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者介绍 
李伯重先生，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1949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85年获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尔后在密执安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先后任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并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学院、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 李教授的主要著作有《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等等。 讲座转录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首先非常感谢伯鸿讲堂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我近年来研究的心得。 我感到非常荣幸来到这里。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是国内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之一，我的专业就是“江南经济史”。江南跟我一辈子都有不解之缘，由于我没有在江南生活过，研究江南那不是纸上谈兵吗？所以1985年我得到博士学位之后，就要求到浙江来，在杭州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此后在杭州住了八年，去了不少地方，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桐乡。1986年到了桐乡，当时去了县城、乌镇、濮院镇、屠甸镇、石门镇等，看了不少的地方，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我生在昆明，受教育在福建，而江南和福建、云南有很大的不同，文化上的差别很大，所以在杭州的这几年里，是我一辈子最难忘的时光。 我做了一辈子的江南经济的研究，主要是研究经济史，有一些新的见解、新的看法，今天就给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 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在屏幕上，我就按照上面的这个顺序，给大家一个一个的讲。 首先我要讲的问题，是标题里讲到近代早期的江南。我说到的近代早期是一个关键词，另外一个关键词是江南。我们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特别做经济史研究，都必须把时空范围框定。今天做研究，很少有人做中国和西方的比较，因为时空范围太大。中国国内的地区差别也非常大，例如我们江南和西藏地区之间的差别，那不是一般的大。江南，哪怕和比较相邻的地方如江西，之间的差别也非常大。所以我们要把空间位置搞清楚，然后是时间，中国历史非常长，有五千年的历史的说法，我们不能说中国自古以来就如何。这里说“近代早期的江南”，“近代早期”是什么样的时期呢？“江南”又是什么地区呢：我要先把这些问题说清楚。 我这里说的“近代早期”，大概就是公元1500年到1850年这三个世纪。大家可以看到，1500年就是明代的嘉靖中期，1850年就是清朝道光末年。这三个世纪有什么特点呢？在这三个世纪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之前，中国还不算作一个落后国家，但1850年以后是非常落后的了。 “江南”地区的定义其实是比较含糊的。有的说法是长江以南都叫江南，那么半个中国都是了江南了。有的说就是现在的江苏南部、浙江和江西，而江西实际上属于长江中游地区。我们说的经济史上的江南地区，主要指的是长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的就是从上海到南京、再到杭州，这样一个三角地区；广义的则包括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南通等16个“市”。这里说的“市”包括各种各样的市，有直辖市上海，有省会城市南京、杭州，还有诸多地级市。这16个各种各样的市就是广义上的长江三角洲。这个长三角从钱塘江南岸的宁波、绍兴起，到长江北岸的扬州、泰州、南通。我们今天讲的江南地区是广义上讲的长江三角洲。这个地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区大概十万平方公里，人口大概八千多万，人口密度是全国最高的，每一平方公里800多人。 这个地区从面积和人口上来看，在全国是微不足道的：面积仅为全国的1%多一点，人口不到全国的6%。所以这个地区如果只是从面积和人口数量来说，在全国应该不是一个重要的地区。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就不是这样的了。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后面再讲。 现在就讲第一个题目：从“脱亚入欧”到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 什么叫“脱亚入欧”？就是要脱离亚洲国家的行列，进入欧洲国家的行列。这个话是谁说的呢？不是中国人说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学者福泽谕吉，他写了一篇《脱亚论》，鼓吹日本应当“脱亚入欧”。 鸦片战争时，英国用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稍后很快美国也用大炮敲开了日本的大门，也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日本全国受到很大的振动。但中国和日本的反应是不同的，日本迅速展开了变化，这就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就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写了《脱亚论》，他说过去的西方人和我们今天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们过去不太行，现在变得行起来。对东方国家来说，现在西方文明过来了，十分强劲，我们想要阻挡它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应该要像西方国家一样，让我们的国家变成发达国家。 他接着说，日本现在开始了变法——明治维新。关键所在就是脱离亚洲，因为亚洲是一个落后的地区，欧洲是先进地区。我们要把欧洲的制度、技术引入到日本，让我们变成一个欧洲那样的发达国家。他特别讲到：我们日本在过去，和邻近的两个国家——支那、朝鲜(那时日本称中国为支那)没有什么不同，其中的中国和朝鲜的相似之处更多。但是这两个国家不思改进，到了我们的明治维新时，它们还都不思改进，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毫不犹豫的脱离他们的行列，我们不要再跟中国、朝鲜做朋友了，我们要跟发达国家做朋友，我们要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中，所以叫“脱亚”，到哪里去呢？“入欧”。 中国人有没有这个想法呢？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面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似乎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学习西方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救国。要怎么救国家呢？就必须把中国变成西方那样的发达国家。所以中国人也想脱亚入欧，脱亚入欧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想法。至于能不能真正脱亚入欧则是另外一回事。 总之，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先进的中国人都想让中国脱亚入欧，所以可以这说是一个民族梦。但是中国有没有做得脱亚入欧呢？一直到解放为止都没有做到。到了20世纪最后30年，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奇迹。柏金斯教授是哈佛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他说中国今天出现最伟大的变革，中国经济起飞，他说：西方的发达国家包括前苏联阵营，用了250年的时间才使这个国家出现工业化，使得全世界23%的人口进入了发达的世界。那中国呢，如果能够继续下去，四五十年内就可以使另外的23%的人口进入工业化，就说中国只要四五十年可以走完西方250年的路。大家看这是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呢？ 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奇迹，在全国各地的情况并不是都是一样的。有的地方发展的比较快些，有的发展比较慢些，尽管总的来说都在迅速发展。哪一个地区走在最前面呢？就是江南，大家可以看江南的经济成长是了不得的。1978年江南的GDP(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43亿美元，到了1992年也只是增加到654亿美元，但是到了2005年就到了8786亿美元。增加的速度之快，全世界没有先例。为什么我要把1992年标出来？因为江南的真正的改革开放是从1992年开始。全国的改革开放是1978、1979年开始，江南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才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邓小平南巡之前，中央怕这个地方乱，这是我国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地，怕它乱，一直不敢尝试。到了1992年真正改革开放开始，才出现了这样的增长速度，出现了从654亿到8786亿的奇迹。 这也反映在人均GDP方面。因为GDP增长，有可能是因为人口增多。我们看江南人均GDP的增长情况怎么样。1978年的时候大概是人均1200美元，尽管这是全中国最富的地区。这1200美元，不到当时法国的1/8，不到英国的1/5，是西欧最穷的国家葡萄牙的1/2，中国最富的地区也就是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到了2009年，江南地区的人均GDP到了11600美元，这是按照汇率计算的。因为依照汇率计算不准确。如果是按购买力评价来算，那么高达21190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同年英国的60%，法国的60%，和葡萄牙持平。葡萄牙是欧盟内经济增长最强的国家之一。我们看看前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经济情况最好的是匈牙利与波兰这样的国家。但是江南人均GPP现在比匈牙利、波兰要高很多，它们无法与比江南现在的经济相比。俄罗斯是世界大国，但是你要用她的GDP来和江南相比，那么俄罗斯的GDP只有江南的2/3，人均GDP则只有一半。 江南的龙头是上海，最发达的城市是上海、杭州、苏州，而桐乡刚好在江南这几个最发达的几个中心之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它在世界港口的排名，1980年在全世界才第160位，远远小于香港、高雄这些港口。但是到从2006年起就世界第一了。在金融方面，著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说：上海将在数年内成为与纽约和伦敦相当的世界金融中心。这是过去想都想得别想的，因为在1980年上海的金融市场的规模简直是微不足道的。 江南在全国的地位怎么样呢？刚才说了陆地面积只有1%，人口只是5.9%，但是GDP几乎占到了1/5。出口占到了37%，上缴财税1/4，全国1/4的财税从这里出，大家想想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如果没有江南，我们国家的财政可能是会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应该感到自豪，这是江南为全国做的巨大的贡献。 另外从整个江南来说，人民普遍生活水平怎么样。大家看，百强县黄的，贫困县是绿的，江南这个地方，没有一个贫困线，全是百强县。广州还有，只有北方、西部，那就基本是贫困县分布的地方。 人类发展指数是更高一个指标，不仅是人均GDP，而且还要有我们的寿命，我们的教育程度，我们的幸福感等。在这方面，江南这个地方也是全国最高的。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江南的经济发展，在今天的“中国奇迹”中又是最大的奇迹，可以说是“奇迹中的奇迹”。那么这奇迹是怎么出现的？我们要把原因找出来，不然我们就很难弄清楚，为什么这个奇迹会在江南出现，为什么在别的地方没有出现。 江南今天的经济奇迹出现，有哪些主要的原因呢？一般说来，在国际上，经济学家谈论中国的经济奇迹都主要是讲三个原因：第一是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改革开放。这一点所有人都明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奇迹，也没有江南经济奇迹；第二个是外资涌入，外资涌入对中国经济起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了引入外资，在1979年经济改革以后，我国建立了四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海南、厦门，就是让外资大量涌入。第三个是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引进。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其中一个，江南以及整个中国经济是不能起飞的。但是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全国实行的，不是江南一个地方实行的。而且江南在这三方面起步比较晚，而有遇到了很多限制性的因素。外资引入，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中，绝大部分外资是到了广东和福建，这是因为有大量广东、福建出去的海外华人，他们的投资当然投到那里去。先进技术和管理，首先也是到了广东和福建。而江南则有一些不利条件。例如，江南的经济改革比较晚，刚才我说过，广东和福建的改革开放在1979年就开始了，而江南要到1992年才真正开始。国家给予江南的优惠政策也比给广东和福建的少。而江南上缴中央的财政数量非常的，比广东多多了。那么，为什么江南有这些不利因素，还能一马当先走在前列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大湾区的建设，这是正在建设的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中国最发达的四大城市北、上、广、深，其中两个就在广东，特别是深圳，它的建立和发展也是中国奇迹的一个表现。广东全省包括深圳在内，和江南做一比较，大家可以看，广东省的面积大多了，几乎是江南的一倍。人口差不多，都是8000多万。两个地区的GDP有什么差别呢？大家可以看，2002年的时候这样，2006年的时候这样，大体说来，江南的GDP和人均GDP，都比广东要大出一半左右。广东是中国发展的最亮点之一，今天广东的经济也超过了俄罗斯，也是走在前列的。为什么广东还会排在江南后面呢？那就只能看到一点，江南有它内在的因素，广东不具备的因素，不然的话广东的优惠更多，它的便利更多，为什么它赶不上江南？ 大家还可以看广东和江南的富裕程度。在国家经济百强县分布中，江南非常密集，广东是稀稀拉拉的。经济百强县，江南那么多，广东曾经有过15个，这个数量就少很多。在最低工资标准方面，江南几乎所有地区都很均衡，是全国最高工资的所在地。广东除了深圳、广州之外，其它地方工资并不高。就人们的整个生活水准，江南不仅是总体富裕，而且是分布比较均衡，就像我们桐乡，论生活水平实际上和杭州、上海差别也不是很大，但是在广东差别就比较大了，你如果到了深圳、广州、东莞之外的很多地方，可以感觉还是很穷的。 为什么江南能够一马当先？我们来看看看柏金斯是怎么说的。他说：中国的今天是它过去的延续，或者说过去的坚持。中国过去2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的历史依然映照到它的现在，这种“过去”(就是历史)的表现，在诸多方面。一个人如果不了解我们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就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今天是怎么样的。 在过去，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一点的呢？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我们过去是怎么看我们的历史的。可能在座的每一个人，即使没有自觉的意识到这个问题，你也会不自觉的会有某一种想法。 我们过去看历史，用欧洲人的眼睛看我们的历史。比如著名的学者赫尔德，他在当时说：中国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浑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绘有象形文字没有思想光复体，都没有动力，中国是一个没有活力，像死尸一般的社会。那么中国要发生变化怎么办？就只有靠外面的力量，靠西方的影响，就靠西方的“冲击”才能使中国摆脱这种僵死的状况。 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在西方出现了很多理论来看中国，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冲击―回应”理论、“传统平衡”理论、“高度平衡机制”理论、 “过密型增长”理论等等。其中最主 最主要的是“冲击―回应”理论，其中心是认为鸦片战争给中国一个巨大的冲击，以后西方不断的侵略中国，给中国冲击，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智慧、技术，中国对这种冲击，产生了回应，所以才出现了近代化。 “传统平衡”理论认为，在西方来之前，中国是一个各方面非常平衡的国家，所以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高度平衡机制”理论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出现一种“高度平衡机制”，一个地方发展得比较好，国家就要求它去照顾穷的地方；哪一个行业好，另外一个行业就拉住它的腿。 这些说法是过去好几十年人们对中国过去的基本看法，不仅西方人接受了，我们中国人也接受了，所以我们都认为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的入侵，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时候中国人起来抗争，才会取得革命胜利，其实也是西方影响下的胜利。后来出现了“近代早期中国”理论，这也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这种理论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很久，中国并不是没有内部的活力，中国内部有活力，中国经济也在发展，而且情况和欧洲发展的情况很相似。这就打破了过去传统的看法。中国自己有自己内在的动力。内在的动力是什么呢？中国学者提出是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在座的各位在中学里肯定都学过。所以，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中国也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毛主席的话。为什么中国后来没有发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呢？又有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例如认为中国还是没有自主发展起来，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制度、文化都是障碍，还有中国人口过多、资源不足等等，使得中国没有办法进入现代化，只有是西方到来之后，中国才有可能改变。 这些理论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它把从西欧(实际上主要是英国)的经历得出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普遍模式。英国为什么能够发展？它的经验是什么？中国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能发展吗？许多人认为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所以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就不会有现代化，这是一些共同的看法，对中国历史共同的看法，我想在座的各位自己想一想，即使你们没有读过这些理论，但是内心是不是这样想。我想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 这些理论的问题在哪里？它更多关心的是依照某种先验的模式，中国应当发生什么，而不是中国实际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中国应当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或者中国应该走以前英国那样的道路。中国之所以没有走向英国那样的道路，就是中国的文化主义儒家的落后性，人口过多，中国人缺乏技术创新能力，中国的政治制度束缚人民，等等。但这些理论并不关心中国真正发生什么，中国真正是什么样的。这些都不重要，因为结论事先被确定了，那就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就是一个停滞、落后的国家，结论都在那里，不必再讨论了，所需要的只是去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上面这些看法，有许多实际上都是假设，因为没有验证过的说法都是假设。如果你把结论建立在假设之上，那是违反科学精神的。 后来又一批西方学者对于过去的看法提出了质疑，比方说全汉升、克劳斯(Richard Kraus)、何炳棣、谢和耐(Jacque Gernet)等人。这些都是有名的学者，其中这两个是华人，一位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另一位是法国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们都提出了上面的那些看法不对，我们不应该只是按照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而应该是客观地去看中国自己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自己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好的或者都是坏的。这个我们要应该有一个客观的分析。 到了20世纪末，出现了一个加州学派。加州学派是在美国加州各大学里一批中年学者，对以前关于中国历史的看法提出了全面的批判。我也被认为是加州学者之一，因为我那时在加州理工学院教书。加州学派学者对以往的“共识”提出不同观点。 例如清代中国人口增长真的很快吗？过去一般认为中国人口在清代爆增，从一亿多增长到四亿多。但是这个说法对吗？加州学派的学者指出：如果和同期的西北欧(英国、瑞典、荷兰等)相比，中国人口增长并不是最多的。 中国在明清时期技术是不是停滞？加州学派学者认为并不是停滞，而是出现了重要进步。还有中国是不是地租、赋税和高利贷把农民生产出来的所有剩余都拿掉了，因而使得经济无法增长。但加州学派学者通过实际的研究指出情况并不是这样，清代中国的情况和同期欧洲相比并不是这样的。 明清人民是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和同期的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去比，明清大部分时间内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江南的人民生活水平，比他们还高。 还有，明清(特别是清代)中国的国家在经济方面扮演的角色，并非都是负面的，在许多方面是积极的；与同时期的西欧相比，明清中国的人均赋税在的水平很低；明清中国人口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都在加强，在一些方面比同时期的西欧更加进步；明清中国国内区域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强，导致了全国市场的出现与发展；等等。 这些观点最后集中在这本著名的书《大分流》里面，这是中国大陆的译本，那是中国台湾的译本。这本书在国际上引起了大轰动，作者彭慕兰教授因为这书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一个做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会长，那是非常大的荣誉。 在这个书里，他总结说：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欧洲的历史，全世界的历史，不能够再按过去的做法，把中国看成经济上一体化的，把西方也都看成是一体化的。实际上，中国内部差别很大，西方内部差别也很大，我们只能选取一些有可比性的地区的相比。欧亚大陆上有少数地区，彼此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它地方没有这些特征。他列举这些地方是哪些地方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江南，欧洲的荷兰、英格兰、日本的关东地区，在印度的古吉拉特(孟买所在的地区)，这些地方在近代早期是最发达的地方。我们进行比较，只能比这些地区。我们不能用中国和英国相比，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英国那么小一个国家。你如果把中国和欧洲相比，问题也很大，欧洲的发达国家比方说荷兰，人均GDP比阿尔巴尼亚高出很多倍，中国江南人均GDP也比甘肃高出很多倍。所以你不能够把中国或者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比较，而只能选取可以比较的地方去比较 我们再回来看看今天的世界。在卫星拍下来的图上，灯光最亮的一个地区是西欧以及西欧延伸出来的美国，因为美国人是从欧洲过去的，另外一个地区就是东亚，即日本、韩国和中国东部，而在中国东部最亮的就是江南。我给大家看这个照片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看两百多年前，最富裕的地区也就是这两个地区。所以我们说历史是连续的。 在中国国内，两百年前的最富裕地区江南、珠三角，今天还是最富裕的地区，当时穷的地区，今天还是穷的地区，这个历史割不断的，不要以为采取一些措施，就可以割断历史。另外我们看今天全世界贸易最发达地区是哪里？你看贸易的航线密度，一个是东亚海洋地区，也就是以江南为中心的这个地区。然后是北大西洋地区，也就是西欧、北美。其它地方的航线都稀少很大，为什么？因为它们彼此之间的商贸关系不紧密。两百年前也同样如常，所以说历史是割不断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在新的历史视野中，我们江南的经济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我的一本书，我想也就是由于这本书，中华书局和伯鸿讲堂邀请我来到桐乡。在这本书里，我研究上海现在的松江地区在1820年代的经济。书的标题是《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意思是中国在那时候，有些地方的经济已经是近(现)代经济了，但是这是早期的现代经济。关于这本书的故事很长，多年前，我在瑞典开会，见到一位荷兰的经济学家范赞登，著名的荷兰经济史学家。我们一起散步聊天，他说我读过你的一本讲江南的农业的英文书，我说你读了有什么意见呢？他说把书里里面那些地名、人名、计量单位、货币单位换成荷兰，这本书好像就是讲荷兰经济史了。我说真有这么相像吗？他说是的。后来他就建议，我们两个人合写一篇文章，用量化的方法，把近代早期西欧最发达的地区荷兰和亚洲最发达的地区江南做一个比较研究。我说很好，同意了，但是后来发现糟了。他的荷兰经济史做了二十多年，非常有成就，特别是用GDP的研究。我也做了几十年江南研究，但是没有做过GDP的研究。所以，从这个时候起，我从头开始学习GDP的研究方法，用了八年时间，写了这本书。这本书出版后得了国内一个历史学奖，一个经济学奖，英文版也将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写好后，我和他两个人又合写了一篇文章，在美国的经济史也引起了很大的注意。 我为什么要讲荷兰？荷兰是一个小国，大家不太注意，除了知道荷兰的奶牛很好之外，对荷兰不太了解。但是荷兰在1400年到1800年中，曾经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这点可能大家想不到。荷兰不仅是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在世界上影响非常大。1700年的时候，全欧洲80%的船只都是荷兰的船只。荷兰一个小小的国家占领了广大的殖民地，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就是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过去是许多分散的岛国，荷兰把这个地区占领后，今天才变成了一个国家。荷兰还占领了我国的台湾。所以荷兰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那么，荷兰和江南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刚才我说了，我们进行比较，应该是找有可比性的地区来进行比较。 首先，我们看看看地图。江南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荷兰在欧亚大陆的最西端，两个地区就在同一块大陆的最东端和最西端。 其次，荷兰在欧洲最大的河流莱茵河的下游入海口。江南在亚洲最大的河流长江的下游入海口。因此，两个地区不仅在欧亚大陆最两端，而且在两个大陆最大的河流的河口。 第三，这两个地区的地形也很相似。江南是一个很低洼的地方，平均海拔高度只有3-4米，我们桐乡就在这里。荷兰地势比我们还低，荷兰有1/3的土地是填海造成的。这两个地区都是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我到荷兰时，觉得很惋惜的一点是，我们的江南水乡今天已经基本看不到了，到处都被填成陆地了。而在荷兰，到处都是河，运河上的船来来往往。特别阿姆斯特丹，才是真正的水上城市。过去说苏州是水上城市，但是今天苏州没有几条河了。 第四，陆地面积，狭义的江南和荷兰面积差不多，但是两个地区人口相差很大。荷兰是欧洲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但在19世纪初期的时候也只有230万人，而江南有3600万人。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只有230万人的小国，占那么大的殖民地，在国际上发挥那么大的影响。 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在19世纪初期有什么样的共同性呢？我们来看经济结构，第一产业是农业，大家可以看到：农业在GDP中的比重，荷兰和江南都很低。现在上海松江一带，1820年代农业产值连GDP的1/3都不到，工业则占到50%以上，服务业也可以占到10%几。所以工业和服务业加起来，占到2/3以上。你可以说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这一带已经不是一个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工商业为主的社会。荷兰也是如此。1810年代荷兰农业比重比较高，达到GDP的40%多，工业比重比较低，但但服务业(特别是商业)的比重很高，所以荷兰也是一个工商业为主的社会。所以，这两个地区都是工商业为主的社会，不是传统农业社会，这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出乎我们想像的。我们过去以为在改革开放以前，江南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来看就业结构，也就是说有多少劳动力在不同的部分中工作。在1820年代，在江南松江这样的地区，只有不到30%的劳动力在种田。1810年代的荷兰多一点，有40%多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几。江南有50%多的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这个我要强调一点，在江南，妇女从事纺织业，所以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非常高。松江是中国纺织业最发达的地方，后来上海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是有传统的。在荷兰，有20%多的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在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中，江南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的比重为10%多，荷兰为30%多，因为荷兰有广大的海外贸易和金融业的缘故。荷兰海外贸易非常发达，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经济力量非常强大。 江南和荷兰的差别，大家也可以看到。荷兰的外贸在GDP中的比重远远大于江南。但是江南工业的GDP的比重远远大于荷兰。所以，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相同的地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地区在19世纪初期已经不是我们想像的传统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工商业为主的社会。 这两个地区的人均GDP在19世纪初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和那位荷兰学者在我们共同写的文章里，把当时各种物价换成1990年美元的水平，把当时人民的消费和生产换算为1990年美元。由此大家可以看到：松江的人均GDP到1000美元。我们刚才说了，改革开放刚开始时江南的人均GDP才1200美元，而19世纪初期已经达到1000美元。荷兰的人均GDP比江南高得多，19世纪初期达到1800美元。但是整个西欧，即是英国、法国北部、比利时、丹麦、荷兰这些国家和地区，这时的人均GDP是1200美元。也就是说，江南当时水平和西欧持平，或者稍微低一点，但是落后于西欧最发达国家荷兰。由此来看，在19世纪初期的世界上，江南确实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区。这不仅是是我计算出来的，而且有明确的记载。1854年，法国派了一个商业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到了江南地区。使团成员耶德(Isidore Hedde)称苏州为“世界最大的都市”，并说：“谚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特别是苏州更是了不起。在那里耀眼的魅惑人的东西应有尽有。物产丰富，气候温和，举凡娱乐、文学、科学、美术的东西无一或缺。这里是高级趣味的工艺和风靡全国的风尚的源泉地。这里一切东西都是可爱的、可惊叹的、优美的、高雅的、难得的美术品。这个都市是江南茶、丝之邦的首府，不仅是美术与风尚的女王，而且是最活跃的工业中心，又是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货物集散地。总之一句话，是世间的极乐土，使人深感古来诗人、史家和地理学者之言的确不假”。那时候上海还没有兴起，江南的中心不是南京，也不是杭州，杭州和南京是两个省会城市，但是江南的经济中心是苏州。在当时，苏州人口有150万，等于所有欧洲国家首都人口的总和。要注意：这位商业代表团的成员是从巴黎来的，巴黎是当时欧洲的时尚之都，生活最时尚的地方。他对苏州有这样的评价，可见苏州的确是非常繁荣的。在江南，苏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苏州旁边的杭、嘉、湖、松、常这些地方，富裕水平都很接近，就像今天江南的富裕水平很接近一样。所以苏州富裕成这样，是世间的极乐土，那么我们苏州附近像桐乡这些地方也差不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客观的看法，鸦片战争之前的江南，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的贫穷落后，是当时世界上走在比较前面的地方。尽管后来出现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肯定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江南走在整个东亚世界的前面。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今天说中国变得落后，是大概19世纪开始，之后越来越落后，而西欧和北美越来越发达，所以距离越来越大，这就是“大分流”。刚才我一开始讲江南经济今天追赶上了西欧的很多国家，这又是“大合流”。 刚才我一直在讲荷兰。在近代早期，荷兰经济发展迅速，使得荷兰成为世界上一个现代经济。著名经济史学家德·弗理士(De Vries)和范·德·伍德(van der Woude)在其《第一个近代经济：荷兰经济的成功、失败与坚持，1500-1815》中说，16世纪到19世纪初期这一段时期，荷兰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个现代经济体。大家都知道，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在经济上一马当先，走在全世界最前面。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前，最发达的经济体是荷兰，不是英国。 这本书的作者说：在19世纪初期以前，荷兰已经是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商业的经济，虽然它依然继续依靠前近代的、农村和农业的技术。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接着解释说，现代经济不一定像今天我们看到的那种样子。只要包含了下面这些特点，就是一个现代经济：市场要有很大发展，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市场，都相当自由和普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程度，让很多人能够脱离农业，从事工商业；国家的决策和执行都关注产权、自由流动和契约合同；还要有一些新的技术和经济组织，能够使经济活动组织起来。 荷兰经济在从1500年开始就逐渐向这个方向发展，到了17、18世纪，它不仅是欧洲商品集散地，而且也有最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麦迪森(Angus Maddison)称荷兰为“领先国家”，最为接近当时欧洲的技术前缘，并为决定这个技术前缘做了最多的贡献。直到十八世纪末，它的这种地位才被英国取代。 为什么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变革，荷兰会出现一个现代经济呢？因为经济成长有两种，一种斯密型成长，一种库兹涅兹型成长。斯密型成长是通过市场把各种资源配置在最好的地方，从而得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比方说我们这个地方，有的土地适合种桑树，有的土地适合种水稻，有的土地适合种棉花。你如果把这些作物的种植都放到最适合的地方去，当然你的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你如果违反这一点，每个地方都规定要种水稻、桑树和棉花，那肯定是不行的。库兹涅兹型成长是通过重大的技术革命和组织变革引起的经济成长的。重大技术革命，从蒸汽机、内燃机、电器到今天的互联网都是。这两种成长都是现代经济的成长，但是两者之间有巨大的鸿沟，不是说有了斯密型成长就必然有库兹涅兹型成长，但是没有斯密型成长就必定不会有库兹涅兹型成长。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关系，而且和资本主义没有必然联系。 这两种现代经济成长方式，就解释了江南和西欧经济在19世纪初期以后“大分流”和现在的“大合流”这个历史现象。为什么这样说呢？江南在19世纪以前的几个世纪的发展，使它成为了一个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但是江南确实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工业革命。江南的工业革命什么时候开 始的？应该说是到了20世纪才开始的。那么，为什么19世纪初江南并没有出现工业革命，但是它又出现了一个早期的现代经济呢？因为这个早期现代经济是我们所说的斯密型成长推动的。江南位于中国全国大市场的最中心的地位，所以它可以通过市场获得各种资源，从地区分工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为什么江南出现了早期的现代经济，却没有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呢？因为工业革命是库兹涅兹型成长，而库兹涅兹成长建立在急剧的结构变化、制度创新和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与使用的基础之上，需要很多物质条件，而斯密型成长市场推动，刚才说可以用传统技术可以做到。 比方说英国。大家知道英国工业革命，但英国工业革命并不是说发明蒸汽机就就可以发生的。况且，使用蒸汽机要有煤，没有煤，蒸汽机靠什么来运作，蒸汽机的机械原理在两千年前就被发明出来了，在希腊化的地中海世界有一个叫赫伦的人发明了一个蒸汽机模型，图样还保留到了今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把那个图样拿来复制了一个模型，每分钟的转数可以达到上千次。但是这个蒸汽机烧的是木柴，而木柴问题很多。在中世纪，赫伦的模型一直被人拿来实验。在瓦特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改进的蒸汽机，瓦特只不过是进一步的改进。但是改进的关键是什么呢？当时有一个作家叫笛福，他写过一本书《大人国和小人国》，有孩子的家长对这个书应当都知道一点。他说老天爷对英国特别的惠爱，使英国有三个别人没有的东西：第一，英国有位于大西洋边的海港，第二，英国有容易开采而不会被水淹的煤矿，第三，英国国内有很多运河。有运河就可以搞水运，有水运就可以大量运输。蒸汽机要烧大量的煤，而我的研究就证明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江南，燃料昂贵得不得了，以致当时江南的人烧饭只用三根芦苇芦柴就行了。英国在1700年的时候，每年人均用煤近半吨。没有煤这东西，哪里有蒸汽机的使用？江南只有长兴有一点非常难开采的煤矿，产量也很小。英国最有名的经济史学家里格莱，说近代工业化并是不是资本主义就能引起，它是有一个有机经济向矿物经济转变的过程。过去我们烧的柴、草都是有机物，但是后来烧的是煤，煤是矿物。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煤的开采可以无限扩大，煤很便宜，很好运输，所以有了煤、有了铁才会有蒸汽机的使用。而有了蒸汽机，才会有工业革命。 但是，不管是市场引起的经济成长，还是工业革命引起的经济成长，彼此之间都有一些经济现代性，这是共同的因素。有这些因素和没有这些因素就是两回事。在适当情况下，第一种经济会转变成第二种经济，如果没有第一种因素经济，是不会转化的。 这两种现代经济成长，有共同因素。首先，是市场的发展。第一种成长即斯密型成长，是市场推动的经济成长，将会导致一个整合和功能完好的全国市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市场，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 第二，在市场推动的经济成长中，会出现一个勤勉革命。因为大家都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优胜劣汰的，如果你工作不如他人勤奋，你就会被淘汰。因此，工人要努力工作，改进自己的技术；企业老板要有经营头脑，要做企业家；另外还有很多专业人才。在我们江南，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凡是有点能力的人都会跑掉，大家念大学之后就走了，甚至念了高中就离开农村，谁还会回来？这种现象被称为“脑力流失”(brain drain)。但是到了改革开放开始后，这里一下子出现这么多农民企业家，那么多能干的工人和商人。为什么？这就是过去市场的推动经济成长几百年中给我们留下的基础。 第三，市场推动的经济成长，会导致工业和服务业占重要地位的经济。而工业革命必须是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才能产生的。 有了我们江南过去几百年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到改革开放，一旦适合的条件给了我们，我们就会成功。 再从全国的角度来看江南的历史遗产。这里首先还是谈市场。1998年我在加拿大举行的国际世界历史学大会作为开幕式的演讲，就讲的是中国的全国市场形成的问题。 在18世纪，中国出现了九个地区性大市场。这九大市场，彼此之间通过什么联系起来？一是通过海路，一是通过大运河、湘江、赣江把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水系连接起来。这个水运网最终汇聚到哪里？汇聚到江南，所以江南成为中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位于核心的地方，都会占有诸多好处。各种因素。比如今天，用上海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上海是老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中国经济的中心。整体而言，江南在中国全国大市场的中心，所以能够享有有最大的好处。 这是中国的河流图。大家可以看，中国的河流都是从西向东流的。南北向，有大运河把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连起来，通过赣江、湘江，把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起来，此外有海路，把沿海各省连起来。所以中国的各地的资源，就可以通过这个水运网流动。这个水运网的中心在江南，各地的初级产品和原料可以通过这个水运网运输到江南，江南的产品也可以通过这个水运网营销到全国各地。例如我们桐乡盛产丝绸，但生产出来的丝绸，本地消费很少，绝大多数都是贩运到全国各地去。 为促进资金大规模、长距离的流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山西商人建立起了全国性的金融网络，即帐局和票号。帐局和票号的运营点遍布全国，连日本、俄罗斯都有，从横滨到圣彼得堡。他们老家在山西，但他们交易活动的中心在江南。苏州是他们经营的一个大本营。他们的业务主要是汇兑，也提供贷款，就连清朝政府都向他们借钱。他们的经营很成功，使得资金调动非常容易。清朝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几千万银子，但是票号一年调动资金能够多大八亿两银子。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的贸易。大家看这些地图，可以看到，中国的贸易圈不断扩大，和汉朝、唐朝、元朝、明朝，清朝的贸易圈就大多了。 由于有了这个大市场，中国农产品的商品率大大提高了。如将所有进入长途贸易的跨地区贸易的大宗商品合计，则总值接近于贸易总值的30%-40%。其中大约有20-30 %的农业总产量进入地方贸易， 5-7 %进入长途贸易，1-2%的进入国际贸易。这在当时世界上是很难得的，因为1820年美国农业的商品率也只为25%。 在这个全国大市场中，劳动力流动也很容易。这是上海交大曹树基的估计。移民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他们不仅会带来劳动力，也会带来技术和资金。移民流行是不同的，所谓“低端”的移民从人口密集的内地省份流向开发中，即东北、西南等地，而所谓“高端”的移民就向流向江南这样的地区。这些流动，都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资本的流动，前面已经说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由于市场是斯密型经济成长的推动力，所以清代中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全国市场，所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会从中受惠的，或者受惠的程度是一样的。受惠最大的地区，当然就是这个全国大市场的中心地区。 这里我要特别讲讲人力资本的问题。江南由于它的文化和它处于市场中心位置，就使得它有特别优秀的人力资源。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我的书《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里面专门讲了，现在简单地和大家谈谈。 要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必须依靠人。但是现代化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过去的人力资源不同，必须有三大特征，即工作勤奋、重视教育、具有商业精神。没有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力资源，就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国王，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件大事。伊朗在巴列维国王统治的时候，进行了一次“白色革命”，使得伊朗经济迅速起飞。国王希图依靠丰富的石油资源购买西方的技术和装备，在2000年以前把伊朗建设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强国。但是1979年，巴列维政权就崩溃了，就被伊斯兰革命推翻了。有一个德国学者研究这个事件时指出，伊朗国王在极力推进现代化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伊朗的大多数的人民都是不识字的，对现代化毫无了解。这位学者说：你不可能一夜之间把一些牧羊人变成白领工人的。巴列维国王无视这一点，走得太急，加上政治腐败，所以必然会被推翻。 不仅当时伊朗不具备这样的人类资源，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不具备这样的资源，所以它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的很不顺利。而中国是具备这样的资源的，所以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人吃苦耐劳，努力学习，还有商业头脑，在世界上是有名的。 现代经济需要的人力资源，一个重要特点中是要工作勤勉。欧洲人过去也很懒，比方说工业革命以前的英国，被认为是Old and Merry England(古老而快乐的英格兰)。就是说，在这个农业社会里，农忙过去之后，大家就没事了，于是唱唱歌、跳跳舞，虽然比较穷，但是似乎很快乐。但是英国进入近代早期之后，很多英国农民失去的土地，就必须进入工厂做工。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人蜂拥到工厂里工作，而那时英国很多人不愿意到工厂工作，因为工厂工作强度大，闲暇时间少，因此他们宁愿去流浪，也不愿去工厂做工。英王爱德华六世于1547年通过了严厉的惩治流浪汉的法令，该法令把所有无业者都称为流浪汉，给予严厉惩治。健康的流浪汉，将被逮捕，在前胸打上“S烙印，罚做两年奴隶。如果逃跑将判终身为奴.而逃跑两次，将被判死刑。英国议会于1597年颁布了惩治流浪者和长期乞丐的法令，规定凡被认为流浪者或长期乞丐者，均须剥光上衣，当众鞭打，直至流血，然后押回原籍或最后居住过一年的地方，无法查明原籍或最后居住地方的，则送往感化院或普通监狱苦役终身。英国政府就是用这样血腥的手段，强迫失地农民到工厂工作。在荷兰，情况比较好。在近代早期，荷兰人是欧洲最勤快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荷兰经过了“勤勉革命”，人们都愿意为了赚钱，可以放弃休息，加班加点工作。 今天的中国人是非常愿意为了挣钱而工作的，只要给钱，再苦一点也可以干。今天有100万中国人在非洲工作，他们在那里引起了一些文化冲突问题。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位同事做过人类学调查，指出中国公司给黑人工人和中国工人同等的工资。中国工人一个星期基本上工作七天，黑人工作五天，另外两天给他们加班费。但是黑人工人不愿意，甚至抱怨说中国人把我们当做机器，我们挣的钱够吃就行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向中国一样经过“勤勉革命”，所以观念大不相同。 其次，中国人重视教育，这不用说了。在我们这里，我从和邓局长和唐馆长的谈话中得知这里的教育普及到了这样的程度。其实，早在明清时期，江南就是全世界教育最普及的地区之一，大部分成年的男性都识字。西方的传教士到这个地方之后都感到吃。美国亚洲协会会长罗友枝教授估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男子为30-45%，女子则为2-10%。另有学者估计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男子识字率为40-50%，广州城则达到80-90%。但是江南的识字率还要更高。 江南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斯密型成长，这个经历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是中国任何地区都比不上的。这也是在19世纪后期以来的工业化方面，江南比中国其它地区乃至亚洲大部分地区更做得更好的原因之一。当然日本做得更好，所以它能够搭上第二波的工业化的浪潮。但是日本有它的特殊环境，例如日本受到西方的侵略不像中国那样严重。当时西方人认为日本很穷，说“poor country, poor peasants”(贫穷的国家，贫穷的农民)，所以并没有给它太大的压力。而中国比较富，所以西方以中国为掠夺的主要对象。但是即使这样的情况下，到了1936年，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已经是亚洲第二个发达的地区。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的大破坏，江南经济发展赶上日本不是不可能的。战争期间，日本人到江南来调查，就说松江那一带农民住房比日本农民的住房好得多。中国人过去一直叫日本是“小日本”，一个原因是日本人个子矮。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确实矮，因为营养不好。明治维新后，强制规定全国小学生都要喝牛奶，改善营养，后来个子慢慢增高了。而江南人民吃得好多了，鸦片战争前来的英国人看到，说这里农民吃的很好，营养很充足。这一点，我在《“乡民们吃得不错”――十九世纪初期松江食物消费水平研究》的文章里已经讲过了。 今天我们说“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呢？柏金斯说就是“经验与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中国过去留下很多东西，是过去的组织和制度。这些东西是预先放在那里的，如果新的条件一给你，它们就发挥了作用，没有这种预先积累，再好的条件也发挥不起作用。比如说国家给了一些贫困地区大量的资金援助，经济还是起不来。中国政府给第三世界国家大量的援助，像坦赞铁路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年轻时候就知道，中国无偿援助非洲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了一条铁路，修好后中国人走了，铁路就无法营运了。它们的政府又要中国人回来帮给他们管，火车又才动起来。我们不是说非洲人在智力上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经验与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所以他们管不了现代企业。江南人民在经济改革一始后，给了新的条件，就能够很好的利用机会，就做的那么好，就是因为有这个预先的积累。 德国大诗人歌德说：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诗人但丁伟大，它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没有背后几个世纪的文明就没有但丁。罗斯柴尔德他们家族是17世纪最富裕的家族，但经过不只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这些事全部隐藏的比我们想像的要深。所以，我们看今天的江南的经济奇迹，我们要理解这些事全部隐藏的比我们想像要深。 莎士比亚说过：“凡是过去，皆为序曲”。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也引用过这句话。确实，过去发生的事情都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序曲，一个开端。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对待过去的东西，是全盘否定，还是全盘接受？还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不同的态度。 马克思有一段名言，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这段话非常深刻。我们中国现在每个地区的人们都想大力发展生产力，赶快进入全国的前列。但是他们并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他们现有的基础是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的，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生产力。我们江南的先辈经过许多代人的努力为我们留下这样一个生产力，有了较好的经验的预先积累，所以改革政策给我们新的机会、新的技术和新的管理，开放政策使我们可以进入广大的世界市场，我们就能够积极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当然一下子就会走在其它地区的前面了。 在改革开放以前，整个中国经济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东亚地区比不上四小龙，更比不上日本。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全世界平均数的1/4，所以中国确实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当改革开放开始时，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历史？在改革开放前，毛主席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不破不立，破字当头，也就在其中了”；“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也就是说，过去的历史遗产是现代化建设的障碍，所以要破除，造成一张白纸，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今天是历史留下的东西，不是一张白纸。至于我们要把那张纸上哪些东西留下来，哪一些东西改革，这是关键。如果把留下来的东西都看成是不好的，必须扫除，这样就必然出现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的运动。什么叫“四旧”呢？在座的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旧风俗、旧习惯、旧传统、旧文化。要把这些“旧”都破掉，才能创立一个新的社会。所以在“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做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件事，就是到曲阜破孔庙，砸了孔子墓，烧了历代皇帝题赠的牌匾，把历代的衍圣公(孔子的后代)的墓都掘了，把孔府珍藏的七八千册珍贵文献都烧了。我在国外时，外国学者和学生都说这太疯狂了，一个欧洲人，哪怕不信基督教，也不会想着跑去耶路撒冷掘耶稣墓。中国人这样对待自己的历史遗产，结果是中国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很多传统又回来了，对我们经济增长是很有帮助的。 在今天，习近平主席说：“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李克强总理也说：“需要不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改革会带来最大红利，开放会释放巨大活力 ”。改革不仅是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的制度安排，也是未来继续前进的关键。那么，什么叫改革？一位美国学者威廉姆斯写了一本书叫《关健词》，书中说：改革，英文是Reform，意思是就是回到事物的最初的形式。我们并不是说过去留下的东西都是好的，过去留下的东西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聪明人不会扔掉好的东西，而保留不好的东西，而是是把不好的东西舍弃，把好的东西保留。对待自己历史留下来的东西如此，对于对外来的东西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要理解江南的经济奇迹，就要持这个态度。我们的历史遗产，我们一定要珍视，那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宝贝，别的地区还不具备这样的宝贝。当然，不好的东西，我们也要舍弃，这样我们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奇迹长期的保留下去。 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就是学习历史的重要性。鲁迅先生说得好：“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这里顺便说一句，因为在座的大多数朋友不是做历史的，而是做管理、做经济工作的。屏幕上的这个人叫做亨利?福特，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他是真正美国梦的实现者，白手起家，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之一的福特汽车公司。这家公司到现在还存在，而且还是继续有巨大的影响。亨利?福特在他取得成功的时候说：“历史对于我来说一钱不值。历史或多或少就是废话。历史是传统。我们不需要传统。我们要生活在现在，而唯一有价值的历史是我们今天创造的历史”。这是他的话，很多中国人也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学历史干什么，知道古代的事有什么用？但是亨利?福特到了晚年，投入巨资建立了福特工业历史博物馆，到现在为止，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博物馆。他为什么要建这个博物馆，因为他认为历史太重要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如果不了解历史，我们就不能够使我们的国家成功，也不能使我们企业成功。 历史学家经常说：没有古代的智慧，就没有追随者，以后就不能成功。他们也认为解密中国奇迹，就要看中国的历史。所以，我希望生活在这个江南福地的各位，更要珍惜你们的历史。谢谢。 文章来源：伯鸿讲堂第四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