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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遭受质疑之前，实证主义曾是长期统治史学界的信条。这种十九世纪初德国史学家兰克奠定的学术传统坚信，历史学也是一门“科学”——虽然它只能依赖对存世文献的解读，但只要通过“科学”的正确研究方法，就能恢复唯一的历史真相。兰克本人特别强调档案等第一手史料的作用，因为他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必须通过对全部史料“进行精确到细致入微的批判性仔细查验”才能还原。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一代代历史学家都像是寻求法定证据的侦探，埋头在档案馆中探寻某个“客观真实的历史”。 对这样的信念来说，一百年前的宋教仁案堪称完美的操练场。1913年春，近代中国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虽然凶手武士英很快被捕伏法，但背后主谋是谁，始终众说纷纭。不过，宋案毕竟轰动一时，发生的年代又已有发达的媒体报道、有大量往来信件和电报等第一手档案、涉案人的背景材料均很清楚，因此通过对存世史料的严谨发掘、准确解读，要厘清事实真相是确有可能的。 尚小明在《宋案重审》一书中所表现的，可说便是这种实证主义方法教科书式的呈现。如他所自述，他不满于百年来对宋案的探究往往止步于猎奇式的猜测和简单化的案情分析，很多人并未善加利用史料，甚至也未重视核心证据，便言之凿凿地提出自己一套标新立异的看法。这往往夹杂着后人的揣测甚至阴谋论的想象，且过分注重“谁是主谋”这种“曲折推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的确价值有限。为此，他几乎穷尽了宋案相关的各种原始文献，通过严密的解读分析，证明宋教仁被刺杀一事，确实并非袁世凯及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使，而是袁世凯亲信、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擅自主张，联络上海的会党首领应夔丞后找人下手的。不过，袁世凯虽非主谋，但正是因为他长久以来不择手段打击政敌，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经此周密分析，案件可说已水落石出，任何人要想再研究宋案，这恐怕都是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山。在此，我无意质疑结论本身，对尚先生所引用的档案材料，我所读过的只怕百分之一都不到；我感兴趣的是他在面对这一历史课题时的方法和视角——也就是说，他为什么是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宋案？还有别的角度吗？ 虽然他再三说明，“宋案”不等于“刺宋案”，也不满于以前的研究都过多地关注“谁是幕后主谋”这一点，认为宋案错综复杂，至少还应包括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一系列情节或环节。然而，虽然他对这些环节的历史细节交代得非常丰富清楚，但事实上，对他而言这些最终仍是为了揭露最终的答案，也就是让刺宋主谋的谜底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换言之，他挖掘那些环节，仍是为“揭露真相”服务，而不是说“谁是主谋不重要，重要的是宋案表明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宋案由于留下文献较多，有志于实证主义的历史学者还是幸运的，但大部分历史的史料常常是残缺不完整的，甚至仅有的史料也被再三证明不可能是全然客观的。正因此，像《档案中的虚构》这样的著作早就宣告不再相信历史学家能寻获某个单一的“真相”，“事实”或许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另一些学者转而相信重大历史事件是长久以来社会和政治进程的结果，研究冷战史的美国修正主义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就曾说：“谁发动了朝鲜战争？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问。”他的意思无非是说，追究谁是责任一方，这个“谜底”本身并不重要，就像百年战争的起因也远不如战争对英法两国产生的深远影响重要。 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大案，如晚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民国初年的山阳县令灭口案等，其实案情都并不曲折复杂，它们之所以轰动一时，只是因为刚好引爆了社会舆论，暴露了当时存在的种种问题。民国时的施剑翘复仇案，尽管有着奇特的元素（女儿为父复仇），但引起热议也是因为公众舆论已兴起，且民间普遍存在对侠义气质的推崇，因而美国汉学家林育沁的研究就冠以《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原著书名Public Passions更直接），聚焦于“公众同情”而非案件本身之上。至于法国十九世纪末著名的德雷福斯案，案情事实真相更简单明白，像迈克尔·伯恩斯《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这样的研究无不把关注点放在法国当时意见领袖与公众的不同反应及其政治态度上。 公平地说，这些在《宋案重审》中也都是提到了的，但看来只是作为分析案件时顺带提及；更重要的是，尚小明先生似乎并未将当时人的不同反应看作值得认真对待的现象，而是将那些对刺宋主谋的错误推断视为干扰信息，是需要用证据来予以排除和否定的。由于他自信已经掌握了事件唯一的真相，所以他对那些不符合真相的信息显得不太耐心，甚至也不满于当事人未能客观了解真相便“错误”地采取行动：“从证据解释角度看，无论是国民党方面还是袁世凯方面，最初都只是有选择地抓住那些自认为能够证明己方观点的证据攻击对方，或为自己辩护，甚至为达目的不惜曲解证据，而未能冷静、全面、客观地解释各项证据。就连其他党派，乃至一些与政治不沾边的人，也都被裹挟进双方的攻防大战之中，要么支持国民党，要么支持袁、赵，要么貌似公允而实则有所偏袒，未能以独立公正的态度对相关证据进行系统研究，进而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第19页） 这样的指控当然很对，但说实话，不免苛责前人。因为这假定了历史中的行动者像历史学家本人那样全知全能地掌握了所有事实证据，然而，在事件突然爆发时，人们仓促之间无从知晓真相（否则也不用等一百年才有人揭露了），势必只能依靠不完整的信息、甚至是基于个人偏见来作出反应并采取行动。正如《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中所说的，战争爆发时，“信息虽然有，却几乎总是不够完整或来得太慢。因此，欠缺的事实只好由臆测、推断、盼望、恐惧、偏执、阴谋论、梦想、梦魇与谣言来填补。……这些传言全都是子虚乌有，但这却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情。就目前而言，大家似乎什么都愿意相信，而且愈是难以置信的谣言愈吸引人”。 在这种情况下，突发事件正如一张试纸，每个人的反应正是他们原先已经持有的立场。宋案发生后，袁世凯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的处理方式现在看来的确都有问题，一方是竭力掩盖证据，以免自己太多见不得人的幕后操作大白于天下，另一方则想方设法将矛头指向袁世凯的官僚党，认为证据确凿，寄望于法律解决，而当法律解决无望时，则发动武力讨袁的二次革命。虽然尚小明对唐德刚、袁伟时责备国民党的反应“缺乏法治观念”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无视了国民党曾为解决双方矛盾而走法律途径的努力，但事实上，他的观点也相差无几，因为他同样是在审判历史人物。不过，我们与其去遗憾和责备当事人“没有做对”，倒不如试图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反应。借用美国史学家约翰·加迪斯的话说，“如果历史学家因为历史的创造者们没有对还没发生的历史加以利用便去责难他们，那么这些历史学家就太过于傲慢了，噩梦当时看起来似乎总是真实的，虽然等到黎明的曙光降临时看起来有点可笑”。 事实上，宋案的当事各方如果不那么行事，那恐怕才是真正不可思议的。在我看来，宋案的真正耐人寻味之处，并不在于主谋是谁，而在于这一看似偶然的事件为何竟会发生，是什么必然的因素导致了这一“意外”？事件发生之后，双方和公众的反应又折射出什么政治意识？袁伟时认为宋案不过是一起“刑事案件”，这恐怕大大误解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从各方的反应看，很显然的一点是，不仅刺宋本身是政治事件，而且即便是初期主张走法律途径的国民党一方，恐怕也是把法律诉讼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至少，袁世凯一方肯定是这么看的。 虽然案件的主谋洪述祖在当时舆论和本书中都被视为一个“小人”，但不应忘记的一点是：其实那个年代“好人”的行事方式也是如此。正如本书所言，传统中国政治的实际运作往往包含“场面”和“内线”两个层面，场面上要过得去，幕后则需要“亲信”来办一些不能公开上台面的事。电影《一代宗师》里有个背景故事：当年宫宝森决定诛杀日本浪人，以免他泄露革命党人的信息，师兄丁连山虽一直反对师弟卷入政治，但此时必须杀了那个闹事的日本人才能避免事情不可收拾，于是他决定自己来为师弟干脏活。在杀人之后，丁连山逃亡到广东，多年后重逢时自称是“鬼”。他无疑是“好人”，但他的话恐怕适用于所有这些幕后人物：“暗事好做，明事难成”，“一门里，有人当面子，就得有人当里子。面子不能沾一点灰尘，流了血，里子得收着。收不住，漏到了面子上，就是毁派灭门的大事。面子请人吃一支烟，可能里子就得除掉一个人”。洪述祖主谋刺宋，闹出大事，按这种传统观念看来恐怕就是“里子收不住，漏到了面子上”。 就此而言，此事表明当时中国政治仍是相当传统的人事运作。一如黄永年先生在《所谓“永贞革新”》一文中所说的，传统中国政治的斗争常常既无关阶层，也没多大政治理念差别，其真正性质其实是以某个政治人物为中心的人事关系结集。整个民国时期，政治集团内部往往还是以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在运作，一如蒋介石与下属之间还会称兄道弟、或在军中“校长/学生”来称呼，构成一种具有浓厚人伦色彩的追随-庇护关系。在政党政治逐渐成熟、现代化之后，这样过渡时期的现象也渐渐淡化，洪述祖这样的人物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自此，秘密执行任务的就是必须严格遵照组织纪律的特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