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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新中国诞生于1949年10月1日，每年此日是举国同庆的盛大节日。那么，林徽因、冰心、郭沫若和巴金等名人，分别和国庆节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950年：林徽因参与设计国徽 林徽因（1904～1955），原名徽音，福建福州人。1916年，林徽因入北京培华教会女子中学学习。1920年4至9月，随父林长民赴欧洲游历。同年入伦敦圣玛利女校学习。1920年回国入培华女中读书。1921年参加新月社活动。1924年赴美留学，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习，选修建筑系课程，1927年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同年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1928年3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婚后赴欧洲考察建筑。8月回国后，协助梁思成筹建东北大学建筑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徽因任清华大学建筑系雕饰学教授、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委员。她的美术才能在其参与国徽的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在1950年国庆节挂上国徽，全国政协决定分别组成梁思成、林徽因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设计小组和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小组，展开国徽设计竞赛。林徽因在设计中提出“国徽”和“商标”的区别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林徽因说：“我们认为国徽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的大使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所以其必须庄严稳重。因此，我们的基本看法是：一是国徽不能像风景画。国徽与图画必须要分开，而两者之间有一种可称之为图案。我们的任务是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而不要成为天安门的风景画……若如此则失去国徽的意义，所以我们要以天安门为主体，须把它程式化，而使其不是风景画。二是国徽不能像商标。国徽与国旗不同，国旗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挂的，但国徽主要是驻国外的大使馆悬挂，绝不能让他成为商标，否则会有轻率之感。三是国徽必须庄严。欧洲十七八世纪的画家开始用花花带子，有飘飘然之感。我们认为国徽必然是庄严的，所以我们避免用飘带。”由此可知，林徽因不仅是设计小组的领导者，也是小组设计思想的主要源泉。 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以鼓掌方式通过清华大学设计小组的国徽设计。 1958年：谢冰心和郑振铎 在天安门观礼 谢冰心（冰心）和郑振铎祖籍都是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县（今福州市长乐区），郑振铎出生于1898年，冰心出生于1900年，两人既是同乡又是良师益友。 1919年12月7日，两人第一次在北京见面。不久，在郑振铎及其《小说月报》的提携下，冰心成为一个以文学研究人生、改造社会的新文学明星女作家。1931年秋，郑振铎到北平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冰心和他日益熟悉起来，交往日益增多。郑振铎经常介绍冰心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如文学家老舍、篆刻家刘淑度等人。1933年10月，郑振铎筹办《文学季刊》，聘请冰心为特约撰稿人和编委。1934年暑假，冰心、吴文藻夫妇应留学时的同学、时任平绥铁路局局长沈昌的邀请，友情邀请郑振铎等人到平绥线免费旅游。 1936年夏，冰心随同丈夫吴文藻赴美访问游学，从上海上船。郑振铎在他的家里举行饯行宴会，冰心夫妇初次尝到郑老太太亲手烹调的福建菜。就在这次的宴会席上，冰心见到了所尊重而未见过面的茅盾与胡愈之先生等人。冰心在太平洋舟中，还给郑振铎写了一封信说：“感谢你给我们的‘盛大’的饯行，使我们得以会见到许多闻名而未见面的朋友……更请你多多替我们谢谢老太太，她的手艺真是高明！那夜我们谈话时多，对着满桌的佳肴，竟然没有吃好。面对这两星期在船上顿顿无味的西餐，我总在后悔，为什么那天晚上不低下头去尽量地饱餐一顿。” 抗战胜利后，冰心从重庆先回到上海，又一次到郑振铎的家去拜访。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冰心与郑振铎均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1958年的国庆节观礼台上，冰心和郑振铎站在天安门上，扶着栏杆，兴高采烈地一面观看着雄壮整齐的游行队伍，一面聊天。郑振铎说，他要带一个文化代表团到尼泊尔去。冰心说，她也要参加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他笑着对冰心说：“你不是喜欢我母亲做的福建菜吗？等我们都从外国回来时，我一定约你们到我家去饱餐一顿。” 当时，冰心怎么也想不到这是郑振铎对她最后一次说的充满热情与诙谐的话语！10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莫斯科欢迎亚非作家的一个群众大会的来宾台上，坐在冰心旁边的巴金，忽然低下头来轻轻地对她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不要难过！振铎同志的飞机出事，十八号在喀山遇难了。”冰心在突然来临的又惊又痛之中，一时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她不仅难过自己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而且难过中国文艺界少了一位勇往直前的战士。 1963年：郭沫若与钱瘦铁合作制章 1963年国庆节前夕，钱瘦铁应邀来到北京郭沫若家做客，老友相见，十分激动和高兴。 钱瘦铁（1897～1967），江苏无锡人，名崖，字瘦铁，现代书画家。书法诸体皆能，宗法秦汉魏晋。篆刻浑朴古茂，自创一格。出版有《钱瘦铁画集》《瘦铁印存》等。 钱瘦铁一生中曾多次访问日本。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对旅日华人横加迫害。那时，钱瘦铁已和郭沫若成了朋友。日本警察得知郭沫若秘密联络留学生进行革命活动，准备把他拘捕。钱瘦铁获悉之后，立即通知郭沫若做好回国的约定，并变卖书画、篆刻，筹备了一笔钱送给他做盘缠，帮助郭沫若乘坐加拿大邮轮，化名“杨伯勉”回国。 钱瘦铁后来为日本警察所怀疑而遭拘禁，他在法庭之上坚持不跪，并用铜墨盒投掷法警，因此被判刑五年。幸亏经日本友人为之奔走， 终于在1942年获释回国。 这次见面，钱瘦铁特地为郭沫若刻了两方印章。一方是朱文的“鼎堂”（郭沫若字鼎堂），一方为白文的“郭沫若”。这方“鼎堂”章，是郭沫若篆写，再由钱瘦铁雕刻而成的，这也可以说是两人友谊结晶的物证了。 1992年：巴金与夏衍最后相会 1992年10月15日，巴金来到了中国作协杭州“创作之家”（休养所），恰巧文坛老人夏衍在国庆节前夕也到了杭州，夏衍得知巴金来到杭州时，心里非常高兴。 第二天下午，夏衍在女儿沈宁的陪伴下从汪庄来到了“创作之家”。当时，通往“创作之家”的那条小土路正在挖路铺设管道。汽车无法直接到达“创作之家”的门口，而夏衍腿脚有疾不能行走，怎么办呢？员工们急中生智，找来了一把藤椅，用两根碗口粗的毛竹捆扎在藤椅的扶手上，扎成了一把“滑竿”，当两位年轻人一前一后抬着夏衍在茶园的小埂上一颠一晃地向“创作之家”走来时，端坐在藤椅上的夏衍那笑容可掬的模样把大家给逗乐了。 在家人的搀扶下，夏衍笑盈盈地走进了客厅，巴金得知夏衍要来看他，午睡后就坐在藤椅上等候了。两位老人见面后，紧紧握着手，都显得有些激动。已92岁高龄的夏衍，十分清瘦，体重已下降到了63斤，但思路仍十分敏捷，谈吐也清晰，听觉更为灵敏。当旁人在议论“文坛三老”的年龄时，他听到后马上转过脸说：“我同冰心大姐都是1900年出生的，我比冰心大26天，昨天冰心在家里刚过完92岁生日。”巴金听了，马上接口说：“是啊！” 巴金与夏衍相别已有7年之久，夏衍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87年，那次巴金正巧返回家乡四川成都去了。虽然久未相聚，但他们一直相互惦记着。夏衍十分关心巴金的身体，对巴金说：“听说你还在看全集的稿子。”巴金微微点着头说：“是啊！要做的事情很多，手抖得厉害，所以写得不多，用眼看得多些。”其实，巴金何止看稿，他还在为全集的每卷写后记，这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夏衍马上接着巴金的话说：“要多保重身体啊！”巴金听了连连点头，并笑着说：“你也要多保重啊！” 谈话间，有人为他们端来了点心，两位老人见到盘子里盛的是浙江特产“山楂糕”，都会心地笑了起来，因为两位老人平时都偏爱吃甜食，知道这是“创作之家”特意为他们精心准备的。夏衍用满口浓重的杭州“官话”同巴金边吃边聊，巴金则以一口正宗的四川话相对，两位老人的女儿——沈宁和李小林在边上不时地介绍着老人各自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使他们的谈话更增添了家庭式的热闹气氛。 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夏衍起身向巴金告辞时，“创作之家”的员工已备好了文房四宝，想请夏衍在那本巴金题过词的签名册上留个言，夏衍高兴地答应了，俯身在小桌上写下了“宾至如归”四个大字。 那天，会客厅里站满了人，都围在两位老人身旁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他俩都已是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了，仍十分关心我国的文化、出版等现状，他们的话题十分广泛，谈着各自的生活，谈着家庭的情况，时而相视而笑，时而默默相视，不言之情尽在其中。 随后，巴金在护理人员的搀扶下一直把夏衍送到大门口，望着坐在“滑竿”上的夏衍渐渐地消失在暮色之中。 巴金回到住所后对身边的人说：“我和夏公在三十年代就十分熟悉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曾在一起工作，1953年夏公被调到北京，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他停了停接着又说：“1980年，我和冰心组团出访日本前夕，夏公还主持了我们的会议。会后，我们三人在一起合了影。1985年，我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夏公专程到北京饭店约我一同去看望冰心大姐，还在大姐家一起吃了饭。” 1951年，巴金把194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憩园》寄给了夏衍，夏衍读后征得巴金的同意把它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后来被香港电影公司摄制成电影《故园春梦》。过了两年，在茅盾、夏衍、荒煤的关心下，又将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改编成了电影《英雄儿女》。可是，到了1965年10月，夏衍就遭到了公开的批判。这时，也有个别人趁机落井下石，也有人因怕遭到牵连对夏衍避而远之，而正在越南战场上体验生活的巴金一回到北京就同夫人萧珊一起来到了夏衍的家。这在当时的年月里，需要极大勇气。 没想到这次见面是两位文坛巨擘的最后一次相会。翌年春天，即1993年2月6日，夏衍不幸逝世于北京。当噩耗传入巴金的耳中时，他心情十分悲痛。当天，他用颤抖不停的手提笔给夏衍的女儿沈宁写去了一份唁电，电文说：“病中惊悉夏公逝世，不胜哀悼。这是我国文艺界不可弥补的损失，夏公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二十世纪即将过去，夏公的精神长留人间。” (责任编辑：admin) |