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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1958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以来，特别是最近30年来的古籍整理，虽然也有沟沟坎坎，但总体来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我作为古籍整理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感到有三个方面十分突出。 一是古籍整理的范围越来越宽。古籍小组成立开始，主要是重点图书，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永乐大典》等。近年来，古籍整理可以说是遍地开花，除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为领头羊之外，各地的古籍社、人民社等，都有所贡献。从过去以点校、影印为主，进入到校注、集注、分类整理等深层次的工作；同时，也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各种类型的古籍得以整理出版，比如金石碑刻、谱牒绘画之类的古籍，过去排版不易，比纯文字的图书难于整理，现在可以扫描图版、电脑绘制新图，因而也有很好的整理本面世；地方出版社对于地方文献、乡贤著作的整理用力颇多，这类图书也越来越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成为近年来的热点。20世纪初叶以来新出土的文献材料，是中国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同于传世古籍的写本文献，是中国早期古籍的原生状态，因此价值连城。过去古籍整理学界最关注的是敦煌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后来又加上吐鲁番出土文书。其实也就是在最近三十年内，敦煌文献得到比较彻底的整理与刊布，吐鲁番文献虽然还没有全部整理影印出版，但国内外的家底也基本摸清了，比较大的几家收藏也在陆续出版当中。相对而言，近年来的热点，是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这些资料许多是考古发掘的真品，不论从构筑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还是探讨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都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典籍资料。 三是海外保存的中国古籍陆续整理出版。随着改革开放，在摸清自身古籍家底的前提下，我们开始了大规模海外中国古籍的调查、整理。到目前为止，已有部分古籍以不同的方式整理出版，其中不乏珍贵文献，如《永乐大典》残本、中土已佚的中医古籍、宋元版著作，当然也包括秦汉简牍、六朝隋唐的写本文献。 这些成果的取得，许多是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推动和支持分不开的，也是古籍出版工作者辛勤劳作的结果。 在总结成就的同时，我们仍然要保持冷静的心态，看到不足，思考如何做得更好。我本人主要做一些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比较早地到欧美、日本寻访中国古籍，所以我这里主要从出土古籍和海外收藏与研究两个角度，来谈谈我的几点初步的思考，或者说是对今后古籍整理出版的几点期望。 一，出精品，出权威。古籍整理并不是仅仅把古人传下来的古籍整理好出版就行了，而是要产生21世纪新的古籍整理研究著作。一个时代应当有一个时代的贡献，我们应当有《史记》三家注、《通鉴》胡注、《十三经注疏》《四库提要辩证》那样的精品和权威的古籍整理著作。因此，如何发掘、推动、支持学术界这类著作的撰作与出版，应当有所规划和重点扶持。 二，物质载体要追求上乘。古籍出版的量已经相当可观，有些可出可不出的书其实可以不出，消减图书出版的量，而把节省的经费用在提升图书的质上来。与西方、日本的出版物相比，我们的书精装本不多，纸张、油墨档次不够。日本的学术书和史料书都是精装的，美国的公立图书馆不能入藏非精装本的书。所以我们也应当考虑把最好的古籍整理图书用最好的纸张印刷，精装加函套，这样才可以传世。 三，加强民族古文字典籍的整理出版。民族古文字典籍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不能置之不理。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大量中国古代先民使用的民族古文字典籍，如吐火罗语（焉耆-龟兹语）、于阗语、古藏文、回鹘文、西夏文书写的文献材料，还有在中国境内流行过的外国古文字资料，如梵语、犍陀罗语、粟特语、叙利亚语、中古波斯语等所写的文献，也应列入整理日程。这对于阐释中华文明多元文化，深入研究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乃至巩固边疆，开启民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四，中华古籍的外译。明朝末年以来，中国的一些经史子集著作陆续被翻译成各种西方文字，后来又有日文、韩文的译本。但这些出自外国人之手的译本，所依靠的是他们的理解和研究成果，与今天我们新整理校注的古籍相比，从底本到注释都有不少问题。因此，在国家大力推行中文著作外译的计划中，应当仔细考虑、规划中华古籍的外译，译哪些，用什么本子，采用哪家的注释。应当找好母语为外语的译者，与中国专家合作，陆陆续续形成中华古籍的外文标准本。 五，有计划地翻译国际汉学界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现在虽然翻译海外中国学的著作成为热潮，但较多的是西方、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专著或通俗读物，一些比较著名、但也比较没有阅读性的古籍译注本，则没有多少人问津。如荷兰学者胡四维（A.F.P.Hulsewé）翻译的《汉书·西域传》、校注的云梦秦简，西方、日本出版的《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正史北狄传》译注本，也应当考虑翻译出来，作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