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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南宋诗人杨万里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诗,相信大家都有读过。诗中仅以一汪泉眼、一道细流、一池树阴、数支小荷叶、一只蜻蜓,寥寥几物就勾画出一幅生动的小池风物图,营造了清隽、细柔的美妙意境,让人深湎其中无法自拔。闭目凝思,遐想那只蜻蜓俏立荷尖,珊珊可爱,此时此刻生怕有一丝异动扰乱这宁静和谐的画面,然而,事与愿违,倏忽之间,蜻蜓不见了踪迹,但脑海中留存的那只已翩翩飞来,将其“嵌入”本文的字里行间(准确来说,是它的“复眼”形象),细细珍视,那一个个属于它的词句…… 1. 源起 蜻蜓眼玻璃珠,顾名思义,是指在玻璃母体上嵌入一种或多种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料,从而在玻璃珠表面形成一层或多层类似眼睛效果的图案(一般为圆圈纹样),宛如蜻蜓的“复眼”。国外称之为“复合眼珠”(Compound eye beads),国内也有学者将其命名为“镶嵌玻璃珠”,略近乎此。 图一 蜻蜓的复眼 图二 蜻蜓眼玻璃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蜻蜓眼装饰纹样的诞生有何渊源?这里要说一类物件——护身符,大家是否觉得熟悉?作为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观念或信仰,人们相信佩戴护身符可以帮助自己辟邪、挡险,以保护自身安全或增强信念(人缘、财运等)。在我国,护身符的范畴很广,最传统的莫过于寺庙或吉祥物店请的符咒或挂饰,像平安符、招财符、生肖符和各类开光的挂饰等。需要指出的是,护身符这种“好东西”并不是本国专利,遥远的西亚、地中海等广大地区的人们,也有同样的想法,此类以眼睛为主题的纹饰可能与“邪恶之眼”(evil eye)的观念或意识有关,人们认为存在一种所谓的具有魔法或巫术的“邪恶之眼”,它的目光注视会对人、牲畜乃至无生命的物体造成伤害,如人的疾病、与他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动物的死亡亦或各类工具的损坏等。为了减小或避免这种伤害,人们需要佩戴适当的护身符或辟邪物,蜻蜓眼玻璃珠应时而生,成为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类护身符,它以模仿人的眼睛来分散、抵挡和对抗“邪恶之眼”的凝视,从而保护人、牲畜和物品免受其害。因此,也有学者称其为“恶眼之珠”(Evil eye Bead)。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邪恶之眼”这种共同拥有的观念,直到今天的北非、西亚和欧洲等地区,仍保留着佩戴蜻蜓眼玻璃珠的风俗习惯(图三)。由此,不得不佩服信仰力量的伟大与坚挺,真可谓“信仰恒久远,习俗永流传”。 图三 土耳其伊兹密尔地区生产的玻璃工艺品:邪恶之眼附身符 2. 寻踪 目前世界范围内出土最早的蜻蜓眼玻璃珠可追溯至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约公元前16世纪～前13世纪),最初主要当坠饰使用,即在珠饰上面留有小孔,可供穿系(图四),其后逐渐演变为在珠饰中间穿孔,作为串饰。蜻蜓眼玻璃珠一经出现,很快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流行,并随着人群之间的交流不断向外扩展,如希腊、英国、意大利、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伊朗等。反观我国,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新疆出土了最早批的蜻蜓眼玻璃珠,包括轮台群巴克墓地(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拜城克孜尔吐尔墓地(春秋早期)、且末扎滚鲁克墓地(春秋早期),作为历史上中国与亚欧大陆西部人群、物质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这里发现的“最早”也就不足为奇。至于中原地区,属于最早批的也有几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春秋末期)、河南淅川徐家岭墓地(战国早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战国早期,图六)等。盼睐之间,跳转至战国中期～两汉,这时俨然为蜻蜓眼珠流行的时代,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出土,并且在装饰技法、造型艺术等方面均有改变,流传不可谓不广。遗憾的是,东汉以后,只有零星蜻蜓眼珠出土。相较于悠长的历史,蜻蜓眼玻璃珠的出场时段就显得颇为短促,犹如璀璨流星划过天际,一闪而逝。 图四 公元前14世纪埃及出土的蜻蜓眼珠 图五 伊朗吉兰省(Gilan)出土蜻蜓眼玻璃珠 图六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 蜻蜓眼玻璃珠的形状多不规整,常见圆饼形或椭圆形,有时也有扁方形或柱状,母体颜色多样,但以绿色、蓝色和橘黄色为主,图案纹饰主题为各式圆纹(制造眼的效果),“眼”大多是蓝白相间叠压组成,但中心点多用蓝色。如此丰富多彩的蜻蜓眼珠,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千万不要天真的以为蜻蜓眼珠之间无甚差别。事实上,由于手工制作的随意性,导致了蜻蜓眼珠造型的“变化多端”,因此需要透过缭乱的外表来窥探其意构,一般是根据“眼”的制作方法来进行比较(图七),以下简要介绍其中几类: 图七 蜻蜓眼玻璃珠制作流程(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43页) (1)点状眼珠和嵌环眼珠,这两类珠子的制作方法较为简单,点状眼珠,顾名思义,是将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料滴嵌入母体,修整过程中根据需要使“眼”齐平或凸出(图八、图九);嵌环眼珠将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料制成细条,嵌入母体,与母体部分共同组成“眼”的图案(图十)。 图八 点状眼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九 嵌环眼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十 嵌环眼珠(新疆吐鲁番加依墓地出土) (2)层叠式眼珠(图十一、十二),即先后取不同颜色的玻璃料滴在母体上,由下至上用量逐渐减小(也可预制好“眼”再镶嵌到玻璃珠母体上),这样尺寸不一的玻璃料滴就可以堆叠成别致的同心圆,在制作过程中可使用工具进行适当修补调整。此类“眼”的层数不一,少则两三层,多则八九层,从掉落的“眼”上可一窥其制作工艺(图十三、十四)。值得一提的是,层叠式蜻蜓眼玻璃珠是我国境内出土最早的一类,前文所述轮台群巴克、且末扎滚鲁克、曾侯乙墓(图六)等均有出土。 图十一 战国层叠式蜻蜓眼珠(安徽潜山县出土) 图十二 层叠式蜻蜓眼珠(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十三 层叠式眼珠(下部) 图十四 层叠式眼珠外观 (3)组合型眼珠,作为统称,主要指在玻璃珠母体上采用了多种“眼”的装饰技法,制作工艺稍显复杂。如图十五、十六所示,可以理解为层叠式眼珠的升级版,但又有所区别,珠体表面并存数个大圆圈,大圆圈内套有七个小圆圈,其中一个置于圆心处,其余环绕周围,收藏界称它“七星纹”,也有学者名之为“套圈眼珠”。图十七中将层叠式眼珠凸出于珠体,似“角锥”,两大眼之间采用嵌环眼珠的工艺,制成小眼纹。图十八所示蜻蜓眼珠,其上既有层叠式眼珠的存在,又可见凸出的点状眼珠的痕迹。 图十五 湖南益阳出土战国组合型蜻蜓眼珠 图十六 组合型蜻蜓眼珠 图十七 角锥型蜻蜓眼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十八 组合型蜻蜓眼珠 3. 嬗变 蜻蜓眼玻璃珠作为舶来品来到中国以后,因时地与文化的殊异,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蜕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铅钡玻璃的应用。“石之英华,铸以为器”一文中介绍了中国古代玻璃成分体系的基本情况,就不再述。战国中晚期(公元前4～前3世纪),随着国产铅钡玻璃的诞生,产生了一系列有特色的玻璃制品,其中就包括蜻蜓眼玻璃珠。笔者也对若干湖南地区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进行检测(部分如图二、八、九等),结果表明均为铅钡玻璃,可以理解为古代玻璃工匠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的创制。 其次,造型艺术的突破。早期发掘出土的大部分蜻蜓眼玻璃珠在款型上都可窥见与西方眼珠的紧密联系,在古代工匠掌握玻璃制造技术后,蜻蜓眼玻璃珠的纹饰就大异其趣,极富变化,表现出强烈的本土化生产特征。如湖南湘乡出土的这颗战国时期层叠式蜻蜓眼玻璃珠(图十九),工匠们“傲娇”的弃最初的“同心圆纹”眼珠不用,将它加工成“偏心圆”,酷似正在斜视的眼珠,显得生动有趣()。再看这件湖南沅水下游楚墓出土的战国晚期蜻蜓眼玻璃珠(图二十),除了按部就班的使用同心圆纹装饰,竟还颇具匠心的制出枣核形的“眼眶”,相当细致、形象。还有一类只见于中国的蜻蜓眼玻璃珠,如图二十一、二十二,用小圆点在珠体上布造出菱形、方形等网纹,依此将眼饰间隔成若干小单元,小圆点通常置于玻璃珠母体“空白”处,使图案组合更具观赏性;益阳楚墓出土的这颗腰鼓形蜻蜓眼珠(图二十三),又充分体现了对称之美,眼珠分布三层,上下层各有四中四小相间排列,中层的四个大眼居于深蓝色小点连成的方形中,珠的两端各饰蓝色小点一圈,布局规律,整体对称,此时“眼”的主体地位弱化,似有意为之。 图十九 湖南湘乡出土偏心圆纹蜻蜓眼珠 图二十 枣核形眼眶的蜻蜓眼玻璃珠 图二十一 连点纹蜻蜓眼珠 图二十二 连点纹蜻蜓眼珠(湖南省考古所藏) 图二十三 湖南益阳楚墓M608出土连点纹蜻蜓眼珠 最后,功能内涵的变异。蜻蜓眼玻璃珠最初只是西方流行较为广泛的一种护身符,一般单颗佩戴。而在本国,早期主要作为珍奇之物,用于彰显拥有者尊贵的身份,如随州曾侯乙墓和擂鼓墩2号墓分别出土173和24件蜻蜓眼玻璃珠,其数量远超同期其他墓葬出土,显得弥足珍贵。战国中晚期以后,本土生产的蜻蜓眼珠数量大幅增加,在普通士和平民墓中也能发现,不再归于某一阶层独有。蜻蜓眼珠国产化之余,还作装饰点缀之用,在许多器物身上能看到它的“附庸”,譬如铜带钩、铜镜、铜牌饰等(图二十四、二十五),“前世”的护符功能已抛诸脑后,渐成历史。 图二十四 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铜鎏金镶玉嵌蜻蜓眼珠带钩 图二十五 洛阳金村出土嵌蜻蜓眼珠铜镜 4. 结语 蜻蜓眼玻璃珠是沟通东西的珍贵实物见证,对它的研究也成为中国古代玻璃起源和发展中一项重要的补苴罅漏工作。窥一斑而知全豹,透过这些小而绚烂的蜻蜓眼珠,也可勾勒出一幅不同文明间碰撞与交融的画卷。跋山蹚水的“蜻蜓眼玻璃珠”,初来乍到,即在古代工匠热情的模仿、创造之下,迅速与本土文化融合,烟消了已有的意构,取而代之的是“另类”新奇之物。或许血脉纯正的蜻蜓眼玻璃珠看到遥远的国度衍生出如此外观、功用不一的“子产品”,也忍不住嘟囔一声:“我只是出了趟远门而已……” 附记:“五色”之名,王充《论衡·率性篇》有言:“璆琳琅玕者…然而道人消炼五石,做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魏书·西域》亦记载:“大月氏国,……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故代指“玻璃”。 参考文献: [1]干福熹等:《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 [2]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1。 [3]杨伯达主编:《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4-玻璃器》,河北: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 [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 [5]湖南省博物馆等主编:《长沙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6]常德市文物局等主编:《沅水下游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7]益阳市文物管理处,益阳市博物馆编著:《益阳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黄泥湖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 [9]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考古学报,2012年第2期。 [10]喻燕姣等:《湖南出土珠管类饰物概述》,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十一辑。 [11]刘彬徽等:《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期。 [12]图一、图三来自网络;图二为《里耶发掘报告》图五〇六-6;图四、图五、图十六、图二十四来自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第19、23、29页;图六、图十一、图十五、图十九来自杨伯达主编《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4-玻璃器》第2、21、25、28页;图七、图二十五为干福熹等《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彩图7.6及第34页;图八、图九、图二十二为湖南省考古所提供;图十来自赵志强《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料珠初探》;图十二来自《湖南出土珠管类饰物概述》彩图四七;图十三、十四为笔者检测图片;图十七为奚培坤帅哥发掘出土;图十八、图二十一为《长沙楚墓》彩版四三;图二十三出自《益阳楚墓》彩版三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