事”已经一年多,但清廷又要重新加以讨论。文祥自知来日无多,又上密疏,追述清廷两次鸦片战争及以前对外交往的种种失策,痛陈十余年兴办洋务所受到的种种阻挠,又指出日本尚非列强,但侵台一事交涉已嫌费力,可见局势之危险。他主张:廷议之事如果在执行中不能如期坚持或不能真正落实,便不如不办;对于筹商清楚、势在必行的洋务举措,则要内外一心、实力推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皇帝能“念兹在兹”、“切念而健行之”,从而坚定朝臣兴办洋务的信念,否则中国的局势将不堪设想。五月四日(1876年5月26日),文祥病逝,清廷追赠太傅,赐骑都尉世职,入祀京师贤良祠。又拨银三千两为其治丧,派贝勒载澄作为代表前往祭奠,谥号“文忠”,归葬盛京时,则由盛京将军完颜崇实前往赐祭。
    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归政,追念文祥“夙夜在公、襄成郅治”,下令赐祭一坛。
     瓜尔佳·文祥的父亲
    文祥(中)
    文祥父亲为瓜尔佳·珠,曾长年于辽阳任笔政。
     文祥子女
    子为瓜尔佳·熙治,曾任员外郎。
     文祥的政治贡献
    他参与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奕訢、桂良成为第一任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事务繁多,桂良年迈,文祥则“任事最专”。他还开办并扶持京师同文馆,这是同治朝最早的新式学校。同文馆创设的初期,以英文教育为主,后来陆续扩充了俄法等国语言的教学,并开设了更多的科学技术课程。同文馆创设之后,文祥时常到同文馆中体验感受,并对同文馆中的学生生活予以关照。
    文祥在死前不久的光绪元年(1875年),曾上疏“密陈大计”,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他认为,这样的制度,清朝“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这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第一次议论吸取民主宪政制度的精神,改进本国的施政。
    文祥支持由左宗棠负责与沙俄交涉归还伊犁之事,但不久文祥便病故,后清廷派崇厚负责此事,险些丧权辱国;又改派曾纪泽出使,总算在避免对俄战争的同时挽回了一些利权。至于海防,尽管文祥一再主张,最终还是未能全力兴办,招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
     人物评价
    文祥(右)
    曾国藩评价道:“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伯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
    光绪帝:“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亮直,诚恳公明。……及办理中外交涉事务,无不尽心筹划,实为股肱心膂之臣。”
    李鸿章评价道:“老成谋国,苦心孤诣,动出万全。”“旗人中之鸾凤。”
    左宗棠:“博川相国正色立朝,一时人望所系。”
    翁同龢:“此人忠恳,而于中外事维持不少。”
    郭嵩焘:“实是国之元臣。”
    张之洞:“文文忠创同文馆,遣驻使,编西学各书矣,然孤立而无助,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不惟不信不学,且诟病焉。”
    梁启超称“同治初年”是“文祥、沈桂芬时代”。
    奕訢:“①精细老成,筹画诸事动中机宜。②正直一生惟谨慎,匡襄廿载矢忠诚。”
    金梁:“公正色立朝,为中外所严惮,政局赖以维持,不致骤变。议兴海防,练兵造船,皆公发之。史称公忠勤,为中兴枢臣之冠。谋国深远,非虚誉也。”
    芮玛丽认为文祥“是(中国)优秀大臣中最进步的”、“是中国政府的一位最有远见而且最有能力的顾问”。
    《清史稿》评论:“文祥自同治初年偕恭亲王同心辅政,总理各国事务,以一身负其责。洋情诪幻,朝论纷纭,一以忠信持之,无诿卸。洎穆宗亲政,胪陈历年洋务情形,因应机宜甚备,冀有启悟。既而恭亲王以阻圆明园工程忤旨斥罢,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谏,几同谴。恭亲王寻复职,而自屡遭挫折后,任事不能如初。文祥正色立朝,为中外所严惮,朝局赖以维持,不致骤变。”、“文祥尤力任艰钜,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於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宝鋆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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